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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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关东，找丈夫去！
　　　　渤海地委在惠民。地委领导说，大部队都走了，小部队护送不了。她们说不用护送，我们自己走。地委说，自古哪有一帮女人闯关东的呀？她们说，你们点下头就有了。又说都嫌女人累赘，那还找女人，和女人结婚干甚麽？七嘴八舌，大声动气。说着说着，就把眼泪这个武器搬出来了。甚麽武器也不行。大年初一，大家瞅着饺子谁也不吃。3团团长妻子，头不梳，脸不洗，一杯又一杯，喝得满屋子酒气。
　　　　3月底，1师和7师家属，坐只小汽艇闯关东，20多个女人、孩子和保姆，挤在三人多长，一人多宽的船舱里，大人吐，孩子哭，那个声和味儿呀。3团政委妻子张华，坐车时颠着早产了。母亲一滴奶没有，孩子一个劲儿哭，哭着哭着没声了。开头以为是睡着了，不知谁说不对劲儿，都挣扎着爬过来。没有奶，没有药，大海茫茫，怎麽办？谁也不吐了，就那麽围看，有的擦眼抹泪，有的傻楞着，眼睁睁看着孩子咽气了。
　　　　在庄河县一个叫耷拉腰子的小村上岸。一辆大道奇拉上她们，绕道安东去吉林。过通化一道岭时，车翻了，两个师的家属全甩进路边没膝深的雪窝子里。爬起来，你望我，我瞅你，大眼瞪小眼。长这麽大第一次坐汽船，又第一次坐汽车，都不知道这“洋玩艺儿”是怎麽了。直到现在，老人们见面，还哈哈笑着述说彼此当时那副傻样儿。
　　　　从延安、晋绥、晋鲁豫、华中、华东、中原等地闯关东的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家属大都是随队一起走的，战斗部队中“278团”少，女人一般都有马骑。干部团就不行了，“278团”都在一半左右，女同志，大都是徒步走到东北的。
　　　　可以想像——
　　　　在那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在那收割后裸露的中原大地上，在冀北边缘那荒无人烟的沙丘间，行进着一支支由一个个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家庭组成的队伍。孩子盛放在一只篮里，篮子驮放在马背的一侧，另一侧的篮子里放着衣物甚麽的。不谙事的孩子，或者随着马蹄的节律酣睡着，或者睁着不谙事的眼睛望着蓝天，涉水，爬山，越沙丘。丈夫牵着缰绳，在前边走着，妻子在盛放孩子的篮子旁边跟着，或是抓着马尾巳蹒跚着。尘土飞扬中，你可以想像那一双双露出脚趾的布鞋，想像那一双双血泡叠着血泡的脚掌。可以想像那一双双脚可能是从小就爬惯了山岭的，可能是从校门走向延安又走到这里的，可能是曾经要被改造成三寸金莲后来又解放了的。也可以想像被秋雨淋透了衣服和泡肿了的双脚，以及你可能想像得到并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种种艰难困苦中，做为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痛苦与不幸的女人，可能经受的种种痛苦与不幸……
　　　　有人主张不带女人闯关东，这种人中有种人，想的不是轻装快步，去东北抢夺先机之利。也不是等条件好了，有根据地了，再把妻子儿女接来，而是想乘机把土气、“落后”的老婆甩掉，到那个“花花世界”中去换个花花的、洋气的。
　　　　在海上
　　　　自古以来，山东黄县龙口和蓬莱县乐家口，就是海路闯关东的集结地和出发地。
　　　　山东闯关东部队，大都是从海上走的。
　　　　中央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11月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一份电报。
　　　　胶东区党委：
　　　　近日部队渡海情况如何，千万要多要快，不得片刻迟误，将此当作第一位工作，派大批干部准备渡汲海，其他工作均属次等。
　　　　中央
　　　11．3
　　　　从8月中旬到12月初，龙口和乐家口码头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中。一支支队伍开来，附近村镇都挤满了。岸上挤，湾里更挤。沿海能征集到的船只全来了，挤挤匝匝开了锅似的。一眼望去，一只只船划过去，好像就能一直走到东北。
　　　　大都是渔船，还有些货船。钻进船舱，就像钻进了鱼罐头。从煤舱出来，都成了“煤黑子”。大船能挤一个连，小的就两个班。
　　　　乘船教育：一、不准吸烟和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兵舰发现；二、随时准备战斗，碰上国民党或美国军舰，用手榴弹近战肉搏，拚死不当俘虏；三、注意安全，没命令不准出舱，大小便要报告；四、出事故不要慌，船坏了，触礁了，要听从统一指挥；五、不准说不吉利话，对于船老大可能搞的迷信活动，不要干涉；六、防止晕船，不要乱走动。
　　　　瞿文清坐的那只船，不存在走动问题。
　　　　是只瓜瓢样的小渔舟。20多人面对面倚在船帮上，就差人叠人了。登船前发的两只瓦罐，放在中间叠在一起的腿上。开头挺正规往那里吐，后来扭过脸往海里吐，再后来就像报复似的，你朝我身上吐，我朝你脸上吐。到大连皮口山岸时，一个个就像从泔水缸里捞出来的。
　　　　好在没有别的甚麽事。
　　　　李湖坐的是只帆船。开头挺顺利，下午起风了，浪头掀起老高，桅杆嚓断了。船老大跪下就磕头，直叫“龙王爷开恩”。李湖说：我打这麽多年仗，子弹从来贴着头皮飞，福气最大，翻不了。听到个“翻”字，船老大又叫“龙王爷”，又叫“天老爷”，爹呀妈呀叫起来，边叫边哭。船在海上漂了4天5夜。刚上船时医院几个女兵要解溲就喊：你们坑阢开，我们有事儿。这阵子一“有事儿”就叫唤：快来呀，不行了！几个不晕船的，就把她们架到船后去。
　　　　比较曲折宕荡，有点“历险记”味道的，是后来最先搞起诉苦运动，被3纵党委授子“教育功臣”称号的赵绪珍坐的那只船。
　　　　这是只缴获的大帆船，3师2团特务、150多人坐着还不算太挤。指导员赵绪珍不愧为“教育功臣”，政治工作有声有色。从宿营地到码头路上，以及开船后的个把小时，歌声不断。
　　　　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
　　　　咱们庄户人呀家家忙春耕，
　　　　多生产多打粮支援子弟兵。
　　　　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
　　　　部队向西行攻打蒙阴城，
　　　　机枪扫大炮轰消减鬼子兵。
　　　　唱完《打蒙阴城歌》，又唱（18集团军好》。
　　　　18集团那可真正好，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样样都做到。
　　　　吃的是煎饼，铺的是干草，
　　　　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这一套，
　　　　同志们辛苦了！
　　　　枪是土上压五，少数是洋造迨，
　　　　把汉奸好鬼子消减了。
　　　　建设新中国咱们一定能辨到，
　　　　先苦后甜慢慢热，
　　　　同志们，到时候就好了！
　　　　赵绪珍说：别唱了，保持安静，防止晕船。
　　　　大家说：小鬼子都不怕，还怕晕船？
　　　　瞿文清发的是只瓦罐，他们发的是只瓦盆，一班一只。几支歌没完，就陆续赛歌似的吐上了。盆吐满了往海里倒，没倒上两回就连盆倒了。出发前发的新毡帽，一人一顶，上面缀着青天白日，挺整齐的，有些人还舍不得戴。不知谁带的头，朝毡帽里吐，大家学起来，不少顺水漂了。顺水漂了可能有好处。保不准到东北不会照张像，保不准21年后不会被发现，小红卫兵会指着那青天白日说：你是国民党！
　　　　刚从龙口出发时，千帆竞渡，大海都显小了。逐渐地就稀落了，傍黑时连只船影儿也没了。风浪大起来，到内长山的大长山岛附近，风向也变了。船老大一口一个“老总”，说甚麽也不敢走了。没办法，又折回龙口。
　　　　没了模样，也没了情绪，都要求上岸，不走了。
　　　　——我宁肯和小鬼子拚10年刺刀，也不遭这份罪了！
　　　　——在哪儿都革命，非得去东北呀、——非去不可就从陆上走。再遭这罪我就跳海了！
　　　　“教育功臣”也没了辙。党支部研究一下，咬着牙，就让那船在海上漂着。
　　　　第二天下午，船老大说可以走了。到了砣矶岛又走不了了。这回靠了岸。有大海包着，谁也跑不了。
　　　　歇一天又走。风平浪静挺顺溜，没想到船老大来事了。几个人大呼小叫一阵子，变戏法似的从哪里端出几盘菜和一只鸡，在船头摆好点着香，有的念念有词地磕头作揖，有的拚命敲锣打豉。为首的船老大抖抖地说：老总呀，龙王爷“亮翅”了，要这条船哪！
　　　　蒙蒙亮的天色中，前方几百米处隐隐凸起个黑影。随船的团司令部参谋孙灵连，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黑影不见了。孙参谋端枪立在船头，命令开船。船老大脸都青了，哆哆嗦嗦驶出好远也没变过色来。
　　　　傍晌，那黑影又出现过一次。这次看得真切，一间房子大小，圆乎乎的，呈蓝黑色。又一梭子打过去，又没了。
　　　　船老大不害怕了，也不叫“老总”了：这八路真神，龙王爷也惹不起！
　　　　最倒霉的是见到“老大哥”后。
　　　　都知道到东北和“老大哥”会师，每个人好像都准备了一肚子话，到时候和“老大哥”唠个痛快。哪知在老铁山水道碰下苏联军舰，没有翻译，一肚子热乎话倒不出来。拖进港口，没吃没喝，扣了3天——把他们当“海匪”了。
　　　　也不怪“老大哥”不认亲。
　　　　上船不久就吐得没了人样，又在海上漂颠4天。晕船甚麽也不想吃，肚里吃食又吐光了，一个个瘦得像个鬼。“老大哥”捂着鼻子上船看了看，依着的，歪着的，横躺竖卧的。有的眼皮都不睁，有的眼皮翻了翻，甚麽表情也没有——也认不出“老大哥”了。
　　　　每只船靠岸后，都有些人像卸货一样从船上抬下来。
　　　　山东渡海部队陆续在辽南登陆后，先到的新枪新炮新服装的冀东部队，有些不知是不认识山东八路，还是觉得这些人太给自己丢脸了，对“卖呆”（辽东辽南人称“看热闹”为“卖呆”）的老百姓说：这都是八路从关里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10余天后，赵绪珍带连队在辽阳赶上部队，团里已经扎好花圈，要给他们开追悼会了。
　　　　3个多月里，除渤海军区翻了一只船，5军分区副司令员石潇江等30余人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段插曲。
　　　　3师2团特务连的帆船进入老铁山水道前，迎面驶来一艘国民党军舰。大家钻进船舱，只留几个穿便衣的干部在上面观测情况。1挺马克辛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悄没声地架好了。船老大喊了句“去大连运梨的”就过去了。
　　　　大多船只都有这种插曲。对付办法，先是尽量躲避。渔船小，军舰大，易先发现对方，也易躲避。躲避不了，只留便衣人员在船上，由船老大与之对答。这一带往来渔船、货船很多，很容易混过去。
　　　　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缺乏警觉，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一是当医生，看病。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都是老区。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可他们还得看着。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