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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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军干休休所离休干部标兵，原作训处长吕效荣老人，一提到本溪，话匣子就打开了。
　　　　山西人讥讽闾锡山这位五台县人：“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一口五台话的吕效荣，16岁参加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第二年被叛徒出卖被俘。正赶上木溪煤矿瓦斯大爆炸，死亡2000多劳工。一列闷罐从山西咕咚咕咚到了本木溪，把他和一些被俘的八路路军和在中条山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赶进茨沟涛煤矿矿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有“危险倾向”的1000多人，编为“特殊工人”（日本人称为，“直辖夫”）。每顿两个橡子面窝头，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上井就关进有两层电网的棚子里。大小便要报告，有人看着。睡觉时，麻袋片衣服都给抱走。一年365天，能动弹就得下井。伤了，病了不能干了，拖去万人坑喂狗。如今，本溪老人还常念叨：甚麽叫十八层地狱？那“特殊工人”就是十八层地狱中人呀！那小鬼子才叫歹毒呢！
　　　　日本要投降的迹象，先是监工不打人了，伙食也好了些，还给发衣服鞋子。接着，一些民愤大的日本人，一些比日本人更可恶的“二鬼子”，都不见了。留下来的直讨好中国人：日本的快快的不行了，将来你们掌柜的干活，我们苦力的干活。大家以为鬼子又耍甚麽花样。形势明朗后，都担心鬼子撤退前搞大屠杀，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和鬼子拚命。
　　　　领头的，是个国民党少校贺觉民，新四军一个副团长邢方银，胶东解放区一个区长陶守崇。8月14日夜，大雨瓢泼，“特殊工人”冲出茨沟，去市里抢了一个军火库。第二天，暴动工人编成一个大队，贺觉民任大队长，邢方银任副大队长，陶守崇任政治部主任。
　　　　当他们戴着涂有特殊红色标记的矿灯，同为十八层地狱中人时，从磨洋工到暴动起义，大家抱成团，同仇敌忾和鬼子斗。当地狱不复存在时，这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
　　　　收音机收到的都是国民党广播。今天讲熊式辉快来了，明天讲马占山到了，让保护工厂、矿山，等待国军接收。国民党的人越听越高兴，有的激动得边哭边喊：咱们的军队来了！他们本来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人又多，摩拳擦掌想动手。没几天，本溪纷纷传说中国军队开进了沈阳，他们更加有恃无恐了。一天夜里，突然袭击，把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5中队的枪缴了。
　　　　形势一触即发。吕效荣所在的清一色是共产党的3中队，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不测。这时，派去沈阳的侦察员回来了，说到沈阳的是冀东束八路军。共产党欢呼雀跃，士气大振。国民党的人一下子全蔫了。
　　　　曾克林派人来改编，把缴5中队枪的特务中队中队长枪毙了。罪名是“破坏国共合作”。
　　　　吕效荣老人说，暴动成功后，双方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若不是咱们的人先到了，我们这些人不死无葬身之地，也得垮了，散了，哪还有后来3纵队8师那个23团呀？
　　　　9月16日，中央在《我东北现况通报》“中，这样写道：
　　　　（一）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二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
　　　　（二）原在东北做苦工我八路军之俘虏约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
　　　　（三）国民党员从监狱释出后，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
　　　　（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看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谷重要工厂及仓庠，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几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于民间者甚多。
　　　　（五）扩乒极容易，每一号召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⑤……
　　　　12月初，东北局给中央的一封电报，谈到进入东北后兵员、装备迅速扩大、发展时，挺有趣地使用了一个很准确，但通常都带有贬意的名词：“暴发户”。
　　　　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1万3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就发展到10万余人。这种发展很难说是正常的和可靠的。这已为历史证明了。
　　　　但是，无论后来发生了甚麽，也无论人们对此说了些甚麽，“八·一五”后的出关第一军，冀东部队，特别是16军分区部队，功绩却是不朽的。
　　　　那是战略上的成功与不朽。
　　　　“原东北军……”
　　　　就在延安电台广播朱德第二号命令（8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载朱德的七号命令，并发表消息：《接获总部命令后，我百万雄师纷纷出动，贺龙将军所部分路进击太原，吕正操等军星夜向东北进发》的同时，精明的共产党人又发了个内部指示。
　　　　晋绥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
　　　　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住东北四省，而应依中央灰夜指示，动员全军执行当前任务勿懈。唯山东万毅部，应准备侍命出发。
　　　　中央
　　　　8。11
　　　　以万毅为司令员的“东北挺进纵队”，是9月24日由山东黄县乐家口码头分批登船，月底陆续到达东北的。
　　　　42年后笔者采访时，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万毅老人，刚渡过80寿辰。约定8点到，挤车换车晚几分钟。听到门响和脚步声，已在客厅等候的老人，从椅子上立起，头微微仰着，向前伸出双手。临走也是如此。
　　　　3年前患青光眼双目失明的老人，1。70米以上身材，穿一件黄色将军呢大衣，白发秃顶，清雇瞿铄，硬硬朗朗。老人乡音不改，讲话极有条理，张口脸上就露出笑意。笑得慈祥，笑得温暖，笑得真诚。
　　　　他是大连金县人。用他自己的话讲，“生下来就当了亡国奴”。那时大连叫“关东州”，是日本的附属地，学校上算术课都用日语。15岁到奉天（沈阳），见到“张大帅”的奉军。“中国也有兵？”后来就不觉奇了，他也当了“中国兵”。
　　　　1938年春，东北军57军627团团长万毅，率军在连云港抗击日军登陆，血染征衣，歼敌百余。同年秋，627团团长万毅，率部在合肥佯攻守敌，烧了日军机场，毁敌机9架。1939年初，667团团长万毅，率部破袭津浦路，生俘日军少将原山方雄，同年秋，333旅旅长万毅，率部袭击鲁东南大店，亲临山头指挥，歼灭日军两个中队。一些日伪军据点中流传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
　　　　可在生养他的黑土地上，骁勇善战的热血男儿，却无用武之地。
　　　　“九·一八”事变时，他是105师卫队营长。事变前一天，上级命令部队从市内开到郊区，说是演习，“打野外”。当晚在新民上火车快进关了，才听说日军炮轰北大营。官兵扼腕顿足，痛哭流涕，要求打回沈阳去。长官不同意。大家说，那就在长城上决一死战。长官说立即进关，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老人说：那14年，我最听不得的一支歌，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国土沦丧，百姓背并离乡，军人拿着枪是干甚麽的？那时候，我们这些扛着枪的流浪汉，真想把乡音改了。丢人哪！却硬是不改！不是不是男子汉硬充男子汉，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耻辱，不要忘了根和家，要打回老家去，最听不得的歌，唱得最多最响——用心唱，用血唱，用生命去唱！
　　　　接到中央要我部“准备待命出发”命令后，那种心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从那时起到东北解放，我们这些人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同样做为共产党员和军人，无论能力大小，我们应该出更多的力，流更多的血。因为我们是黑土地养大的。
　　　　9月2日，“东北挺进纵队”分别从胶县、诸城。博山等地出发，20多天后到达乐家口。
　　　　“东北挺进纵队有两个支队。1支队即万毅任支队长的滨海支队。2支队是临出发前，由鲁中、滨海、胶东三个军区各抽一个营组建的。全纵队3千5百人，东北人不到30人，全是营以上干部。另一支挺进东北的”原东北军“由吕正操率领的一个小团6百人中，东北人不到10人。9月24日上午挺进纵队首批部队一个连，由万毅率领，乘只汽艇，一路搜索前进，第二天上午到达兴城钓鱼台。上岸后，尖兵班与驻守当地的冀东部队发生误会，不打不相识地打了几枪。
　　　　“接收武器”
　　　　自有“闯关东”一说后，豪爽、强悍、富于开拓精神的山东人，就是世代川流不息的闯关东大军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方面军。这不仅因为山东人多地少，土地占有极不合理，还因为山东与东北毗邻。特别是海路，逢上顺风，一昼夜就到了。笔者家乡一些老人，至今仍固执地称山东人为“海南人”——从大海南边来的人。
　　　　“八·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军队，一半多来自山东。
　　　　“打败日本好回家”
　　　　战斗英雄、某军原副军长瞿文清家楼后，有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菜地。葱，蒜，茄子，辣椒，芸豆，大头菜，西红柿，7月辽西大地上生长的一切蔬菜，这里几乎都能见到，绿油油长势喜人。敲门进去，老人正在地里拔草，那模样神态，就像母亲抚侍婴儿。
　　　　他父亲是煤矿工人，他自己也从未在地垅沟里刨过食。土改时，工作队和农会却给他家画为雇农。其实这也不无道理，上海。沈阳那隐蔽战略、战役、战斗企图，对行军路线、目的严格保密，这是一般军事常识。
　　　　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背景。
　　　　9月2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说：“因各地动员干部和部队去东北，规模很大，传播很广，容易暴露企图，刺激国民党美英与我不利，望各地告诉所有前进部队和干部不要声张，少说多做，住意隐蔽，切实完成任务。”
　　　　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出关时是班长，进关时是指导员的瞿文清老人说：战争年代，管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巩固部队。战争是需要士兵进行的，没有兵怎麽打仗？拿破仑若没有士兵，还不如阿尔卑斯山的一块石头。
　　　　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防止逃亡，要发动群众，主要是帮助教育重点人。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我也来尿了”，马上跟去。有的就说：你别跟着了，我不能跑。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八·一五”后逃亡比较多的时期，一是闯关东，二是四平保卫战后，三是东北解放后进关。逃亡原因，一是苦，二是死，三是离不开家。那年头不打仗的时候像节假日一样少，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怕苦怕死就想家，家里再苦没有死的威胁。一些打仗很勇敢的人也开小差，就是舍不得离乡离土。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是看家守业。过去闯关东是无路可走，逼上粱山。抗战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活过来了，能过安稳日子了，谁还爱离开家？
　　　　一般地说，行军打仗路过谁家，谁就成了“巩固对象”。
　　　　同样意思的话，大多数老人都谈过。
　　　　大都是宿营后趁机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接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山东闯关东部队，除去1938年秋由晋西进入鲁南的115师343旅，和以后陆续调派的少数干部，士兵和、以下干部基木都是本地人。每次动员参军，都有这样的话：不离乡不离土的，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嘛。“子弟兵”三个字的贴切和生动性，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过去，日本人常到山东招劳工，连抓带骗，当场给40块大洋，我们就针锋相对宣传日本人如何压榨劳工，“下关东就是跳火坑”，去的人都死了。又讲关东多苦，多麽冷，冰天雪地冻掉鼻子耳朵。
　　　　现在要离乡离土闯关东了，就宣传关东多麽好，地大物博，小日本苦心经营14年，工业发达，大城市多，铁路多，楼房多，“楼上搂下，电灯电话”。
　　　　据说，新四军3师闯关东路过临沂时，军长陈毅接见3师、以上干部，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到一个好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个花花世界，有电灯，有楼房，出金子，出银子，那是个甚麽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我也没法告诉你们（哈哈大笑）……
　　　　对于闯关东路上可能发生的逃亡，山东军区和东北局是有比较充份考虑的。
　　　　9月25日，还在闯关东路上的林彪，和箫劲光一道发出一封电报。
　　　　罗黎萧⑥并军委请转新四军：
　　　　在中央新战略方针下，十余万大军进行北大（原文如此。似应为“进军北上”——笔者），希转移时，防止逃亡，应视为一个重大问题，提议各部须为此召集会议，要真实研究动员的内容，与方式，及各种具体的保证方法，并互相通报，交换经验。动员方式不可仅限于首长讲话，而要开班、排小会，使战士人员讲话，通过自觉与互相动员，内容可勿在报上发表，但内部可以说明北上目的，在加强装备保卫抗战果实，取得保卫家乡的更好工具，及为了发动与解放北面群众，此种说法是否有碍秘密，请中央指示。
　　　　林萧
　　　　二十五日
　　　　林彪的意见不谓不正确。可这位正在走马上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据说18年前南昌起义失败后，也曾开过小差。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重新归队。
　　　　另一位正在闯关东路上的将军，据说已经跑回家了。家里人大吃一惊，说“白狗子”正在找你哪，快跑吧！
　　　　瞿文清所在、在龙口住一天，第二天就乘船出发了。
　　　　出发前清点人数，9班少个人。枪和背包都在，就是人没了。
　　　　副班长急出一头汗。这个战士正是他的“巩固对象”。门口有双岗，墙外有巡逻哨，都说没人出去。半小时前吃饭还在，有人说是给房东还饭盆去了。房东说没有，大家不信，还进屋看了一圈。连队眼看要出发了，在牛栏里找到了。墙角立卷席子，副班长用手随便拨拉一下，他在里面叫起来。副班长要揍他，瞿文清连忙拉开了。他一个劲地哭：我要回家，我想家，想娘……
　　　　不行军打仗，逃兵要关3天禁闭。然后开个“斗争会”，批评帮助教育一下，自己再检讨反省表个决心，全班同志再开个欢迎会。这回没功夫，全免了。
　　　　战争年代有“四个枪毙”：打黑枪枪毙；强奸妇女枪毙，就地公审就地枪毙；投敌枪毙；带枪开小差枪毙——带枪开小差一般都是投敌。
　　　　某军原副军长郑绍华，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独立旅1团警卫连战士。
　　　　老人说，从苏北出发那天，全团集合，枪毙3个逃兵。离休前任大连陆军学校（现大连陆军学院）训练部长的袁步青，母亲给他4块大洋，留作开小差路费。枪毙逃兵后，母亲说：儿呀，咱可不能跑了呀！1978年两人在一个师工作，郑绍华见到袁步青母亲，半开玩笑地说：“大娘呀，老苏那时若跑了，还能当副师长吗？”
　　　　老人说，在东北3年，他枪毙了3个逃兵。
　　　　黑龙江省军区绥化军分区原司令员赵斌，闯关东时是1师3团2营副营长。
　　　　老人说：在诸城还未动身，一些人就跑了。师里挑了10多个可靠的干部，由个外号叫“哇啦哇啦”的敌工干事领着，去动员那些人归队。我们走家挨户动员，说困难时候都过来了，现在胜利了，怎麽反倒不革命了呢？有人还讲到东北都能提升，当官，当大官。转了一个多星期，动员回来30多，有的还是营连干部，指导员，教导员。主要是动员干部，战士不怎麽管。没功夫管那麽多。死顽固的大都是是有老婆的。回到诸城，部队已经出发了。军区让我们从海上走。白天行军，晚上还得看着这些人。哪里看得住呀，到龙口就剩两个了。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湖，闯关东时是鲁中警3旅管理科指导员。
　　　　老人说：从敖阳出发不久，夜里突然响枪。我们跑出去，看见哨兵倒在地上，脚伤了。说是特务打的。月亮白晃晃，大地光溜溜，哪有个人影？到龙口又听说8团2营长朱延国被坏人打伤了，是我在5连当指导员时的司务长干的，把他抓了起来，过海到东北才弄明白，都是自伤，为了能留在山东。
　　　　黑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赵熙敏，闯关东时是冀中71团6连指导员。
　　　　老人说：71团是“八·一五”后由地方部队升级（由地方部队变为主力部队，称为“升级”）的，刚升级就拉走了。临走那天早晨，全团集合，团长讲话：我们是主力，是正规军了，不要这些破枪了，要到冀东去接收新式武器，接收完了就回来。开头挺好，到冀东看到墙上“欢迎冀中部队挺进东北”大标语，就有点炸营了。团里要求党小组长和排长站岗，、长、指导员带班。有的站岗和带班的都跑了。有人就说：瞧，不让我们站岗，他们跑了。从安国出发时，一个老团一个新兵团4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2千了。有的一个村子参军几十人，说跑都跑，村干部领着跑。过北宁路时，一个有名的战斗英雄，连长马义都跑了。出关那可真是一关哪！
　　　　某军政委李兆书，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10旅警卫营3连指导员。
　　　　老人说：一路上，抓到不少先头部队开小差的。有的不用抓，看见你自己就过来了。叫跑也不跑了。你想想，上千里路，人生地不熟，又没有钱，怎麽走？军装能脱了，口音怎麽改？国民党抓，地主老财打，汉奸特务也收拾你。即便到家了，地方政府还动员你参军。不过也真有“坚决性的”。我们连有个姓史的，在辽西跑的，进关就叫国民党抓去了。“国军”没当上半月，又跑了。那是铁心不当兵了。
　　　　9月7日，万毅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11月15日，黄克诚在给“军委林彭”⑦的电报＊中说：
　　　　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因新乒二千五百人未等到）除后勤机关及一地方团掩护尚在途中未禾到沿速逃亡掉队陈病号约三千人外，到达冀东者共约二万八千人。
　　　　12月4日，林彪在转致“中央军委的7师杨国夫师长的电报”＊中说：
　　　　战士带枪逃跑者甚多（仅昨夜连胞二十八人带枪九支）。
　　　　所有闯关东部队中，唯曾克林的16军分区未听说有逃亡现象。
　　　　从出关到进关，黑土地3年内战中，逃亡始终是造成部队减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⑧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
　　　　据不完全统计，野战军四、五、六三个月内逃亡八千余人。
　　　　11月11日，“林罗谭”在给“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东北解放后，部队中议论纷纷，不少东北战士甚至某些干部怕入关作战，怕走路大远，怕离开家乡，土地分配后感到个人还没享受过安乐生活，以至最近开始增加逃亡。五纵向义县移动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两纵向冀东前进，十一纵一至七日逃亡六百余；四纵十一师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儿满各独立团开到前线歼敌，亦发生同样情形，这在我们将来新的行动中，会较为更加突出。
　　　　逃亡的几乎全为土生土长的关东人。
　　　　李兆书老人说：14团9连指导员闹个笑话。他让文书把全连东北人抄个花名册，列为“巩固对象”。他不识字，让1排长看看有没有漏掉的。l排长一看就火了：我他妈的也成“巩固对象”了！很多解放战士是关里人，这时都成了巩固别人的骨干。有的说：排长呀，你家乡解放了，我们家还没呢，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哪！
　　　　赵熙敏老人说：进关就倒过来，东北人成了骨干，关里人成了“巩固对象”。快到谁家了，就瞪着眼睛瞅着。那也看不住。打下天津走不远，65团1营教导员尹志勤就跑了。他家在天津附近。到湖南后，一天行军看见队列中一个人背口大锅，这不是老尹吗？他挺不好意思，说给抓回来了。后来听说又跑了。
　　　　38年后，笔者在家乡采访一位人称“破烂王”的企业家时，他说：东北刚解放，百废侍兴，今天铁路，明天矿山，街头到处是招工广告。招工人员这村跑那村，那嘴皮子磨的呀。若是今天，还不把脑瓜子挤扁了？那时没有“城市户口”，“农转非”，那人的心思和现在不一样，恋乡恋土舍不得家，爱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
　　　　抗战后期，山东和冀东部队流行一支歌，叫《打败日本好回家》⑧。
　　　　沈阳军区原副政委，抗战胜利前的鲁中军区警2旅政委李伯秋老人说：1945年初，一天晚上，几个人在一起唠胜利后干甚麽。5团政治处副主任宋登华（离休前为军委测绘局政委），说要回家和叔叔种地，他家有30亩地，他叔叔可会种地了。我说，蒋介石能让你回家种地？抗战前打，抗战中打，他有那麽多军队，又有美国撑腰，怕是打完老蒋还得打美国。他说，你这话大影响信心了，可不能乱讲呀。
　　　　老人说，《打败日本好回家》这首歌，在警2旅唱了1年多。
　　　　“八·一五”后，就内部打招呼，不让唱了。
　　　　在某军荣誉室，笔者抄下一支《山东纵队⑨纪念歌》。
　　　　日寇侵入了山东，
　　　　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
　　　　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
　　　　徂徕山举义旗，
　　　　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
　　　　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
　　　　虽然是赤手空拳，
　　　　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
　　　　虽然是苦中生，
　　　　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
　　　　虽然是年轻的党军，
　　　　但进行了无数的血战！
　　　　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
　　　　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横刘家井五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⑩，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
　　　　只要我们战斗，战斗，
　　　　无数的战斗写下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
　　　　战斗，战斗，只有不断的战斗，
　　　　胜利就在我们前头！
　　　　瞿文清老人给我唱过这支歌，好几位老人都给我唱过。老人唱得激情滔滔，我听得热血沸沸。
　　　　这支歌后来也不唱了。
　　　　有人说到东北后，敌人变了，地区变了，番号变了，也就自动地不唱了。有人说曾有人批评过这支歌，说它有山头主义，地方倾向，大家应该都唱《八路军军歌》。有人说其中“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这句，和挺进东北拧着劲儿，所以就不唱了。
　　　　“败了日本狗强盗”，还要“消灭了蒋匪军”，才能回家。
　　　　就在中国共产党闯关东部队逃亡现象屡屡发生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万2千名美国士兵正在举行示威。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中的标语上写着：“让我们回家去！…”
　　　　这些士兵在铁与血与火中生活得太久了，肺腑中充满了硝咽和尸臭，耳朵里灌满了撕心裂胆的噪音和鬼哭狠嚎的惨叫。战争结束了，大地宁静了，空气清新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能唤起战争的记忆，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渴望回到能唤起儿时的天真的地方，渴望曾经讨厌过的母亲的唠叨，渴望妻子的热吻，渴望儿女的娇憨，渴望林荫下的絮语。在铁血飞迸中，他们或许忽略了这些。可现在，他们急不可耐了！
　　　　抗议浪潮迅速蔓延到本土外的所有美军基地。11月和12月，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美军士兵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往国内遣返军队的速度大慢，要求立即复员。愤怒的士兵给国会议员写信，议员们则向五角大楼施加压力。于是，五角大搂动员了一切力量（包括当时全世界最豪华的“女王伊丽沙白号”和“女王玛利号”客轮）把这些士兵遣返回国，其速度比战时紧急情况下向欧洲运兵速度还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厌战情绪，是全球性的。
　　　　在一场残酷的厮杀过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比在血与火中冲杀过的军人，更懂得安宁和平的宝贵了，更渴望安宁和平的生活了。
　　　　只是各有各的追求方式。
　　　　女人、孩子与重武器
　　　　开头，除了16军分区和“东北挺进队”，各路闯关东部队都带着妻子儿女。
　　　　也没多少女人和孩子。
　　　　那时没“计划生育”一说，也没有婚姻法，结婚的条件叫“278团”一27岁，8年党龄，职务正团。这已够“计划”的了，有些已超出“计划”仍未结婚。有的是戎马倥惚，没有机遇，有的是执意不肯结婚。
　　　　江拥辉团长的妻子刘淑，当时是诸城县虎部区妇救会主任。1师从诸城快登程了，江拥辉匆勿赶来找她，就匆匆跟部队走了。丈夫给她找匹马。人骑在马上，心吊在嗓子眼儿上，夜里总梦见自己悬在马蹄子下。一些人逗她，说她这位骑士潇洒极了，足可以当个骑兵团长，如果有个娘子军骑兵团的话。
　　　　到鲁北惠民县，一道命令下来，军委让1师火速赶去山海关参战，把住这扇关东大门，师党委一个决定，把女人、孩子和重武器像包袱一样卸在惠民，部队轻装急行军走了。
　　　　她们被告知：部队要打仗了，打完仗就夹接你们。
　　　　这是常事。打她们和军人结合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这种生活了。她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就在惠民习惯地等着打仗去了的丈夫。直等到春节，才知道丈夫是闯了关东。
　　　　——这些狠心的，就这麽悄没声地就把咱甩了，连咳嗽都没咳嗽一声！……
　　　　骂是亲，恨是爱。关东那是甚麽地方呀！鼻子冻掉没甚麽，怕的是那麽老远还能回来吗？老年人一辈又一辈讲述“闯关东”的故事，就像讲述一个发生在月球上的神话。今天丈夫拿着枪杆子一下子就闯去了，古老的神话一下子变成现实，又仿佛依然是那麽古老而又遥远。
　　　　闯关东，找丈夫去！
　　　　渤海地委在惠民。地委领导说，大部队都走了，小部队护送不了。她们说不用护送，我们自己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