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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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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宁线上战事正烈，东西对进尚不失下策中的上策的话，现在蒋介石是彻底举止失措昏了头。
而毛泽东，一不换将，二不“深入实际”，就在那情秀幽静的小山村西柏坡，一封又一封电报，把蒋介石支使得东跑西颠，焦头烂额。
10月6日，蒋介石带杜聿明去沈阳开会。卫立惶默不作声。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卫立煌的字）兄意见如何？卫立惶说：请光亭、大伟（赵家骧的字）讲讲。杜聿明说：请大伟兄作判断。
你推我让，都很“谦虚”。
在北平开会，蒋介石和卫立煌无法统一思想，杜聿明和卫立煌意见一致，蒋介石问：宜生（傅作义的字）兄意见如何？傅作义道：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
会场与战场，博作义都够老练的。
蒋介石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甚麽不能打？
蒋介石气壮如牛，10月26日第三次飞沈阳那天的日记中却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土矣！”⑻蒋介石说晚饭後继续开会。饭後，杜聿明说腰痛坐不住，博作义和卫立煌也说不去了。三位也真做得出，让总统在那儿傻等。
10月20日，卫立煌和杜聿明同机回沈。卫立煌说：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当晚在卫立煌家中，召集廖耀湘、刘玉章（52军军长）和赵家骧开会，由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西进兵团全力攻锦州，必要时可逐次抵抗退营口；52师出营口，攻占海上通路；53师及其在沈其它部队守沈阳。
在回顾这一段亲历时，杜聿明写道：
我当时是这梓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刘能顶回去，那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也不敢说顶回去，廖、刘更不放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特领的一般心情。⑼。
都觉著不是那麽回事儿，都想说，又都不说，都那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不管甚麽事情，到了这份儿上那就算完蛋了。
蒋经国是个孝子
廖耀湘兵团浩浩荡荡向著黑山和大虎山进发，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
当初的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在上海可是动了真格的，真刀真枪打起老虎来了。
蒋介石赶紧收束马拉松式“研究”，飞去上海放虎归山，前方乱了套，後方乱了套。
早就乱套了。
权力就是印钞机
请看“八·一五”後第一个春节的各地春联：
北平有：天上飞来，三洋开泰；地下钻出，五子登科。⑽。
昆明有：本利轻微，捐税请少抽点；生命宝贵，自由请放宽些。
重庆有：政治协商完成，民主伊始，官老爷还发横财麽？和平建国揭幕，天地回春，工人们再也穷不得！
甘肃有：日日了日，日日不了，愁何日能了不了日？年年过关，年年难过，想哪年无过难过年？
胜利锣鼓音犹在耳，中国人就用这种辛辣的幽默和呼天抢地的悲伧，迎迭抗战後中华民族第一个最隆重、最红火的传统节日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八·一五”後，国民党政府在受降的同时，“接收大员”满天飞。
原在沦陷区的国民党特务首先从地下钻出来，选择油水最多的对象“劫收”。第二轮是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和前线部队，仗著现代化和地利之便，以闪电战进入收复区，劫夺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待由陆军总司令部到达开始正式“劫收”时，已是第三轮了。
京、沪、平、汉等大城市，雨後蘑菇般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各种服饰的接收人员揣著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个封倏，有的乾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著是贵重物品，後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後台硬。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馀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馀所。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後只剩下两栋。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後，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
可监守自盗，最後几乎全成废车废料。
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到上海没几天就“五子登科”。票子、条子捞多少，天知地知他知。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四辆轿车，三个女人。
日本人早已熟谙国民党的寡廉鲜耻，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人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後，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馀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
劫收敌伪物资拍卖所得总值达5万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1945年预算支出的四倍多。
劫收得沸反盈天时，蒋介石置若罔闻。第二年5月才下道手令，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会同组织清查团。
又一场混战。发了横财的各派势力，为了保卫“劫收”战果，都往清查团里塞人，明争暗斗之烈，不亚於劫收。
京、沪为劫收重点。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月末办一个案子，就腰包滚圆地打道回府了。
冀察热绥清查团，在北平检举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亲属盗卖几十辆汽车的案子。孙连仲立即以公函知会清查团，说是登记手续末备，现已补行登记了。
广东各接收机关的接收清册，概不交出，清查团只有坐冷板凳。
有的交出的清册，都是後来伪造的。时隔一年，接收单住或者撤销，或者改组，人员星散，办移交的日本人更不知去向。上天入地随便查，反正死无对证。
闽台清查团想干点真事，也真下了功夫，把台湾专卖局和贸易局长等人贪污罪证，移交给了法院。可贪污大虫们，早像郭忏那样买通了上下关节，结果，这些大虫安然无恙，清查团灰溜溜走人。
天津公用局长等人发劫收财被部属告发，市长张廷颚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破口大骂：密告检学的人是禽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底严办！
广西干脆拒绝清查团入境。
土皇帝阎锡山最实在，根本就反对清查，山西也就根本未派去清查团。
监察院参加清查的22个监委，出发前开会，一些人慷慨陈词，大有同贪官污吏决一死战的气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摸著胡子笑道：“御史豺冠，不畏强暴，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但是也要体贴主席（指蒋介石）此次要三方面委员组织清查团的苦衷，总要做到不偏不激，使人心悦服，使政府过得去，千万不要将来又有人说要‘清查’清查团委员才好。”⑾。
北平临参会议长谷锺秀，在欢迎清查团大会上致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今天清查不希望再发清查财！”⑿。
有人说：清查是第四轮劫收。
虎狼当道，法币也象洪水一泻千里。
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14亿元。抗战胜利前夜，发行额达5千亿元，1948年8月21日以金元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额已达660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评述法币购买力：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两头牛，38年买一头牛，41年买一口猪，43年买一只鸡，45年买一条鱼，47年只能买不到半盒火柴。
国民党是枪杆子的财政，每年内战经费占总支出的80％，1947年军费开支100亿元，全年收入只有17亿元，那83亿元全靠印钞机弥补。
国民党政权糜烂之快，如同军事上的迅速崩溃一样，令人吃惊。
京、沪要地，大案要案大部与豪门权贵有关，清查团当然是碰不得的。可像沈阳西塔第四粮库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位，又怎样呢？
曾当过仓库保管员的宋长青老人说：贪污“扫地粮”是公开的，吃空饷，雇10个工，少时报20个，多时报40、50。今天分这个，明天分那个，夏天黄卡叽工作服，冬天是海军呢，有甚麽分甚麽，一层层往下分，像我这样的，小得溜的也给点，好堵你嘴。不堵嘴也不敢怎的。大小是个官，就和主任占亲带故。国民党倒台那年，主任把几十包出口猪鬃拉到亲戚家盗卖，还勾结部队抢粮食，抢10车报20车丢失。上边来检查，不知从哪弄来些人，你叫“张三”，他叫“李四”，交代一番，月报表，季报表，连宿大夜做假帐。远接高迎，把检查组请到最好的饭馆喝一顿，再揣些“红包”。检查组抹抹嘴巴，“挺好”，走了。反正干甚麽吃甚麽，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谁也不害怕，因为谁都这麽干，谁在适当位置都有後台撑腰。
贪污腐化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国民党的整个肌体。
诚实的官员，要麽被通货膨胀吞噬，要麽变成贪官污吏。
而军人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升迁，谁还爱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这是个到处都是“门”的世界，人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最佳途径。贪财者敛财，好色者猎色，兴趣广泛者样样俱全。无论牛头马面，还是酒囊饭袋，大小只要有个象征权力的甚麽东西，就能在那方大地里无所不有。权力就是最大的印钞机。
穷了百姓，富了党人，这样的党能不垮台吗？
在这点上，蒋介石是不糊涂的。
1948年7月27日，他在南京国防部会议上讲：“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几十倍、制空权、制侮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於接收。”⒀。
这种腐败作风，很难说清是何时开始的。但在“八·一五”後，正直的官员和善良的百姓，是确曾对国民党满怀热望的。而当人们目睹了这些“劫收大虫”的劣行後，国民党的“白日”就迅速地从“青天”上坠落了。
打虎记
1948年8月13日，在司徒雷登协助下，蒋介石搞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方案条文甚多，可以归纳为四大项：（1）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元券，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局面，党国即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8月20日，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率领他一手营建的“戡建大队”，杀气腾腾，开进上海。
党国存亡之秋，老子委儿子重任，看来蒋介石是咬牙横心了。
与黑土地有过一段缘份的蒋经国，更是踌躇满志，气魄非凡。
一声令下，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动作起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入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⒁。
10天中，蒋经国选拔1万2千3百多热血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又称“打虎队”），上街示威，宣讲“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响彻上海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虎队员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强令兑换金元券。
第一个丧命的，是利用职权、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的财政部秘书陶敌明。接著是警备部科长张亚尼，警备部第5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商人王春哲。被捕入狱的巨商大户，达64人。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判8年徒刑。
真有股子“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威势。
在那个“有条有理”的世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外国记者把蒋经国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之“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上海百姓当时若是会唱的话，大概要打著腰鼓，提前唱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与国民党作风判若两党的蒋经国，继续声色俱厉地发表著实实在在的宣言：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於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於身为官史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於这两个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⒂。
不过，上海毕竟叫“上海”。
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发难：今後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酸溜溜的口气中，透著股死硬气。
市长吴国桢跑去南京，递交辞呈，向老子抗议儿子。
社会局长吴开先，擅自批准绒线厂上涨五成，公然在太岁头上动士。
商人的战术，先是将700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叫你有市无货。经管会宣限期登记存货，实拖物价总检查。一些商人就利用火车囤积，拉著各种货物，今天开无锡，明天转镇江，和你打游击。
与铁路上的游龙对应的，自然是市场上抢购的长龙。
然而，已近不惑之年的蒋经国，是决心与官商集团、腐恶势力拚个死活的。他是来者不善。而且，“蒋经国”是何许人也？
到了收拾“扬子公司”这只大老虎时，何许人也不行了。
蒋介石的大姨姐夫孔祥熙，是孔圣人第57代直系子孙。这住胖得近乎球形的财政巨头，有两儿两女。其中最不同凡响的，是长子和次女。
二小姐孔令俊喜著男装，也真有“丈夫气”，一次，在南京街头架车兜风违反交通规则，警察不识尊容，说了几句。她掏枪打死警察，扬长而去。她与龙云儿子有隙。一次在重庆中央公园相遇，龙子龙女，拔怆大战。鲜花滴血，绿叶绽红，击伤不少游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很多名流危悬海外，蒋介石紧急调派飞机接运回国。号称“南天王”的原广东省长陈侪棠，豁出一把老骨头才挤进舱，并抢得一个座住。岂料孔二小姐的爱犬没有座位，立逼“南天王”下去。“南天王”不肯就范，孔令俊指挥随从，硬把“南天王”赶下飞机。只道是穷人不如富家拘，这回也让“南天王”尝尝滋味儿。
中国是这帮龙子龙孙的，他们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二小姐不学无术，除了胡作非为倒也不思“进取”。大少爷学绩平平，却眼红一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帽。他把香港中央信托局一位职员弄去美国，冒名“孔令侃”，两年寒窗，孔令侃“博士”就衣锦还国了。
使孔令侃名扬天下的，是蒋经国查封了他的“扬子公司”。
9月30日，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当晚，南京总统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第一夫人宋美龄放下电话，立即给正在北平部署“东西对进”的蒋介石打电话。第二天，宋美龄飞沪。蒋介石也随後赶到。10月9日，蒋氏夫妇带孔令侃回到南京。
儿子抓，老子放，父子同演“捉放虎”。
如此劳动总统夫妇的“扬子公司案”，众说纷纭。有人说：宋美龄是“扬子公司”的大股东。有人说：蒋介石是要美人不要江山。有的作品说蒋氏夫妇匆忙放虎归山，是因为孔令侃准备公布姨父母存放在美国的财产数字。
此案中最尴尬的角色蒋经国，是这样解说的：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脚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是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的。⒃。
在不知出了多少“水门”和“伊朗门”丑闻，却只能是当事者清的中国，此案至今仍是个谜。
但是，亲手发行法币的人最不相信法币，争相把钱财存放到外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清查发清查财，改革发改革财，更是世人共睹，蒋经国倒是一身正气，可他触痛的正是国民党巨头们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们是绝不允许触动这一切的。因为他们正是“这一切”的制造者和最大受益者。
万千“苍蝇”不管，可以打出“廉洁”，打出“清正”，打出“黄埔精神”，打出“伟大形象”，“老虎”可是万万碰不得的，那是“国宝”，属“特级保护动物”。
纵观历史，有几多反腐败斗争不是到这步卡壳的？
“我们已无处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⒄”直到一败涂地逃到台湾，蒋介石才痛下决心“改造国民党”。改造得如何？不可妄谈。当大陆还在搞“忆苦思甜”时，台湾国民收入已达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
如果说北伐和抗战是蒋介石一生中的两个高峰，那麽台湾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第三个高峰。
只是，为甚麽一切都在掌中时就要腐败、唷落，只有被逼到犄角旮旯，走投无路时，才能发展和强大自己呢？
11月1日，黑土地上的内战结束前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
长春被围，有人建议将长大搬迁北平。郑洞国说：“长春丢了，北平难道能保吗？在中国，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要保险，只有搬到美国去！”⒅。
长大是搬不去美国的。一场虚惊的孔令侃，可是漂洋过海，到美国继续经营他的“扬子公司”去了。
声名显赫的“打虎英雄”呢？
据说，蒋经国卸职离沪前个把星期，几乎天天渴酒，酩酊大醉，狂哭狂笑。
虎狠横行，国将不国，“打虎”如同为病危的母亲割除肿瘤。不肯掏腰包的逆子，说母亲好端端的，为甚麽要诅咒她老人家？送母亲去医院动手术的孝子，被一顿拳脚打个乌眼青。
两个月前，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是何等响亮和振奋人心。如今，老百姓又一次把日落西山的云霞当作了东方欲晓的晨曦，就轮到雄心壮志的“经济督导员”泪酒黄埔了。
忧国忧民之泪！
比之那些祸国殃民的龙子龙孙，蒋经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够光彩照人的了。
蒋介石有个好儿子。
“尼古拉同志”
9月12 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会”上发表演讲：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社会翻遏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⒆。
一口一个“人民”，真没有在苏联白吃12年黑面包。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大杀共产党人，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蒋经国，慷慨陈词：
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⒇。
帝王之家，父杀子，子杀父，原本平淡无奇。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坛要人中，父子闹到如此田地者，尚属鲜见。
因此很在苏联红火了一阵的“尼古拉同志”（苏联为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蒋经国叫“尼古拉”），到底还是躲不过政治风浪的拍打。先流放般送到农村，继而又去工厂。若不是“国共合作”出现转机，还不知要“留学”到猴年马月。
“当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写在赣南干部训练班大门口木牌上的这段话，自然使人联想到当年的黄埔。踏著晨曦和学员一道赤膊跑步的蒋经国，则使人联想蒋介石当年黄埔夜巡的身影。但对于“尼古拉同志”，这一切已经无不带着在马列主义故乡修炼的烙记了。
赣南的“蒋青天”成为上海的“经济沙皇”、“雍正皇帝”；坚定的信念，踏着社会主义节拍。苏联十月革命後出现的经济危机，不就是被布尔什维克的铁腕打下去了吗？他没看到这段。但苏联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献身精神，他是耳闻目睹的。
毕业於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後来成为二级上将的蒋经国，一生中未领兵打仗，却敢打老虎，会做工种田。
种田，从农民干到村苏维埃主席。做工，从工人到技师、厂长。
没有住处，中国的“第一公子”睡在教堂车房里，後来又和一位贫苦老妇共居一室。吃黑面包，淘金，挑柴，背铁条，抬机器，修马路。比之今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刷盘子，不知要苦多少倍。若换成孔家公子小姐，或许早不堪忍受，寻了短见。蒋经国就是在这种人生逆境中，锤炼了他的大众意识。
“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格言，没想到却应验在异国他乡。
当然，谁也不能忽视他的身份（连斯大林都不能忽视）——他是“太子”。
赣南新政，上海打虎，满口言论，与共产党如出一辙。除非太子，谁敢？
孙科敢。他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却不必担心被戴上红帽子投入监狱，或者杀头。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自由”、“民主”，他是可以充分享用的。因为他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
而到了连太子也必须缄口的时候，深切体验了中国政治的黑暗和变幻莫侧的蒋经国，只有仰天悲叹，用泪水倾诉“自由”、“民主”了。
有人跌落民间复起後，会变得无比贪婪。有人政治上受挫，会激流勇退，或一反常态，以百信的疯狂去角逐权力。
政治家蒋经国的伟大和高尚处，在于对理想和目漂的矢志不渝，并能在传统的惯性和情力中，不屈不挠地冲杀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民主和进步的道路。
1988年1月26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李簇峰的文章《不同观点评价蒋故总统》，认为，蒋经国一生中值得称道的两件事，其一为“蒋先生能够挣脱党内保守势力，推行民主化政策，毅然决定解除戒禁，开放党禁、报禁，这是历史性的决定”。
同年2月2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的文章《蒋经国的功过》，说：七十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增长率近十二年来，每年平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代的五六百美元，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美元。”
1942年7月4日，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赣州县长蒋经国，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铁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21）。
在那样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能发出这样一番颇像个中学生的罗曼蒂克的畅想，也见一颗清洁之心。
更可贵的，是认准目标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写50年代的蒋经国：
他几乎没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徵或排场，他白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像那个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三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22）。
在中国，地位如此显赫，而能如此潇洒、自信，具有平民意识的，还有谁？
父亲总统，儿子总统，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继父位。确实，蒋经国若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既不会有苏联落魄，也不能有上海打虎。
说不定一场天花，不抛尸野地，也落满脸大麻子。然而，忠贤之家也有好匮，茅草屋也出虎狼。关键在看他如何行动。
他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23）”。
美丽的青岛，化作一条腾飞的小龙，我们这条“大龙”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台湾经济起飞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可决定性的不还是“人和”吗？
起码，台湾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失去了大多的机会。机会可以再抓，时间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题为《人命价值的地区差》的文章，载於1989年2月26日《文摘报》第1版：
淮海战役前夕，美国水兵的吉普在上海撞死中国人，赔偿相当於购买一头骡子的钱：两年前，北京某电器厂向该厂电器产品用户宣传：“如确因质量问题发生触电死亡时，由我厂支付人民币3000元，不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和费用，”一个工厂竟随便给人命标定价格！不过总算是中国人自己定的，没有异族凌辱的痕迹。
我们不妨再看看外国人命的价格：英国一妇女在医院接受剖腹分娩，手术中因麻醉革物失灵造成疼痛（注意：仅仅是疼痛）。经法院列决，获1。72万美元赔偿。美国一个家庭蒸氛取暖器被五岁小孩碰翻造成烫伤，向生产取暖器厂方索赔，法院判给25万美元赔偿费。
中国人食用厂制食品中毒，有间公司不可能给中毒者偿忖损失；出口食品因质量不合格退回来，可以“转内销”喂自己同胞；“文革”中被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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