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现场解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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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刘邦还处在发展初期，按照常理，应该礼贤下士，如此倨傲，难道不怕影响革命大业？
　　礼貌，首先是家教和习惯，刘邦没这个家教，项羽或许有也未可知，所以怎么舒服怎么来，不拘小节，这是第一层。及到混迹江湖，阅人无数，待人接物就不能简单以“礼貌”或“倨傲”所概括了。此时的刘邦已经把当初做亭长、做基层干部时的那种大大咧咧的习惯升格为一种做派或者作风，在外人面前故意装大老粗、没心眼，以疏阔示人，不露自己的真相，这是第二层。这类领导今天到县乡常能见到。具体到见郦生这件事，刘邦在西进路上，定有类似的儒生不断上门来建言献策，就像今天的大企业老板，天天有拉赞助的上门提供“惊天动地的策划案”一样，见多了，自然不新鲜，内心也有点儿鄙视，但又不好拒之门外，所以态度倨傲。如果来者是兜售空头战略的，这个态度就挺合适，如果来者有真才实学，刘邦也好，曹操也好，这类枭雄会马上改变做派，聚精会神地听你讲，认认真真地和你讨论，恭恭敬敬地礼遇你一把，让你很快就会有受到重视的感觉，要是再加上两句高屋建瓴的点评，给予你价值上的认可，你马上就会有得遇明主、碰到伯乐他爹的感觉。
　　享受到刘邦洗脚接见的除了儒生郦生外还有豪强英布。英布去见刘亭长，老刘又在洗脚——电视里有请皇帝给方便面做广告的，其实洗脚城请皇帝更贴切——英布心里很不爽，但从刘邦处出来，被带到刘邦给他安排的住处，哇，和刘邦的一个级别档次，英布马上又欢喜起来。先抑后扬，先冰浴后桑拿，刘邦最会忽悠人。
　　做领袖有时会端着架子，礼貌得要命，有时也会端另一种架子，不礼貌得要命。拿破仑就爱坐在马桶上给将军们面授机宜。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叫《走向共和》，其中有个场景是袁世凯做总统后，在新式的洗手间里和亲信商量事情。一边如厕一边办公和一边洗脚一边见客一样，不能以不礼貌简单论之，这是一种成功人士的心理满足形式。所以单就这场戏而言，我就认为导演颇见功力。话说到这儿，也不妨提提周恩来。周也有在马桶上办公的习惯，回忆记录此事的是他的秘书，当然作者给的理由是周总理患有便秘，为了不浪费时间，每天早上就和他的秘书班子在卫生间议事。周公待人接物非常儒雅，礼数周到，这是有公论的，他不仅对外宾和民主人士执礼甚恭，对待部下也常是衣冠楚楚，极为客气，唯独对秘书等身边人才如此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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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邯的啜泣声回响千古（1）
王离军既没，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嫉妒吾功，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
　　陈馀亦遗章邯书曰：“……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郤，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
　　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军汙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秦二世皇帝三年（公元前207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0～292页
　　巨鹿一战，帝国和反抗者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攻守之势易也。
　　二世胡亥领导集团如果能在此时改弦易辙，励精图治，君臣一体，将帅一心，或能再坚守几年，也许还有翻盘的机会，因为反秦势力内部也多有间隙，不是铁打一块。
　　但是，秦帝国外忧未止，内患日剧，章邯孤军一支，本已不堪重压，而中央已经大脑梗阻，油盐不浸。所谓气数已尽，盖指此也。
　　章邯是秦帝国最后一根支柱。秦帝国最精锐的部队是蒙恬戍边的三十万正规军，因主帅被政治迫害，所以到陈胜起义时，这支部队改由王离率领，但在战斗中，反不如章邯所部厉害。而章邯的部队因兵源不足，还编入了劳役的犯人、奴隶，尽管如此，战斗力仍然不弱，先把陈胜的主力之一周文打败，继而在定陶击败项梁。直到和项羽在巨鹿决战之前，用所向披靡来形容章邯所部并不为过。当是时，战事都在原楚、赵间进行，秦仍据殽函之固，关中千里，仍有可观的战争资源可供利用。但是，政治上的昏暗让前线军事上的胜利显得毫无价值，章邯内心之气苦恐岳飞、文天祥犹不及也。
　　总结一句，浑蛋做皇帝，忠臣很心苦。
　　秦帝国暴虐天下，激起民变，但此时国家机器仍在，平乱的资源仍然具备。晚清太平天国时期，失去东南赋税之地，清政府内忧外患，资源相对应该不及秦国，但是咸丰、慈禧前后主政时期，对在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湘军：一、政治上坚定支持；二、在一切战争资源的供给上，有银子出银子，没有银子出政策，可谓识大局，讲政治。反观秦朝当时的情况：章邯派代表返回首都汇报工作，寻求支持，得到的却是闭门羹和追杀。
　　二世是秦国资产的负责人，形势如此危急，他即使再耽于玩乐，也应该关心一下前线的战事，应该和前方统帅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在这方面，秦国肯定有完善的制度，秦灭六国，大多是秦王居咸阳，很少御驾亲征，而是派统帅出征，即使古时通讯交通再落后，中央也一定会定期通过专门的渠道了解前线的状况。读高阳的小说，我们知道在清朝就有什么“六百里加急”的专门汇报制度，相当完备。其时只要二世过问战事，赵高尚对二世有所忌惮，前后方的信息便大致可以沟通，最起码，章邯能拿到个空头支票和精神鼓励，多多少少也有点儿心理补偿。然而连这一点都没有，自己派去的汇报人员反而遭到追杀，这个时候，章邯第一反应是气晕，第二反应是气愤，气愤之余，就是报复，老子投降敌人，让你重新认识一下老子的价值。
　　章邯向项羽投降，“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一个统帅大军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见到往日的对手竟然痛哭流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这是一种被小人愚弄的悲哀，是一种气苦憋屈到极点的悲哀。
　　

章邯的啜泣声回响千古（2）
英雄流血不流泪，当一腔热血毫无价值之时，也会像怨妇一样啜泣。章邯的哭声，穿透千年，至今依然可闻。因为像章邯这样境遇的人，永远会有。
　　想一想，能和项羽这样有妇人之仁的英雄泣诉衷肠，章邯也还算幸运的。有很多人，直接就给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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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阉人（1）
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过。
　　高前数言“关东盗无能为也”；及项羽虏王离等，而章邯等军数败，上书请益助。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弟赵成谋……二世自杀。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乃立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秦二世皇帝三年（公元前207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2～294页
　　“指鹿为马”是一种支持度调查，也叫信任投票，只不过牵头鹿到朝廷之上，有些匪夷所思。民主社会搞信任投票这一套，威权社会其实也搞，只不过后者的票数那是相当集中，萨达姆曾得过100％的选票。从赵高到萨达姆的历史告诉我们，支持度越接近100％，这个政权就越危险。物极必反，票高必倒。
　　赵高举行了一次公务员考试，表面上考的是动物学知识，实际上考的是政治敏感度，考大家怎么站线。赵高敢这么高调地指鹿为马，不仅考自己对群臣百官的威慑程度，也考对二世的控制程度。秦二世胡亥已然认出那个畜生是鹿，但赵高说就是马，二世最后也没争辩，赵高对这个结果那是相当满意。
　　赵高是秦二世的福星，也是秦二世的灾星。所谓“生死两妇人，成败一萧何”说的是韩信哥哥，二世哥哥则是“生死一阉人”。
　　秦二衰、赵阉人、李仓鼠，三个人，用了三年时间，把并吞六国、席卷宇内的秦帝国三下五除二，几脚就踹没了，牛人三个。
　　从历史文本交待的一些细节看，赵高对秦二世平日里并不是肆无忌惮，为了免责还装过病，直到最后实在隐瞒不住了，才索性把敬爱的二世皇帝干掉了。赵高和二世相处多年，有师生之谊，在始皇帝积威之下，对二世兄可谓“敬爱”。赵高隐瞒前线战况好理解，但最后杀二世的举动，不是很好理解。后世皆认为赵高是个标准的小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评论赵高说：“秦之所殄灭而降辱者，六王之后也；戍之徒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县之民也；而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故怨在敌国，而敌国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祸必发于小人。故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圣人且难之，况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测也，刚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秦的功绩是灭六国，立郡县，受侵夺的是六国之后，受压迫的是郡县之民。但是，灭了秦帝国香火的，是阉人赵高。王夫之只能在圣人的经典里找答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我们总觉得似是亦非是。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有个孩子因偷了家里的钱去玩游戏，后来怕父母知道，索性杀了父母。这也是“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赵高有些畏惧二世，可能是因为非常喜爱他，他最害怕的也许就是二世对自己的失望，他内心最不能接受的可能就是二世面对面的抱怨和指责。有个故事，说有个人面对大恩人，无以为报，索性一刀砍了恩人。赵高的心理或和这个故事有类似之处？
　　我始终觉得赵高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他在二世面前一直保持着忠诚、博识的形象，他无法接受二世看破这一切之后的一切的一切。他杀机一起的刹那，肯定有丰富的心理活动，应该也有斗争和犹豫。以丧心病狂来解释赵高的行为，能说得通，也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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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阉人（2）
二世临死之际，有两个细节：第一，他问身边的近侍，如果你们早点儿告诉我，何至于此？近侍的答案堪称经典：“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最后知道阴谋的总是受害者。第二，二世问，能不能见一下丞相赵高，回答是见不着，二世这时最想做的事，就是盯着赵高的眼睛，一切尽在不言中。二世又接着请求，愿得一郡为王，愿为万户侯，愿和老婆一起做平头老百姓，条件越开越低，答案却只有一个“弗许”。不过最后一个条件在死后满足了：以黔首葬之。
　　赵高弑（用个专业的词）二世之后，又立子婴为秦王，等于宣布统一的帝国法统更改，继续回到了战国时代。许多事情，退而求其次亦不可得。
　　子婴究竟是秦始皇的儿子，抑或孙子，没闹清楚，反正是秦始皇的嫡子孙。他在祖业毁灭的最后时刻，把帝国不赦的罪人干掉了。《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凡二年）◎《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凡二年）
　　

过秦论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贾谊论曰：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6～298页
　　秦帝国猝亡，震惊了当时代的所有人。要知在秦之前，夏、商、周，都是几百年的江山，这种长间距的朝代更替，影响了秦始皇，所以他说起来一世、二世到万世连个磕都不打，也影响了当时代所有的人。强大的帝国眨眼间大厦颓倾，对当时人们的震撼那是相当大。
　　子婴是秦始皇的儿子也好，孙子也好，最终作为亡国之君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最后成了考察刘邦与项羽政策水平的符号性人物。刘邦讲政策，留下了子婴，项羽不讲政策，杀了子婴。毛泽东熟读史书，深知杀降不祥，因此对国民党俘虏比较优待，他老人家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秦帝国诚如贾谊《过秦论》所言，“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土崩瓦解于瞬间。这种巨变在当时就是社会学热点问题，一直到后世，说起王朝兴衰，天下兴亡，莫不从秦亡说起。开言不说秦二世，说尽兴亡亦枉然。
　　贾谊的《过秦论》是经典的总结性文字，全篇行云流水，文采极好，最后把主题扣在了“仁谊不施”四个字上面。对不对？对。但是，这个答案也过于“标准”了，套在谁头上都行。
　　讨论秦帝国的灭亡原因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文章，相信是汗牛充栋。我这里，只能凭感觉说两条。
　　从民意基础看，“天下苦秦久矣”，确实是“仁谊不施”。一是政治高压；二是经济上国有重点工程太多，劳民伤财；三是严刑峻法，以暴力为先，人民的私人生活空间不够。注意，从报道看，秦帝国没有出现后世经常出现的苛捐杂税过多、官员腐败等问题。
　　从施政得失看，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力量让人心归附，反而焚书坑儒，拒绝和文化精英合作。当时整个社会还不习惯过大一统的生活，巩固人心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也是个历史性的任务，交给秦始皇父子完成也确实有些困难，但他们忽略了全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的确是个错误。这个任务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基本完成，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框架终于构建起来了，以后就只剩逐步完善的装修工程了。
　　从政权交接看，完全失败，秦始皇没有做好安排，如果接班人选择好了，即便出现前面这些问题也可以拨乱反正，也可以萧规曹随。总之，坚持正确，修正错误，和我党一样，执政经验越来越多，手法就会越来越高明。接班人选错了，不仅好的经验不一定能留下，而且所有的失误都会无限放大。说实话，哪朝哪代不对老百姓严刑峻法？哪个皇帝不搞重点工程，穷奢极欲？变相搞过焚书坑儒的也是屡见史册，也不一定就会一夫发难全面崩溃。
　　儒家讲究“好人政治”，虽然不符合现代理念，但咱们中国的历史反反复复就是证明了这一点。
　　

黄袍加身岂止在陈桥（1）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8～299页
　　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是刘亭长的基本班底。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陌生人靠规章制度、操作手册一类的东西是组织不成有战斗力的团队的，领袖或者老板要有自己的班底，要有一帮子弟兵，虽然事业做大了，要及时地把人才路线更张为“五湖四海”，但老班底沉在下面仍然是基础。
　　所谓老班底，就是发家之前即相识，甚至是亲戚，老板和他们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谁能喝几杯，谁能尿几壶，大家都清楚，该交底的交底，该承诺的承诺，合作的条件不待明文规定而各自门儿清。班底一旦形成，在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就会起到最后防线的作用，也会形成一个核心的利益集团。
　　有句俗语叫“家鸡撵得团团转，野鸡赶得到处飞”。“家鸡”一般情况赶不走，对于基本团队的稳定有帮助，事业发展之初，老板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源吸引人才，只能靠原来的人脉资源启动。在发展过程中，难免有人事振荡，这时，老班底又像压舱石，能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
　　老班子的素质一般不是最优秀的，很少有老板像刘邦这么幸运，一开始就得到萧何、曹参这样的人物，所以当事业发展，老班底不敷足用的时候，就要吸引更多的人，就要搞五湖四海。
　　这样，在一个集团内部，就会形成###派和新人的某种对立，老板在其间肯定是最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用以平衡、制衡的一套心得和办法，就是传说中的权术。优秀的老板就是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把老班底不断扩大。
　　这里面，老板的格局器宇是关键，没有这个，终究是土匪；有了这个，那叫执政党。
　　“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我认为萧何的作用最大，做一方诸侯，做割据的军阀，有张良在侧韩信在前足矣，要坐天下，则不能少了萧何。
　　萧何进了秦丞相府，不知是哪位丞相，李斯耶？赵高耶？这已经不重要，关键是“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萧何的治国意识就此可见。我们讨论到，当是时，各路英雄，不论六国之后，不论郡县之民，对未来的设想多数倾向于复辟“天子虚位、列国并存”的体制。能认识“皇帝”这两个字的价值的，可能只有刘邦、萧何。张良是复辟派，韩信也是，猴急急地要封王。刘邦和萧何的心是相通的，甚至说刘邦在这个阶段受到了萧何巨大的影响也说不定。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往往是下属抬起来的，黄袍加身不只宋朝有，只不过陈桥兵变的那帮兄弟们做的比较明显、具备形式感而已。
　　刘亭长乍入皇宫，“帷帐、狗马”我所欲也，“重宝、妇女”亦我所欲也，人性底层的毛病和欲望统统暴露，这不算什么，不这样做反而有些矫情，显示不出乡村干部的淳朴本质。让人意外的是，卖狗肉火锅的樊哙语出惊人：“你是想做皇帝呢？还是想做小地主呢？”皇帝可以天天猪肉大饼，小地主只能逢年过节改善伙食，这个选择题出的比王小丫有水平。
　　如果屠狗之辈有此见识，后来韩信还耻于与樊哙为伍，那就是韩信有毛病，韩信有毛病虽不至于死，但确实欠扁；反过来说，如果韩信没看错人的话，那就有这样的可能，樊哙这几句回响于历史天空的话是萧何一字一句教的，著作权是萧何的，只不过借樊哙的大嗓门和威武气势发表一下而已。如果真是这样，张良“愿沛公听樊哙言”的劝告就有点儿晚了，落在萧何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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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袍加身岂止在陈桥（2）
我甚至这样联想，“进了咸阳做皇上”这句话，萧何早就已经念叨给刘邦听过了：黄袍已经加身，登基还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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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忽悠人一个坑人（1）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桀，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既定河北，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奈何？”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9～300页
　　“约法三章，话一句耳！”我忘了这是哪位古人说过的，印象很深，所以每当读书读到此处，看到刘邦忽悠三秦父老时，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冒上来。甚至后来每当看到有人在信誓旦旦地描绘美好未来的时候，每当有人在言之凿凿承诺要如何如何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话一句耳”。锐圆在伟大的祖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人生观谈不上，人生经验还是有一条：对美好的承诺和许愿怀疑一下没坏处。“听其言，观其行。”对###如是，对其他人也不妨如是。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汉法多承秦法，“悉除去秦法”盖不可信。我不是学法律史的，也没读过这方面的书，但总体感觉，在中国，历朝历代，法本身如何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执法者的尺度掌握。“公门里面好修行”，是一个方面；“灭门县令”是另一个方面，　都是讲掌握的尺度，和秦法、汉法，抑或《大明律》、《大清律》，关系不是很大。直到今天，李敖都说我们的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方面非常充分。但是，我们的宪法实践则远远不如那些“差劲”的国家。
　　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了什么人？什么人杀人？伤人到什么程度？盗了多少？抵什么罪？刘邦一句话就能把如此繁复的立法工作全部搞完？我认为关中父老之所以欢迎刘亭长，关键是“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一是灭了暴秦，二是纪律尚好，后来军队没有驻扎在咸阳，而是“军霸上”。“约法三章”在今天看来，任何一个原始部落都自然而然能做到。如果说真的是刘邦的“约法三章”起了作用，那主要也是因为关中父老由此感觉到刘邦是个讲法制讲道理的人，一支武装，讲道理就是军队，不讲道理就是土匪。
　　项羽是作为刘邦的反衬出现的。项羽在河北灭了王离，降了章邯，全部击溃了秦帝国的主力军团。当他胜利之后环顾形势的时候，发现刘邦卡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搞叛乱和政变，不控制首都不是瞎整吗？！另外，对秦皇的仇恨还没有宣泄，于是项羽挥师西向。
　　项羽在西进过程中坑杀降卒。关于此事论者众矣，但多从道义、人性的方面批评项羽杀降不祥，如此而已。其实在技术层面，项羽也是有些不得已，人心浮动，不好控制。整建制的部队投降，从现代的经验看：一、要把将帅和士卒分开，降将不能继续带降卒，否则上下一体，随时可能复叛；二、降卒要化整为零，溶解到老部队中。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兵源基本上是国军的俘虏，共产党对俘虏兵，一是洗脑，看一出《白毛女》或《血泪仇》，进行阶级教育；二是均匀地分配到老部队里，即使是对起义的部队，也是这样，傅作义的部队在北京起义之后，没俩月，他就找不着了，去哪儿了，掺到解放军里面了。项羽为了保持江东子弟兵的纯洁性，想不到这些招数，没招了，就用最笨的招，坑杀。
　　

一个忽悠人一个坑人（2）
项羽所坑者，应该都是章邯所部，联系到项羽后来封章邯为雍王，留守关中，而在这之前又把章邯所部尽皆坑杀。从关中父老看，对项羽是痛恨，对章邯是怨恨，章邯王关中绝无人望可以定矣。项羽封这么一个“跛脚王”防范刘邦，岂能有功效。
　　项羽以为有八千子弟兵，骁勇无敌，即可纵横天下。这哥哥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不知道笼络人心，网罗人才。章邯是个人才，以文职官员，率民工和囚犯，灭了很多起义军，可见其绝非等闲。要用人，就要给人才起码的环境，项羽把章邯的兵都杀了，章邯就是想死心塌地地为项羽打工，但却连自己的小兄弟都罩不住，活下去的面子都没有了，基本上也就是个废人了。项羽不能用降卒，亦不能用降将，最后还是个“一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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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片《鸿门宴》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300、304页
　　“鸿门宴”大家都很熟悉，故事就不复述了。
　　范增观察人还是有一套的，刘邦反常了，贪财好色的老毛病改了，虽然我们知道是在樊哙（背后可能是萧何）、张良同志的帮助下改的，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反常就有猫腻，结论就是“其志不在小”。
　　后来事实证明范增的判断是对的，刘邦克制自己，必有所图。历史大片《鸿门宴》播映以后，范增观察判断人的方法普及了，以后的同志们为了韬光养晦，干脆贪财好色，以自污迷惑对手。总之，兵不厌诈，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方式可以变化无穷，根据时间、地点、环境和要诈骗的对象灵活运用就是了。遗憾的是，刘邦不知道范增这么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