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通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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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状况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有力的证实。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戊戌变法的倡导者把推行新政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开明的皇帝载湉一个人身上，随后又把排除顽固势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军阀袁世凯一个人身上；他们不敢也不愿依靠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甚至错误地认为这种农民运动是足以使国家陷于“忧危”的境地的。他们痛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根本的原因正在这里。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但是，他们在这场革命中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主要是：第一，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因而也就不能以之号召和团聚全国的革命力量。第二，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虽然也联合过新军（多数为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农民为主的秘密结社），但并没有集中力量深入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甚至不赞成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第三，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妥协地坚持进行到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些弱点，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场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当然，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斗争，尽管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斗争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封建主义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启蒙，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曾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在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些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势力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一种打击和扼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种推动。

　　　　对于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意义，尤其必须给予足够的估计。这是因为：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给予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阵脚，中国的反动派再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了。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它制定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临时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从此以后，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由于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归于破产。第三，辛亥革命在一些方面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临时政府又颁布了若干保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次革命还使得中国近代的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也比晚清有了较大的进步。第四，辛亥革命还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革命本身，给予人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既然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被拉下马了，那么，还有什么反动、落后的东西是不可以推翻或改造的呢？这个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普遍高涨，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为追求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而斗争的勇气。虽然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建国方案是破产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却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追求也延绵不绝。就是资本主义建国方案遭到破产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的，它成了人们探索挽救祖国危亡途径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许多真诚地为实行这个方案而奋斗过的人们，后来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了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11节。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

　　　　（一）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

　　　　尽管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但人们并不是一下就认清了这一点的。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开始的。他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入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的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由于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些启蒙思想家堪称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不过，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12节。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所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二）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称颂法国文明时，就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他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说，18世纪西方伟大的启蒙学者曾经自豪地宣言，他们所约许的理性的王国将是永恒的真理、正义、平等、人权在人间的实现，那么，在他们的中国学生中，即20世纪初期中国的启蒙学者中，却有人从实践中开始朦胧地感觉到，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了的王国而已。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陈独秀是积极主张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的，但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他就已经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它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尖锐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西方世界中，许多人也感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梁启超）。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李大钊就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不是还应当走这条路，当然就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因为经过这种学习，虽然建立了一个“民国”，实际上却仍然是封建式的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虽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某种发展，实际上中国经济却日益走向了殖民地化的道路。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这种怀疑论成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正是由于怀疑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会想到应当另辟蹊径，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方案，从而为他们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准备好合宜的思想土壤。在这里，也像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所说的俄国人在思想上经历过的情况一样，怀疑论成了“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正因为如此，在这些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抱有某种怀疑态度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一些人随后成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第二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第二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

　　　　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斗争的发展为前提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壮大起来的。19世纪中叶，在外国资本于中国创办的企业（主要是船舶修建厂、轮船公司以及缫丝、制糖、轧花等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在清政府官办的军事工业企业以及70年代开始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主要是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企业）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70年代以后，在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主要是轻工业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的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与西方的情形不同，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同时产生的。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随之进一步成长起来。

　　　　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产业工人的总数，1894年为10万人，1914年为100万至120万人，1919年约为200万人（据有的专家考证，可能为260万人）。这2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的工人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除产业工人以外，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农村的无产者（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82页。无产阶级既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也没有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它有可能高瞻远瞩，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它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它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它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第13节。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备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主要是：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中国工人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低下”，“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有一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在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家往往把从殖民地掠夺得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去收买少数工人，从而在工人中培植起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并经由他们去散布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家只是个别地收买工人充当工贼为自己效力，却没有能力培植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来。毛泽东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正因为如此，中国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比较高，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所以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

　　　　由于中国的近代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发生的，多数产业工人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如1894年，仅上海一地即集中了中国工人总数的将近一半。又由于近代工业的主体部分是由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举办，他们所经营的多为大型企业，在这里也就集中了多数的中国工人。如1910—1911年对13个省的统计，雇用工人500人以上的大型厂矿就集中了当时工人总数的70％。这种情况，有利于工人阶级集结成为强大统一的力量，有利于显示他们进行的斗争的浩大声势和扩大这种斗争的政治影响。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中国工人大多是不久前破产的农民，许多工人的妻儿老小也还在农村生活，因此，他们对于广大农民的疾苦和要求是比较了解的，他们提出的政治号召和进行的革命斗争也比较容易得到广大农民的理解和响应。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了80％以上。中国工人阶级一旦与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伟大的战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也就成为不可战胜的了。

　　　　基于以上的这些情况，毛泽东指出：“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645页。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社会阶级的基础。尽管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但这个基础是良好的、坚固的。（二）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被掩盖着的，比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就被等价交换的关系掩盖着（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按劳动时间计算发给工人工资），资产阶级专政就被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掩盖着。如果不系统地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如果不借助于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去进行这种总结，就不可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无疑地，工人阶级具有伟大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但是，“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即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具有久远的渊源，经过了全面的加工，拥有多得无比的传播工具，它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列宁说过，“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即结成工人团体，与厂主作斗争，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以内的战斗，它的任务是改良工人被剥削的境遇，而不是消灭剥削制度本身。所以，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科学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正因为这个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受苦难的原因和指示他们争取摆脱这种苦难的道路，工人也就比较容易领会这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就其形式来说，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它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特别是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这类知识分子叛变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向了工人方面。他们在斗争中与工人打成一片，注意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当他们把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理解旧社会本质、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本阶级历史使命的先进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创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14节。
　　　　对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需要自己从头去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这个工作已经在七八十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做过了。不过，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在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顾了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而历尽千辛万苦、寻找革命真理的经过。他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这句话，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事实上，在这之前，即1945年4月，他在《关于“七大”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就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据考证，在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册至124册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尽管作者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连马克思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弄清楚，但这篇文章毕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以后，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及其学说了。

　　　　清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曾亡命欧美。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