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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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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看上去并不像是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地方。即便在今天，它也只是一个位于北京市西南方向15公里处的小村庄。在1937年，宛平就是一个乡野之地，但它确实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那就是一道用近五百头精心雕刻、形态各异的石狮装饰起来的石桥。在13世纪，这道石桥吸引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注意，将其称为“世界上最精美的桥梁之一”。因此，这座桥在西方也被广泛称为“马可·波罗桥”。但在中国，人们把它称作“卢沟桥”。
1937年夏天，卢沟桥周边地区到处布满中日两国的军队。当时驻扎在该地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归国民政府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宋哲元指挥；而日方驻扎部队则属日本华北驻屯军所管。日本得以在该地区部署兵力，是因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与各国达成的《辛丑条约》，该条约允许国外势力在华驻扎军队，以便在民众暴动时得以自保。当时，中日双方的关系极不稳定，宋哲元本人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他夹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之间，两面不讨好。蒋介石政府要求宋哲元不可让日本侵占中国土地，但同时不能激发外交事件；另外，宋哲元还必须跟日本人达成妥协以保住他自己的权力根基。1937年，驻扎在华北的各国外交官们已经嗅到了空气中某些异样的气息。美国大使馆参赞这样写道：“在过去一周中，中日两国国民的不满情绪可能引发骚乱的传言在北平到处流传。宋哲元长期不露面，当地百姓深感不安，传言似乎主要是因此而起。”这位参赞认为，宋将军远离其军队是为了回避日本人，后者想逼他交出华北地区的更多控制权。
7月7日晚上，日本军队开始在宛平周边地区开火。这件事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在平津地区，外国军队开展军事演习的权利是得到过认可的。但这一次日本军队似乎是变本加厉。当地日军指挥官宣称他的一个士兵失踪了，要求进入宛平搜查。这几乎是在明目张胆地指责：一定是中国人绑架或杀害了这名士兵。在过去几年里，日本人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对中国军队提出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但这一次，宋哲元的军队拒绝了，于是一次低级别、小规模的战斗打响了。这次小小的冲突似乎会很快停息，就像以往那样，许多这样的冲突常常在中方做出退让后就平息了。然而这一次，远在华中地区的蒋介石却下定了决心要做出不同的反应。
在听到北平附近交火的消息时，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而是在江西庐山的牯岭。蒋介石将庐山当成夏季的避暑之地。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多次邀请他的顾问到庐山商谈未来可能会跟日本发生的战争。到了1937年，商谈进程变得愈加紧迫。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
听到宋哲元的军队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之时，蒋介石正跟他的军事委员会一起开会。他在日记中补充说：“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在日记中，蒋介石还反思了日本发起卢沟桥之战的用意所在：“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而后他又更为焦虑地补充：“系时接受挑战乎？”
起初，宋哲元的三个高级官员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称，他们不能答应日本人将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的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国家主权”。中方经过一番抵抗之后，仍不得不和日本在宛平的军事指挥官开始停战谈判。卢沟桥上的这一小小冲突看上去似乎很快就会平息。
蒋介石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次为期两天的战斗是不是像之前发生的多起事件一样，真的只是一次小规模冲突？它是否相当于日本对中国的另一次入侵，就像1931年的满洲危机那样？他断定，如果它是前者，这种紧张局势很快就会缓和。毕竟，华北并非真正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它是由蒋介石的竞争对手和日本军队所组成的混合势力所掌控的。放任战火蔓延，蒋介石自身的情况并不会马上恶化。但如果这次华北危机是日本在背后推动的严重事件，目的在于侵占更多的华北领土，使处于华东地区的国民政府受到威胁，那么，蒋介石就需要做出是否宣战的重大决定。
1937狰狞之年（2）
选择的权利并非全属蒋介石。事实上，自从满洲沦陷后，他的选择余地不断缩小。在1937年的炎热夏季，当蒋介石在庐山收到消息时，他必须谨慎权衡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首要的也是最为紧急的一点在于，在这件事情上，任何让步和妥协看上去似乎都等同于政府放弃了对前王朝京都的控制权。这跟放弃满洲不同，伪满洲国的建立对中国的威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还算不上灾难，蒋介石在1933年几乎已经认可了其日本附属国的地位，但北平就不同了。在“北京”这个已经被废止的称谓下，这座城市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首都。虽然它的政治地位已经下降，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它依然具有巨大的文化和情感意义。这座城市还具有很大的战略价值：它是华北主要的铁路枢纽，连接华北与内陆商业城市武汉，并且往周边4个方向都有铁路线贯通。如果北平落入日本人手中，那么来自东京的一声号令就可以将军队从朝鲜和伪满洲国派送到内陆的心脏位置。如果蒋介石让出这个城市，那他将失去整个华北，并将国民政府的中心地带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下。蒋介石在7月10日的日记中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0米0花0书0库0 ；www。7mihua。com
如果它只是北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蒋介石担心的是日本人在中国不断挑衅，北平只不过是他们不断增加的征服名单上的又一个城市而已。从1931年起，爱国记者杜重远就和他的那些从满洲流亡出来的同胞一起，利用新闻媒介的力量吁请蒋介石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发动一场战争以夺回东北。杜重远此前甚至因为刊登反日言论而被判入狱。虽然蒋介石说过“三千万同胞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之类的言论，但他对东北抵抗的立场始终没变过。他明白，满洲太过偏远，它所激起的公众情绪尚不足以支持打响全面战争。1933～1935年，日本似乎已满足于其既得权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得以和伪满洲国为邻，继续存活一阵子；但从1935年起，日本在华北的势力不断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已将该地区看作是它的领土。蒋介石越来越确信，不把整个中国占为其附庸国，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就算现在不跟他们发生冲突，将来也会，而且为期不远。当时中国赫赫有名的报刊《申报》以直白的《又一次侵略行动》为标题刊发了社论，并提出警告：“这次冲突，在日军方面显然又是有计划的侵略行动。其性质之恶劣，足以震惊全世界。”
但跟日本正面对峙很危险，甚至有可能是自寻死路，蒋介石亦不再指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1937年对全球来说都不好过，欧洲的政治形势日趋独裁，希特勒的纳粹党将德国重新塑造成一个专制国家，1933年已告崩溃的脆弱的魏玛民主共和国现在彻底消失；墨索里尼掌控下的意大利看上去也同样有序而强大。许多观察家忽视了背后支撑这些政体的是暴力和法西斯主义，他们得出了简单的结论：独裁政府是未来政治的出路。虽然欧洲大部分国家还处于沉闷的和平之中，但整个世界都受到了西班牙内战的影响，民选政府的共和党军队在跟佛朗哥的长枪党国民军作战。共和党只得到苏联极为有限的支持，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却在极力为佛朗哥撑腰。站在场外的是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蒋介石知道，它们不会提供什么帮助。西班牙也早就看清形势，美国也根本无意进行国际干预。富兰克林·罗斯福刚刚在几个月前被再次选为总统，但就在经济大萧条持续冲击美国之际，他却在1937年头几个月里卷入一场伤痕累累的政治斗争中。罗斯福希望借此赋予自己更多的权力，以期改变美国高等法院的组成结构。对美国来说，再次介入欧洲战争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情，介入中国的冲突更是完全不可能。所以，如果蒋介石想要反抗日本，那他就必须依靠自己。他也需要估算好，在这场对日战争中，中国能独自坚持多久。
蒋介石的希望寄托在他最引以为傲的部队上。在发给儿子蒋经国的电报中，蒋介石叫他不要担心日本的侵略，因为他“有办法对付他们”。蒋介石依靠的是他的两位的军事顾问冯·塞克特和冯·法肯豪森所训练的部队。毫无疑问，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不过，蒋介石的电报不免有些虚张声势。改革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收效，而且目前受过训练的军官仅有3万名。
1937狰狞之年（3）
事实上，蒋介石很多战略的施行必须仰仗他“部下”的军队。他不仅必须估摸这些军队实际上能派多大用处，还必须揣摩有多少指挥官真正忠诚于他。宋哲元跟日本人有着紧密的接触，他似乎时常以牺牲蒋介石的利益为代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阎锡山是内陆主要省份山西的头领，以雄才大略而为人所知，但他也曾经是1930年华北中原大战反蒋联盟中的一分子，直到1937年都在利用共产党和日本人来对抗南京政府。蒋介石跟共产党的联盟也极为脆弱，表面上双方都做出合作姿态，但实际上彼此都不信任，西安事变的阴影始终未曾消退。
卢沟桥事变留给蒋介石的选择余地极为有限：要么承认华北沦陷，要么反击。可一旦开战，战争就必将从地区冲突扩大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冲突。★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问题在于，蒋介石没有太多的时间。当时中国的条件并非如蒋介石所愿，具备足够的时间去建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平衡各地军阀首领的分立倾向，并加强全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到1937年，日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规模之大让中国的备战相形见绌，不值一提。在1936年2月的日本政变阴谋中，财政大臣高桥是清被刺杀，后果之一就是日本政府的军事开支大幅上扬。日本政府和民众都不断被类似“教训一下中国”这样的诉求所驱动，对逐渐统一的中国及其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怀着戒备之心。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刚愎自用的个人领袖担任着对外政策的核心角色，但日本却没有异常突出的最高领袖或元首。相反，日本陷入了一种致命的境地：大部分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众都感染了“战争狂热症”。
此时军事开支占了日本年度预算将近一半。此外，虽然处于大萧条的环境之中，但为备战而大量制造军需品，日本重工业因而受到很大刺激，整个国家的经济得以复苏。在日本国内，媒体大肆宣扬日本正被敌对势力包围，以阻挡其崛起。1934年，东京政府废除了1930年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旨在限制日本海军的规模。此时除了本国军事预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扩张其海军实力了。
1937年6月，在连续6年对华态度摇摆不定之后，一位新人登上了首相之位，他就是近卫文麿公爵，他将决定如何应对卢沟桥事件。近卫文麿出身于贵族家庭，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令其深信，亚洲国家绝不可能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公正对待。近卫文麿与天皇关系亲近，说话行事完全是一副贵族做派，甚至平时说话都用皇族语言。这种语言极为做作，只有皇族和个别心腹侍臣才会使用。他还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年轻时曾经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19世纪英国著名的文豪，以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于世。——译者注）的著作。工作方面，近卫文麿很少在上午11点之前召开会议，这点与蒋介石非常不同，后者所受的军事训练和他天生的苦行僧气质令他习惯于每天早上5点起床。但近卫文麿也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不敢直面反对者。近卫文麿的秘书曾回忆称他是那种“哈姆雷特型”和“孤独型”的人。政治世家出身的贵族元老西园寺公望曾公开说近卫文麿缺乏在处理军队事务时所需要的“强势”。
被指定为首相仅一个月后，近卫文麿首次面对“中国问题”的考验。他发现他的内阁在卢沟桥事件应对态度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总参谋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务处长官田中健次主张升级战争，称现在是时候给中国以沉重一击并摧毁蒋介石政权了；作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则要谨慎得多。这一态度颇具讽刺意味，因为石原莞尔是1931年侵略东北的背后黑手，但现在他却辩称日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他认为，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苏联有可能伺机对日本下手。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日方的分歧，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中的温和派也认为，中国最终应该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只是在时机的选择上产生了异议。7月9日，陆军大臣杉山元请求在华北增加5个师以供调遣，但当时这一要求被驳回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
让我们回到卢沟桥事件。此时，当地的中国军事指挥官已经开始和日本进行停火协议讨论了。上海的报刊还在试图确定谁应该为此次事件负责。7月10日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又称《字林报》，曾经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译者注）称：“何人最先开火至今尚不清楚，但不少人认为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守卫铁路桥头堡的中国士兵看到一支武装军队沿着路堤在黑暗中行进，就呵斥他们，但对方没有回应。于是中国士兵认为对方是准备攻击的便衣日军，遂开火射击。”如今，北平附近的这座桥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中日双方的领导人都通过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件事。在7月10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道：“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唯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他接着又写道：“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7月10日，一名美国外交官会见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问他卢沟桥的冲突是否意味着战争将临。何应钦回答说，这要看日本，如果他们继续“强盗行径”，战争将不可避免。外交官又问何应钦如何回应这样一个观点：为了将战争推迟几年，以加强战备工作，即使做出让步也无妨。何应钦态度鲜明地表示，很难确定中国什么时候真正做好开战准备，但如果遭到攻击，中国肯定会反击。♂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不仅仅是美国人劝解蒋介石要谨慎行事，后者的许多同僚也同样如此告诫。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里，汪精卫费心费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想办法避免与日本开战。此时，他建议蒋介石不要将冲突升级。另一个主张忍耐的声音来自周佛海。1937年，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才爬到这个位置。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但很快就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即便如此，他还是跟很多杰出的中共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中共创建人之一陈独秀于1937年8月从国民党监狱获释时，周佛海是最早前去探访的人之一。然而，在“黄金十年”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更多地和汪精卫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这两个人的结盟对他们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7月7日战斗打响之后的几天里，周佛海正在赶往庐山与蒋介石会面的路上。到达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即便感受到了庐山的紧张气氛，他仍然奢望事情可以尽快和平解决，他甚至在欢洽的气氛中参加了由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举办的宴会；虽然在7月17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到抵抗的问题，但会议似乎没有表现出开战的意愿，“发言者七人，均无多精彩”。他记录称，他第二天就听闻日本的驻华大使川越茂已经在跟中国外交部交涉，试图缓和局势，将冲突界定为地区性事件。他写道：“以情形测之，或不致扩大欤。”
周佛海也借此机会在庐山问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和林伯渠，他第一次认识他们还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的翻云覆雨把周佛海变成了与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忠实盟友，虽然现在周佛海和“老朋友”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但即便是曾经有过的友谊也无法消除他们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周佛海希望战争晚一点爆发，哪怕只晚一小段时间也好。
但蒋介石却在他7月19日的日记中表示他不会让步：
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唯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
随着七七事变的升级，卢沟桥的交火开始变得类似于1914年6月的弗朗兹·斐迪南王储被刺杀事件。这件成为“一战”导火索的特殊事件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即使它不升级，欧洲的军力失衡和更广泛的紧张局势也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催化出一场战争。同样，即便北平附近的这场战役被当作地方性事件和平解决，中国和日本也将在某一天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从1937年7月7日起，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城镇乡村，中国的地方铁腕人物和好战的日本少壮派军阀们的摩擦将不再左右时局，而是由两个国家的首都——南京和东京，来做出将其国家置于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
7月10日下午，远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并短暂代理过国务总理。——译者注）正在他位于双橡园的家中为斯坦利·K。霍恩贝克举办午宴，后者是美国国务院东亚问题的顶级专家，也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心腹顾问。出席宴会的还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他也是蒋介石的连襟。霍恩贝克做了一番恭维示好的致辞，其中暗藏锋芒。他肯定了中国在国民党治理下的现代化建设，也观察到在“财政、修路和铁路建设上”的进步意味着“在总体上，中国的事务似乎都朝着一个极为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大感疑惑，“继续沿着集中精力建设中国的道路前进，而不是与外国政府开始发生争执”不是更好吗？他认为，如果中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加强国家建设，那么其他势力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中国。就在几天之前，孔祥熙还一直在游说一群来自纽约的投资者，称国民党统治下的新中国是一片投资的乐土：“中国不再是军阀割据时期那个分裂无序的中国了。”但现在，孔祥熙换了一套说辞。霍恩贝克在报告中说道：“中国正准备跟日本打一场它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其原因在于跟中国相比，日本越来越强大。”王正廷和孔祥熙两个人都做出了具有预见性的宣言：“若无中国之抵抗，美国他日必将直面日本之侵略。”因此，美国现在应该对中国施以援手。而霍恩贝克虽然同情但也很谨慎，指出美国只会插手危及其自身利益的事务。很显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日本侵略中国算不上是1937年夏季的头等大事。┃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与此同时，东京也在煽风点火。7月11日，近卫文麿在一个媒体会上宣布，日本正往华北调动军队。但讽刺的是，在同一天，在华北的中日军官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一切都显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了：得知蒋介石往北调军，日军参谋本部立即从朝鲜和满洲派遣军队前往华北。日本国内的民意此时已经沸腾。3天之后，近卫文麿在一个地方长官会议上作了讲话。在讲话中他告诫日本民众做好“最坏打算”，并宣布“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出的艰苦努力看来是失败了。因此，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处在危险之中”。陆军大臣杉山元补充说，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是“南京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发言人则在讲话中掺入了威胁的成分：“如果（中国方面）出现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应对。”考虑到关东军曾在1931年闪电占领满洲，这样的一个警告很值得留意。
中国政府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为一场大战做着组织和动员工作。7月13日，用于测试平汉和陇海两条主干线铁路防御能力的大规模防空演习在中国郑州开展。几天之后，演习变成了现实，报道称“日本的军用飞机……在北平—汉口铁路的沿途多处袭击了中国的火车”。中国民众怒火中烧，情绪日益高涨。上海的民间团体开始呼吁抗日：“无数中国民间组织给北方的第二十九军发去电报，表达它们的慰问并鞭策士兵们保卫祖国……市民联合会、中国银行业者联合会、本土银行业者联合会和中国商会给卢沟桥的保卫者送去了1000美元。”就连一些小事都可能点燃人们的怒火。7月上旬一个中国三轮车夫和一个日本客人之间因为车费发生争执，结果引发了集体冲突。到了7月下旬，局势已经远非地方守卫士兵之间的相互射击那么简单了。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在给蒋介石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之时，也向自己的军队发出了动员令。日益不安的上海民众观望着华北地区的战事发展：虽然人们最初希望中日危机可以和平解决，但7月18日后的形势却每况愈下……可以感受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和平还是战争这一问题将水落石出……日本于昨晚11点30分将最后通牒递交南京政府，要求中方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同时停止干涉7月7日卢沟桥事件和解条款的执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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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愿意公开宣战。它想要迅速用火力压制住中国，并企图将冲突限制在华北地区。日本军队在一份决议中声明，其目标是要“一口气”消灭中国在北方的军队，并占领北平以北140公里的地区。听候调遣的是关东军，还有一些跟其合作或者至少不挡道的地方军队，合计约13万人。7月26日，日本发动攻击。北平被袭，同时受到袭击的还有100公里之外的天津：
日军轰炸了（天津市）许多主要建筑物，包括南开大学、中央车站和位于东站和国际桥之间的保安警察队总部。城中顿时一片火海，火势绵延了几公里……在（日军轰炸机）执行任务的时候，惊恐的中国百姓纷纷从城市逃亡到租界特设安全区。这些城市很快就沦陷了。北平在7月28日沦陷，天津7月30日沦陷。蒋介石大为震惊。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但其今日得之也易，安知他日失之亦非易乎……对倭外交，始终强硬。”
蒋介石没有在华北地区部署其嫡系中央军。相反，他将此地的命运交到了实际掌控该地区的将领们手中，包括阎锡山和宋哲元。但蒋介石也确实将他本人的一位嫡系将军部署到这支军队中，他就是跟蒋介石一样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汤恩伯。但同时，蒋介石也给汤恩伯设置了障碍，他拒绝将精锐军队拨到汤恩伯麾下，而是留着它们，为即将到来的上海和长江流域的战争作打算。
因为优秀军队人数有限，这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做法。但这导致汤恩伯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日本关东军部署了超过9万人的军队，人数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而且日方还有6万后备军队，包括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的军队。带着处于弱势的部队，汤恩伯在河北南口艰难作战，2。6万士兵阵亡。最终，即便在阎锡山的支持下，他也没能守住这座城市。虽然这一地区沦陷的事实很快就明朗化，但华北地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
国共再携手（1）
尽管有些冒险，但其实蒋介石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他可以收编其“宿敌”共产党。7月13日，他接待了几个特殊的访客，包括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这在几个月前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受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谈判问题上达成更加具体的协定，会见包括邵力子、张冲和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资深人士。而现在，卢沟桥事件使得这一任务变得更为紧迫。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资深同僚就发表了敦促蒋介石坚定抗日立场的声明，并承诺给予支持：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敬恳严令廿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不过，双方依然十分谨慎。蒋介石唯恐收编更多不完全听命于他的军队，而遭遇了国民党军队五次围剿之后的共产党，现在对蒋介石还心有余悸，不愿意失去对红军的控制权，这支军队是共产党从国民党围剿下逃脱后仅存的。共产党想要的是“合作”，而蒋介石更喜欢用“收编”这个词。蒋介石在7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同样，毛泽东告诉他派往牯岭的谈判者，不得做太多让步：“我已决定采用若蒋（介石）不妥协，则不做进一步谈判之策略。”最终，紧迫的形势促成双方达成了协定。蒋介石妥协了，他允许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事总部。毛泽东随之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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