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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日子:巨星闪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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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时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刊登的《东征纪略》上，记述了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其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
投桃报李，周恩来派人接管汕头《平报》并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后，在该报副刊《革命》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
当时，很多人对形势变化感到意外，但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却显示出了近乎一致的高度的预见性和政治敏锐性。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信号。周恩来闻讯后则立即来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反被蒋软禁了一天。
之后，两人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却没有被采纳，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的要交出名单。
中山舰事件算得上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重大事件上的第一次合作。两人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一致，显示出政治家的敏锐头脑。不同的是，周恩来在这个事件上更为灵活，尽管他不赞同与蒋介石言和，但对于下一步的打算，他认为“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半个世纪的合作中，这一风格贯穿始终。
所幸的是，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第六届农###动讲习所的负责人。在农讲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课程，并邀请周恩来、肖楚女、彭湃等同志到农讲所授课。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关系继续延续下来。
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两广区委共同研究，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选调了几十名干部，到农讲所经过短期培训，派往广东各县担任领导农民武装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份，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而周恩来也因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的突出表现，被调到上海，进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因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成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中第一个进入政治局的人。
广州初会（2）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1926年1月第一次共同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不到一年的合作，由于大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两人又各在自己的领域为党的建设发挥着作用，直到再次握手。
在此期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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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朱德和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在他们分别后的第二次相会，将开创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正因为有了南昌起义，才会有后来的朱毛会师。
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后，1925年朱德又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天回到国内，利用旧关系到川军中动员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秘密进行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花园角2号寓所，朱德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来人将带来在南昌发起行动的部署方案，这个人就是5年前介绍他入党的周恩来。
这是朱德一年内第二次进出南昌了。
早在1月份，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率原第二十军军官考察团的多名成员来到南昌，转到第三军开展工作。由于驻守南昌的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三军军长王均等人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好友，朱德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南昌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朱德辞去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等职，于6月中旬离开南昌。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中共中央做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21日，朱德重返南昌花园角2号，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朱德利用各种关系，很快弄清了南昌及附近的兵力部署以及设防与火力配备情况，并秘密绘制了敌军分布图，详细地标出了街道、地名和兵力、番号、碉堡、火力配备等。对朱德而言，这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第一次参与军事活动，兴奋与激动在所难免。
周恩来是从5月下旬起开始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他曾在4月份，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没有稳固之际，“下决心###，迅速出师，直指南京”。6月17日和20日，又先后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因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计划没能实行。
7月27日晚，周恩来到达朱德的寓所。老友相见，分外亲热。朱德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南昌军队的情况。看到朱德绘制的兵力图，周恩来满意地说：“这份兵要图绘得好极了。你为南昌暴动立了头功！”
次日，朱德出面租下了位于南昌市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1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并详细研讨了起义事项。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确定起义方案后，周恩来亲自到第二十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阐明整个行动计划。
然而，当起义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张国焘却于7月29日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是否起义。7月30日，抵达南昌的张国焘在前委紧急会议上要求推迟起义，遭到周恩来的严辞拒绝，周恩来甚至提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我只好辞职！”在大多数人的坚持下，起义得以按计划举行。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之目的，决定于明早晨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朱德领受的却是一项特殊任务：设法拖住驻扎在南昌的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
31日晚，朱德邀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和第二十四团团长萧日文等人到城西街口的嘉宾楼参加宴会。凭借朱德在滇军的威望，两个团长不仅亲自出席，还带上了副官。宴会在觥筹交错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又摊开了牌局。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贺龙部的一个营长突然跑来告密，两名团长即离席告辞。朱德立即将消息报告了周恩来，起义提前举行。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百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
当天上午，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这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名字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一个委员会的名单之中。
之后，蒋介石以重兵进攻南昌，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
到达广东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起义军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以获得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第二十五师坚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但起义军遭粤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夹击，大败于汤坑。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或去香港，或去上海。朱德在三河坝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遂率部向江西、广东交界处运动，经大庾整顿，开始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此时部队仅七八百人。后朱德得知滇军故交范石生部驻扎韶关，遂投奔范部。不久实情被敌军侦知，朱德部又移师湘南。1928年1月，朱德举行湘南起义，4月率部上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会师，建立红四军。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此次合作，才有了后来的朱毛会师。
井冈山会师（1）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起义，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担任起义总指挥。毛泽东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一路风餐露宿，穿山越溪，倍受艰辛。一次，他从安源去铜鼓的途中，在浏阳遇到民团盘查被扣留，那些民团奉命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贿赂民团不成，便设计逃跑，到离民团总部只有200米的地方，毛泽东不顾一切挣脱出来，拼命往田野里跑。最后跳到一个长满了嵩草的水塘中，一直躲到太阳落山，才算逃脱，当时那可是凶险至极。1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埃德加·斯诺讲述着这段经历，口气悠闲得如同掸掉一截烟灰。
这年9月9日，在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长沙”口号的鼓动下，斗志昂扬的三路大军利剑直指长沙。但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敌强我弱，起义军大都又缺乏实战经验，应变措施不当，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
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上，大家围绕着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争吵不休。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这个穿着布衫、留着长发，身材瘦长的书生，率领一千多人马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与此同时，朱德正率南昌起义余部与国民党军队顽强抵抗。当他率2000人退出三河坝开往潮汕方向，行至饶平时，一个沉痛的消息传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附近的乌石山全军覆没。
能脱离险境，保存力量就是最大的胜利。朱德咬紧牙关，率部稍事整顿，便经平和、永定、上杭一路急行军，向江西方向的山区开去。
此时，朱德的想法是先找一块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再图发展。这和一个月前秋收起义失利的毛泽东不谋而合。共同的选择使千里之外的两颗心在渐渐地靠近。
毛泽东率领队伍离开文家市后，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9月29日，队伍来到了位于湘赣边界九陇山区的永新三湾。这里四周环抱着郁郁葱葱的山峦，是一个清秀、幽静的小山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改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之后，毛泽东率部进抵宁冈古城，巍巍井冈尽在眼前了。毛泽东风趣地对他的战友说，《水浒》上有个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拿他们也没法子。你们晓得不，前面的这座大山里，就有两个绿林朋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反动派就是奈何不了他们哪！井冈山地势险峻，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在这儿，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
10月6日，毛泽东亲自会见袁文才，并以100条枪作为见面礼，袁文才十分高兴，当即送600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问题。不久王佐也同意工农革命军进山。
10月底，在连绵的秋雨中，毛泽东率领队伍进驻井冈山，驻扎在茨坪。此时的毛泽东把井冈山作为了革命的新起点。
这个时候，朱德率部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也仅剩下1500人的兵力。10月下旬，朱德率领队伍沿着赣南山路往西疾进。到达信丰境内时，部队只剩下###百人。就在这里，朱德听到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几个月来，这支辗转征战的孤军第一次听到自己军队的新消息传来，朱德非常兴奋。
11月初，朱德到达崇义上堡，与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时分散的第三营会合。几天之后，当时正在朱德部队中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便肩负着朱德的重托，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去了。
朱德并不知道，毛泽东早在一个月前便派出何长工经长沙下广州，四处打探朱德队伍的下落。
尽管如此，此时的朱德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一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活动，便立即心向往之。为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也为中国革命，朱德没有轻率地盲从，他在苦苦地探索，为这支队伍非常慎重地选择最佳的落脚点。
朱德正在为部队生计一筹莫展之时，他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范石生出现了。范石生就在汝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范石生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他同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
朱德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
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后约半个月，范派人送来了复信。
11月22日，朱德在汝城会见范石生。最终，朱德部以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编入第十六军，朱德用王楷化名，任第一四○团团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奇巧。
毛泽东派出的“特使”何长工10月上旬出发，费尽经周折赶到广州，一路寻寻觅觅又到了韶关，离开井冈山已两月有余，却一无所获。正绝望之际，在进澡塘洗澡时，从范石生部队军官的聊天中轻易地获得了他为之踏破铁鞋的消息。
井冈山会师（2）
很快，何长工见到了朱德和陈毅。何长工向朱德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的情况。直到此时，朱德才真正有了上井冈山的决心。
此时先期派出的毛泽覃已到达井冈山。两军会师、合力征战，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日夜期盼的大事。毛泽东满怀期待与朱德的会师。
1928年１月，朱德率领部队到达湖南南部，同湘南特委一道发动湘南暴动，起义风暴迅速刮遍湘南。蒋介石和当地军阀对朱德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3月下旬，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党“协剿”军的南北夹击，朱德在湘南难以立足，决定向井冈山进军，同毛泽东会师。
毛泽东也已经率领部队分兵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撤退。
4月20日，朱德率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部队进驻酃县沔渡。4月21日，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在酃县沔渡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会合。次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按毛泽东指示，先期回宁冈砻市，筹备两军会师事宜。4月24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从沔渡到达宁冈砻市。而此时，毛泽东也率领部队从湘南的桂东、汝城返回了砻市。
何长工后来回忆道：“毛泽东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听说毛泽东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快走近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毛泽东同朱德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28年5月4日，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在宁冈砻市隆重举行，会议上部队改编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之所以被称为第四军，这个番号缘于叶挺在北伐时为第四军创下铁军的威名。不久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然而，当时的“红四军”并没有被叫响，倒是“朱毛军”风靡天下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国民党叫嚣要“杀猪去毛”，屡次对井冈山进剿、会剿。朱德和毛泽东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术，两打永新，四次粉碎敌人的进剿，威震井冈山。
史沫特莱称朱毛会师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朱毛时代，从此，“朱毛”便成为根植于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深处的伟大称号。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和朱德开始了历时半个世纪的交往。直到晚年，毛泽东仍时常提起“朱毛”的称呼，对朱老总说，你是“猪”，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解密“朱毛之争”（1）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越来越客观公正。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这段史实，透过“朱毛之争” 却恰恰可以看出他们的伟大之处。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的荣辱进退，在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四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她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只部队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虽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是其直接诱因，但其根本还在于当时“朱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立革命军队的艰苦探索中出现的一些争论。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不说，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而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则指令要求“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虽仍为前委委员，但落选了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和最高指挥者，因为探索真理，一时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对它的指挥权，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解密“朱毛之争”（2）
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陈毅也奉命离开红四军，经厦门、香港辗转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
“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对一切问题仍“毫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在前委坚持下，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来参加“八大”。不过当他到达时，会议已结束了。此后，朱德为毛泽东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经过贺子珍的仔细照料和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1929年，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的高度喷发期，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他们的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对于“朱毛之争”的尖锐化，周恩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这对于三人此后几十年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二月来信”中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对周恩来心悦诚服。多年后，陈毅还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上海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当他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看到毛泽东给红四军“八大”写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时没有半点委屈，而且还诚恳地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朱德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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