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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1929-1941-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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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听到《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哽咽。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见识能想到WPA及所有其他机构。”为WPA工作带有它自身的适度的尊严，因为它既不意味着嗟来之食，也不仅仅是打扫落叶。实际上，很多丈夫失业的妻子很快就开始这样说：“我们不再接受救济——我男人在为政府工作。”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7）
这家机构给低收入工人与政府的关系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跟州政府负责执行的FERA不同，WPA在被雇佣者与华盛顿雇主之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且，它很快就认识到了地方政府与联邦权力机构之间的区别，就公平和效率而言，后者似乎更高一筹。而且，尽管这一计划也有缺点，但它在心理上的效果，大大有助于证明WPA官员所宣称的目标是正确的：“帮助人们昂起头、挺起胸，手里不闲着。”在1939年由WPA建成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这样的题字：“工作是美国对数百万无所事事者的需求的最好回答。”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工作的权利成了美国政府的基本保证之一。
WPA在1935年夏天的出现，标志着工作救济与直接救济的分离，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后者如今被交还给了各州和地方当局。到1939～1940年，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直接救济支出是来自各州的基金。这一时期的200万受益人——家庭和单身人士——当中，有很多人不如在老的FERA体制下过得好，每个家庭每月的津贴平均是25美元，在某些州（比如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甚至不超过3到5美元。
然而，有能力就业的人（WPA就是为他们设计的）一般可以让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好。平均月工资在50～60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40小时。在哈里？霍普金斯治下，WPA尽可能把其经费中的最大份额分配给工资这一块，指望地方税收供养的公共团体在某项既定的计划上合作，提供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工具。最后，据评估，后者的贡献占到总成本的四分之一。生产成品属于州、市或县。一个没能力提供配套资金的穷州，比如密西西比州，其收效就不如境况更好的州，它们无法维持学校、游泳池和运动场，还有穷困者的工作岗位。到1941年1月，财政部花了大约10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WPA为将近800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占全国所有工人的五分之一，总共养活了2；500到3；000万人。
从一开始，WPA就在极力找出那些被自由企业和公民动议所忽略或推迟的任务。它的成绩单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包括：纽约市4；000万美元的北滩机场，以及全国各地将近600个其他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和街道，超过10座桥梁和高架桥。修建或重建了11万个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礼堂、医院、法院及其他类似的建筑。50万个排污驳引设施和100多万个新厕所，对改善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不亚于WPA所搞的蚊虫控制、排水沟和净化水。在南方，WPA的革新直接带来了伤寒症死亡病例的急剧减少。救灾工作紧跟着1937和1938年显得特别突出的洪水和飓风之后接踵而至。
同样值得注意到是，到1941年1月——在这个时候，WPA养活着1460家托儿所——提供了将近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儿童和成人缝制了3亿多件衣服。缝纫组构成了WPA女性雇员的大部分，在高峰时期聚集了30～40万人。该机构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们稍后将会讨论，不过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这一时期新添置了将近8；000万册图书，主要在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WPA极大地增进了美国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整洁。在一个不那么切实的方面，WPA就业机会平等（不管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观念，也对实际民主的传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随便选择一份两个礼拜的活动记录，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幅政府通过WPA影响不同地区（特别是贫困群体）日常生活的略图。在1940年1月的两周时间里，有125万人参与了加入国籍、职业训练、艺术、保育及其他类别的活动；17；000人完成了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种；25万人接受了内科和牙科的检查和治疗；100多万人出席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
起初，普通社群都为WPA欢呼喝彩，视之为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在它的阳光下，市政改善就有可能在市政赤字和穷困人群混合体的漫长冬天之后，再一次繁花盛开。“本地纳税人只需支付不到一半的费用”，就能得到新的桥梁、公园、会议厅和公共高尔夫球场，正如米德尔顿出版社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那样，这的确是一种讨好。人们多少有点天真地把山姆大叔视为一个与老百姓的钱袋子完全无关的慈善之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可靠资金的期望，以及对更大经费的渴望，与老百姓的心里的一些担忧缠斗在一起，他们担心的事情有：官僚作风，对流浪汉的骄纵，以及州权的衰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8）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WPA长期工的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企业反复淘汰所沉淀下来的人力精英。此外，不可避免的寄生虫也使得整个计划容易招致批评。例如，在1937～1938年不景气期间，当WPA从工厂购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衣物（既是为了给企业注入活力，更是为了分发给失业者）的时候，据报告，有些无权获得救济的人也领到了免费工装裤、衬衫、被褥及其他供应品。
像任何分发恩惠给那些除了选票便一无所有的民众的政府机构一样，WPA也经常被指控收买善意，但WPA对选票往往紧跟利益这一逻辑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警惕，它的高层似乎一直牢牢地捂紧自己的钱包，并保持着干干净净的记录。然而，地方雇员未必总是这么小心。在1938年的选举中，WPA工作人员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州所搞的一些活动，导致了很多不利的关注，以及1939年7月“哈奇法案”的通过，约束联邦政府所任命的官员从事“有害的政治活动”。
在WPA和PWA的注水泵机制下，私人企业一直落在后面。尽管联邦的建筑费用从1925～1929年间的亿美元跃升到了1933～1938年间的亿美元，但在后一时期，私人企业的建筑从未达到过大萧条之前的数字的一半。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所资助的一项细心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联邦公共工程对国民收入和商业活动总量的滋补效果小得令人失望。因此，注水泵机制的经济成果往往证实了这一时期新政批评者们的观点：让新政支持者感到满意的，仅仅是提升了雇员们的士气。
公共工程计划当然并不完美，其设计也不尽合理。像老百姓自己一样，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承认救济已经成了一个长期问题。计划中很多的权宜特征，以及它的关于联邦义务的优柔寡断的理论，就源自于这种乐观主义。事后看来，WPA花钱大手大脚，应对紧急救济灵活迅速，按说应该在花钱谨慎、把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捆绑在一起的PWA之前出现。然而实际上，马车却出现在马之前。
1936年的竞选使整个新政在政府的观念中处于显要位置。的确，行政部门的活动似乎因为其规模和多样性，而提供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在这里，也就是山姆大叔不断为下面这些活动融资：商品的购买和出售，航运和铁路的运作，管理通货和试图控制价格，生产和销售电力，销毁和储藏农产品，教农民如何耕田种地，监管学校儿童的饮食，排干沼泽，买卖不动产，赞助文学、戏剧、艺术和民间舞蹈，而且，一直在画赤字财政这个不断扩大的圆圈。反对派把他们的枪口转向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其集中的权力和垄断的形成，阶级对抗的结盟，以及向“神意政府”漂移，这样的政府，可以在晚期阶段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看到。在政府充当监管者的体制之下，总是潜伏着这样的危险：当做“公共利益”来夸耀的东西，实际上会变成一个集团的利益——如果不是实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那么便是农民、工会劳工或者一大帮无用之辈的利益。
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打磨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苦干并节俭，善用他的空闲时间，他就能够登上顶峰。这就是美国的方式，它在今天就像过去一样正确。”嗅到了复兴的春天气息，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便本能地转向了自力更生这株老树根。这些人说，从来就没有人“通过每周工作40个小时”登上顶峰。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出版于1936年，注定要成为非小说类的畅销书，到最后共卖出了300万册，它来得就像一缕给人带来灵感的推销术的微风，这股风从蒂莫西？谢伊？阿瑟和奥里森？斯韦特？马登吹起，一直吹了很多年。而且，在这一年，美国制造商协会资助了一系列电影短片，批驳各种“主义”和做琐碎之事的不断增长的成本，拒绝承认机器消灭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尤其是提升《宪法》的威信。
在克里夫兰市开会的共和党领袖们在参议员阿瑟？H。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9）
范登堡的话里发现了他们的团结纽带：“我只属于一个集团，它只有一句口号——阻止罗斯福。”然而，这一政纲透露出了对新政服务型政府的观念所作出的重大让步。尽管它把“我国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做是经济安全的防波堤，但共和党也承认，社会有责任“对非自愿失业和老年人的依靠提供某种保护措施，以此促进人民的保障”，并要求联邦政府为各州养老金的制度和配套资金制定标准。此外，“必须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更清晰地分离开了，救济的主要责任已经落到了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的肩上。应该以下列方式帮助农民：为水土保持支付津贴，提供充裕的信贷，非生产性土地退耕，以及联邦政府鼓励合作营销。应该允许劳工在“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涉”（包括官僚的干涉）的情况下集体谈判。共和党的政纲还支持各州采取措施，宣布童工和血汗工厂为非法，保护妇女儿童免遭经济剥削，尽管最高法院（大多数共和党人将最高法院奉为自由的守护神）刚刚宣布纽约为妇女制定的最低工资无效，因为它破坏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自由”，因此表面看来堵死了各州规定工作条件的大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M。
兰登性情温和，缺乏自信，在个性上缺乏鲜明的色彩，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打这场选战，尽量不让对手赢得一边倒的压倒性胜利。
民主党人以新政作为他们1936年竞选的基本政纲，在费城大会上全体起立，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再次提名罗斯福，然后坐下来聆听提名演讲，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并迸出了一句挑战性的短语：“经济上的保皇党人。”在竞选活动中，他的守护神似乎是“老山胡桃”①——而不是杰斐逊——的鬼魂。这是一场人民对金钱利益集团的更粗犷的选战，在选举日，为了好运，罗斯福佩戴了杰克逊的那根粗重的金表链。他的最富有战斗性的一场演说保留给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他先是回忆了“在股票行情收录器面前的疯狂九年，以及站在等待分配救济队伍中的漫长三年。沉浸在海市蜃楼中的狂热九年，以及陷入绝望的漫长三年”。接下来，他说：“今天，强大的影响力在努力恢复这样一种政府，它的信条是：最中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共和党人的反对让他兴高采烈：
在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哪些势力像今天的他们那样，如此团结地联合起来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们全体一致地憎恨我——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我想这样说到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与贪权的力量有了他们的对手。我想这样说到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力量则遭遇了他们的师傅。
一篇关于选举经费的选后分析——共和党人花了将近900万美元，民主党人是525万美元——充当了这番话的注解。在1928年和1932年，银行家都属于民主党钱包的最大捐助者，而在1936年，他们的造反是十分显著的。投资公司的头儿，钢铁和化学品巨头，连锁店和邮购公司的执行官，像出版家赫斯特和石油商J。
霍华德？皮尤这样的个人，全都慷慨地把资金倾注到共和党人的保险柜里。而另一方面，电影制片人，剧院老板，酒和烟草利益集团的公平代表，以及专业人士和有组织劳工的很多成员，则让民主党人的腰包鼓了起来。背后站着数百万农民——不种庄稼也能得到报酬；另外还有数百万领救济的人——他们啥也给不了总统，除了爱——当然，还有选票。
罗斯福以高票获得连任，这样的胜利，现代美国的任何其他总统都不曾赢得过，他赢得了将近61％的###票，而这场竞选所吸引到的选民比1932年的选举多出了将近600万，在1932年，他也只不过得到了57％的###票。民主党人席卷了46个州。罗斯福的死对头当中，最不服气的是赫斯特，在选举结束几天之后，他才万分不情愿地承认，美国历史上除了杰克逊之外还没有哪个人享受过“同样压倒性的普遍吸引力和普遍的胜利”。
在行情看涨的情绪中，总统打算迫使他的老对头——最高法院——居于下风。从1935年初开始，最高法院就毫不含糊地开始对新政立法的那窝幼崽给予致命的打击：不仅仅是NRA、农业调整法案、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以及试图稳定烟煤矿的劳动条件的加菲－施奈德法，甚至还有像为雇员发放养老金的铁路退休法这样看上去很清白的措施——该法案最终被判定为与州际贸易无关，是“通过拿一个人的财产给另一个人”来否定适当的法律程序。###官哈兰？F。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10）
斯通、路易斯？D。
布兰德斯和本杰明？N。
卡多佐通常自命为自由主义异议少数派，有时候（比如纽约的女工最低工资法被裁定无效的时候），首席###官查尔斯？E。
休斯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最高法院另外5位###官似乎都是不可救药的保守派。这一时期的一本被广泛阅读的书、爱德华？S。
科温教授的《最高法院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1934）认为：法官已经成了社会进步最大的绊脚石。
罗斯福总统也是这么认为的，1937年2月，他提议重组整个联邦法官席，并声称，老态龙钟往往会妨碍商业的步伐。按照他的计划，对于每一位年届七旬仍未退休的###官，应该额外再任命一位###官，直到最高法院总共有15位成员为止。当时6位70多岁的###官当中，只有布兰德斯是个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
这个要“塞满”最高法院的提议引发了一场群情激昂的骚动，让国会淹没在来自几个立法机关的书信、电报和愤怒的抗议之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冒出了一大堆“保护我们的自由委员会”、“为了美国协会”之类的组织。对憎恨罗斯福的人来说，反对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也有很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这些人真诚地担心：宪政理想正受到个人统治的威胁。在很多人的眼里，罗斯福的策略看上去既轻率冒失，又躲躲闪闪，保护“九老帮”这一集体象征的力量重新集结起来了。1937年4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支持修正宪法要求最高法院###官在70～75岁之间退休？”结果是，肯定答复占到了64％，但在6月，在回答“国会该不该通过总统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这一询问时，反对者以58％的多数赢了一个回合，9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68％的人反对他的“扩大最高法院之战”。
1937年春，最高法院自己动手拆了变革鼓吹者们的台，与此同时公开站出来面对怀疑者，为它超凡脱俗的公正客观辩护。###官欧文？J。
罗伯茨如今把他的分量转到了自由主义的一翼。首席###官休斯的忠诚似乎也越来越稳固。因此，最高法院支持铁路劳工法案和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除此之外，它还维持了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瓦格纳劳资关系法，以及社会保障法中关于失业保险税的规定——全都是以5比4的票数通过的。###官威利斯？范？德温特的辞职，立即让罗斯福能够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官、参议员雨果？L。
布莱克，从而确保了新政能够赢得较大差额的胜利。
与此同时，1937年8月，参议院否决了总统改革最高法院的提议。罗斯福尽管没能完全如愿，但他达到了他的目的。第二年，回顾这场论战，罗斯福把它视为“赢得了一次战争的一场败仗”。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活动范围的新的态度，完全可以引用1938年的一份裁决来加以说明，这份裁决认为，PWA有权提供资金给地方建设与私人机构竞争的配电线路。就这样清除了罗斯福的革命之路上最强大的路障，最高法院开始把它的嘉奖给予很多的新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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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1）
正如他们曾看到大萧条各自的一面一样，城市居民和农民也是从不同的视点来看待新政。城市首先感觉到的是被经济灾难给死死攫住，比小镇或乡村社群更长时间地、更牢固地被失业和饥饿的妖魔所抓住。例如，1935年，仅10座最大的城市就占到了全国接受救济的可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城市救济的组织工作往往比小镇更有效，在大都市的匿名状态下，接受嗟来之食时的最初的羞愧也更少。
此外，城市居民对于自力更生和粗犷的个人主义更少顾虑。在20世纪，城市已经成了创新和改革的温床。除了观念的迅速发酵、组织化劳工的力量，以及经济上的看得见的阶层化之外，另一个理由，就是典型都市人连根拔起的状态。如果他来自一个小镇、村庄或农场，这个事实本身一般会给他打上进步主义者、非国教徒和不满现状者的烙印，更常见的情况是，其影响就是剥去了附着在他的根上的习俗沉积块。另一方面，如果他出生于外国或者是移民子女的话——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这样——那么，对于那些被在农村生活的人怀疑是跟“美国方式”背道而驰的观念，他往往感觉不到顽固的偏见。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新政的工作救济、社会保障和住宅计划，其最热烈的支持者，莫过于大都市中心，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几次成功的连任竞选中，他扫荡了城市的选票——即便是在20世纪40年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很多农民开始抛弃新政的时候。
减轻贫困房主的负担，为低价型住所清理贫民窟，是把联邦权力密切地带入城市人生活中的两项活动。政府（主要是市政府）先前已经以限制性立法的方式进入了住宅领域，比如建筑业法规和分区法令，但在这十年，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它担负起了积极的角色，先是提供低息住宅贷款，然后以低地租的方式刺激新的建筑。
为了对贫困房主实现比胡佛的住宅贷款银行更直接的救济，1933年6月，新政创设了房主贷款公司（HOLC）。所有贷款以5％的利息再融资，15年还清；必要的维修在监督下进行，其费用增加到贷款中。在其发放贷款的那段时期里（1936年6月结束），HOLC共发放了100万笔贷款，总额高达30亿美元，承担了美国城市房屋抵押债务的大约六分之一。到1937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数字——1926～1933年间翻了四倍——降到了1933年的一半，数十万家庭免于被赶出家门。
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满足一个更大的、更迫切的需求领域。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就职演说中提到了“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很差、穿得很差、吃得很差”，他们很少拥有不动产，或者说没有机会面对HOLC，也不会得到建筑信用合作社的关照和住宅贷款银行的帮助。这一状况促使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像新政的很多措施一样，住宅行动也一直着眼于复兴——希望刺激民营建筑业——和改革这两个孪生目标，而且越来越强调后者。1933年6月，PWA设立了紧急住宅司，为在亚特兰大开始的改造计划筹集资金，在那里，11个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街区成了“铁克伍住宅计划”的宅基地。克里夫兰市臭名昭著的“威士忌岛”廉价公寓区被彻底清除了，以支持PWA的一个被称做“湖景露台”的项目。在芝加哥，“简？亚当斯住宅计划”增进了“赫尔之家”的创始人长期为之效力的社区睦邻运动。所有项目当中，最大的是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住宅计划”，它以令人愉快的现代公寓取代了12个贫民窟街区，容纳了将近6；000人。另一方面，新奥尔良的两个很有前景的冒险计划，在1935年休伊？朗控制的立法机关在地方政党领袖的压制之下把它们扼杀之后，被PWA给划掉了。
平均租金是每月26美元，如果租住家庭的收入增长到了这笔费用的5～6倍的话，就会要求它离开。这些租金满足了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而不是非常穷的人的需求；但就连这样的价格，实际上也是伪装起来的津贴，因为对于高达每间房1；700美元的工程造价——这是PWA的“耐用性狂热”所带来的后果——来说，收回成本的前景十分渺茫。在1937年11月终止之前，这一计划发起了大约50个开发项目，包括将近22；000个居住单位。
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2）
与此同时，1934年6月，“全国住宅法”创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主要是为了帮助房主筹资维修、翻新、扩大现有住宅，刺激联邦抵押保险的民营建筑。利率适中的贷款担保，坚持要求执行某些建筑标准，以及专家级的工程和建筑建议，都属于PHA最有益的特色。到1940年底，它担保了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改造300万个居住单位，将近30亿美元用于建造60幢小住宅和300个出租项目。
1937年，随着“瓦格纳－斯蒂格尔法案”——它创立了美国住房管理局（USHA）——在8月的通过，批评者对低价住宅问题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该计划面对着大量未完成的事情。根据内务部门的权限，USHA借贷或划拨（不那么普遍）5亿美元（后来增加到了8亿）给地方住宅机构，在联邦的计划和监督下，用于贫民窟的清理、修缮和新建。地方政府被要求对运作成本担负一定的责任，通常是以豁免地产税的形式。该机构吸收了早期的一些住宅计划，并把它的努力直接对准了提供适度的住宅成本上——每间房不超过1；000美元，在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增加到了1；250美元。租赁被限制在年收入不超过1；150美元的家庭，有时候低至北方600美元、南方300美元。
就这样，一场针对廉价公寓的战斗打响了，对象有：芝加哥的卢普区，纽约的“地狱厨房”，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穷人住的“畜栏”，以及全国各地的“罐头巷”和“穷人街”。最大的窗户空间，阳台，草坪或绿化带，以及运动场，全都是新时尚。最显著的受益者当中，包括城市里的黑人，无论他住在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的“方舟”（即避难处），还是在哈莱姆区的贫民窟，那里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每英亩230人，有一段因为肺结核的蹂躏被称做“肺街区”。在这一时期，由联邦筹集资金的低价房当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居住单元——北方和南方约为47；500套——为黑人所使用。即使是这样的数量，也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但这是一个勇敢的开始，导致研究美国种族问题的瑞典专家冈纳？缪尔达尔声称，USHA给黑人“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其他任何重要的联邦福利机构”。
USHA局长内森？施特劳斯欣喜若狂地写道：“1939年，100年来第一次，美国的贫民窟停止了增长，而且缩小。”并指出，按净价计算，联邦政府平均每年为每一户家庭拿出了大约120美元用于住房。到1941年1月，将近20万家庭单位得到了供应，而且逐年向更低收入阶层渗透。然而，在USHA的活动范围之外，早期的批评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事实：联邦住房计划的受益者往往是较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而不是真正底层的贫困群体。例如，1940年，新的住房贷款人当中，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0％，低于1；500美元的只有5％。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只好偶尔尝试进入中等低价领域。1938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为中低收入的纽约人着手搞一个很有吸引力的500万美元的项目，后来把这一投资理念扩大到了其他社群。另外一些公司也开始为雇员发起模范住房计划。
1939年，大萧条开始以来第一次，住宅建设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但缺口依然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第二年，依然有400万间的缺口。1941年，由于国防需要，纯粹的私人住宅建设实际上被禁止了，而国家的所有建筑资源全都倾注到了飞机厂、造船厂和军需品厂等附近的紧急住处的建造上，以及更迫切地到了工业建设上，直至后者达到了1920年最高水平的两倍。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点变得很清楚：国防的不足、军人的结婚、人口迁移导致向工厂地区集中，以及尤其是几十年来的衰退和欠账，全都结合起来使得美国到处都是无家可归者和居住条件恶劣者。
最现成的回答是活动板房。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人们对这种活动板房报以狂热的欢呼，然而到1936～1937年间，只有大约50家公司在生产活动板房，它们的年产量总共不到1；000间。主要的障碍包括：限制性的建筑业法规，来自行业的反对（置换、房地产和抵押利益集团都试图保护现有建筑免遭废弃），以及（大概像其他障碍一样要命）人们关于家看上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老观念，这一新生的产业未能实现令人满意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 变革中的城乡（3）
另一个重要发展涉及到城市规划运动。对城市规划的强烈兴趣，繁花盛放于20世纪20和30年代，凋零于大萧条打击之下的枯萎枝头。到1933年，市、县和地方的城市规划部门当中，至少有45个被直接废弃了，大约130个据报告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被认为是“花架子”而正式宣布解散。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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