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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世界的黑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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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的批评者们认为，他是一名反犹太者，自由游说团是卡托用于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及传播犹太人将统治世界这一观点的工具。自由游说团的周报《聚光灯》的发行量已达到20万份，这份报纸宣扬右翼观点，对自由大政府和国际主义持怀疑态度。《华盛顿邮报》称《聚光灯》发表的文章“政治观点正统而保守，热衷于反犹太复国主义、3K党T恤衫、带有纳粹标志的德国硬币和纳粹进行曲盒带”。2001年，自由游说团因惹上官司而被迫破产，《聚光灯》停办，其职员又创办了一份类似的新报纸，叫做《美国自由言论报》。
两家报纸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报道者都是詹姆斯·P·塔克。他曾先后担任过美联社、国际合众社和多家报社的编辑，后来为《聚光灯》撰写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文章。1999年，他曾试图进入在葡萄牙辛特拉镇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会场，这一努力被罗恩·罗森写在了他的《深入虎穴》（Them： Adventures with Extremists）一书中。罗森、塔克和一名摄影师在酒店等候了几个小时之后，几个人乘坐黑色豪华轿车和大巴到达。罗森开始怀疑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塔克说他们被彼尔德伯格的保安跟踪了。罗森大为吃惊，给英国大使馆打了求救电话。
2005年，塔克出版了《吉姆·塔克的彼尔德伯格日记》一书，书中记载了他30多年来“揭露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历史。在前言中，《美国自由言论报》中西部地区主管克里斯托夫·鲍林叙述了几次与塔克一起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经历。“在那4年里，”他写道，“我是美国记者中唯一能够深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行使记者权利的人，为此我感到自豪。我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职业记者应该做的，即披露重要消息，为美国大众当好监督人。”
鲍林与塔克的第一次行动是在2000年5月31日。那天是星期三，鲍林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之前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格瓦尔的城堡湖酒店（Chateau du Lac）。酒店告诉鲍林他只能住一个晚上，因为其后的4个晚上已经被“一些大人物”包下了。鲍林看到，酒店已经开始准备会议室。他还注意到，酒店员工也被告知严守有关下周出席会议人员的秘密。第二天早上，他透过窗户，看到“酒店前面有一队特别安保人员在走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2）
随着当地人盛传在城堡湖酒店将有重要事件发生，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酒店门前的路上要看个究竟。鲍林发现，彼尔德伯格的安保人员对此感到非常棘手。这些人突然聚集过来是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这会彻底打乱他们保证彼尔德伯格会议出席人员秘密入住酒店的计划。面对人群，安保队几乎毫无办法，因为一旦他们采取行动，就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鲍林说：“有几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跟踪报道者，比如英国人托尼·戈斯林，已经到达了现场。甚至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早已手持摄像机守候在酒店门前，就等那些富佬和权贵们出现。”
第二天，鲍林很早便来到酒店，发现酒店门前已经搭起了两个帐篷。汽车开进酒店之前，必须首先开进其中一个帐篷，这样车内乘客便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入酒店。鲍林回忆说：“我忙着跑来跑去，试图在他们走近湖边的时候拍上几张这些人的照片。只要我不妨碍他们走路，安保人员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因为道路是公共财产。可会议刚一开始，安保人员便打定主意要我离开。”
在酒店门前的公共道路上，安保人员的头儿走向鲍林，在他面前站住。这个头目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皱着眉头说：“如果你还继续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拍照片，我就要不客气了。”鲍林于是带着相机躲进了附近一家饭店，并且给塔克打电话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塔克建议他尽快离开那里。大街上，有两名安保人员在监视他。鲍林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出租车来了，将鲍林带到了布鲁塞尔火车站。他火速跑到一列火车旁，在火车即将启动的一刻跳了上去。火车徐徐驶离布鲁塞尔，鲍林长出了一口气。
2001年6月，鲍林与塔克一起报道在瑞典哥德堡附近的斯泰农松德酒店（Stenungsbaden）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第一天，经过酒店允许，鲍林在酒店附近拍照。但是，瑞典警察还是抓住了他，用汽车将他带到了6英里之外一个农场旁边的路上。鲍林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瑞典方面出动了这么多警察，这次要比上次在比利时困难多了。不过，由于我们的努力，这次在瑞典的会议有了更多的媒体报道。”
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必经的酒店门口，聚集着一帮好事者。瑞典爱国者们听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开会，便来到这里想看个究竟。其后3天时间里，鲍林要么躲在一棵树上，要么藏在一座小桥上，俯瞰酒店，等待彼尔德伯格人士出现在镜头里。
鲍林注意到，相对于在瑞典举行的这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2002年在弗吉尼亚州尚蒂伊的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举行的会议则显得十分冷清。鲍林写道：“与在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绿树环绕，并没有多少安保人员出现。因为除了我们，似乎没有人对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精英们汇聚于此秘密召开3天会议有多大兴趣。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坐大巴来见证这次会议的一名小伙子。他一直是《美国自由言论报》和《聚光灯》的忠实读者，他很清楚这次在万豪酒店召开的会议的重要性。”
在这次会议休会期间，塔克还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大厅用餐。塔克写道，洛克菲勒的笑容冰冷，眼珠滴溜溜直转。 。 想看书来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3）
晚上7点，塔克守在酒店门口，等待黑色加长豪华轿车的出现。一个身影下车之后，塔克笑着打招呼说：“您也是来开会的吗？”
“是的。”洛克菲勒笑着说。
这时，一名保安对塔克说：“你是哪里的？”
塔克被赶了出去。他抗议说：“我就是这里的，因为我是一名纳税人，不能容忍他们在这里秘密讨论公共事务。”
“对不起，塔克先生，我是在执行公务。”保安平静地说。
第二天，塔克受到了保安人员全天陪同的“待遇”。他眼睁睁看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人从一间会议室走出来，走向走廊另一头的会议室。塔克跟在他们后面，直到保安拦住他。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另外一名窥探者叫做亚历克斯·琼斯，他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是一家辛迪加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还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和阴谋论者，并且参加过奥斯汀社区学院。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奥斯汀社区学院一档有线电视电话交谈直播节目。1997年，他发行了其第一部纪录片风格的影片《被创意毁掉的美国》（America Destroyed by Design）。2000年初，他成为得克萨斯州48选区的共和党州代表候选人，但却在3月份的初选中退出了。2006年6月8日，他在去往加拿大渥太华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路上被加拿大当局的人拦住并扣留在渥太华机场。他的护照、摄像设备及随身行李被没收。后来，他又被释放。
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执著的报道者莫过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的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他这样描述自己：“我1980年被驱逐出苏联，我的父亲是一名*者。这些人对我们失去兴趣之后，便将我们赶了出去。我们去了加拿大，12年前又去了西班牙。我的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克格勃的上校和苏联反情报人员，因此我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更多的消息。不管是克格勃、军情六处（英国情报机构）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情报人员都是爱国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是第一个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感到恐惧的。”
伊斯图林称，199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西班牙饭店，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据说曾经担任过苏联情报特工（或者在其他间谍组织任职）的人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事情。伊斯图林写道，弗拉基米尔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世界政府”，这一组织使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一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托尼·戈斯林1962年出生于英国肯特的格拉维森，获得了布拉德福德大学的人类学学位。在从事家族事业几年之后，他转行成了一名电台记者。搬到布里斯托尔之后，他便开始了新闻调查工作，专职跟踪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现在，戈斯林将自己称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国家记者联盟的副主席。
在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以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为生计。他们尾随会员们开会，冒险出入酒店和旅馆，采用一切手段确定与会者的身份，并竭力探听秘密会谈的内容。
自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诞生以来，它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公众关注。然而突然之间，俱乐部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因此俱乐部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不情愿地以新闻稿的方式承认了俱乐部的存在。新闻稿在俱乐部会议开始之前发布，但并没有向那些吉姆·塔克所谓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猎奇者”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 想看书来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4）
像往常一样，关于2006年1月8日会议的新闻稿只是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一个规模小、形式灵活的非正式国际论坛，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促进相互间的理解。”新闻稿还宣称，所有的参与者“都同意在会上或会后不接受媒体采访”，“对会议内容不发表任何实质性讲话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闻稿中还按照字母顺序列出了与会者的姓名、国籍、职务及隶属政府或组织。有1/3的人来自政府和政界，其余的人来自金融、工业、劳工、教育及媒体等行业。
丹尼尔·伊斯图林说：“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私人俱乐部中，无论总统、首相还是国际金融家，都有皇室成员确保他们顺利交流。在这里，人们可以说出自己平时不敢当众讲出的话。这就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它是世界上最秘密的组织。”
有时候，人们也会透过神秘的面纱窥探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身影。目前，人们所知道的关于它的事情最初都是来自其创始人瑞廷格和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阿尔顿·哈奇在一本关于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中写道，伯恩哈德亲王表达过对首届会议的想法，他说他从一开始便感到担心的是，如果有关键人物缺席，会议泡汤怎么办。
伯恩哈德亲王特别担心的是在佐治亚州圣西蒙斯岛上举行的那次会议。当时，美国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及其他几名美国众议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伯恩哈德亲王的一位美国朋友问他：“对这些美国政客，你打算怎么办？你总不能堵住这些美国议员的嘴吧？他们可不吃这一套。”
哈奇说：“谁知，在会议之前，伯恩哈德亲王走向这几位美国政客，很有风度地告诉他们：‘先生们，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不方便告诉你们这一点，但我们的会议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请各位帮帮忙，给我个面子，按规则进行，否则如果你们讲得过长，我这个主席也就当不下去了。’”
伯恩哈德回忆说：“当时他们都欣然答应，并且果真没有破坏这一规矩。倒是有一位欧洲人使我感到了麻烦。”
哈奇写道：“尽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越来越‘像是一个兄弟会’，但俱乐部会议的气氛从来没有死气沉沉过，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被激发了出来。当时的热点问题是共同市场以及英国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人们有了讨论的热点，会议气氛便像晴空里出现的闪电那样，使与会者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
哈奇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性质和目标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价，但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会议取得的无形的结果是不可估量的。”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的美国。当被问及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受到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讨论结果的影响时，伯恩哈德亲王说：“我不知道。当然，当我需要Ike（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的帮助邀请美国官员来开会时，我会去找他。尽管C·D·杰克逊和比德尔·史密斯支持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但美国政府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愿意来。后来，在开过首届会议之后，他们冲破了这一局限，任何人都可以来。至于Ike是否注意到了我们的讨论报告，我不得而知。”
艾森豪威尔说：“我总会派一个人（加布里埃尔·豪格）去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对于能够促进国际间理解的举动，我都会支持。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使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我能从中获得很多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我倒并不是赞成他们所说的一切，因为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的所有观点都正确。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不管对错。”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5）
肯尼迪总统执政时，美国政府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因为肯尼迪此前曾主持过C·D·杰克逊所谓的“彼尔德伯格校友会”式的美国国会的工作。这一“校友会”包括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和顾问乔治·麦吉、瓦尔特·罗斯托、麦克乔治·邦迪、亚瑟·迪安和保罗·H·尼茨。乔治·鲍尔说：“我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好的一点是它为各行业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坦诚交谈的机会，他们的谈话不会被公共媒体引用，并且他们的谈话仅代表个人观点，没有人会将其看做官方观点。”
乔治·鲍尔1909年12月19日出生于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在得梅因市和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市长大。1922年，鲍尔的父亲职位升迁，调入位于芝加哥的标准石油公司总部，于是他们举家迁到了埃文斯顿市。1930年，鲍尔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之后又进入西北法学院，并于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时，法学院院长提名他到农业信贷委员会担任咨询工作，但他却在1933年5月份来到了华盛顿，并于当年11月份进入了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贸易和税法工作。
“在参与‘新政’的过程中，鲍尔深感自己的法律知识面太窄，因此他又于1935年返回美国中西部地区‘进修法律’。他加入了一家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税务律师。1939年，他加入了著名的Sidley，McPherson，Austin & Harper律师事务所。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加入了芝加哥外事委员会主办的星期五午宴活动。”
在外事委员会掌管援助供给事务的过程中，鲍尔遇到了让·莫内。在鲍尔成为空军评估委员会成员，专门研究和评价在欧洲的战略行动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战略轰炸调查团主任，负责对整个空中进攻体系作评估。1944年，鲍尔与莫内一道，在伦敦对发起针对德国的空袭进行了评估。鲍尔被莫内的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构筑西方世界坚固壁垒的思想所吸引，支持欧洲的统一事业，并在战后担任了法国供应委员会的总顾问，并进一步成为这一委员会在华盛顿的代表。
同时，鲍尔还与莫内一道为促进法国的复苏而努力。1946年7月，在鲍尔重新从事司法工作以后，“莫内便设法使他的公司代表法国政府。很快，鲍尔开始与莫内的代理人讨论起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同时，鲍尔还继续与莫内一道，致力于编制1949年的欧洲经济计划。正是这些初步的工作，奠定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基础。尽管鲍尔与莫内关系匪浅，但鲍尔并没有参与决策‘舒曼计划’，建立一个有独立决策权的煤钢欧洲共同市场”。
“1952年8月，《巴黎条约》被批准之后，鲍尔仍担任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顾问，并且后来还成为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顾问。”他对欧洲事务的兴趣并没有妨碍他对美国政治产生兴趣。1952年，鲍尔在总统竞选中支持阿德莱·史蒂文森。1956年，在史蒂文森第二次总统竞选中，鲍尔担任公关组主任，致力于击败艾森豪威尔。1960年，史蒂文森在*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面对支持约翰·F·肯尼迪的压力，鲍尔敦促史蒂文森不要支持肯尼迪。
肯尼迪赢得选举之后，鲍尔以史蒂文森的名义撰写了一份外交政策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任命鲍尔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在新的位置上，鲍尔主要负责贸易和关税、经济、刚果和欧洲一体化等事务。。 最好的txt下载网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6）
1963年1月22日，在纽约的一次欢迎让·莫内的宴会上，鲍尔读了一封肯尼迪总统写来的信，信上说：“几个世纪以来，皇帝、国王和*者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武力来统一欧洲。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他们都失败了。但是，在你们的努力之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欧洲已经比过去1 000年中更接近统一。你们和你们的合作者们已经用理性和政治经济利益构筑起了坚固的工事。你们正在用建设性的思想改变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促成欧洲的战后重建与团结一致，因为我们都已经认识到，统一才能强大。同时，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不仅有利于欧洲，也有利于全世界。美国和一个统一的欧洲建立起有效的伙伴关系，诸多问题便会得以解决。”
伯恩哈德说：“这也许说得有些过于简单，但我认为，只要双方都有诚意，就能够找到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法。”
对于欧洲自身来讲，伯恩哈德认为，要做的应当不仅限于经济上的统一。
苏联解体的5年之后，在1996年6月24日接受《聚光灯》记者特丽莎·凯特森的采访时，加拿大银行董事局主席杰克·塞克曼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多伦多会议上的议题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美国大选以及“在欧洲建立统一货币和共同市场”，亨利·基辛格主持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形势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研讨会。
塞克曼曾经参加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并且是领导委员会成员。他说，每年一度的俱乐部会议“绝不是随便坐下来闲聊的”。他自豪地宣称：“有时候，讨论的确会产生巨大影响，并形成政策。统一货币的思想在经过几年的讨论之后才上升为政策。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甚至比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讨论得还要早。”
对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已经影响到了政府政策的观点，丹尼斯·希利认为，如果一名官员在俱乐部会议上听到人们讨论某项政策并在回国后立即实施，我们不应感到奇怪。
尽管希利、乔治·鲍尔以及其他人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没有丝毫的险恶用心，但诸如塔克和伊斯图林等圈外人士却怀疑俱乐部图谋不轨。2002年8月11日，《美国年鉴》发表了记者威廉·香农的文章《毁灭美国计划大揭秘》。文章称：“彼尔德伯格正在追求一个后自然主义时代，那时将没有国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区，全世界共同拥有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全球经济、单一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是选择而不是选举出来的）和共同的信仰。为了确保实现这几个目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致力于更先进的技术方法，而很少考虑大众的想法。”
他们认为，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首先要选出国家领导人。
撒切尔夫人：老男孩俱乐部的女性
1975年4月，撒切尔接受邀请，参加了在土耳其伊兹密尔豪华的金海豚酒店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
从1954年成立以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便是一个由男性主宰的组织，唯一的女性成员是荷兰的贝娅特丽克丝女王。成员们的妻子与情人也不允许加入这一组织。“原因是在俱乐部成立以后最初的20年，女性在欧洲和美国的政府中没有显著的地位。”一名记者写道，“因此俱乐部就像是一个‘老男孩的组织’，会员名单好几年都保持不变。”
197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领导委员会的创始人和成员之一，丹尼斯·希利建议向一名英国保守党（托利党）的女性议员发出邀请。他认为此人虽然经验不够老到，但却值得关注，因为她是托利党的领袖，并且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英国首相。
“时年50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出生于一个英国平民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萨莫维尔学院。尽管她在大学里学习的是化学专业，但她却对政治和法律有着浓厚的兴趣。1950年，撒切尔竞选议员失败，于是继续其化学研究的工作。第二年，她嫁给了富商丹尼斯·撒切尔。这使她得以更好地投身政治事业。尽管1951年她在议会选举中再次失败，但她在1959年10月赢得了保守党芬利奇选区。一开始，撒切尔在爱德华·希斯政府中担任养老及国民保险部和教育与科学部的秘书（1970~1974年）。保守党经过两次选举失利之后，撒切尔得到了右翼保守党的支持。她曾经批评过希斯的经济政策，为此在1975年2月赢得了选举。”这意味着，如果托利党能够赢得下次选举，那么撒切尔就将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
1975年4月，撒切尔接受邀请，参加了在土耳其伊兹密尔豪华的金海豚酒店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希利回忆说：“在头两天里，她坐在那里，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可是，会员在一起开会是需要讲话的。星期五晚上，一位来自于马里兰州*党的参议员查尔斯·马蒂亚斯走过来对我说：‘你邀请的那位女士一句话都不说，你该说说她了。’”
然后，晚餐时，这位参议员便与撒切尔夫人“大谈特谈起来”。希利看到，“她有些尴尬。也许她深深思考了一夜，因为第二天她便在会上发表了一段具有撒切尔风格的演讲。我已经记不起她演讲的题目，但当时整个会场都震惊了。她的演讲一结束，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及很多美国人都喜欢上了她。他们将她带到了美国，用豪华轿车载着她，将她介绍给每个人认识。”
4年之后，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阴谋论者们认为，撒切尔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很好地证明，俱乐部的确能够将好运带给它的会员，并且将他们扶植到政府的相关职位上去。一些前苏联媒体与英国国内的反对者称撒切尔为“铁娘子”，对此，撒切尔夫人欣然接受。在撒切尔的第一个任期内，她的主要目标是整顿经济、解除工业国有化和排挤社会主义。1982年，由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英国与阿根廷开战，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她的经济政策的拥护。
丹尼斯·希利将英国成功获得国际支持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他回忆说：“阿根廷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之后，英国政府提出国际社会制裁阿根廷，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支持。但在挪威的一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英国外相戴维·欧文发表了一段言辞激烈的讲话，要求国际社会制裁阿根廷，从而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点。我相信，各国外长们回到本国，都向本国首脑传达了戴维·欧文的话……然后，阿根廷便遭到了制裁。”
1983年，携战争胜利之余威，撒切尔夫人再次当选英国首相。1987年，由于经济形势好转，撒切尔夫人更是破天荒地第三次当选英国首相。在撒切尔夫人的三届任期中，她不断致力于经济政策的改革，削弱工会的影响力，节省公共开支，增加减税力度，促进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放开工业。她遏制了通货膨胀，降低了公共开支，削弱了英国工会的势力，这些举动被人称为“撒切尔主义”。她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结成了反苏联联盟，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
撒切尔与里根的紧密关系使得美国与英国交好，在诸多事务上展开了合作，其中有一项便是苏联问题。1984年12月，即将上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与撒切尔会面。在谈话中，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可以一起做生意。”
1987年，撒切尔除了成功连任英国首相，还有报告称她反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创立欧盟的计划，并拒绝英国加入欧盟。后来，她在保守党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于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但是，她仍然保留芬奇利地区地方议会代表的职务。1992年，她没有再次参选，她被封为女男爵，并进入了英国上院。
有人将撒切尔的突然下台归因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对其拒绝英国加入欧盟的不满。彼尔德伯格批评家吉姆·塔克写道，1989年在西班牙拉托哈岛举行的会议上，撒切尔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遭到了批判，因为她拒绝接受超国家护照，反对将国家主权服从于欧洲超级联盟。塔克甚至声称，1989年5月的那个周末，一场针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暗杀”正在酝酿之中。
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到底是不是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主宰，人们已无从考证。
克林顿：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铁杆会员（1）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在此之前的1992年12月，据说是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敦促之下，总统乔治·H·W·布什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1991年德国巴登巴登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美国会员包括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F·布拉迪、罗得岛参议员约翰·查非、圣弗朗西斯科前市长并即将担任美国参议员的戴安娜·范斯坦、《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拉汉姆、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J·本尼特·约翰逊、前驻苏联大使杰克·F·马特洛克、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小威廉·B·奎恩德、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S·里德、弗吉尼亚州州长道格拉斯·怀尔德、联合钢铁工人工会主席琳·R·威廉姆斯以及来自华盛顿的律师弗农·乔丹（《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没有职称、不拿薪水的总统顾问”，“极少走进法庭，甚至极少撰写动议” ，“一位从不游说的游说家，至少不是官方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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