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日子:巨星闪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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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呈送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措辞尖锐的讲话，以示反击。此后会议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成了“一边倒”地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便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彭德怀等人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在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翻出许多历史旧帐，固然有其阴险的政治目的，而其他包括周恩来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的党内斗争，却不能不让人扼腕而叹！
　　在庐山会议之前，应该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对前一段工作的基本评价及庐山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会议开始后，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全力以赴地解决各种问题。后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那封信印发传阅，周恩来看了彭德怀的信后，认为“彭总的信没什么问题”，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他在许多观点上与彭德怀是一致的。
　　正在周恩来等人极力纠“左”的时候，毛泽东的想法却发生了逆转。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既要反右，又要务实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座谈会，在政治上顾全大局的思想下，周恩来也说了一些“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之类的话。
　　在庐山会议上，朱德虽然在表面上与中央保持了一致，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始终和彭德怀站在一起的。在8月2日的常委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虽然不再明显地袒护彭德怀，但批判也是泛泛而论。毛泽东对朱德在庐山会议的态度一直不满意，此次又见朱德的批评无关痛痒，认为朱德有避重就轻、掩护彭德怀过关的嫌疑，便抬起脚来，用手在鞋面上比画了几下，说了一句“隔靴搔痒”。
　　朱德知道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不改变自己为人的原则。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的满腹意见。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朱德还找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可谓门庭冷落，但朱德却常常去看望这位与他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战友。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死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庐山会议不仅将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也把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推向了一个高峰。而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毛泽东一人之过，是整个领导群体共同铸成的。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大悲剧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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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岁月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中国拖入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人生最后的10年将在这种天下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三人的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文革”伊始，朱德也开始遭受到一定的冲击。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军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很多人感到非常气愤。1967年2月10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在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其中，徐向前在大闹怀仁堂时怒吼：“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党，连一个八十多岁老人都容不下，可悲呀！”
　　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不再召开，而被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朱德的各种行动受到限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也被调离。
　　朱德并没有把自己的处境放在心上，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大规模武斗后，朱德感到这种方式行不通，于是想找主席和总理谈谈。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之后，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走到周恩来门前，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没有进去。
　　随着“文革”的继续进行，朱德越发孤单，但他却坚持说真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怀疑三人经过战争考验的关系，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陷面前，他始终很坦然，认为主席、总理最了解他，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与朱德相比，周恩来的处境更为艰难。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与主席决裂，然后被打倒。二是通过实际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作为一个明白自己对国家、民族担负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选择了后者。
　　

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中国成立伊始，内忧外患仍未彻底消除，急于让中国得到外界承认的毛泽东亲赴苏联。在苏联，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把总理叫来。斯大林大惑不解，但后来终于明白为什么叫来了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毛唱周随的外交模式的魅力。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有一个相当大的担忧，那就是不知道世界会对共产党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1949年10月2日21时45分，苏联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等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的事宜。年12月6日，北京大雪纷飞，在北京站，毛泽东与前来送行的周恩来握手道别：“我在莫斯科等你！”随即，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驶向苏联莫斯科。
　　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
　　下午6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会见毛泽东。他委婉地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当然希望如此：“这个东西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按出国前商量的计划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此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和苏联签订一个政治性文件，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并认为应由两国元首来签这个文件。毛泽东认为既是两国之约，由两国外长签更为合适，“你是部长会议主席，但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条约，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着手组织代表团。
　　1月10日，周恩来一行由北京坐火车前往莫斯科。火车上，周恩来即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毛泽东讲了自己在苏联的活动、对中苏签约的想法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要旨，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
　　1月22日，克里姆林宫灯火辉煌，中苏开始正式会谈。从1月23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在商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拟定的草案却没有按中方的意见作相应调整。周恩来看过不满意，当即找来王稼祥和陈伯达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这样一直到2月8日凌晨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一起研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稿。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代表中苏双方签字的分别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仪式结束后，中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庆祝酒会，斯大林亲自出席。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门口，向五百多来宾尤其是难得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斯大林表示欢迎。宴会开始后周恩来致祝酒词，他没有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发言竟与长达两千字的原稿一字不差。在座的知情人皆叹服。接着，周恩来挨个向客人敬酒，最后他特意走到毛泽东面前：“主席，我也敬你一杯。”毛泽东欣然举杯，脸上充满微笑。“叮”，两支酒杯轻碰，掩映出两位伟人快慰的笑容，像美酒一样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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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中美坚冰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开创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时代。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定下对美战略，一个具体实施对美接触；一个先放试探气球，一个巧妙地拿到了敲门砖；一个海阔天空，一个细致入微。毛泽东和周恩来再度联手，实现了中美外交史上“改变世界的一周”。
　　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一直实行仇视和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当权者越来越认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特别是美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专家等有识之士，对美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而真正将美对华政策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则是1969年初出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就职演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从尼克松上台后，中国对美方的每一个姿态都作了认真研究，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1970年国庆期间，美国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访华，由周恩来具体安排。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斯诺，两人的合影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并与报纸右上角毛泽东的一条语录相映衬：“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说：“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中国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后，中国代表团邀请加拿大等五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队也表达了希望访华的愿望。４月６日，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马上给中国代表团发去了紧急指示。并说：“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消息传到美国白宫。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杰作，但他忽略了这场“乒乓外交”的幕后总导演——毛泽东。
　　然而，体育毕竟是体育，政治才是解决两国问题的途径，中美关系长达二十多年的坚冰最终还得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周恩来与之进行了详细会谈。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访华，提出了起草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毛泽东说，要搞，就搞个好公报。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终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美军“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尼克松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握手，时间长达一分多钟。此后，基辛格、罗杰斯等随从人员才陆续走下舷梯。据说，这是尼克松的精心导演，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机场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正式发表了第一个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
　　尼克松在归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高举斟满茅台酒的酒杯说：“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一周，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晚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以他们的政治智慧再次书写了中国外交史上新的篇章。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迅速刮向全球，震惊了全世界。而美国的这一举动更是给日本朝野带来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日本，一时间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1972年7月，日本成立了以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就发表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9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双方谈话气氛轻松而活跃。
　　1972年9月29日10时2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中日联合声明》指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以关闭。从这一天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中美关系缓和的趋向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际社会承认、接纳中国的进程。中国外交也由此获得新的活力和宝贵的回旋余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著名的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增多，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
　　

最后的握手
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已到迟暮之年，疾病缠绕着他们。
　　1971年9月13日，曾一度被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策动政变计划败露，于出逃过程中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它无论是给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在精神上均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打击，在繁重的国家大事和种种的困局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更加心力交瘁，健康每况愈下。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78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身体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精神又遭此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以支撑。1971年入冬时，毛泽东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到心脏。
　　1972年1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病倒。病情来势凶猛，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
　　而此时的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病情越来越严重。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
　　进入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严重恶化，癌症转移，身体已十分虚弱。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却成了中国睡眠最少的人。根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的头5个月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5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应邀访华。29日，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为了揭开中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周恩来仍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
　　30日，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巨人一生中“最后的握手”。
　　这一天，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看着相知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
　　1975年6月以后，周总理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公斤。但是他依然顽强地工作着，顽强地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抗争。
　　9月20日，在住院后实施第4次手术前，周恩来要来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中，剧烈的疼痛常使他浑身颤抖。术后在镇痛药也不能减轻疼痛的时候，他问医生张良佐　“我很疼，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啊？”
　　医生流着眼泪对他说：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但毫无结果。7日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旁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到：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十里长街，寒风凛冽，成千上万的市民哭泣着，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送行。按照总理的嘱托，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融进了风里，融进了雨里，融进了土里，融进了水里，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逝世。那个曾经盛过周恩来骨灰的盒子，盛着她的骨灰，又一次来到了他们夫妻携手人生的起点——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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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军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说道：“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关键时刻，毛泽东亲自出来保护了这位多少年来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
　　此后对朱德的公开批斗转为打入“冷宫”。后来康克清也戴上了“走资派”的高帽子，多次被游行批斗。
　　面对这一切，80高龄的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独自叹气，并喃喃自语：“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
　　这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泽东的一番话勾起了朱德多少如烟的往事！
　　在中央领导人当中，朱德和周恩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战友之情。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条见证周恩来和朱德战友深情的毛毯。那是在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朱德在为周恩来送别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3月，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援军闻讯赶来时，发现匪徒们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在文革的漩涡中，朱德和周恩来很少能够见上一面。直到周恩来住院时，朱德才有机会到医院去看望了周恩来几次。他看见周恩来还在医院里会见外宾，虽然瘦，但精神还好，便没有过多地担忧。其实朱德哪里知道，每当周恩来得知朱德要来，都要细心准备。
　　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已经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见朱德。这一次，周恩来依然是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与他们五十多年前相见一样，充满了真挚和信任。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朱德不知道这是自己亲密战友在向他诀别，他期待周恩来好起来。临别时朱德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周恩来一直站在门厅口，目送朱德的汽车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
　　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相见竟成永诀……
　　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赶往医院。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已经90高龄的朱德竟再次泣不成声。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这时，他或许想起了在德国柏林周恩来介绍他入党的情景，想起了南昌起义，想起了第四次反“围剿”，想起了开国大典……从柏林会晤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五十多年来，他们一起挑起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经历过磨难和风雨。朱德竭力站直身体，庄重地举起右手，向他的入党介绍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朱德一生中最后的军礼。
　　周恩来去世后，朱德在巨大的悲痛中病情也开始加重。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肺炎之外，又增加肠胃炎和肾病，持续高烧不退。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闭上了眼睛。7月6日下午3时1分，红司令朱德与世长辞。
　　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最后的泪水
进入晚年的毛泽东，对于人的生老病死是非常旷达的。闲暇时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说：“人总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然而，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1975年底，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恶化。他讲起话来已经十分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毛泽东同其他领导谈话，必须要由###当场“翻译”。最后，###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