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生的赞美之词-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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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的一句赞美，就能让我在绝境中产生活下去的勇气，即便在贫民区每天也活得很充实。虽已年过半百，我也还会在老师的关爱中，成为可以带领贫困孩子走向幸福的“薄荷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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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老师的美丽信函（1）　　　　　　　　　

　　小小爱分享会常任理事　姜明顺　　　

　　。c。老师的美丽信函　　　

　　我进入梨花女子大学是幸运，因为在绝望中遇到了徐光善教授。　　　

　　我是在釜山上的高中。在我进入青春期的高二，我甚至想过自杀。从事建筑的父母事业失败，全家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我始终不能摆脱贫困的阴影。当时眼睛不好却没钱买眼镜，后来还是省下修学旅行的钱买了一副。我戴着眼镜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学习时，因为整个世界变得清晰而兴奋不已。　　　

　　当时我连学杂费都不能按时交。有一次又因为没交费而被叫到办公室。在那里已有五十多名学生被老师处罚。老师把学生一个个叫到跟前，催促大家及时交费。大部分家境拮据的学生都保证会通知父母，尽快交钱。老师就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教室。而父亲病危的我，很可能随时会被学校勒令退学。当老师问道“你什么时候交学杂费？”时，我只能回答“不知道。”于是我被关进了仓库。那里共有三个女孩。将近一个多小时，我们无事可做，就拿黑板、粉笔、黑板擦来互相嬉闹。但最后还是无法忍受心中的郁闷，蜷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上学为什么就这么辛苦？我不能和朋友们待在教室里，而常要跑去卖报纸挣零用钱，可结果还是连学杂费都交不上，被关在仓库里。这让我更加伤心和自卑。　　　

　　当时我能做的似乎只是努力学习，试着走出贫困的阴影，朝着布满迷雾的未来迈进。没有请辅导也没钱去补习学校，我还是考进了梨花女子大学。其间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早晨五点出门坐车，带着妈妈做的两个盒饭，一直学到晚上十点半，然后坐最后一班车回到离家最近的车站，那时已是深夜十二点。我要穿过两旁是坟墓和松树林的小路，靠背英语单词来消除内心的恐惧。　　　

　　我的梦想是当老师。虽然我的学生时代很艰苦，但我想成为具有献身精神的老师，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正直地教育学生。高三时在班主任的劝诱下我报考了梨花女子大学师范学院，但入学一星期后我就后悔了。学校的周边很繁华，在优越的环境下成长的朋友们和贫困的我形成极大反差，甚至庆尚道口音也成了我跟别人交流的障碍。我无形中被孤立。独自一人在首尔本来就很艰辛，宿舍生活更处处暴露出我的窘境。　　　

　　地方上给的奖学金只是杯水车薪，我只能靠做各种兼职赚学费。我曾在教授进行调查问卷的信封上抄写地址，也曾为企业做产品市场调研，还曾当过经济活动人口调查员，也做过家教。1972年以后学校就不能正常上课了。维新停课、戒严令停课……交了昂贵的学费却一整年都不能好好学习，这让我心急如焚。但学校依旧没有半点学习的气氛。　　　

　　当时我正在一个学生家做寄宿家庭教师。女主人总是唠叨说“不要一直点灯到深夜，赶紧关掉！”甚至还会监视我。我真的很讨厌活下去，对于刚二十出头的我，现实的确太黑暗，太艰辛了。　　　

　　这时我意外地收到了徐光善教授的回信。我忘了当时的徐教授是学校牧师还是基督教学系的教授。我虽然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却喜欢和徐光善教授一起忧国忧民，喜欢听大众神学，还有关于基督徒实现虔诚的爱的故事。我非常尊敬他。　　　

　　收到我尊敬的教授的回信，本身就让我惊喜了，当看到他漂亮的字迹时，我更感受到老师对我的爱。“你就像这个时代的薄荷糖，是勇敢地活着的人。（中略）”教授的赞美和隽秀的文字给了我莫大的力量。教授说我是能让人感觉清新的薄荷糖。我把这个赞美紧紧地贴在胸前，奔向雨中的校园。光脚踩在被雨水冲刷过的柏油路上，我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拳。脚趾间感觉到雨水的冲击，这股力量仿佛流进了我的体内，让我有勇气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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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老师的美丽信函（2）　　　　　　　　　

　　1976年，我同在贫民区创立希望教会的郑明基传教士结了婚。徐光善教授送了一套印着梨花女子大学标记的银汤勺作为结婚礼物。在我为山里的小孩子开爱心幼儿园时，他带来了儿子的玩具，这让幼儿园的孩子们兴奋了好久。　　　

　　当时我们夫妇就住在一间15平方的房子里（屋顶是在纸上涂了黑色沥青，1960年的贫民区十分常见），老鼠和煤气味随时出入我们的家。那个房子的墙壁是用薄木板做成的，冬天冷夏天热。门闩也不太结实，似乎轻轻一拉就要散架。我这个名门女子大学出身的新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难免害怕。公共卫生间也很遥远，当时患过敏性肠炎的我拖着35公斤的虚弱身体，每到深夜都要忍着腹痛跑到似乎在十里之外的卫生间。那时只能独自握着十字架安慰自己。　　　

　　我给贫民区的孩子们做饭，白天在30平方的教会兼幼儿园里，晚上去夜间教室和妇女教室，周末还要去健康诊疗，到教会学校讲课。我努力地在贫民区工作传教，但发现我能为他们做的实在太少。　　　

　　我没有了自信，到哪里似乎都是局外人。对于贫民区的人来说，我是“喝过大学墨水的女人，是传教士的妻子，是爱心幼儿园的老师”，所以跟他们不同。而我的朋友和同学又因为我的寒酸而觉得别扭。我也没再去参加同学会，有时还会因为孤独而哭泣。　　　

　　事业失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弟妹们，也不能理解我的信仰，总是埋怨。想到他们遭受的困苦我也禁不住落泪。　　　

　　就在我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时候，徐光善老师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的境况，亲自来看我。他和夫人提着牛肉和其他很多东西，爬了很长一段山路才到我家。那天做的烤牛肉的味道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徐教授得知我没有赞助金继续运营幼儿园时，立刻倾囊相助。他对我说，　　　

　　“在这里受苦的你让我觉得很骄傲。”　　　

　　从毕业后一直到1986年近12年的时间，徐教授一直都在关心和鼓励我。我创立小小传教会、建立总会时，教授都担任了运营委员、会长、代表等职务。　　　

　　当时在筹建传教会时，没有办公室、电话、办公桌、启动资金、赞助者。我只是意识到不能再任凭孩子们放任，要奉献爱心帮助他们脱离危险的环境，并决心承担这个使命。1984年我因为卵巢瘤而开刀手术，又在34岁生下第二个孩子，身体极度虚弱。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人因贫困而自杀的报道。一年中共有1034人自杀，一天中有三人因为贫困而选择轻生。这样的报道折磨着我。可是没有人能帮我。丈夫为了治疗肝炎和学习传教去了英国，我一个人牵着大女儿、背着小女儿去募捐、做赞助申请。刚过周岁的小女儿没有玩具，就按姐姐吩咐，在赞助申请信的信封上贴邮票来玩。两个孩子贴邮票的样子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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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老师的美丽信函（3）　　　　　　　　　

　　我每天都尽全力，只朝一个目标迈进，终于在1986年创立了小小传教会。它培育了这个国家里的很多贫困孩子，让他们能够创造自己幸福的世界。　　　

　　那时候徐教授也总是在我身旁。甚至有一次传教会没有地方堆放分发给孩子们的400袋泡菜，徐教授贡献出了他的院子。他的院子就这样做了长达五年的泡菜仓库。　　　

　　天气变冷后，教授还会带米糕、热茶和其他可口的食物来慰劳大家。他们还会带来梨花女子大学教授们收集的很多充满爱心的物品。　　　

　　从贫民区的新婚生活，到创立“小小爱分享会”（以前的小小爱传教会），和贫困的人们一起走过30年——这一切都要感谢天主，还有用隽秀的文字给我写信的徐光善教授夫妇，是他们的赞美和关爱，成就了现在的我。　　　

　　2003年7月，作为传教会刊物的《小小爱之信》整整发行了200期。在做纪念特辑时，已过七旬仍在努力工作的徐教授从香港来电祝贺。我央求他用漂亮的字迹给我们写份贺辞，他高兴地答应了，当即用传真发来了贺辞。　　　

　　“当初决定发行《小小爱之信》时，我们的姜明顺老师还不是牧师，也还不是满头花发的婆婆，而是一位活力充沛的小姐、夫人。搜集孩子们的文章和图画，做成一本家庭杂志，是《小小爱之信》的开始。我们常常看着它哭了，也笑了。如果看到有朋友的名字上了赞助者的名单，我也高兴得拍手欢迎。虽然这只是一本小小的杂志，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让我们更坚强。十年前的点点滴滴被记录在这小小的纸片上，如今成了珍贵的历史，凝结成爱的果实，让我们心中的希望之花绽放。《小小爱之信》一定会被载入韩国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史册。”　　　

　　老师的一句赞美，就能让我在绝境中产生活下去的勇气，即便在贫民区每天也活得很充实。虽已年过半百，我也还会在老师的关爱中，成为可以带领贫困孩子走向幸福的“薄荷糖”。而我在30年后又收到老师写的美丽信函，它会是照亮我生命的火花，是山林中升起的明月，让我有勇气和力量，去照顾1500名贫困孩子，为他们抚平伤口。　　　

　　老师给我的关爱，是我永远的爱的源泉，是坚固而温暖的篱笆，是让我能跟世上所有贫困的人一起活下去的力量。　　　

　　大学时通过“韩国基督学生会”活动目睹了贫困地区的状况，1974年毕业至今一直在做帮助贫困人群的事业。在首尔和贫困儿童一起度过了30年。现为“小小爱分享会”的常任理事，安山第一教会牧师。　　　

　　但这四十年中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当时院长对我的赞美：“如果不让金秀卿去早稻田，那整个高丽大学就再没什么人好推荐了。”虽然不是直接对我说的，但每当我感到很辛苦时，就会在记忆里找到院长的这句话，感觉好像翻开了尘封的相册。在我近六十年的人生中，再没有别的话语能让我如此激动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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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穷学生的日本研修（1）　　　　　　　　　

　　达韵生食会社会长　金秀卿　　　

　　。c。穷学生的日本研修　　　

　　有一个纪念日——“劝农日”，如今已不存在了。但对于农业大学的学生来说，这曾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在我上高丽大学农学院（现更名为自然资源学院）时，每逢劝农日一定会在农场进行纪念活动。1967年6月10日的劝农日，我们也到京畿道的实验农场举行活动。这时我突然被院长叫了回来，“现在赶紧去学校找学生处处长。”　　　

　　在举行活动时临时被叫回，看来事情非同小可。我飞奔到学生处询问事由，原来是高丽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之间有交换学生的协议，我被推荐为农学院的代表。现在要到处长那里去接受面试。　　　

　　如今海外旅行已很平常，但在1967年当时，大学生要去国外简直比摘天上的星星还难。能以学生身份公费到国外研修，用现在的话讲那真是“光宗耀祖”了。　　　

　　我急匆匆地跑到学生处处长——法学院的尹世昌教授（已故）那里。教授看见我就说了两句话，“原来你就是金秀卿啊！”“农学院学生的英语怎么样？”　　　

　　之前我在服兵役时每天都读英文报纸，还在军队里担任翻译，能在一分钟内打300个英文字母。所以当我听到处长问“农学院学生的英语怎么样”时，感觉很伤自尊。这听起来有些蔑视我们农学院的学生，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大概是教授看出了我的心思，很快说了一句令我永生难忘的话。　　　

　　“你们院长（已故张相旭教授）跟我说，如果不让金秀卿去早稻田，那整个高丽大学就再没什么人好推荐了。所以才会这么急着叫你回来。”　　　

　　处长说完给了我一张《周末新闻》的英文报纸让我读。听我认真地读完后他说：“嗯，在农学院里你应该算是说得很棒的了。”我趁机说道：“我还能在1分钟内打300个英文字母。”处长把打字机推到我面前让我当场试试。想到这关系着农学院学生的名誉，我敲得格外认真。结果我准确且迅速地敲完了处长给的资料。　　　

　　面试很成功。处长把合格的法学院、政治经济学院、理工学院的学生名单交给我，让我打好后到光化门的国际电话局发给早稻田大学。我知道这是对我实力的肯定，心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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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穷学生的日本研修（2）　　　　　　　　　

　　出发去日本的那天，在现代就职的一位学长说他们社长出差，让我用他的车去机场。在当时能以交换生的身份去日本的确是非常幸运的，也备受别人的关注。　　　

　　我看到的日本是个全新的世界。1964年举办了东京奥运会后，日本拥有“新干线”超高速列车，以及连接东京和大阪的高速公路，处处显示着经济大国的繁荣气象。正在准备1969年万国博览会的日本显现出的经济繁荣，和我对于本国的自尊心，像两股强大的力量冲击着年轻的我，也燃起了我挑战的意志。　　　

　　因为建交不久，日本政府显得很重视。通过日韩亲善会我们得到了资助金，参观了日本的大型工厂和政府机构，受到日本有名人士的会见，同时和日本大学生就各个领域展开学术讨论，还同在日侨胞进行会谈。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交换的珍贵经历。　　　

　　然后过了四十年。我依靠自己的专业创立了生食公司，如今还担任韩国替代性医学研究所所长。学生时代的日本研修在有形和无形中都给了我很多帮助。但这四十年中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当时院长给我的称赞：“如果不让金秀卿去早稻田，那整个高丽大学就再没什么人好推荐了。”虽然这不是直接对我说的，但每当我感到很辛苦时，就会在记忆里找到院长的这句话，感觉好像翻开了尘封的相册。在我近六十年的人生中，再没有别的话语能让我如此激动和兴奋。是这句赞美让我得到了今天的一切。　　　

　　我和院长之前并不熟络。如果真要说和他有过什么接触，那应该是在1967年5月5日建校纪念日的庆典上。当时我们学校主办“全国农业大学粮食资源学系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应该通过这个机会重立农学院的威信，所以做了非常严密的计划。最后虽然只是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学校的讲坛却座无虚席，院长和很多教授也都参加了。这成了建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事后我还拜访了每位出席的教授，完成了报告书。　　　

　　院长大概是记住了当时兼任主持的我。他也可能是为了努力恢复当时的冷门专业——农学院的名誉，才力荐我去日本的。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如果不让金秀卿去早稻田，那整个高丽大学就再没什么人好推荐了。”这句赞美，已经足够让我这个来自忠清北道的农村孩子信心百倍了。毕业后我的事业并不顺利，经历了很多挫折。也曾在妻子开的药店里打下手。但每次陪伴我渡过难关的，就是院长的那句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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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穷学生的日本研修（3）　　　　　　　　　

　　它不是对我直接的称赞，这反而更能给我力量。因为这表明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了我的努力，并给了我机会。　　　

　　任何事都要尽全力，这是我保持至今的习惯。年近花甲才拿到理学博士学位也不觉辛苦，凡事努力似乎已是我身体中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年纪敢于挑战，我认为这就是勇气。勇气的根源是自信，而让我产生自信的是实力。如今我看着儿女们抚养子孙，总是会告诫他们说，“人最重要的是带着自信生活，学多学少只是其次。”每天清晨我抱着小孙子，在他耳边说的三句话是，“爱你！谢谢！真棒！”　　　

　　毕业于高丽大学农学院，曾从事贸易、娱乐等行业，遇到很多挫折。在妻子经营的药店里当助手期间，觉得发热开退烧药、腹泻开止泻药的方法很不科学，于是开始了饮食疗法的研究，是韩国最先开始生食研究的人。创立了达韵公司，三十余年埋头于此，最近开设了韩国替代性医学研究所。获得高丽大学食品加工学硕士学位、生命科学博士学位，任中国延边科技大学技术学院理事。　　　

　　人走入社会时，会碰到很多珍贵的因缘和瞬间。比起学习特定的知识强化自己，和老师的相遇和对话更能升华成一种惊人的力量，推进你的成长。三位老师的教导、激励和关爱，激发了我对人生的自信，它们是伴随我一生的珍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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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三位老师（1）　　　　　　　　　

　　环境文化研究所所长，世界YWCA副会长　朴银镜　　　

　　。c。三位老师　　　

　　最近我的行程表全被国内外的会议日程排满了。甚至是要在数千名听众面前作演讲，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在别人面前畅谈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偶尔想到幼年时的记忆，我都会不自觉地笑起来。　　　

　　“朴银镜，你再读一遍。”　　　

　　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语文老师郑南秀总会在课堂上叫我读课文。当全身发抖的我用颤抖的声音读完课文，如释重负地坐到椅子上后，老师让我再读一遍的命令，无异于将我打到了地狱。当时的我很害羞，上课时间从来不主动发言，只有在老师提问到时才会勉强起来回答。　　　

　　我们姊妹四人中，除了在外地上小学的大姐，剩下三人都曾是郑南秀老师的学生。到我的小妹毕业时，老师已经交替着教了我们九年。老师尤其关注我这个害羞的孩子。她总是给我发言的机会，而且每次都夸我声音好听，这会让紧张的我慢慢地平静下来。　　　

　　这几年的教师节，我们小学同学都组织聚会，邀请郑老师。小时候有几位厉害的妈妈会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监督我们上课，所以我对每位妈妈的特征都很清楚。奇妙的是现在看到朋友们的脸，就跟当年她们的母亲一模一样。原来我们已经变老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和郑老师之间似乎也没有差异了，聚会时老师会穿得很漂亮，以至于饭店的人都以为我们是朋友。为了让我克服内向的性格而不懈努力的老师，有她一直在我的身边，真是件幸福的事情。　　　

　　中学时的语文老师朴成元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在走廊上遇到老师，总会被问：“银镜啊，你去哪儿啊？”对这样关心自己的老师，我却总是尽可能绕道避开，或是夹在朋友中间。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接受老师关爱的害羞的孩子。其实我跟朋友们在一起时很活泼淘气，甚至有的朋友还担心我们教室哪天会因为我跑得太欢而突然轰塌。可是在小朋友中这么开朗的我，一遇到老师就很紧张。　　　

　　一次数学课上我被叫到前面去解题。我一时兴起，故意把答案“33”写得很滑稽。老师当场大怒，把我叫到了教务室。（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理解数学老师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小事就批评我。）本来就很怕羞的我被叫到全是老师的教务室，那样的恐怖真是无法想象。这时旁边的朴老师轻轻地说了句：“孩子嘛，偶尔也会这样的。”然后在所有的老师面前夸了我平时的表现。那瞬间老师给我的支持和鼓励，永远留在我的心底。　　　

　　进入高中以后，有一件事让我完全改变了淘气捣蛋的性格。有个很亲密的朋友对我说：“你总是这么快乐，从来都不会发火！”对于青春期的我，这句话无异于“你还是个孩子。”说这句话的朋友则是个言行慎重，总是沉默的成熟少女。高中时期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成熟，幻想着“背负人生苦难”的我，当然受不了别人拿自己当小孩。于是我忽然变成了不爱笑青春期少女。我们就这样毕业了。　　　

　　我上大学的60年代中期，每天举行反对韩日会谈的示威游行，结果没上一学期学校就停课了。找不到出路的我曾经去江原道参加启蒙运动，也曾去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短箫。最后决定去留学。　　　

　　去美国留学是我上大学后的奋斗目标。正式准备是从三年级开始的。寒假时我背着要学的十余本书，到忠清道租了一个小房子住下来。村里的人们看到我后制造了各种谣言，有的说我这么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跑到乡下自己租房子住，是因为得了肺病。我偶尔见见来玩的朋友，其余时间都一个人闷在屋里啃书。四年级时终于通过了一年只有几个名额的留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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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三位老师（2）　　　　　　　　　

　　正当留学生活逐渐变为现实的那年十月，有一天英语学院院长告诉我金玉吉校长找我。当我走进校长室时，带着特有的微笑的校长向我抛出了两个问题，我顿时就愣在那里了。　　　

　　“在进校长办公室之前，你毕业后的计划是什么？”“你的兄弟姐妹都做什么？”　　　

　　在听到这两个问题的瞬间我的留学计划也被改写了。结果四年级考试之后的那个十二月开始，我成了校长秘书。当时离二月份的毕业典礼还有三个月。　　　

　　和金玉吉老师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毫无经验的我就这样成了一个社会新鲜人。金校长豪放的笑声，总是面带微笑的慈祥的脸，优雅隽秀的字迹、温暖的手……她用这一切关怀着尚未成熟的我。我在校长身边做了一年半的秘书，之后决定到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学习人类学。　　　

　　金校长偶尔也来美国。有一次她在纽约跟我联系。虽然离我在的地方并不近，但我还是跑去见她了。在宾馆大厅见到老师的那一瞬间我却忍不住哭了。当时一旦来美国留学，几年内都很难回一趟韩国。老师手心传来的温暖抚慰了我，让我忘却了在他乡求学的艰辛。每次老师都会给我买好吃的，想到她对我的关爱，我就会信心倍增，再次武装起自己，迎接艰苦的留学生活。　　　

　　到我完成博士学业时，老师已经不是校长了。梨花女子大学没有人类学系，我当教授的前途也颇不明朗。这时老师告诉我，“你应该为国家工作，不要固执于大学教授这个职位。”　　　

　　这句话在此后的十年间始终提醒着我。老师为什么会这么说？在我出版《韩国华侨的种族性》时，老师还在她家里招待其他教授，为我举行出版纪念会。这样的老师告诉我要为国家做事，缘由何在？我不能理解。但在我抛下大学讲义，开始环境和文化的研究之后，尤其是过去十年中，作为有关环境领域的韩国政府的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参与各种环境委员会政策决议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老师的话。我会仰头望着天，问自己道：“这些就是老师让我放弃大学教授而为国家做的事吗？”不管怎样，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而未成为大学教授的人。如今，我体验到一个教授无法经历的社会活动，领悟到什么才是真正为社会而做的事。此时我也更加感激金玉吉老师给与我的关爱和信任。　　　

　　如今老师辞世也有15个年头了。我好想再握握老师温暖厚实的手，好想望着她微笑的样子，飞奔向她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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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三位老师（3）　　　　　　　　　

　　一个人走入社会时，会遇到很多珍贵的因缘和瞬间。比起学习特定的知识强化自己，和老师的相遇和对话更能升华成一种惊人的力量，推进你的成长。三位老师的教导、激励和关爱，激发了我对人生的自信，它们是伴随我一生的珍贵财富。也许这世界，就是由无数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赞美编织而成的。　　　

　　梨花女子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后前往美国攻读人类学。1990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在各种国际会议中作为政府或NGO代表出席。在此过程中放弃了大学教授生活，作为环境文化研究所所长，力图改变利己主义膨胀的韩国社会现状。现任环境市民联合大会代表、世界YWCA联合会副会长、国家和谐发展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咨询会委员，积极参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　　　

　　“自从开始写赞美日记，现在我被妈妈责骂也不会恼火了，因为我感觉到他们很辛苦，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真希望明年我的学弟学妹们也写赞美日记。”　　　

　　这是完成了两个月的赞美日记后英美说的话。　　　

　　我和她一样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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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英美的赞美日记（1）　　　　　　　　　

　　仁川黔丹中学教师　金相福　　　

　　。c。英美的赞美日记　　　

　　我是初中道德品质课老师。我从来都不把教科书上的道德理论强加给学生。学生读再多的道德书，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道德高尚的人。但自从开始写“赞美日记”后，孩子们都变了。他们开始关心别人，学会对小事心存感激。作为赞美日记创始人的我，目睹了孩子们的变化，感觉很吃惊，却也很新鲜。　　　

　　赞美日记是我在上课时留给孩子们的作业。内容很简单，就是每天赞美一次自己的父母，然后把当时的情形和父母的反应记录下来。赞美日记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开始的。　　　

　　两年前的秋天，我在课上讲授关于家庭生活的礼节。我要求孩子们讲讲关于父母或家庭的故事。可是那天课堂气氛很不活跃。孩子们都不愿谈论自己的家人，更有的皱起了眉头。我觉得不太对劲，为了了解家庭的状况，我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出人意料。甚至让我觉得事态已经十分危急。一个年级的40名学生中，因为家庭不和而不能同全家人一起生活的孩子有6人，对父母不满的学生也有22名，达到总体的59％。在关于家庭氛围的调查中，有80％的学生认为家庭不和睦。而且这还不表示余下的学生都是家庭和睦的。对于“是否有可能成为和睦家庭”的提问，有近70％的人选择了“否”。孩子们都认为自己是不得已才生活在这样不和睦的家庭里。　　　

　　但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导致家庭的不和睦。性格、金钱、父母之间的差异、自己的学习成绩——这些是孩子们认为不和的原因。本应快乐成长的儿童，却不能感受家庭的幸福，这让人很心痛。甚至有的孩子认为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