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1929-1941-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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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话。”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强有时候导致人渴望酗酒和赌博的刺激——如果手头还有点钱的话——结果就是自责或沮丧。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
　　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几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则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

第二章　新的生活设计（4）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1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的大学①里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
　　诸如此类的担忧，并不局限于年轻人。那些眼看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辛苦积攒起来的钱被蝗虫之年吞噬一空的老家伙们也都说：“再开始存钱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陷得太深，我想，我们再也甭想出来了。”在一群将近400个失业的男人当中，半数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或“门路”，而不是能力。在商业中，接受“粗犷的个人主义”①传统的人略少于一半，尽管在一群类似的有工作的男人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依然认可这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对很多人来说，这场灾难让人怀疑节俭的古训。有些人断定：储蓄的使徒们——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一些人则从哲学上反思：“你不能带走它”——这句古老的谚语因为1931年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而流行起来，并在5年后的一部深受欢迎的戏剧中发出了回声，这是乔治？S。
　　考夫曼和莫斯？哈特所创作的一部喜剧，说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家庭一辈子过着快乐逍遥的生活。为什么烦恼呢？那些还有能力买得起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You
　　Mast
　　Relax，）成了1934年最畅销的一本书，不久之后，他们又拿起了马乔里？希利斯的励志手册《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1936）和《赞扬你的预算》（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在轻松愉快的漫不经心当中，混合进了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国会鼓吹者）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们单纯质朴的满腔激情所提出的那些信条。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场灾难的洪水深不可测，它们滚滚而来，冲掉了古老的潮标，在祖传智慧的停泊处挣扎着。这个时代把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内战以来其他任何时期都要深。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长辈的古老智慧，全都在书籍、杂志和私人谈话中受到了挑战。或许，归根到底，美国生活的许诺终究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词语的暴政，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但是，在年轻人动辄造反的同时，中、老年人却常常更加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忠诚，特别是如果现状中有他们的个人利益的话——他们会奋起捍卫像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这样一些真理，反对改变法律和政体中的某些方面，他们把这些方面与更幸福的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贫穷的威胁也在发挥它的影响，正如汤森改革运动所证明的那样。
　　因为，在经过两三年之后，失业已经进入了美国生活的机理中。它的严酷以及显而易见的毫无希望，可谓空前绝后。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这片荒凉偏僻的旷野上开拓文明以来，多少次来来去去。看起来，这次危机尚没有先例。贫困无处不在，失业的人被它逼到了绝境，如今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的生活设计（5）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差别。这位80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那年头，整个西部都向自耕农开放。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1890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他回忆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一同成长。’”现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这样声称：“去西部吧，年轻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像挪威的旅鼠①所做的那样。已经山穷水尽了。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有人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像“外国激进分子”这样一些观念，并且断言：“一个人应该欣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实际上，像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天真的。对于被商店所包围的贫困，普通人有着本能的愤恨，随着食品和农场窒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剩之下，这种愤恨突然爆发了。1932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对一位社会工作者说：“这些日子，思考是危险的，请别烦我。”同一年，一位新闻记者走遍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林区——所经之处，身边是一片废墟，造成这些废墟的原因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抵押物丧失赎回权，以及很方便地降临在华尔街的美国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听到了人们咕哝着“革命”这个词。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诉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不相信你在这家机构启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情有多么糟糕。……他们全都说，如果事情变得更糟，而且并没有很快就发生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来到缅街上，砸碎窗户，拿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会欺负小店。他们首先会去找那些大店……没人愿意让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
　　对于某些人的丑行，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主席丹尼尔？威拉德曾经在1913年沃顿商学院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过：资本主义已经脱臼。他还勇敢地补充道：“在我饿死之前，我会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反饥饿游行，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失业骚乱，导致了流血。离广泛的群众运动最近的途径是“补助金大军”。1924年由国会授权颁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调整后的补偿”凭证，要到1945年才能支付。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务管理者向胡佛总统报告：大约有272；000个人需要救济。很快，国会在推翻总统的否决之后，就为这些补偿凭证提供了一笔贷款，但不久之后，“帕特曼提案”建议立即支付剩下的余款。
　　为了游说国会议员，让这一措施获得通过，1932年晚春时节，大约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紧随俄勒冈州一支由失业罐头厂经理沃尔特？沃特斯领头的乐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华盛顿。他们藏身于联邦政府的空建筑内，或者在波托马克对岸的泥地上支起帐篷。联邦政府强调，他们的团体已经被少数共产主义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渗透。然而，事实上，是有人把所谓“左翼分子”的名头安在了这帮汹涌而来的流浪者们的头上。当参议院在6月16日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帕特曼提案”的时候，正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守夜的退伍老兵们强忍住内心的失望，振奋人心地唱起了《美国》这首歌。　。。

第二章　新的生活设计（6）
7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穷困潦倒的游行者们支付回家路费的时候，大约有5；000人离开了华盛顿。这个月的晚些时候，随着国会的休会，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让其余的人疏散。这些人与华盛顿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两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带着催泪瓦斯和刺刀的军队很快就驱散了那些掉队的人，他们撤回各自来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铁路）被逐出者们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动的圈子里听到了这样的谈话：老兵们将会遵循外国的先例，成为一场革命——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的先头部队，无论如何，这样的谈话被证明是愚蠢的。
　　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程序，这是人民满怀希望的习惯，是他们对“外国”煽动者的不信任。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几个工业中心，不满在锅盖之下慢炖着：比方说，有工团主义背景的西雅图以及该市的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的活动；或者，城市信用达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开始浑水摸鱼的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但是在别的地方，人们以坚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样糟糕的处境。
　　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铁车站。1932年，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里，一个被称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点在那里繁衍生息，这里的居民以变质的面包和市场的垃圾为食，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楼所围起来的曼哈顿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那里的炼钢平炉最近因为一家重要工业企业的进取精神而点燃），数以百计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都有人住在废弃的工厂、侧轨上的货运车箱或者用废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集在市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人都是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区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作为小农场或菜园来耕作种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两万家庭在该市借给他们的土地上给自己种粮食。
　　尽管官方反复保证，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但在纽约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饥饿的人至少有29个，而在全国各地，据报告，1934年之前有110个这样的死亡实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体崩溃的受害者则远远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饥饿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间，费城的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60％，尤其是在6岁～16岁这个年龄段。牛奶、鸡蛋和新鲜水果消费的急剧下降，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佝偻病、坏血病和糙皮病的相应增长。在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营养不良的患者从1928年占患者总数的18％，增长到了1931年的60％，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玉米粥”如此长时间地是南方贫穷白人的“毒药”，如今，其他地区新增穷人的食物在营养不良上可以与之相匹敌，他们以面包、马铃薯和豆类为主食，加上一个礼拜来点卷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馆经理常常会捐赠一些残羹剩菜，面包师捐赠他们的变质面包，水果蔬菜批发商则捐赠他们的过熟产品。在下东城，卡车司机偶尔会从车上掉下一箱桔子，并假装对散落一地的水果一无所知。恶化的极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过这样的行为。1932年，一帮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卡车周围，大约有35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车刚一离开垃圾堆，他们所有人便开始用棍子（有些人干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萧条所带来的烦恼和挣扎，让少数人承受了无法忍受的后果。1930～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几乎是1922～1930年间的三倍。当然，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医院没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纽约州，每10万人口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1932～1933年间记录了一次急剧的增长。
　　然而，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人们预料自杀率将会有惊人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佐证。1929年10月和11月，纽约市只报告了219例自杀，而在1928年同一时期则有223例。但全国的年自杀率（1929年是每10万人14例）却稳步增长，1932年突破最高纪录（），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
　　很显然，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男人的感觉远甚于他们的妻子，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萧条的最后指标，不得不用公费进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数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达到了大约1∶10的比例，而在乡村地区，自备棺材的数量倒是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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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百日新政（1）
尽管人民已经表明了他们对变化的渴望，但4个月的新旧交替的间歇期里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党派间的争吵在授权生效之前便已渐次平息。这就是《宪法》所规定的缓慢而庄严的节拍，这段空位期，就好像是美洲之鹰的力量暂时屈服于跛鸭那滑稽可笑的软弱无力。这注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这样的间歇期，因为，“第二十修正案”（1932年3月2日提议，1933年2月6日批准通过）规定，从今往后，任期届满的国会，其生命在1月3日结束，而卸任总统的最后期限则定在1月20日。
　　秋冬两季早已让夏天萌发的几粒复苏的蓓芽枯萎凋零。10月，随着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再一次萧条，民主党人便责备胡佛的“恐怖竞选”；当这次落潮在大选之后继续低迷、并持续了整个冬天的时候，共和党人便反戈一击，把它归咎为人们担心罗斯福的就职。任期届满的国会拒绝承担重大责任，他们的继任者则急不可耐地拥挤在大门口。罗斯福拒绝与胡佛合作，联合发表关于战争债务和“可靠”货币的声明，一心在他的金库旁边玩牌，拒绝牺牲未来的行动自由以取悦他的前任。政治上的反唇相讥密集地你来我往，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却越来越长，救济之桶的底部被一刮再刮，国家的银行体系开始了它最后的向灾难俯冲。
　　从1930年初到1932年底，总共有773家国有银行倒闭，涉及存款超过7亿美元，另有3；604家州银行——这些银行的资金链更脆弱——破产，涉及存款超过2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装甲车冲向受到威胁的银行，在持枪警卫的守护下，卸下它们的钱袋子。
　　全国各地的存款人都处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中。老的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恶化和适度联邦监管的缺席，大萧条所带来的紧张不安和关于日渐迫近的未来的谣言，导致了一波又一波提款浪潮。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储存和藏匿——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甚至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或者索性把现金寄往国外。结果，胡佛在193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藏钱运动。然而，流通货币继续严重不足，以至于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个南方城市，像里士满、诺克斯维尔和亚特兰大——在这些地方，每当危机出现，分离主义的思考方式总是甚嚣尘上——开始印刷自己的货币。这些钱用来给市政府雇员发工资，并提供一种特殊的钱给失业者去购买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这种办法让他们能够活命。胡佛在职的最后两周，财政部估计，大约有亿美元退出了流通，正统的共和党人都悲观地看待“美元的逃跑”，以及卡特？格拉斯参议员的拒绝出任罗斯福的财政部长。
　　第一个全面崩溃的清晰征兆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现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银行业休假12天，以挽救一连串的本地银行。在冬天的晚些时候，事情很快就达到了顶点。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开始了银行实际上的暂停营业。10天之后，密歇根州州长宣布给银行业一个类似的喘息机会，到3月初，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纷纷步其后尘。储蓄银行，在享受大萧条早期阶段的非凡声望之后，如今也承受了破坏性的逃离。一家接一家机构到纽约的货币市场上寻求它的平衡。3月4日星期六，总统就职日的一大早，赫伯特？H。
　　莱曼州长关闭了纽约的银行，其他的地方很快也屈服了。在大厦将倾的紧要关头，三年来一直在勇猛地（即便有时候是笨拙地）跟这场危机作斗争的胡佛总统，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银行体系在他即将离开白宫的最后时刻，呼啦啦分崩离析，在他的耳畔回荡着崩溃的轰鸣。
　　这周周末，以及接下来的一周，人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来宾们陷入了没有现金的困境。在盐湖城，摩门教徒们准备发行可在本地流通、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纸币。在帕萨迪纳，一家豪华酒店为身无分文的顾客印刷了一种临时凭证。在底特律，一位富有的市民跑遍全城也找不开一张10美元的纸钞，最后才从一位苹果小贩那里得到了一枚镍币给他妻子打电话。邮票，电话代币，墨西哥元和加拿大元，以及借据，都成了流通媒介。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空空如也的口袋再也不招人嫉妒了；友善和轻松绝望的气氛普遍盛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百日新政（2）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新当选的总统身上，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他很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在迈阿密，就在他走马上任的两周之前，他险些没有躲过一位暗杀者的子弹，结果，这颗子弹让芝加哥市长安东？J。
　　塞马克送了命。这个国家如今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倚靠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肩头，他面对死亡时的镇定和勇敢让人们恢复了信心。3月4日，在一种几乎令人颤抖的紧张气氛中，十万观众挤满了国会大厦东面正前方的40英亩草坪和人行道，还有数百万的人则聚集在他们的收音机旁。胡佛严肃而沮丧的面容，看上去与他的继任者充满活力的自信形成鲜明对照。罗斯福站在寒风之中，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大衣，以坚定的声音和几乎是挑战性的姿态，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
　　他开头便是一句：“这是国家授受圣职的日子。”接下来补充道：“这些黑暗的日子，如果教会了我们懂得：我们真正的命运不是要被别人照顾，而是要照顾我们自己，照顾我们的同胞，那么，我们为此而付出的全部代价都是值得的。”关于国内的现况，他说到了要“像对待战争的紧急情况那样”对待失业，要帮助把家庭从破产中挽救出来，把农民从破产中挽救出来。“这个国家要求行动，现在就行动。”他关于外交事务所说的话，以及他的“睦邻政策”，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被人们想起，但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最留意倾听的，多半是罗斯福关于银行体系的意见，是他所提出的要求：“要终结用别人的钱去投机，……要准备足够而坚实的货币。”他宣布：“货币兑换商们已经从我们的文明神殿里的宝座上逃走了。我们如今可以把这座神殿恢复到远古时代的原貌。而恢复的措施，就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社会价值以比纯粹的金钱利益更高贵的地位。”
　　当他进入他的敞篷车返回白宫的时候，罗斯福以拳击场上的方式在头顶的上方有力地挥舞着他的双手，以此回应人们的欢呼。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仿佛就是已经终于实现的胜利一样。抗击大萧条的战斗已从防守转变为进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胡佛说出乐观的话，就会有人指控他：那只不过是愿望或自满。当他最终承认了情况的严重性的时候，他便成了“著名的悲观主义者，决不会被人放过”。几年之后，《摇摆的天皇》中还在对此讽刺挖苦。但是，一位从前任那里继承了国家灾难的领袖——罗斯福在1933年的美国，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的英国一样——能够大胆地面对眼下的局势，面对它所有的黑暗、匮乏而无需为自己辩解，鼓起公众的勇气和令人振奋的牺牲精神，以征服一场给他带来授权的危机。
　　行动来得既迅速又密集。3月5日星期天，罗斯福让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第二天，他禁止了黄金出口和所有外汇交易，并宣布全国银行放假，以便在它们逐步重开之前对个别银行的稳固性进行检查。在格拉斯拒绝出任财政部长之后，这顶乌纱帽就落到了威廉？H。
　　伍丁的头上，他从前的联邦派同盟的共和主义传统跟他的新角色似乎不大协调，就像他作为铁路设备制造商的成功事业跟他的外表对不上号一样。但他坐在那里，头戴灰白色的假发，深蓝色的眼睛，顽皮的微笑，一边驾驭着全国18；000家银行驶过险滩暗礁，一边派发着他的双关语和奇思妙想，与此同时，在罗斯福的要求下，胡佛所任命的一些官员留了下来，给他提供了超越党派利益的帮助。
　　3月9日，“百日国会”开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可了总统所做的一切，要求RFC筹集新的资本重组银行，并授权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