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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现场解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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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秦体制看，皇权和相权分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现在看来还不是一体。从赵高的话里透出，这样的政变没有丞相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次宫中的太监与府中的丞相合谋的废立更改式政变，这种模式一旦确定下来，历史就不会只上演一次。
三、赵高是个极强的心理专家，马上拿出五个项目让李斯和蒙氏PK，“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李斯一看PK不过，就选择了和赵高合谋。
四、秦始皇托于赵高的遗诏没人听，被截留了，但伪诏却得到了忠实的执行。扶苏奉诏自杀了。扶苏乖乖自杀，我很不理解，以前的经验是“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次却是胡亥在内而继位，扶苏在外而命亡。扶苏有皇长子身份，有手握兵权的蒙恬拥戴，连将在外对君命都可以有所不受，何况自己是最有条件和资格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可扶苏连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意愿都没有。能解释的理由只能是，父皇积威之下，压根就没有想过抵抗两个字，要不就是像下三滥的文艺片，遭受遗弃，心怀怨怼，索性死给你看。
五、赵高、李斯派一队使者，不仅逼死了扶苏，还让带兵三十万的蒙恬束手就擒，看来，秦政令军令严肃，法纪严明，人人都已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阵仗，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秦始皇说一不二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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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迷千古
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0页
为帝王造陵，是最劳民伤财的事情。今天，当许多陵墓成了文物古迹甚至世界文化遗产而备受保护的时候，我担心有人会忽略了当初造陵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中国最有名的帝陵当属秦始皇陵。
在过去，人们对于秦始皇陵的想象源于上面的这些文字。到了20世纪70年代，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和挖掘，让想象有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味，让中国人吹牛有了新的资本，拍电影有了好的题材，祖宗真是为我们长脸。
秦陵尚未被全部挖掘，对待此事有两派，有速掘派，称挖出来每年会有25个亿的GDP；也有缓掘派，认为现在技术水平不够，怕把古人的宝物氧化掉。真正的不掘派似乎是没有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利益也都是当代的利益，不管是谁说要为子孙计，嘿嘿，多半是口不对心。
中国有句古话叫“慎终追远”，意思很好，意境也很高。造陵厚葬，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也不完全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这多多少少地有原始宗教的意义在里面。人类的许多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大肆修造陵墓，比如埃及的金字塔，不能用奢侈一言以蔽之。
在中国，修建宫殿和陵墓，都有用雄伟的建筑加强权力威严的意图，以震慑小民，这玩意儿还是管用的。今天，我们政府的办公楼，特别是司法系统的，都选用罗马柱一类能增加威严感的设计，道理是一样的，理由是一致的。
修建教堂的用意也一样，不过教堂是公共建筑，陵墓则不是，虽然大家都是文化遗产，但我认为还是有上下之分的。现在，更多的文明国家，把这种庄严的诉求体现在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之上，建筑标志着一个时代。
在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帝王们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半神半人的“天子”，以巩固威权，但是儒家从一开始就不配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给“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打了个楔子，并随时可以为改朝换代自圆其说。
秦始皇为自己修造陵墓不能算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他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想法太过执迷，把自己的陵墓标准提得太高，超越了当时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秦帝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迅速灭亡，除了政治上的失误以外，还因为规模过大的国家工程耗掉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力。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只要脑子没有进水的，在给自己修造陵墓时，都不作“万世”的梦想，自觉地把规格降低了，一方面可能是体恤民力，另一方面也是对身后不甚乐观，担心陵墓太豪华招惹项羽式的掘墓人。即便如此，历朝历代，修陵的开支仍占了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如果黄仁宇先生还活着，不妨让他算算，修陵的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大比例，就是修陵亡国的临界点。
儒生评价历史的“多元化标准”
二世欲诛蒙恬兄弟。……遂杀蒙毅及内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药自杀。
扬子《法言》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1页
有人对《资治通鉴》下了一个确评，说这是一本“相砍”书。鲁迅说翻开中国的书，满纸仁义道德，最后在字缝里找到“吃人”两个字。鲁迅是泛指中国古书，倘若翻开《通鉴》，不用到字缝里，页页几乎都有砍人的报道。
这次砍的是拥有重兵的蒙恬兄弟。照我看来，蒙恬也确实该死，原因是：一、不能保护和拥戴扶苏登基；二、不能和扶苏拥兵自重以待时机；三、最起码的，不能制止扶苏自杀。这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和胡亥、赵高斗争的机会。东晋时期，什么王敦、苏峻，才有个几万人马，稍不高兴就拽起来了，皇帝乖得和小猫似的。秦、晋同样是“封建王朝”，差距咋这么大呢？
蒙恬被砍了，后代儒家们和评价体系又紊乱了。
扬雄，后来被尊为扬子，在儒家体系中算是牛人一个，你看他怎么说。有人问：“蒙恬赤胆忠心却被杀掉了，忠诚还有什么用呢？”扬子回答说：“开山填谷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接辽水，威力不足而造成的尸体却有余，蒙恬的这种忠诚是不足以辅助君王的。”
司马光这次有了变通，他说：“秦始皇荼毒天下，蒙恬是帮凶，‘仁’是谈不上了，但他对做臣子的‘义’遵守得还不错，虽然没犯错就被杀掉，但他毫无怨言，更没有造反，这还是值得表扬的。”
“忠”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但是遇到秦始皇这样坑过儒的皇帝，这个价值观还执行不执行？扬子晕了，干脆说蒙恬这不是忠，或者说这样的忠诚没用。司马光则把忠义“抽象”出来了，因为他写《资治通鉴》以后，一观察历史，发现历史上不值得忠的昏君太多了，如果就这样否定忠义的价值，后果更糟糕。所以对坏皇帝的忠也是要肯定的，把忠绝对化了，对稳定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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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胡亥说“我有一个梦想”（1）
夏，四月，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 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2页
秦二世胡亥同志是个标准的纨袴子弟。有一天，他正儿八经地和他的精神导师赵高畅谈人生。他凝视远方深沉地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赵高一听，傻了一半，没想到二世是个有为青年，心下不免惴惴。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赵高很紧张，二世不理他，继续背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享乐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穷奢极欲当中去。”
赵高听到这儿，一颗心扑通一声掉到肚子里了。
二世对赵高说：“人生苦短哪！怪不得我老爹成天价想着长生不老。但是，我要与时俱进，我……朕不能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妄图不死。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享乐到死，high到死，我能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做个快乐的帅哥。你看怎么样？提点儿意见。”
赵高由衷地感叹道：“专业呀，您这是最专业的皇帝啊！”
赵高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权势的阉人。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权阉，他们在同时代出现，这两样东西伴随着这个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皇帝和阉宦是人的两极，一个“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而另一个则是最极端地被污辱和被戕害的。幸福是相对的，现在连一个包个二奶的男人，都对只守着黄脸婆过日子的哥们儿生出许多优越感来，何况皇帝哥哥三宫后院美女如云每天展示给去掉两蛋的太监看，那优越感还不直冲云霄。
赵高对皇帝阶级进行了自己都可能意识不到的反击，他以自己的阴刻污辱和戕害了始皇帝的后代。
据《史记》记载，秦二世胡亥也不是一味地贪图享受，他还知道担心：“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这样的心理和态度更符合人之常情。胡亥上台的合法性有一点问题，不符合始皇帝的遗愿，在那个时代，先皇的遗愿就代表了合法性。所以胡亥最终对帮助他上台的赵高失去了控制，一是欠人情；二是有短处在人家手里；第三，他确实太嫩了，才二十一岁，没有政治经验，也不懂得借助李斯或其他人来均衡赵高的权力。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秦帝国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家政策失衡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没有进行政策调整，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强硬政策，适当地缓解一下。历史不能假如，假如胡亥施政温和一点儿，他的所谓矫诏篡位根本不是问题，但他上台有些心虚，心虚又导致强硬，从自己的兄弟起，逐一迫害，以至更加损害了他执政的合法性。
维护自己的利益，赵高是一个狠人，但不是一个智者，斗狠他赢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和秦帝国紧密相连，和二世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他不停地在自己乘坐的底舱上钻孔，直到这艘船彻底沉没。
明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看到了皇权二代的瓶颈问题。他说：
“商始兴而太甲放，周始兴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则建成死于刃，宋则德昭不令其终，汔乎建文之变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则天命以之不康，汤、武且不能弭，后代勿论已。然而胡亥杀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
秦二世胡亥说“我有一个梦想”（2）
“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
王夫之认为，第二代接班容易出事，主要是“天下初定，人心未靖”，而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也很难办，即要集体接班，要有忠诚的重臣可以托付。
在古代的政治经验里，王夫之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什么制度化、法制化，在这儿都是瞎扯。
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里，也有一段文字专门论及此事。民间也有俗语云：老子不死儿不大。反过来看，正因为第一代君主太强了，才造成了这么多的衰神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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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扇动了一下翅膀
秋，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是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因天下之愁怨，乃杀将尉，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4页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希望快乐到永远的美好理想，在他坐上皇帝宝座的第一年，就开始被现实击破。
统一的秦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像焰火一样，在历史的天空，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继而灰飞烟灭。人们对他的强大第一反应是目瞪口呆，然而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垮台了，于是第二次目瞪口呆接踵而来。历史像傻瓜一样，张着嘴发呆。
秦亡的导火索，就是区区九百人的揭竿而起，这种力量的反差，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进程是那么不可捉摸，历史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她的魅力也缘于此。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匹夫发难而天下影从，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陈胜这只蝴蝶的小翅膀一扇乎，于是引爆了摧枯拉朽的飓风，帝国雄伟的大厦就此崩塌。
“蝴蝶”的逻辑非常简单、清晰：横竖是死，与其窝囊地死，不如轰轰烈烈地死。每朝每代，在我们的身边，总有若干位赌性巨强的英雄，在灭亡和富贵之间用生命下注。
“蝴蝶”的策略也基本到位：“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他们起义的地点大泽乡是在楚国的地界上，项燕是楚国的将军，和扶苏风马牛不相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并列在一起，陈胜他们也是饥不择食，反正不过是为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秦二世发出愤怒的吼声。
从后来的情况看，秦长子扶苏的旗帜并不好使，号召力不够，粉丝也不够多。这就使这次暴动既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清君侧”式的叛乱，也不是“只换皇帝、不换法统”的暴力政变，而是改朝换代的大革命，秦帝国定然是国祚不享。当时的陈胜以及后来的项、刘，他们刚开始发起和响应暴动的时候，并没有改朝换代的想法，而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复辟，所以他们推举楚国的贵族作为起义的领袖。而最令人吃惊的是，项羽在灭秦之后，以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居然把自己和下属不加区别地统统分封为王，最多是希望自己能像齐桓公一样做个天下诸侯的共主，而没想过自己做皇帝，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同样也让历史目瞪口呆。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完成了从造反到改朝换代的全部流程，从此，除了像刘秀这样的贵族会打“复辟”的旗号以外，其他人造反就都直接打造自己的品牌了，因为走刘邦的路子已经是标准答案。
陈胜揭竿而起，罕见地获得了历代主流历史学家的认可。在儒家系统，他是实践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伟大学说的代表。孟子也是个愤青，主张“造反有理”，但前提是君主已经异化为“独夫民贼”。司马迁卓有远见地把陈胜列入“世家”，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藏书》甚至把他列入了帝王排行榜，称陈胜为“匹夫首倡”。毛泽东当然更不客气，词云：“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历史已经变成了农民起义史，由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农民起义也形成了自己的道统，陈胜当之无愧地成了农民起义的“始皇帝”。
儒家系统小心翼翼地精挑细选，把陈胜确定为唯一合法的人民反抗代表，作为一种象征，用以约束和威胁后世不听话的皇帝主子。秦始皇、陈胜都是这样作为榜样或典型存在于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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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还是有种
初，大梁人张耳、陈馀相与为刎颈交。秦灭魏，闻二人魏之名士，重赏购求之。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里吏尝以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谢之。陈涉既入陈，张耳、陈馀诣门上谒。陈涉素闻其贤，大喜。陈中豪杰父老请立涉为楚王，涉以问张耳、陈馀。耳、馀对曰：“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陈涉不听，遂自立为王，号“张楚”。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5～256页
农民起义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被贵族篡夺成果，一种是自己蜕化为贵族。陈胜是前一种，朱元璋是后一种。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一旦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想再继续保持“无产阶级”的字号和品牌，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掌权以后，还要做无产阶级，还要让全社会都是无产阶级，全部都是穷人。难之乎？难矣哉。
陈胜起义之后，得到天下的响应，原因忒简单：“天下苦秦久矣。”中国人是最能忍受的民族；有些人只要赏口饭吃，哪怕骑在脖子上拉屎问题都不大。秦始皇国力太强，军力更强，性格更更强，所以只懂得用大棒，繁刑苛法，滥使民力。而二世又不知调整为何物，致使全盘崩溃。陈胜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还讲“苟富贵，勿相忘”，说明这家伙是个民间精英。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有发展空间，就是建设力量；没有，就是不稳定因素。陈胜造反，全国响应，陈胜很意外，六国遗老遗少也很意外，当然意外之余也很惭愧。但是，这帮家伙政治经验还是有的，张耳、陈馀之流，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讲，就是迅速地“混进革命队伍当中，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他们给陈胜的建议和朱升给朱元璋的一样，都叫“缓称王”，从常情判断，这个策略对陈胜是有利的，找一个六国的后裔，做个傀儡，可能要比自己冲在前面好一点儿。
陈胜显然缺乏统筹大局的能力，也没有时间学习和培养这种能力，更要命的是，他缺少一种天生的素质，这一点刘邦比他厉害，就是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从谏如流。时势造英雄，有时候时势来得太快，造出来的英雄只是粗糙的毛坯，就像今天的超女一样，人气很旺，影响力也挺大，如果这时能接受专业的指导，背后悄悄补课，最后做到名至而实归，也就成就大事了；倘若自以为天纵英才，谁都不看在眼里，后果基本上是死得很难看。
由秦帝国的崩溃我想到了清帝国的崩溃。辛亥革命从形态上看，与陈胜起义颇有类似之处。都是一不小心，就用竹竿捅塌了巍峨的大厦，武昌首义也是急就章，即兴表演，谁也想不到大清国就此呼啦啦大厦颓倾。第二个相似点是，一处火起，顿时燎原，体制外的造反力量和体制内的异己力量相互呼应，先以推翻旧王朝为共同目标，然后随即从革命演变成权力斗争。第三个相似之处是，陈胜是反秦革命第一浪，最后死在沙滩上，虽然他没有主动放弃主导权，但主导权还是被旧贵族夺走了；而武昌起义的下层士官，则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主导权，从桌子下拉出了旧官僚黎元洪。由此看来，帝王将相，还是有种的。最后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发端于楚。唯楚有才，多是造反之才。
革命的革命割据的割据
张耳、陈馀至邯郸，闻周章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还者多以谗毁得罪诛，乃说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信君等家而发兵击赵。柱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信君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馀说赵王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8～259页
先把陈胜起义后的局势简单介绍一下，再做评述。
陈胜起义后，人民争着杀掉地方长官来响应，在楚地，几千人一队的武装比比皆是。
陈胜当时的战略是西向攻秦，但张耳、陈馀等提出了北向进入原来赵国的战略。路线斗争开始了。陈胜缺乏政治经验，没有坚持西向的战略，反而分兵给武臣、张耳、陈馀等。当时，陈胜集团内部凝聚力严重不足，英雄草创，也是势在必然，分兵的结果就是割据。
陈胜令周文直接进攻秦的心脏咸阳，在危急的时候，秦二世听从了章邯的建议，组织了一支由犯人、奴隶、造墓的民工组成的军队，阻击周文。秦国的军事素养还是过硬的，这支乌合之众，击败了周文。
与西线的恶战相比，北线比较幸运，在范阳人蒯彻的建议下，做到了“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这时，原来“张楚”阵营的武臣，自己提拔自己，从武信君升格为赵王，从革命派迅速地转变为割据派，成了秦、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武臣等在赵国称王，陈胜不得不追认。韩信后来也学这一套，逼刘邦就范一次。
秦末混乱之际，各路造反派都趋向于复辟“封建”制度，没有人喊出“新朝当立”的口号。短时间内，楚、赵、燕、齐等旧的诸侯国，都在名义上恢复了。只不过原来的正版后裔已被秦国杀得七零八落，找不到几个了，于是，大家找一些近支贵族拥立起来，如项梁拥立的义帝，据说是楚怀王的孙子。这些遗老遗少，自己没有实力，搞不好就被从来没有臣服过自己的大臣砍掉了。
还有一类就是革命党人，他们也要冒充是旧贵族，以迎合当时的民众心理，武臣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陈胜的朋友，也不是原赵国人，自封了赵王，辅佐他的是魏国的张耳、陈馀，他们怎么让赵国人归附，是个问题。一方面要打六国的名号，一方面又是一帮不相干的人称王，真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人们并没有认可秦国创立的郡县制度，而是把恢复诸侯国当成了历史的常态，可见六国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有的，起码当时造反的人，都多多少少或真或假地想借助一下他们的余威。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推翻暴政的革命力量在前面作出巨大的牺牲，投机家和野心家则低调潜伏，等待时机，然后出来摘取胜利果实。这一策略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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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上出了个刘高祖
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狄人田儋起兵于齐。
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初为泗上亭长，单父人吕公，好相人，见季状貌，奇之，以女妻之。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9～260页
刘邦出场了，项梁和项羽也出场了。从揭竿而起到楚汉战争，从革命到分赃，如是而已。
历史是由成功者写的，即使不是成功者写的，成功者也会在历史上占据较大的篇幅。
刘邦是最后的成功者，因此对他的介绍也就格外详细，连屁股或者大腿根上有七十二个黑子都记录在案，这肯定有说法：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乖乖，挑了个多的。
对刘邦的包装，非常成功，《史记》给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文本。让我们梳理一下，看看古代的政治明星是怎么炼成的。
第一，最搞笑、最有娱乐精神的是刘邦的出生。“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皇帝的血统不能太平凡，尤其是精子，要越高级越好，像开国皇帝，一般都耻于承认亲爹提供了精子。还好，皇帝的半神性，不排除他是从娘胎里出来的，大禹是他妈踩了熊的脚印怀上的，这个有点儿离谱，离常识远了些，所以到刘邦这里，变成了蛟龙和他妈发生性关系，而且让他爹亲眼得见。儿子的血统高级了，自己的绿帽子也随之高级了，刘太公牛啊！我不知道司马迁是从哪里查到的档案，我有点儿怀疑他是用今天娱记的手法埋汰皇室，公报私仇。
第二，刘邦哥哥喝高了，醉卧之时身上有条龙。这个说法，在多人身上用过，如曹操，还有袁世凯，这也是一个老俗套子。
第三，“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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