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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问路:再不出发,梦就远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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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中国最北
中国最北
到达漠河的第二天，由于误了去北极村的早班车，我决定先在漠河县城里闲逛。头一天傍晚下火车时路过的那个冷清的北陲市场白天热闹极了，整个县城仿佛随着白昼的来临一下子恢复了生气。
刚开始，一个人漫无目标地行走拍摄确实有些找不着北。我只是凭直觉认识到一定要想方设法接触当地人，只有他们才是那些旅行风景之外最宝贵生动的纪录片素材。可是，怎样开始呢？
在漠河的北陲市场，我发现了一排卖煎饼果子的小店。这里卖这种民间小吃不像通常那样推个小车，沿街叫卖，而是在一个个独立的铁皮屋里卖。有这么个小屋，虽然简陋但多少可以抵御冬季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我事先打开摄像机的录制键，选了其中一家走了进去。。xjqi。
女主人笑容可掬，长得也秀气，讲起话来，眼神灵动、双眸顾盼，大家都叫她芳姐。我决定从她开始采访。为了让采访显得自然，我也买了一份煎饼果子，坐在小屋里边吃边聊。虽然第一次并没有拍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可我没有放弃，在漠河待了三天，每天都去一次，甚至两次，每次都买一个煎饼果子。有时正是芳姐最忙的时候，来不及招呼我，我就静静拍下了她忙得不可开交的身影。直到最后一天，芳姐才开始把我当成一个熟人，什么都愿意和我说。这时来了两个顾客，是她的老客户，大家伙儿聊得更欢了。
“我们就爱上你这儿来买煎饼，味道好，人也热情。哎，你这个一天能挣多少钱啊？”
“这个呀”
“你看，一说到关键问题就磕巴了。”
“唉，我这个能挣几个钱啊。”
“你就说你一天大概烙几张饼吧。”
“一百多张吧，你看用了多少鸡蛋就知道了。”
“一天要烙这么多啊，够累的，那你休假吗？”
“我啊，一年只放三天假。”
“哪三天啊？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第20节，
“大年三十、初一、初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我接过话头问芳姐想不想放个假，她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想，光想着给我闺女多攒点钱。”
一时间，小屋里一片沉默，一位顾客喃喃地说：“为了生活、为了儿女，拼呗！”
北极村其实与中国绝大多数村庄没什么两样，但因为它位于中国最北端，身价也就大不一样了。中国人是重视人文精神根基的，是有好奇心、好胜心的。为什么排除万难也要千万里的追寻？也许不光是为了“到此一游”的心理满足感，来到这里的游客似乎都有一种无需言语的心灵默契。
我在北极村的沙洲湾见到了北极点。一个银灰色的金属雕塑成为醒目的地标，远观才发现是一个酷似极光的“北”字。北极点周围的一大片广场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许多重要的城市被标明了经纬度和位置，表示这些城市与北极点的空间关系。草坪上远远近近展示着历代书法家形形色色的“北”字雕塑，把整个沙洲湾装点得极富人文氛围。能够用这么好的创意来呈现和表达“中国最北”，实在令我喜不自禁。ǎ专｛花ǎ楱｛库ǎ� ；http：//www。7mihua。com
逛完北极村，我租了条船开往对岸的俄罗斯小村庄。
我问船夫夏至节那天一下子来了那么多游客，对面的俄罗斯人会不会觉得奇怪？他说对面的人都好奇地跑出来在岸边张望。那天，黑龙江上全是中国人的船，他一个人就开了一百个来回。
船夫四十岁出头，当地人，以捕鱼种地为生。近年来，游客多了，他全年有一半的时间载客游江。我问对岸俄罗斯村子里有没有他认识的人，他说捕鱼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俄罗斯渔民，有时会在一起喝酒。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多年来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一边听船夫讲着，一边观察界河两岸。有趣的是，中方的江岸盖起了好几幢欧式别墅，颇有洋味儿。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跟夏至节的大部队撞个正着。这天的北极村安静极了，当我漫步江边，真有些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
江水清澈，倒映着青山和白云，天空是那么低，就像一顶大花边帽子扣下来。我极目远眺，几乎不需要抬头就能看见山峦与天边的云朵在不远处相互亲吻，那万籁俱静的感觉真像是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我把随身带的几套志愿者微笑圈送给路上遇到的孩子和老人，他们目光中透出的那种纯朴的快乐让我感动。一位农妇告诉我，她一辈子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种地，很少与外界来往。几十年前，北极村还生活着不少俄罗斯人，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渐渐地都离开了。我见这位农妇自己打了一桶豆油准备回家烤俄罗斯面包，细问才知道，这还是她跟以前住这儿的俄罗斯人学的。如今她家里还有一个跟俄罗斯家庭一模一样的炕上烤箱。本以为漠河一带不会像额尔古纳那边一样与俄罗斯人有密切接触，现在看来，边境特有的文化交融还真是无处不在的。
坐上最后一班回漠河县城的大巴，路上看见漠北公路施工路段已全面开工。不久以后，从漠河县城到北极村将有一条多车道的省级公路，这就是火车上认识的顾大哥参与修筑的新路。北极村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村落早已今非昔比，除了因为他们在中国最北这样特殊的位置上，更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呈辐射状影响到全国包括边疆。但愿人们内心希望的田野如沙洲湾的沃土，永远呈现着勃勃生机。
第21节，下岗女工的面包房
下岗女工的面包房
在漠河，我很幸运地错过了夏至节蜂拥而至的旅游高峰，当游客们仿佛一夜间撤离之后，这座充斥着崭新俄式建筑的城市是那样安静，少有路人车辆，我想象中的“中国最北”本就该这样神秘、静谧。就在近乎空荡的街头，一阵悠扬的俄罗斯乐曲声传来，我顺声寻去，来到一家刚开业一个月的面包店，名叫“发娅”。
店里的所有面点都是俄罗斯风味。点心师是中俄混血的第三代俄罗斯后裔，店主来自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店主说在她的家乡这样的面包店满大街都是，因为距额尔古纳仅四小时车程的边境地区室韦，就有政府为俄罗斯族行政规划的俄罗斯乡，那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中俄混血，日常使用中俄双语。
店主生长在中俄边境的内蒙古大草原，从小吃惯了俄罗斯族朋友家的烤面包。后来她下岗了，在尝试了各种行业后选择了开一家俄罗斯面包店。
当时，漠河还没有这种面包店，她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里的市场前景应该不错。就这样，她的“发娅面包店”成了漠河第一家专卖俄罗斯面包的店铺。她眼中的幸福就是“有事干、有钱挣，家庭美满”。她告诉我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虽然创业艰辛，但家庭一直支持着她。为了帮她照料漠河的两家店面，她的父母亲从老家额尔古纳来到漠河，一人照看一个店。
从面包聊到俄罗斯，从创业聊到幸福，我们很快成为朋友。店主还将她在额尔古纳市电视台工作的妹妹的联系方式告诉我，让我继续往南走时可找她家乡的亲朋好友帮忙。
我买了两大块俄罗斯面包，酸酸的味道是用呼伦贝尔草原上盛产的列巴花发酵的，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剂，是最为绿色环保的食品。店主的老父亲是年轻时从山东到北大荒又辗转到额尔古纳的新中国第一代拓荒者，说起话来丝毫不减当年的热情。他对我说，他在家乡时就经常做志愿者，觉得“小家好了是幸福，集体和国家好了是更大的幸福”。这些话出自一个过来人之口，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迹，听了之后丝毫不会怀疑他的真诚。
可是，当我在两年后重访故友，在额尔古纳再次见到这位老人时，他却变得很少说话，神情也有些木讷。我了解到，他女儿的生意后来并不顺利，面包房最终还是关了门。一个曾经给他们全家带来希望的创业机会最后以打水漂结束，而女儿的再就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初老人在他简陋的面包坊里边弹电子琴边唱歌，自得其乐的情景。难道幸福的瞬间注定是要和外在的生活际遇绑在一起？难道生活的困苦总是多过欢乐？再次见到老人的时候，我把《边疆问路》纪录片和当年拍摄他们的素材刻了张光盘送给老人，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曾经的快乐。“不要放弃，要有信心，问题一定能解决的。”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又得到了他们一家人的消息：店主经过几年奋斗，重新在额尔古纳开了面包房，改名为“玛丽莎面包房”。
第22节，
“海培，等你再来时又可以吃到咱家正宗的俄罗斯大面包了！”
生活有时就像股票，总有飘红的时候。我想，老人这会儿应该可以安心地弹起他那心爱的电子琴了吧。
我在漠河停留了三天，临走那天，和漠河的朋友们一一道别。
我专程去了芳姐的煎饼果子店，买了一个煎饼果子。她这一天卖了上百个，吃饭高峰期可把她累坏了。我又去了“发娅面包店”买了第二天的早餐。店主要送我面包，我执意要自己买，放下钱跳上了出租车，向她挥手告别。
顾大哥工作非常忙，白天我留言给他，说晚上就要离开漠河，不知能不能去他工作的地方拍摄，但一直没有等到他的回复。没想到等我上了火车，他突然出现在火车站。他抱歉地说下午一直开会，实在来不及帮我安排拍摄。
老实腼腆的他是专程赶来送我的，可上了火车见到我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便又匆匆下车了。当火车徐徐开动时，我收到了他的短信：“本想多陪你一会儿，但是又怕时间长了我会流泪的，在心里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了，很抱歉今天没能陪你吃顿饭没能亲自开车把你送到车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愿你旅途愉快，早日实现自己的心愿，一路多保重！”
这位不善言辞的大哥，竟然会有如此细腻的一面。记得那会儿采访他，问他“什么是幸福”，他的第一反应是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然后站在原地，答不上来。他说他二十四年来只知道修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后来见到他和他的同事，我才了解了这位大哥的内心世界。
萍水相逢，有缘相聚。离开时，我突然觉得这座小城里像是有我的亲人，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客。我牵挂着那里的人，牵挂着他们期盼的幸福能否实现。带着这奇妙的感觉，我踏上了新的旅程。
漠河，让我感受到什么是海内存知己。
第23节，达斡尔姑娘和额尔古纳的秦姐
达斡尔姑娘和额尔古纳的秦姐
凌晨三点三十三分，火车抵达加格达奇，一个北方小站。
我需要在这里转车去海拉尔，慢慢靠近我的目的地。其实，从地图上看，我下一站想去的室韦俄罗斯族乡就在漠河以南不远，但是要穿过大兴安岭一段森林小路。据说现在雨季，道路湿滑，泥泞不堪。多方打听，都说没有从漠河直达室韦的公共交通工具，要想包车，就算出大价钱，也没有司机愿意前往。只能坐火车先从密林深处杀出来，南下海拉尔后再坐汽车向北折返，行程超过七个小时，绕了好大一个圈子！而这个时候，老段的车早已经沿着边境公路，从漠河直接开往室韦。
我要在加格达奇小站转乘早上六点二十五的火车。凌晨三点多，我睡也不是，不睡出去溜达也不是，只好举起摄像机，就着昏暗的灯光随意拍了些空镜。
不一会儿，一个列车员拿着几个铁牌子没精打采地挪着步子，走到检票口跟前，把刚才漠河开过来的那趟列车的牌子换成了去海拉尔的。在大城市里见惯了电子示意牌，小站这种人工作业反倒让我觉得很新奇。
候车室没几个人，有一个在上海留学的法国小伙子和我从同一班列车下来，他准备前往海拉尔，去内蒙古旅行。我用法语和他聊了起来，他却用中文回答我，有趣极了。我们在两种语言的交织中聊着聊着，开往海拉尔的列车进站了。
半夜转车困得不行，正想上车就睡，却发现我的铺位上躺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见我来了，她腾地坐起身。原来她从哈尔滨上车，为了省钱，卧铺只买到加格达奇。我的票从加格达奇算起，接着睡她的铺位，而她下车地点是下一站阿里河——她的家乡。我请她随便坐，不用挪动，我不着急睡。闲聊中才知道她在深圳打工，而深圳有我的父母，是我长大的地方。我们有了更多共同话题。
姑娘名叫赛云，二十四岁，一张清秀白皙的面庞，下巴尖尖的。她对自己的睡眼惺忪很不好意思，但我觉得这时的她特别可爱。更重要的是，她是我结识的第一个达斡尔姑娘。我很好奇地问了她许多关于她家乡的事儿，美丽的姑娘什么都对我讲，甚至很多她童年生活的细节，一边说，一边望着窗外，神情中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我们那儿出来闯的孩子特别多，我想趁年轻，多到外面见见世面，等以后我有能力了，我一定会回来建设我的家乡的。我其实喜欢这里缓慢的生活节奏，但人生就那么几十年，一直这样过下去又不太甘心。我现在也不想谈恋爱，我想三十岁前都用来读书，出国留学，念一个我喜欢的专业。我认为幸福就是实现自己一个又一个目标。”
这真的是一个从北方少数民族山村里走出来的女孩儿吗？年轻的赛云对幸福的独到见解、对人生的成熟规划和思考让我刮目相看。教育改变命运，奋斗创造人生啊！赛云喜滋滋地告诉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参加她表弟的婚礼的，再加上南方太热了，热得她都生病了，她干脆回来避暑。
我想也对，奋斗的激情过热也会灼伤梦想的翅膀，需要家乡的泉水和清风加以调节和滋润。一个月后，她将重返繁华的深圳，我真心希望这个有理想的达斡尔姑娘能够梦想成真，幸福快乐！
第24节，
在卧铺车厢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下午乘务员来换票。再有一个小时就到达海拉尔了。我揉揉眼睛，一片绿油油的广袤草原一直铺展到地平线，成群的奶牛星星点点散布其间。周围的景观完全变了！森林哪儿去了？我立刻挣脱了恼人的困倦，精神抖擞起来。
下了火车，我打听到要想去室韦，必须先去额尔古纳。但从额尔古纳到室韦的车一天只有一班，能不能赶上呢？这就是没有自驾交通工具的烦恼。赶不上一天一趟的班车，就意味着在一个非目的地城市多耽误一天。
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得搭上最早一班海拉尔至额尔古纳的大客车。像我这样行色匆匆的旅客，通常只能买到客车最后一排最角落的票。不过也好，可以方便观察全车人。那些脸庞方正的蒙古族牧民一路上上下下，男人、女人、小孩都有着绯红的脸颊和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个个憨厚淳朴、目光单纯。天空飘雨，窗外的草原景色雾蒙蒙、湿漉漉的，牛儿们却不怕雨淋，在开满野花的草坡上悠闲散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来到成吉思汗的故乡了。
终于抵达额尔古纳。当天仅有的一班去室韦的车已于早上九点半发车。百无聊赖之时，我忽然想起漠河“发娅面包店”店主的妹妹在额尔古纳电视台工作，在漠河时就听店主的父亲非常自豪地介绍过这个小女儿：年纪轻轻就做了电视台外宣主任，还是当地唯一的女摄像师，自己扛着大机器，采、编、播于一体。当时我就心生敬佩，很想结识一下这位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同行。如今，反正要在这陌生的小城待一天，不如去拜访一下她。于是，我开始拨打店主留给我的电话号码。
拨了好几次都没人接。我估计干这行的都忙，这会儿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呢。果然，待我在招待所安顿下来，这位额尔古纳电视同行秦姐给我回电了，说正在船上采访，听不见电话铃响，等她采访完再跟我联系。
趁有空，我开始四下打听额尔古纳市附近有什么景点。有人介绍城边就是亚洲第一湿地，打车十五块钱即到。
登高远望，我能清楚地看到城市与湿地的交界，真难以想象人们怎么能在这草坡山坳间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家园。比起城市四周一望无际的湿地，人类栖息的面积实在微不足道。蜿蜒的根河像一条游动的巨龙，匍匐在大地上，远远近近的水道支流颇像书法家在大地上挥洒的狂草。据说，额尔古纳地区是马背上的成吉思汗站稳脚跟的地方，他曾在这里饮马，因此人们也把这片湿地中颇似马蹄的河渠称作“马蹄沟”。
我驻足良久，真想顺着那河道沟渠美妙的曲线舞蹈，将这根河的波光化作身上的绫罗飘带，尽情飞舞。
从马蹄沟回到招待所，我耐心地等待秦姐的电话。可是左等右等等不来，我只好打开电脑先写写博客。正当我写得入神，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随后是一阵敲门声。我很奇怪，难道房东有什么事找我吗？打开房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满头大汗、两颊绯红的女士，房东站在她身后指了指我说：“北京来的，就是她。”
“哎呀，你是海培吗？”
“我是啊，你不会就是秦姐吧？”
“哎呀，可算是找到你啦！都快急死我了！”
第25节，
原来她按照约定一忙完就给我打电话，可偏巧我的手机没电了处于关机状态，而我因为专心写博客没察觉。焦急的秦姐打不通我的电话，只好在汽车站附近的旅店招待所一家一家查问，折腾了近四十分钟才找到我。我听了后觉得特别过意不去，秦姐却一点儿也没怪我，她告诉我她的确很着急，因为我们已经约好，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找到。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我和她素昧平生，就算是和她的家人也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她竟然为了一个约定，如此诚恳认真。现在想来，我与秦姐的初次见面颇有点戏剧性，她给我留下了的第一印象也极为深刻：热情、实在、干练。她说话中气十足，笑容温暖且富有感染力，一看就是个实心眼儿的人。
我的运气好，一路上尽遇到贵人相助。联系到秦姐的第二天，正好赶上俄罗斯民族乡室韦举办首届额尔古纳河两岸中俄百姓的联欢活动。作为额尔古纳电视台的外宣主任，秦姐联络安排了内蒙古电视台和呼伦贝尔电视台的两名记者一同前往。秦姐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已经专门为我留出了车上的座位。同行的王哥是省台名牌栏目的制片人，还有一位是呼伦贝尔电视台的年轻记者小杨。王哥告诉我，他在前几天来呼伦贝尔采访时认识了秦姐，被这位女同行扛着摄像机冲锋陷阵的模样所打动，又听说室韦将举办活动，而秦姐正希望寻找渠道把她的家乡宣传出去，于是他决定留下来报道这条消息。呼伦贝尔电视台的小杨则长年与秦姐合作，来这里出差往往连设备和摄像师都不用带，只要人来了就行，因为秦姐会扛着机器直接拍摄，并把素材剪辑好提供给上级的呼伦贝尔电视台。
遇到同行，他们对我拍摄纪录片的想法更容易理解，甚至对我能这么自由自在地一个人走边疆采访有些羡慕。当然，他们也很清楚作为独立制片人的困难，不太可能获得所谓体制内的诸多支持。他们都愿意让我搭个便车，一起完成中俄边境老百姓联欢活动的拍摄，还给我安了个临时身份：北京来的记者。就这样，我意外获得了一次好题材的拍摄机会，和这几位同行一起坐上额尔古纳电视台安排的采访车前往我原计划的目的地——室韦俄罗斯族乡。
走遍天涯都有朋友，这感觉真好！
在中俄联欢会现场，我的小DV也不忘追踪着秦姐的身影。她扛着摄像机的神情是那样的专注，挺直的腰板，高挑的身材，短发齐耳，真是帅气十足，而那纤细的手指又显露出了她的女性特质。要知道，她肩上的摄像机足足有二十斤呐。她不但要长时间手提肩扛，还要动脑筋选景、构图，与被拍摄对象交流，调动现场气氛，别说是一位女性，就是个壮实的男人也会累得够呛。更何况，采访之余她还要公关，与当地政府、主办方联络，协调各项事务。工作时她始终热情洋溢，神采飞扬，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可当她闲下来时，却常常一个人抱着摄像机发呆。我想她应该是精疲力竭了。
为了不给秦姐添太多麻烦，我在当天入住酒店时对她说住宿费我自己来付。她立刻说：“你可别再提这事儿了，别让接待方听见，你就当是和我们一块儿来宣传采访的。对方都是有接待安排的，反正你远道而来不容易，秦姐能帮你的就一定帮你了，帮不了的我也不会瞎说。”不过，当接待方问我们有几个人要几间房时，秦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一副热心肠的人，在额尔古纳电视台独当一面，连省台的王哥也佩服不已：“术业有专攻，像秦姐这样又懂摄像、又能写、又能主持的全才在省级电视台也难见到几个啊。”
秦姐曾就读于山西广播电视专科学校，毕业时她本有机会留在省台的，但为了信守婚约，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并如约结婚生子。一个县级市的电视台虽小，但辽阔的大草原有着拍不完的美丽风景和民俗风情。秦姐把走村串户的拍摄任务称作“下乡”，十几年来，她的镜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纯朴的乡亲。
后来，离开室韦前往海拉尔的途中经过额尔古纳，我特意去探望了她。额尔古纳电视台是一幢老旧的白色砖房，连个像样的门牌都没有，走到跟前才看到几个小牌子，写着：呼伦贝尔电视台额尔古纳市记者站。
秦姐一个人在空空荡荡的楼上默默地编辑着在室韦采集的新闻。我看到她们用的后期剪辑设备还是我十年前在央视工作时用过的模拟对编机，其他设备更是落后十年不止。很多人也许会以为但凡在电视台工作就意味着春风得意，殊不知比起大城市的电视台，基层电视台是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锻造出了敬业、能干，全能多才的电视媒体人。
秦姐对我专程来与她道别很是意外，我们的感情比刚见面时更深了一层。她如果到北京来工作，说不定会是一位文艺女青年吧。我不能说小地方束缚了她的才华和视野，因为她分明以一位同行的身份真切理解了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并且给予我最真诚的帮助和支持。
不想打扰她太久，我对她说送我去海拉尔的车等在楼下，后会有期。她突然眼眶湿润，紧紧与我拥抱：“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带着这样的温暖，我再次上路。
我想我一定会时常想起秦姐，在今后漫漫的人生旅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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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说东北话的蓝眼睛
说东北话的蓝眼睛
那次去室韦的经历依旧历历在目。那天，我一大早坐上秦姐安排的车；与内蒙古电视台的王哥和呼伦贝尔电视台的小杨一道，直奔边境名镇室韦。
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缀满了黄色、紫色和白色的小花，阳光将湿地草甸染成金色。一路向北；原本还在火车上为“森林不见了”而怅然的我，又渐渐回到了长满白桦树的童话世界。
一到室韦，江边小广场上热闹极了，卷发碧眼的村民三三两两走向江边，让人一时间直犯糊涂：我这是在哪呢？迎面走来的“外国人”会突然用地道的东北话跟我打招呼：“姑娘，哪儿来的？”
乡长介绍说，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室韦、恩和两个乡镇集中居住着一千四百多位俄罗斯族人。他们是华俄第二、第三代混血后裔，会说汉语、俄语两种语言，几乎完全保留着对岸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能歌善舞，家家户户都会做最正宗的俄罗斯列巴（烤面包）。
这次的联欢活动据说是近百年来中俄两岸共同举行的头一次。过去，两岸居民天天隔江相望，却从没有这样正式交流过。如今虽然仍不能随意跨越国界，联欢活动也只是隔着额尔古纳河进行，但毕竟是一次破冰的行动，两岸百姓热情高涨。我到现场时，看见河两岸早已架起大喇叭，联欢会正一边出一个节目交替进行着。好几位扎着花头巾的老奶奶很兴奋，抓起话筒就冲着对岸用俄语大声喊起来，声音激动得发颤，蓝眼睛噙着泪花。我问其中一位老奶奶刚才都跟对岸邻居说什么了，她又立马换成了东北味儿的汉语：“我跟他们说：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对岸，我想他们，我在中国和儿女小孙子生活，欢迎你们到中国来玩儿！”原来这位快八十岁的老太太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对岸，直到嫁到室韦。她的中国血统的父亲和俄罗斯血统的母亲却留在了那边。后来两岸的居民不能像从前那样过河互访了，所以可以想象老奶奶此时此刻的心情。
随着联欢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歌声此起彼伏，两岸百姓唱起了同一首歌——《小路》。有趣的是对岸用俄语，这边用汉语。唱着唱着，两岸的人们都开始情不自禁地往河边走，还不停地向对岸挥手。我知道村民们和我们这些好奇的游客不同，我们向对岸挥手只是表示友好，而他们的身上却流淌着部分俄罗斯血液，他们有亲人在对岸。这也难怪他们为何时而欢乐，时而伤感。
我不禁想，这些不论长相、语言还是生活习惯都更接近于俄罗斯的中国边境居民到底觉得自己更像中国人呢还是俄罗斯人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吸引着我。
王哥的采访风格与秦姐大不相同，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他有着更多诗意的想象。夕阳西下，我们一起拍摄着映红了天际与额尔古纳河畔篱笆围栏的晚霞。面对眼前的美景，王哥忍不住即兴吟诵起来：“蛙声四起、芳草如云、夕阳暮色，天上还有一轮残月，日月当空。身后还有一位女骑手，正在缓步下坡，骑士时代，中世纪的庄园贵族！”我回头望去，果然有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族少女骑着高头大马悠然地向我们走来。
第27节，
我打开摄像机和少女聊天，她说挺向往俄罗斯那边的，想去看看。王哥也兴味盎然地开始了他的“记者提问”：“你觉得那边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有时候想起自己的身世，那么一个遥远的往事，心里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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