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当上总裁的-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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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如果理由只是扩大职业选择范围和扩充人脉，代替手段是有很多的，不一定非要去商学院留学。两年的时间并不算短，自费留学的话经济负担也很重，因此，留学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在接受这样的挑战之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先明确自己希望在这项投资中得到何种回报。
　　我本人认为商学院是值得一去的。在自己的兴趣所在花费精力本就是很快乐的事情，同时这个结果又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价值，何乐而不为呢？我虽然反省了自己偏重晋级的学习目的，但觉得自己在哈佛的悠久历史沉淀中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并接受到了以实证为基础的商业教育，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总的来说，仔细想清楚自己希望学习怎么样的知识和技能，然后选出最佳的学习场所，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MBA，还适用于所有的学位和资格的取得。
　　在这样的基础上仍然以MBA为目标的话，就应该尽可能地选择水平高的大学。并且，我个人比较喜欢教育质量高而又不适宜享乐的环境，同样是MBA大学，每天可以玩高尔夫的好像也有，但在那样的环境下恐怕反而会过上堕落的生活。在我看来，通过在高压下受到的高质量教育才能创造出最重要的价值。
　　有目标地迎接挑战
　　现在想来，我为什么能在挑战MBA的严酷环境中毕业呢？
　　这得归功于我萌生留学志向时对美国式管理的强烈憧憬，以及无论如何也要学会它的强烈愿望。正因为我的志向不像“提升职业层次”或者“拓展人脉”那么抽象，而是具体的学习和扩大视野的目标，，因此才能全身心投入留学考试的准备之中，也才能通过严格的教学。
　　当遇到困难想要逃避时，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努力呢？能不能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决定你职业道路的关键。奋斗的理由因人而异，但是，这个理由不应该是在书上看来的，或者是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通过自己在日常工作中的努力所自然而然产生的。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能顺利毕业，但是，我有一种努力坚持到自己极限的自负。人只要能撑到自己的极限，一般都能把事情做好，就算做不好，也能得到丰富的经验和充实感。我在哈佛得到的最好财富，就是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都能够努力奋斗所带来的那种自信。
　　

我是这样当上总裁的（19）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并且勇敢地向其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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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当上总裁的（1）
实力主义世界――战略咨询公司所奉行的彻底的“输出主义”
　　无法成长带来的无力感
　　重返松下电器
　　1991年7月，从波士顿回国之后，我便又回到了松下电器。我毕业于商业学院，所以当然会首选回到松下。
　　1990年，松下以8540亿日元收购了以《大白鲨》，《ET》等畅销作品而闻名的好莱坞有名电影公司MCA（现环球影视制片工作室）。松下之所以会有这样空前的大型收购，主要是考虑到“在硬件普及的同时，必须拥有自己的软件”。同时还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与竞争对手索尼在1989年收购哥伦比亚电影（现索尼影像娱乐）有关。
　　我被分配到“音频软件工作室”工作，主要工作是研究怎样把MCA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实际应用到松下企业当中，起到一个让两家公司相互促进发展的疏通作用。
　　刚接到任免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哈佛商学院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来判断事业的，所以那种想成为纯粹技术人员的意识就渐渐淡薄了，而变得想接触更广泛的职业，事物。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娱乐界是一个未知领域，激起了我很浓厚的兴趣。况且还是关于松下公司联合大型收购的工作。公司内外都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于是我满怀激情地回到日本后就马上投身到工作中了。
　　但是，要想在作为大阪制造业公司的松下电器和娱乐摇篮的好莱坞电影公司之间建立起工作关系，却并非那么简单。
　　按资本的逻辑伦理，“要听从母公司的分配”，但这对于生活在自己创造性世界中的MCA成员来说是行不通的。他们并不是靠对公司的忠诚来工作的，而是纯粹凭着自己对工作和创作的热爱，也许称他们为艺术家更合适。即便是单方面的命令驱使，他们也不会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要是勉强的话，他们还很有可能停止创作，跳槽到别的公司去。而且越是有能力的人，就越没必要只把MCA当成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电影公司到处都是，在业界内他们布满了人际关系网。
　　日本企业是以终身雇佣制度为前提的，所以日本商界人士完全不能理解MCA员工的这种感觉。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对于“公司”这个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
　　此外，比如，我们必须说服他们将MCA以前使用的现场胶片品牌换成松下的产品，诸如此类，还产生很多分歧，他们反对改变已习惯了的工作方式，还出现了画面质量的问题等等，各种问题摩擦层出不穷，接踵而来。
　　好莱坞里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公司，他们能把分期拍摄的胶片连接起来，再把这些分包公司丢掉的胶片连接起来，就制成了新胶片。但是好莱坞把各种各样的业种都装入到那个狭小的金字塔构造当中，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强大的同甘共苦的精神，像“村庄”一样。如果让他们放弃以前那些做法，违背“村庄”的戒律使用外界的技术，他们就很有可能会在别的方面也遭遇拒绝。美国人本身对公司的归属感很淡薄，一旦发生什么事，就想跳槽弃公司于不顾的MCA职员们也不愿意承担如此风险。
　　因此，MCA拒绝了其母公司松下提出的所有要求。松下公司不是艺术家团体，更不是这个协同“村庄”的居民，所以无法透析出隐藏在文化差异背景后的深层原因。
　　另一方面，从松下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尽快把8540亿日元的巨额投资收回的话，就无法向相关利益阶层交待。其所提倡的“努力消减每一块钱成本”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光是这次的大型收购活动就已经引起了世人瞩目。同时，股权所有者及各大媒体也都在关注着松下公司。“竟然连自己的子公司都控制不了！”在松下内部，像这样的焦躁和怀疑的情绪不断高涨。
　　苦闷烦恼，决定辞职
　　这样的两种文化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而且难以填平。我的工作就是在中间起一个疏通作用，把文化的两头拉到一起。虽说是疏通，但却做着信鸽般的工作，没有任何决定权。决定每一件事都必须依靠上级的指示。除了文化上难以融合之外，还要受美国、日本地理和时间上的限制。我拼命的穿梭于两国之间，可是依然没有进展。时间不断飞逝，而大量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
　　

我是这样当上总裁的（2）
我在哈佛的那两年，经常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经营者，你应该怎样做判断？”我努力想要成为前面所提到的那种积极进取的人。但感觉时间总是不够，所以就只能牺牲睡眠时间作工作准备。我认真对待每一秒钟，如果无所事事虚度的话，心中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感。
　　每天睡觉之前，我都不会因为“今天无所事事”，“今天什么都没学到”等等而从心理和肉体上产生虚无感和自责感。我以前那么拼命努力，如今却心生内疚，慢慢也变得消沉了。这种游离于两种文化间的工作，毫无进展，挫败感在一点点累积。辛辛苦苦学的商业知识和思维方式毫无用武之地，十分惧怕自己的能力就此停滞不前了。
　　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半年，最后我决定辞职，离开松下。
　　本来想用自己的一生去回报松下，可是现在自己却主动辞职，我感到十分抱歉。况且都34岁了才改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公司能接受我。好几次我都对自己说：“辞掉了松下这个又舒适又稳定的工作真是糊涂啊！”可是又一想，要趁着自己对MBA知识还有一个新鲜的印象时，找个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环境发挥自己的潜力。我要在一个更能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更能让自己学到东西的环境中，以积极的态度去工作。想到这些，我就不再迷茫了。
　　与上司商量的时候，上司挽留我说：“不要逼自己，再好好想想怎么办。”在公司里，无论和谁说这件事，大家都无法理解。父母更是竭力反对，问我说：“你到底对松下有什么不满啊？”可是，我决心已定。趁着公司的同事们去喝酒之际，逐一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们每个人做了解释。
　　事实上，对松下而言，我是商学院派出的留学生中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员工，对公司来讲也很为难。但幸运的是，经过多次的沟通，最后还是批准我辞职了。
　　在松下的最后一天，我忙于作业务上的交接。最后开始整理行李的时候，外面天色已黑。擦净桌面，把自己的东西装进提包里，看看周围，发现这层楼里已经没人了。我看着空旷无人的楼道，想着自己即将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派我去哈佛学习的公司，离开这个给我社会启蒙的公司。我的脑海里再次闪现出疑问：“自己这样的选择真的对吗？”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关灯、锁门，和保卫室的人告别，然后就离开了这幢大楼。那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松下公司。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12年。
　　自己的环境自己把握
　　松下公司给予我的很多，离开这里我有些不舍。辞职是因为意识到在这里又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也许那只是自己一时狭隘的看法，但潜意识中，我又认为：“松下并不是适合我发展的地方。”
　　要找到自己能够获得发展的环境，就应该自己亲历亲为。即使是视野开拓，如果不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环境中工作，也毫无意义，而且这也是一种对自己和公司的不忠。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环境中，向着更高的目标去努力，才是一个商业人士的职责，不是吗？
　　当我对现在的工作产生怀疑时，会有这样一些想法，比如说：“再过两年就应该有一些职位配置上的转变了”或者“要是换个公司就有发展空间了”。确实，经常思考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不马上做决定而放任自流的话，就会在不经意间适应了那个本不如意的环境，好不容易拓宽的视野又变得狭窄了。
　　判断是不是要辞职的标准就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上了，是逃避现实呢，还是迎接新的挑战。
　　若是因为和上司不和或工作太辛苦辞职逃跑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理想的工作单位。不管什么样的单位，都会有人际关系的障碍，都会有很苛刻的工作在等着你。要想扭转这样的局势，大概也只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吧。不管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拼命的努力做，就会发现它的价值。以向后看的理由逃跑是绝对不会有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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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当上总裁的（3）
刚开始想辞职的时候，我有好几次都问自己：“这是不是逃避现实呢？”可能有的时候会为自己辩解，但这绝不是逃跑。虽然留在松下会更舒适，但是我想在有新挑战的地方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如果是由于向前看的理由辞职的话，那么周围的人应该会给予支持。我辞职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敬仰的上司对我说：“是公司不好，没有适合你的工作。”虽然我在公司时从没出过什么错，但是上司的这句话还是让我感激涕零。
　　转行到经营咨询领域
　　关于波士顿咨询集团
　　我后来跳槽到波士顿顾问集团（BCG）的外资经营顾问公司工作。
　　BCG于1963年在波士顿成立。现在世界各地有60个分公司，拥有约5　000名咨询顾问，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顾问公司之一。1966年在日本成立分公司。我1992年来到这家公司，当时大概有50个顾问和50来个候补顾问。
　　所谓的咨询公司，一般分为战略咨询，财务咨询，人事组织咨询，系统咨询等很多专门领域，而BCG则属于战略咨询性质公司。
　　战略顾问主要是在企业的经营战略，事业战略，业务流程改革等这些战略立案阶段起到一个支援的作用。除了BCG之外，还有人们知道的麦肯锡和贝恩等也是战略顾问公司。顾客主要是国内外大型企业的经营者。
　　具体项目大概有《通信公司下一代服务的商讨》、《外资制药公司进入日本战略》、《贸易公司重建措施》等。顾客的业种有金融、通信、能源、汽车、消费品、医疗用品、流通等；经营的领域有经商、团队、业务改良、成本消减、信息化等等。
　　很多工程都是由2－5个顾问组成，和顾客一起解决问题，一般期限是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战略咨询的特点是基于事实和理论制定策划。把不可反驳的事实集中起来，再把它和不可反驳的理论结合起来，然后，做出最后的结果向顾客提出建议。根据这样的处理方法，即使是没有业界经验的顾问，也可能做出说服力和可靠性很高的提案。把一个个要素堆积起来，总结出：“事实就是如此，按逻辑思维就会是这样”即可。
　　战略咨询公司的义务是要为顾客严格保守秘密。所以几乎没有发生过经济纠纷。但是，却有各种不同形式的项目，比如会有引起传媒轰动的那种关乎大事件的大项目。
　　招聘面试官的一句话
　　我向松下提出辞呈的时候，还没有决定特别想去的公司和职业，只是带着一种希望，想要去有挑战、有发展机会的地方。
　　这时，忽然想起了在哈佛留学的时候见过的BCG的负责人，于是决定联络一下试试看。
　　在哈佛，一到找工作的季节，外资顾问公司和投资银行等的招聘负责人就会来学校。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回松下了，所以就没有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只有BCG公司来校搞活动时候，有个朋友请我一起去吃了顿饭。席间的谈话早已忘记了，只是记着那个公司的名字和名气。因为从哈佛毕业生去BCG和麦肯锡等战略咨询公司就职的非常多。
　　我从抽屉的最底层找出负责人的名片，很随意地打了个电话。之后，又和BCG的人见了几次面，便积极地想去面试看看。
　　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带薪休假去了BCG的办公室。
　　当时，BCG在东京办公区中心的一条大街上。位于高层的接待室设计得十分漂亮。我有些惊慌紧张，自报姓名，接待员很有礼貌的把我让到了会议室。墙壁上挂着简单而又显得昂贵的装饰品。坐在椅子上也感觉很舒服，我从未体会过那么好的感觉。这种高雅的氛围愈发让我紧张。
　　因为去松下工作是教授推荐的，所以这次还是自己第一次去公司参加面试。我在头脑里把工作志向和辞职理由都统统整理了一遍。可是以什么样的形式面试却无法预测，我忐忑不安地等着面试官。
　　大概过了10分钟，一个面试官慢慢地走进来，草草的寒暄了几句就开始了面试。
　　

我是这样当上总裁的（4）
面试出乎意料，是从一个案例开始的。就好像是在哈佛做过的案例研究的简单版本。面试官简单的说明了背景之后问我：“要增加这个公司的销售额应该怎样做？”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做出了回答。我说完后，他又一连串地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想呢？”“在实行你的计划时，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出现呢？”等等。从哈佛毕业以来，一直就没有思索过这些问题，所以很快就感到力不从心。
　　案例告一段落后，面试官就开始问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和志向。如果这个问题我在回答不好，那就毫无余地了。接着是我提问，由于太紧张，我反复地重复着同一问题。这样互相交谈后，面试终于结束了。我感觉好像过了好几个小时一样，一看表，才过了一小时。
　　面试官说了句“稍等一下”就离开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没过一会儿，下一个面试官就进来了，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后来，连着进来了五个面试官。相当于一个人一个小时，五个小时连续不断地接受着严格的面试。后来是精疲力尽到了已经无所谓的状态了。
　　最后的面试一结束，当时我就接到了录用通知。真是令人激动的一天。
　　第一次跳槽只是想在BCG试试，没想到就被录用了，我有点不知所措。
　　当面试官跟我讲完BCG的工作内容以后，我就决定“一定要在这里工作！”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要从大阪搬到东京住，亲戚和父母都反对我在东京工作。我自己也不愿意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关西。尽管如此，因为是半路改行，而且这么有挑战性的工作只有东京的外资企业才有。最后，我还是决定加盟BCG。
　　让我做出最终决定的是面试官的一句话：“做这个很值得”。
　　彻底的实力主义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工作
　　一进BCG，首先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员工们说话语速之快。无论是闲聊还是讨论问题，他们都是以非常快的语速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马上问你“你怎么想？”我是那种喜欢一边咀嚼文字一边说话的人，所以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谈话速度。
　　令我惊讶的还不只这些。虽然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东京的中心地带，但是办公桌比松下公司的大了一倍多。每张桌子都是用隔板分开的，这样大家便可以集中在一起工作。此外，令我大吃一惊的还有升至经理后，就可以拥有带玻璃窗的个人办公室！外出的话，谁都可以打出租车。因为大家都不在公共汽车上看高保密性的商业资料。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员工在路途中也想要工作吧。这一切工作环境都是松下所没有的。
　　公司对新员工的培训一天就结束了。随后我马上被分配到了一个制造业项目当中。我的上司是一个大学毕业的25、26岁左右的经理。但是这个比我小8岁的经理的工作作风，让我十分震惊。他一旦构建起某种假设，便会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迅速展开工作项目。若发现在实际的情况中假设不成立，便会立即调整方针，推行其他的假设。在我拼命追赶他的思维与行动的过程中，为期三个月的项目转瞬间就结束了，而交给客户的最终计划方案也在此时完成了。
　　我神情紧张地注视着经理的计划方案。虽然每种假设都是成立的，并且与之相对应的理论也都是非常鲜明的，但是如果站在客户的角度上，从客户立场出发，得出这个方案的方法，具有风险性。我在事先举行的会议上，已经了解了方案内容，但依旧很担心它在工作现场能否被认可。如果不能被认可，那么这个方案也不过就是纸上谈兵而已。
　　根据我以前在松下的实际工作经验，一件事的成败关键往往取决于它能否了解工作现场的情况。所以我很担心这个“理想的方案”最终是否能让客户满意。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客户竟然十分满意的接受了我们的计划方案。这个项目就这样圆满成功的结束了。公司随后立即又投入到了新客户的项目中了。对我而言，这个第一次参与的项目，使我对顾问这个工作的附加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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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当上总裁的（5）
说的绝对一点，顾问并不一定要了解现场的情况。更多的经营者想得到的是不被现实困难所束缚的、理想纯粹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愿望通常会是“请告诉我一个理想的构架方案，实际的问题我们自己会解决”。进入BCG公司后，我立刻感受到了这种不同行业企业文化带来的冲击。
　　此后，我主要接待制造业的客户，还参与了市场强化、赤字部门重组以及开发流程合理化等项目。
　　战略思维的泥沼
　　适应咨询顾问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艰苦奋战的过程。
　　在BCG，如果你在规定的期限内拿出了一份好的方案成果，没有人问你过程如何。不论你在哪、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工作都无所谓。在这里，过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结果。
　　我已经适应了日本企业那种在规范束缚下的工作方式，这种彻底的“结果主义”，反而并没有使我感到轻松，倒觉得需要对自己更加严格。所要制定的方案，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想要追求完美的话，那么要做的工作简直无穷无尽的。这个战略方案的范围要拓展到多远、要在哪个阶段进行压缩，全凭顾问一个人来决定。
　　我原本是技术工作人员，只要对什么稍有不放心，便会追究到底。这听上去像是不错的工作习惯。但由于过分追究细节，经常会发生导致整体的项目无法继续向前推进的事情。BCG的所有咨询顾问即便周六工作到半夜，仍然觉得时间不够用。对个别课题的研讨程度，需要既不影响到整体进展，又要获得最佳成果，这是成败的关键。
　　我在哈佛学习时，也接受过这种在最短时间内寻找到最佳答案的训练。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情况却大相径庭。在课堂上，即使失败了，也可以挽救。但在工作当中就不能如此，不但不允许失败，而且必须要取得最佳结果。
　　以上所说的战略立案的能力，是战略咨询顾问所特有的技能。想要获得这种能力，只有靠自己在实践中吃尽苦头积累经验。特别是像我种“刨根问底癖”型，真是很难找到感觉。当时的我，不深究就无法得出肯定的答案。我虽然很想肯定地说“就是这样的”，但最后还是觉得“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那种情况”。
　　进入公司大约一年半之后，我才逐渐明白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这之前，虽然我很想把工作做好，甚至以身体能够承受的最大极限去拼命工作，但最后还是因为工作成果的质量未能提高而万分痛苦。
　　在某次项目中，我为了按时完成最终报告，几天彻夜未眠。原因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我的“刨根问底癖”又发作了。如果是一、二天不睡觉还没什么问题。但那次，我连着好几天不睡觉，大脑都已经无法运转、身体也开始摇摇晃晃的了。在向客户方做完最终报告返回公司的时候，我甚至都已经站不起来了。
　　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休息，下个项目的内部会议又要开始了。作为公司的员工我必需得参加。而此时我根本就已经听不进去会议的内容了。不仅听不进去，我甚至觉得越来越喘不上气来，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了，发言人的声音仿佛离我越来越远。最后我觉得脸和手脚也开始麻木……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昏迷了过去。
　　后来，救护车赶来了，我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医生说我是由于过度疲劳和压力过大，患上了“过呼吸综合症”，并给我打了几瓶点滴。打完点滴后我立刻办理了出院手续，继续工作。如此严酷的工作让我紧张地工作着。
　　体现自身价值的项目
　　在我终于适应了经营咨询顾问这份工作后，我又参与了一家拥有800名员工的产业材料制造公司的工程项目策划。
　　这个行业已经是成熟产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因技术革新、引入新规定而引起的股市波动等的影响。这个项目，虽然这家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都相当稳定，但公司内部却弥漫着一种“停滞感”企业氛围，这让员工产生了危机意识，所以该公司才希望通过BCG的指导帮助，让公司重新活跃起来。对该公司存在问题的分析策划为期6个月。有5名顾问参与这个项目。所以从财力、人力来看，这个项目都比以往的要大。
　　

我是这样当上总裁的（6）
我作为项目组中的一员，担负起了“使研究所活跃化”的责任。这个研究所拥有60名技术人员。这个产业发生新的技术革新概率非常小，即使是新产品，也要经过了几十年的智慧积累才能产生。所以产生新构思极其不容易。这样一来，在营业的过程中，对引进特别订货的检验和对现有产品进行细致的改良等非常被动的工作，就占了一大半。
　　“研究所的课题是什么？”
　　“……”
　　我把在研究所工作的技术人员集中在一起，试着提问，结果却没有得到任何答案。他们并不是因为要自我保护而沉默不语，而是真的不知道答案。他们恐怕连我的问题本身都听不懂。我觉得现在最首要的课题是该公司缺乏课题意识。
　　于是，在接下来的会议，我和一个营业部的同事坐在了一起，并询问了他同样的问题，“这个研究所的课题是什么？”于是他便列出了一连串研究所需要改进的地方。技术员们都听得目瞪口呆。会议结束后，技术员们开始深深地意识到，“原来营业部的人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啊！”。在这之后大家开始留意自己的工作态度会给研究所外部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了。
　　接着，我和技术员们齐心协力地研讨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并且和营业部的职员们一起听取客户们的直接需求，开始主动探索开发课题。
　　如果说原来是经理为“停滞感”伤透脑筋的话，现在还不如说是现场工作的技术人员们更恰当。这些技术员们一开始很懒，而且还曾背后议论我是“依仗总裁而狐假虎威的讨厌家伙”。但是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地加深了彼此的信任感，而且他们也开始积极的进行各种改革了。此后，我们开始致力于联系那些和我们保持距离的营业部和市场营销部的工作。不久，研究所里所弥漫的“停滞感”逐渐就烟消云散了。
　　通过这个项目，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部门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团队”这个词，会让人萌生家族主义观念，认为只把自己部门的工作搞好，就完事大吉。显然，带着这种想法工作的话，大家在精神上会很轻松。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认为，即便在工作场合，只做自己的工作、只得到自己的上司的认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职员们以如此狭隘的想法来工作的话，那么“团队”就会变得不正常。
　　在项目刚开始时，这个研究所的状态就是，对客户的代理人、即营业部的要求不做任何回应，只是按部就班的套用过去的工作方法。但是外部的影响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
　　为期6个月的项目，最后顺利地大功告成。临别时，对方经理这样对我们说：“BCG使我们公司内部变得生气勃勃，使我们员工的思想意识发生彻底改变。以前，我认为许多工作只要教给大家来做就可以了，可结果却没有一个员工去执行，导致工作积压成山。看来还是来自外界的刺激卓有成效啊！”
　　听了这一番话，我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