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现场解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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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谏逐客
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赍盗粮者也。”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骊邑而还。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秦始皇帝十年（公元前237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16～218页
　　秦王要驱逐滞留在秦国的游士宾客，被李斯一封《谏逐客书》制止了。李斯与下面将要出场的韩非同是战国末期大学者荀况的学生。荀况被称为荀子，在学术上的地位，与孟子不相上下，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理解阐发了孔子的思想。李斯的学问很好，他以平民学者身份参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之一。黄仁宇把秦汉列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后来的第二第三可能会有争议，但秦为第一帝国应无异议。
　　李斯的文采也很好，《谏逐客书》写得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用辞藻丽，恰当地运用了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法，如“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还有“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均为后世名言。李斯还创作了许多“铭刻”，把秦始皇的功绩刻在了诸多名山之上，风范气度与大帝国相俦。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到了秦国历史上四位或四批引进的重要人才，他们分别是穆公时的百里奚（还有蹇叔、丕豹、公孙支等），帮助秦国并国二十，为秦在西方称霸，奠定了基础；孝公时的商鞅，改革政治，奖励军功；惠王时的张仪，取得外交成果；保�王时的范雎，进行了内政改革，“强公室，杜私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胜利的国家也是个个相似，灭亡的国家则各有各的死法，比着看谁死得难看。秦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内部治理都强于六国，李斯没有提到吕不韦，老吕虽然尴尬，但在秦国的文化建设上也和上面的几位一样，有奠基之功。
　　当然，还有一篇作品不能不提，就是他写给秦二世胡亥的《上督责书》，这是他揣摩上意的媚主之作。他顺从二世的主意，鼓励采取高压政策。李斯的弱点是贪恋权贵，司马迁为他作传时，从他感叹仓鼠的好环境开始，到他被诛杀时哭着对儿子说“以后再也不能牵着黄狗打猎了”为止，以鼠、狗为喻形象地刻画了他的卑微人格。具有与大帝国俦匹的旷世奇才，在人格上又是一个完全的犬儒，这就是李斯。
　　李斯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劝诫帝王广纳贤才的。但总体而言，他们劝诫的效果并不好，帝王用人或迫于形势，或基于个人喜好，广纳贤才，不过话一句耳。秦始皇用了李斯之计，先派人拿着支票现金离间列国君臣关系，对列国人才或取或杀，然后再用兵，战略战术都得当。反过来，我们也看出，列国已是昏暗不堪。昏暗比黑暗还要命，黑暗时代的独裁者虽然暴戾，但还清醒；昏暗时代的君主却一塌糊涂，如肥猪般昏睡，只待宰割！
　　

死在必然
文信侯（吕不韦）就国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之。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诛。
　　文信侯饮酖死，窃葬。其舍人临者，皆逐迁之。且曰：“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秦始皇帝十一年至十二年（公元前236—前235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18～219页
　　秦始皇谓吕不韦无功于秦，实在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吕不韦即使对国家没有功劳，对始皇父子也是功莫大焉，要是没有吕不韦，秦始皇的老爹在赵国时肯定就被宰了。秦国多次入侵赵国，长平坑卒四十万，异人在赵国做质子却没有被杀掉，真是命大。
　　不过秦始皇对吕不韦和嫪毐这两位没有好感，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对母亲的私情，儿子很难处理。有一个修桥杀僧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位母亲和河对岸的和尚有私情，她的儿子几次动了杀掉那个和尚的念头，但一想母亲与其已有感情，杀掉和尚，母亲的生命可能就会因之枯萎。到了冬天，那位和尚涉水过来私会，母亲把和尚冰冷的双脚放在怀里，由此受寒得了胃病。儿子为了母亲，只好在河上修了一座桥。母亲死了，儿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河杀掉和尚，以雪父亲和他自己的耻辱。秦始皇杀嫪毐，逼吕不韦自杀，是出于羞愤，一定要这么做，何况嫪毐已经发动了武装叛乱，使秦始皇杀他的理由更加充分。
　　中国也只有小说里的韦小宝能对自己母亲韦春花女士从事妓女职业表示宽容，其他人都做不到。
　　

韩非之死与当时的爱国主义（1）
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秦始皇帝十四年（公元前233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0～222页
　　韩非到秦国，一说是受韩王的委托，一说是因韩王不能听其言，所以才跑到秦国寻求发展。《韩非子》里有一篇《上秦王书》，被扬雄指责为卖国，司马光先生也参加了对韩非的大批判。
　　后人考证，那篇卖国色彩很浓的作品并非韩非写的，诸子百家的著作里掺沙子掉包的情况屡见不鲜，我宁愿相信韩非到秦国，只是寻求个人的发展，找一个能接受自己学说的君主，使之发扬光大而已。他的行为和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并无区别。扬雄、司马光对此采取了双重标准，说明后世儒家缺乏宽容。
　　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客卿四处游说，兜售自己的学术思想，人才流动“国际化”，如果我们在他们那个时代谈爱国主义，可能是件很无厘头的事情。
　　对于韩非的死，史书上煌煌然记载着：韩非很有才，李斯很嫉妒，于是李斯同学到秦王那里打了小报告，说现在秦并六国，韩非是韩国的高干子弟，内心肯定是忠于韩国的，搞不好就是韩国的间谍。秦王一听有道理啊，马上就把韩非关到了牢里，李斯同学不等审问结果，就派人拿着毒药，逼韩同学自杀了。高啊！韩非同学写文章是一流的，但生来结巴，连“冤枉”都喊不好，于是冤死在牢里。秦王本来是韩非的粉丝，虽然当时听了李斯的意见办了韩非，但回过头一想，李斯前些日子还写了什么《谏逐客书》，今天怎么就要以间谍罪治自己的同学呢？于是马上派人释放韩非，可惜已经晚了。
　　这是一个同学害同学的典型案例，但在学问高深的大儒那里，此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扬雄在自己的《法言》里，设置了一场法庭辩论，来表明立场。
　　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最后死在‘说难’，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凶险，在认识上那么高超，在行动上却如此愚蠢呢？”
　　答：“作为君子，应按照礼义行动，按照礼义停止，合乎礼义就前进，不合礼义就停止，那游说别人就不会有那么多顾虑了。韩非因为明知自己的那套不合礼义，所以才写文章感慨‘说难’。如果你的游说合乎道义，那就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如果你的游说合乎道义，对方用不用、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你就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和担忧。”
　　司马光则干脆批判道，因为韩非背叛祖国去帮助侵略祖国的敌人，所以他的死是不值得怜悯的。
　　在《史记》里，司马迁把韩非和老子放在一篇列传里，并且引用韩非的《说难》全文。司马迁因“说难”而致腐刑，所以，他理解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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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死与当时的爱国主义（2）
《说难》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把“说”与“被说”者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很清晰。游说和被游说其实是一场心理战，有共同价值观当然好游说，但我们的经验是：经常需要与虎谋皮，被游说者处在极其强势的地位，而游说者的生杀予夺皆由人主，向这样的主子讲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你不留点心眼儿，绕着弯说，那还不马上让你闭嘴。
　　人主都有逆鳞，撄人主逆鳞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是韩非的伟大发现。但是历朝历代都有所谓的“文谏死”，专门找皇帝不自在的地方下药。
　　韩非死在秦国，并非因撄秦王之逆鳞，而是死于李斯同学的嫉妒和秦王的一时昏头而已。
　　

小人的生存之道
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赵人捕而杀之；废司马尚。
　　——秦始皇帝十八年（公元前22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3页
　　王翦击赵军，大破之，杀赵葱，颜聚亡，遂克邯郸，虏赵王迁。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页
　　郭开一类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这类人的生存方式是依赖，是依附，和寄生虫一样，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生理上的满足度要足够。当然，他们也有个人的尊严，但他们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狐假虎威的生存方式，因为他们还有一点点自知之明，那就是凭自己的学识、修养、奋斗精神……种种赢得尊严的正道都走不通。
　　由于不学无术，这些人生存的道路和技术只能是做温顺的奴才。他们的特长是善于察言观色，投主子所好，利用主子人性的弱点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对凭才华吃饭的人有天生的嫉妒心理，诋毁他人是必须做的功课。
　　政治理想对他们来说，是永远读不懂的天书，只有金钱和眼前的好处他们才看得见，鼠目寸光甚至会让他们反噬自己所寄生的主子，郭开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郭开是不是阉人，不清楚，但他和阉人一样有不健全的人格是可以肯定的。
　　对这样的小人，读书多的儒臣向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可对付，因为皇帝的权力是没有限制的，而这些小人就庇护在这没有限制的权力之下。
　　郭开无疑是“赵奸”，为一己私利出卖祖国，且出卖以后，自己的私利能不能得到保障还很难说，卖国贼往往也是短视的。但是今天我们谴责郭开这样的小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种人永远都会存在，而且存在的方式都很巧妙。问题是，当时的赵王为什么要自毁长城？
　　“亲贤臣远小人”，这是诸葛亮用哭腔喊出来的千古名句，问题是，这些昏聩的家伙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贤臣、谁是小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一旦给这样愚蠢的家伙打工，除了冤屈什么也落不下。
　　郭开这样的人，能量非常之大，先前他被选去考察廉颇，廉颇为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抖擞精神，猛表现了一番，郭开回去说：“廉颇老矣，一饭三遗矢。”这一次，他又砍断了支撑赵国的最后两根大柱子——李牧和司马尚，这么多名将坏在这么一个小人手里，让我们除了吃惊也只能感慨了。最终的责任人其实还是赵王自己，国君对自己的江山社稷不负责任，谁都没有办法。
　　

为什么看不到秦始皇的军事才能？
（秦）王如邯郸，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但历史书上没有片言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略思想，既没见他运筹帷幄，也没见他南征北战，这和后来的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等开国君主的气象迥然不同。他们好像都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而秦始皇则更像一个潇洒的董事长，具体业务全部交由手下打理，灭六国，一统天下，这样开天辟地的宏大事件，主角竟然没有任何表演。秦始皇之所以事迹不突出，是不是因为他搞了“焚书坑儒”，得罪了笔杆子？
　　直到王翦攻破赵国首都邯郸，我们才看到秦始皇的身影，但他的到来，似乎纯粹是为了处理私人事务。他来赵国的目的，据史书上记载是找那些“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曾在赵国做无人理会的质子，父亲在和吕不韦认识之前，常受人欺负或许还有可能，但他母亲是一位“职业性工作者”，能有什么仇人？所以，秦始皇此次“御驾亲征”，杀的是所有认识和了解他母亲的人，他以母亲曾做过三陪女为耻，所以他要用屠刀斩断历史。心眼小的人，不能得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上海电影圈的老友们也毫不客气，心态与秦王（后来的始皇帝）大概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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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一：儒家的保健药方
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鞠武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令人心惽然，恐不能须也。”顷之，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太子曰：“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乃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太子不听。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225页
　　燕太子丹策划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荆轲、高渐离、田光、太子丹、樊於期、秦舞阳、秦王等历史人物，共同出演了一场话剧，给中国历史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给中国文化涂抹了慷慨悲凉的美学光彩，给中国人格精神注入了些许男儿血性。
　　太子丹策划刺秦，一开始就遭到了他的老师鞠武的反对，鞠武给太子丹的建议是，继续寻求列国的支持和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甚至寻找北方匈奴（这是异族）的支持。统一战线之不能寄以希望，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与匈奴合作，方式无非是许以财帛，类似今天之雇佣军。燕国有无财力满足匈奴兵的需要是一个大问题，匈奴在中原内地能否战胜秦兵更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1年申侯借西戎兵攻破镐京，杀了周幽王，西戎不肯撤军，导致了周王朝东迁雒邑，此后向异族借兵一直为正统观念所不容，视之与叛国无异。当时，周朝已被秦灭，但内外（夷狄华夏）之界限恐怕还没有消弭，所以即便匈奴的兵可借，燕国也要冒更大的政治与道德风险。
　　司马光认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听话听音，司马光的意思，是把燕国灭亡的责任推在了太子丹轻举妄动上。派刺客不是国家间进行###的正途，其“轻虑浅谋”，太子丹也不是不知道，但形势是，鞠武所说的组织统一战线尚被认为“旷日弥久”，远水不救近火，而司马光给燕国开出的救国药方则更是离谱：“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通篇的大道理，好像让人无从辩驳，其实是大而无当。当强敌压境，寻求邻国紧急援助尚来不及时，你让他按照儒家的圣贤学说，把官员选拔好，把政治搞好，把人民搞掂，把邻国勾兑好……就像对一个正在接受急救的病人说：你应该注意营养、加强锻炼、饭前洗手、不喝生水、不吸烟、不饮酒、早睡早起、和女人做爱带好安全套，这样就会“安如磐石”，百病不侵，更不用到医院等死。如果燕国能修炼到“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的境界，不用你废话，他也肯定不会花银子请刺客玩儿命。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向来都是多重的。从今天看，如果从人道的角度看，燕太子丹最好的行动是举国投降秦国，以避免战争，伤及无辜；从保留气节的角度看，如果宁死不降，临死前奋力一拼，甚至自杀性地以卵击石，也值得称颂；而抛开历史的可能性，以僵化的教条苛求他人应该如何如何，正是我们常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司马光的这番话，其实是说给北方有辽、金压境的宋家皇帝哥哥听的，虽然不符合燕国的实际，但或许符合宋国的实际也未可知。宋朝以武人篡夺而军备不振，经济繁荣而国力积弱，与“任官”、“政立”、“怀人”、“交邻”等等关系也不大，宋鉴唐藩镇之祸走得过远，轻视将卒恐为主因。
　　

刺秦之二：荆轲为什么杀不了秦王
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谓轲曰：“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轲许之。于是舍荆卿于上舍，太子日造门下，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5页
　　燕太子丹对秦国的恐惧是他实行恐怖主义行动的原因。
　　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成了使用频率很高的词。
　　恐怖主义是弱势对强势的反抗行为。如果你有飞机导弹，我也有飞机导弹，那么我们可以一起玩飞机导弹，问题是你有我没有，严重地不对称，怎么办？是任你宰割还是寻找你的软肋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答案很显然是后者。
　　本·拉登对美国展开袭击，肯定是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符合自己的道德。阿拉伯世界对9·11的态度，让多数的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们能对以色列的坦克随意撞毁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住房和帐篷也表示出同样的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美国和世界的共同语言就会更多了。
　　说回中国战国时代。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在我看来，主要的责任应该由燕太子丹承担，原因是燕太子丹给荆轲的任务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许多读史书的人没有注意到，并不是把秦王杀掉，而是妄想挟持秦王，在利刃之下逼秦王放弃攻燕的计划和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即所谓“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曹沫之于齐桓公是彼一时也，现在是此一时也，政治格局和军事力量都不能相提并论。当时的齐桓公，是要在诸强并列特别是周室尚有一定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利用价值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他的政治目标是确立在诸侯中的仲裁地位，而并没有一匡天下的野心和实力。他要确立自己“守信”的形象，所以才会在曹沫的利刃之下允诺退还侵占的土地，他失去的比得到的少。而此时的秦王，已经没有什么顾虑，统一六国已是举国的既定目标，势在必行，岂能在利刃之下承诺什么，就算承诺了，回过头来，马上反悔，天下谁能奈其何？太子丹在政治上的幼稚，荆轲在政治上的无知，导致一次精彩的恐怖主义行动在一开始就埋伏了失败的重要因素。荆轲若没有活捉秦王的念头，一击而杀之，或许可以成功。
　　　。。

刺秦之三：复仇的成本
及王翦灭赵，太子闻之惧，欲遣荆轲行。荆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也！”荆轲乃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计将安出？”荆卿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遂自刎。太子闻之，奔往伏哭，然已无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副，使入秦。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5～226页
　　江湖有恩仇，庙堂亦有恩仇。中国人孝父忠君是一体的，家仇国恨也是一体的。
　　残酷的政治使人心暴戾，宽容饶恕成了罕见的珍稀物品。
　　锐圆曾在《天涯》杂志上读过孔见兄的一篇文章，他从《农夫与蛇》这篇寓言说起，说到了人的悲悯是如何被非常逻辑地排除了。人要同情怜悯他人，必须先了解他值不值得同情与怜悯，投之以桃，方可报之以李；同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无条件的同情与怜悯则是愚蠢的。他大概是有鉴于9·11，才会想到选这样的题目来做。9·11给世界提出了宗教的、人文的课题，是继续睚眦必报，冤冤相报，还是以德报怨，化解恩仇？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这个问题，小老百姓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像我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饶恕是修正主义的，是不可饶恕的。中国人的暴戾之气一直得不到宗教式的舒解，在古代如此，在近现代也如此。中国的正统文化也讲“忠恕”，但历史学家、政治家会举出一千条理由让民众记住屈辱和仇恨，仁恕之心仅体现在枝节上。
　　樊於期为了复仇，不惜牺牲自我，他的行为一直被史家所肯定，也被民间所认同。有仇报仇，有冤伸冤，中国人被黑暗政治压迫得太久，积郁在心头的仇恨是那样的沉重，那样不能化解。所以，樊於期为报家仇牺牲自己，被看成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体现也就不奇怪了。这样睚眦必报的人格，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值得认真思考。
　　荆轲受太子丹礼遇，或许可以不死；而樊於期自刎，用自己的头颅做荆轲赴秦的道具，荆轲就不得不死了。樊於期以生命相托，荆轲必以死报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种抱着必死信念以赴危难的精神，一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就会被人们记起。《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凡十九年）◎《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凡十九年）
　　

刺秦之四：荆轲的武功太差
荆轲至咸阳，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王大喜，朝服，设九宾而见之。荆轲奉图而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匕首敗�王，中铜柱。自知事不就，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遂体解荆轲以徇。王于是大怒，益发兵诣赵，就王翦以伐燕，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
　　——秦始皇帝二十年（公元前227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7～228页
　　荆轲刺秦王不成功，让读历史的人感到遗憾。假如成功，中国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景况。学习和研究历史，经常“假如……”一下，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历史的魅力往往不在于规律性的东西，人类历史中的许多转折，往往有很多非常偶然的因素，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最后取决于某人某天某件事上的一念之差，由于戏剧性的存在，历史才有研究的价值和魅力，都让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一言以蔽之了，那还有什么劲。
　　荆轲出场时已被渲染成盖世英雄，但在秦王面前并不如何神勇。
　　据《史记》记载，秦国有法令，没有国君和上司的命令，殿堂上的武士不得动武，所以当荆轲手持匕首追赶秦王时，由于秦王情急之下忘记喊“救驾”，一帮侍卫居然傻站着。要不是一个医生急中生智拿药匣子砸向荆轲，秦王连拔剑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严格的法令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真有点儿黑色幽默的味道。商鞅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