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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风云:揭密联想集团管理内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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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越山的人说：“就像当年刘、关、张三访隆中。”另一个名叫韩少华的作者想起诸葛亮和周瑜谋划赤壁大战的故事，所以在《人民日报》上写道：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各自将自己最中意的人选写在纸条上，喊一声“一、二、三”，同时亮开，竟是三个“倪光南”。 其实这些描述中牵涉的事实，大都附加了作者的想像，难免夸张，诸如“三个‘倪光南’”这样的情节，更是虚构。我们今天研究这一事件的全部细节，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倘若一定要追究其中因果，那么我们相信，是人的本性以及当日中国大环境的综合作用，促使柳传志和倪光南有了共同的梦想，并终于走到一起。 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相识已有10年。倪比柳年长5岁。柳在上海出生却在北京长大，浑身的气质已经完全北方化。倪光南则是地道的南方学者风范，身材不高，而且消瘦，不修边幅，穿着随意，眼镜后面的眼神总是聚焦在他感兴趣的人身上。两人的家境完全不同，柳的父亲是共产党的忠臣，也给这个家庭带来足够的优越感；而倪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属于国民党一系，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家庭会给后代带来极大压力。倪光南当然不能躲避命运的安排。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背景的羁绊多有坎坷，也在他身上留下烙印：谦虚、内敛、执著和多疑。这同柳传志那种自信、开放、充满阳光和目光四射的性格形成对照，也预示了两人之间永远不会产生亲密的友情。但是有证据表明，过去若干年里，他们彼此有着足够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还有钦佩。当他们在1974年共同流放天津郊区小站农场劳动的时候，便有了彼此沟通的机会。倪光南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常常令同事们钦佩不已，这其中就包括了柳传志。有一次众人在一起闲谈，提到麦克斯韦方程，这是无线电专业领域中一个漫长的方程式，谁都想不起来了，惟有倪光南当场写出，一气呵成，把柳传志惊得眼睛都瞪大了。即使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之后，柳传志说起倪光南的学问，仍然啧啧称羡。倪还拥有一种优秀科学家的天赋，他能够在一件事情上投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激情，专注而且持之以恒。这一点让他成为计算机技术领域里的成功者。柳在和人聊天的时候总是海阔天空，而倪则喜欢用技术性很强的难题来考问对方。柳热情而有活力，容易让年轻人产生共鸣，而倪在年轻人面前总是一种宽厚谦逊的风度。当倪成名之后，有个《科技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惊讶地发现他在回答问题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站了起来”。即使后来与柳传志反目成仇，倪在公开场合也还让自己保持着南方绅士的姿态。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些东西让人恐惧，那就是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当他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会不择手段地向阻碍他的人发起挑战，就像一头狮子一样看护着自己的领地。这时候，那些熟悉他的同事会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 倪光南是随着我们国家计算机事业走过来的一代人的典型代表。1961年柳传志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倪从南京工学院毕业进入计算所。他的个人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发生在1985年他进入公司之后，此前他始终默默无闻，而公司早期的历史中也处处闪耀着倪光南的光芒。由于这样的事实，有些人认为“没有倪光南就没有联想，甚至就连‘联想’这两个字都是得益于倪光南的发明”。有些人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说：“没有联想公司就不会有倪光南。”究竟是公司成就了倪光南，还是倪光南成就了公司？这个问题翻译为另外一种表述，其实就是，是柳传志成就了倪光南，还是倪光南成就了柳传志？这一切问题都是源于那个著名的小东西—“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1985年年初，柳传志首次知道倪光南的手上有这种神奇的东西，当即预感到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的机会。那时候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已有10年。在美国，“牛郎星8800”的诞生只不过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会。梦想最终变成现实，完全是由于下面这些人的努力：比尔·盖茨说出了“让每一个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那样的名言。爱德华·罗伯茨开创了全世界第一家“螺丝刀公司”，把微处理芯片和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装进一个金属盒子，电脑组装业的时代就开始了。迪克·海斯建立了第一家计算机零售店—箭头公司，保罗·特雷尔成为第一个计算机代理商，威廉·米勒德开办一系列成功的连锁商店—计算机园地，这三个人的努力可以说是计算机现代销售体系的起点。在中国，1984年已有至少11万台个人计算机，几乎全都来自IBM。计算机正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可惜它从诞生至今，只能在英文环境中运行，即使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够识别中文。语言成了天然障碍。所以，让机器能够“识别汉字”就成为那时候无数中国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毫无疑问，这是让13亿中国人进入计算机世界的桥梁。 。 想看书来
柳传志、倪光南的共同梦想（2）
倪光南的“汉字系统”被人们恰如其分地叫做“汉卡”，因为它包括三块由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三块电路板之间以扁平电缆相连。字库中则永久地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当你在键盘上键入一个汉字的时候，控制系统便将你要的汉字翻译为计算机可以接受的数码，再把数码传到字库中与之相关的地址，然后把它读入处理系统、进入存储器中，再送到显示器或者打印机上，变成一个由点阵组成的汉字。 那时中国人手上的“汉字系统”已有十几种，其原理和运行过程大同小异。倪光南的汉卡只是当日中国众多汉字系统中的一种，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联想功能”。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体系。有个名叫马役军的记者曾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联想功能”时的快乐心情，还把那个瞬间叫做《联想的魅力》，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到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即闪现出‘记者’、‘记录’、‘记分牌’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再按一下键盘，就输入一串汉字。” 今天已经不会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但在20年前，汉字输入的“联想功能”却让无数人又惊又喜，因为那时候汉字输入技术中还没有把词组甚至整句话一同录入的概念，只是把字一个一个敲进去，然后在一大堆重音字中挑出你想要的那一个。人类语言的一个特征就是“一音多字”，汉字尤其如此，比如与“一”同样发音的字多达137个，所以重码便成为提高录入速度的一大障碍。现在，“联想功能”把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汉字录入的速度由此提高了至少两倍。很显然，“联想”的概念导致了“汉字系统”的划时代的进步。 当1985年年初柳传志闻讯找到倪光南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以“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命名，并且相当成熟，向个人计算机移植的过程也已成功在望。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号：13亿中国人通向个人计算机巨大市场的那扇门就要打开，柳、倪二人并肩站在入口处。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万事俱备，只缺少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谁能以他的样品为模本，大规模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柳还从计算所的同事那里收集到许多关键性的消息。这些消息证实，倪光南已经把他的“LX…80”给了北京的信通公司和深圳的中航技公司，也许还给了另外两家公司。那时候人们没有专利的观念，倪光南也不在乎钱，他的迫切愿望是把“LX…80”卖出去，谁卖得多，他就和谁结盟。 柳传志是个说服人的天才，他的逻辑和他的激情，以及他的那副充满渴望的眼神，常常让人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请求。他周围的那些人，比如张祖祥、李勤、毕显林、陈大有，个个比他年长，论技术也都在他之上，却全都心甘情愿进入他的阵营，与他和衷共济。现在他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倪光南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柳传志的话显然给了倪光南巨大的激励，有些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这有倪光南在几年后写的《科学家的正途》一文为证。他在文章里说到当时的心情：“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我洒过汗水；国家级科研成果，我取得过；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我也拿过数次。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至今还躺在奖状上，一直没有成为产品。” 不论柳传志和倪光南在后来有多少分歧和怨恨，你若仔细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两个人的言行，就会相信，那时候他们一定具有共同的苦恼和梦想，而且还有一种默契，看上去也没有任何权力和利益的重叠。柳做好了有求必应的准备，倪光南却只开出三个条件：第一不做官；第二不开会；第三不理睬记者。柳传志当即表示绝无问题，倪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倪光南带着他的“LX…80”，全身心地投入柳传志的公司中。他后来说自己“毅然放下铁饭碗，应聘担任了这个公司的总工程师”，这有点夸张。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当时计算所的员工进入公司，都不能说是“放下铁饭碗”。就像柳传志的任命一样，倪的总工程师任命书上也附有一个括号，表明他当时的职务只是“兼任”。就组织的序列来看，他仍然属于计算所的副研究员，仍然在计算所领取工资。尽管如此，他在下面的一段话，必定出自某种真诚： 我能迈出这一步，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的，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战胜了我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直接同商品市场见面，整天同用户打交道，或者为开拓市场而奔波，这是不是正途？符合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这些问号整天撞击着我的心。终于，我战胜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在商品经济中的正确位置。
李勤出场
1985年的夏天，公司已经从最初的茫然中明白过来。倪光南的加盟以及他带来的“LX…80”，让大家振奋，尽管大多数人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奥妙，但全都觉得这对公司来说是个好兆头。 新来的员工在小平房里无法容身，于是曾茂朝批准公司使用“1025机”的机房。这是计算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制的一台大型机，那时候每做一台计算机的第一个步骤是先建设一个硕大的机房。“1025机房”分上下两层，每层都有至少200平方米，还有若干小些的房间。公司占有了二层的一个角落，也第一次有了一间“总经理室”，给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使用。 柳传志看看坐在眼前的两位搭档，觉得都不是理想中的管理者。张祖祥天性忠厚，拙于权谋，半辈子沉浸于计算的技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根本不能做到游刃有余。王树和天性犹疑，缺少决断能力，没有那种不怒自威的领袖形象，实在不是能够带领公司迎接风险磨难之人。事实上王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柳传志推到前台，自己倒像助手似的从旁帮腔。 柳传志是个思想家，充满激情和远见卓识，还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演说家，但他并不具备有条不紊的工程化的能力，比方说探究汉卡线路走势的最佳方法，他就不行。他是一个有眼光、并且有组织能力的战略实施者，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他需要一个技术高超的工程师和一个具有执行力的经理人员。倪光南的加盟让他觉得满意，但是，最好的经理在哪里呢？ 也就在这年夏天，李勤出现在柳传志的视线中。此人宽肩大脸，精明，粗放，豪爽，还有几分敢作敢为的品格，愿意为他人承担风险，虽说是个技术人员，却具有明显的管理才能。他在北京南郊一个叫做门头沟的地方长大成人。平民生活的环境赋予他与形形色色的人愉快相处的能力，甚至可以很自然地和“三教九流”勾肩搭背骂骂咧咧。在计算所工作的日子里，他表现杰出，颇得曾茂朝的赏识。有一段时间曾茂朝想将他提拔为第六室主任，他执意不肯接受，反而申请离开计算所，另谋出路。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也像柳传志一样对计算所的事业感到失望。“搞一个机器要8年，”他这样说，“浪费时间。”他还认定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因为我喜欢实话实说，而当了官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尽管如此，曾茂朝还是认定此人具有领导才干，坚决不同意他的请辞。没有所长的批准，李勤哪里也去不了。这一纠葛又牵涉了当日我们国家人事制度的关键环节：下级能够以消极态度甚至怠工方式来对抗上级的管制，但是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工作；上级没有权力辞退下级，但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离去。 柳传志和张祖祥知道李、曾二人相持不下，大喜过望。这两人先是说服李勤到公司来，又在一番商量之后，设“计”说服曾茂朝。这一计划分为两个步骤：先由李勤向曾表示去意已决，再由柳传志找到曾茂朝软磨硬缠：与其让这样一个人才离开计算所，倒不如让他到公司来！曾茂朝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 想看书来
被损害与被欺骗的痛苦经历（1）
柳传志从来没有试图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建立起利益的纽带，但是也的确有证据表明，公司在早期阶段与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并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完美道德的化身，像请客送礼，溜须拍马这样的事情，他承认自己都干过。比如公司在1987年花了25 570元购买10台彩电、2台冰箱和10瓶茅台酒，作为礼物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里有不少正是政府机关。他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小心耕耘，同时将自己的行为如实禀报上级，表明自己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而非营私。所以当公司遭到审查的时候，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当即表明自己事先知情。“他们的物品领送手续齐全，”所长在一份证言中写道，“个人不存在问题。”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则更直截了当地为他辩护：“他这样做是被逼出来的。” 联想汉卡的初战告捷，标志着商人和商业的价值观进入了原先被工程技术精英独霸的领地。柳传志现在的角色正是一个商人，而不是工程师。他一直对代理IBM微机的生意寄予厚望，汉卡的成功让公司与越来越多的客户建立起联系，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国外的微机卖出去，由此大捞一笔，但是公司却没有“进口许可证”。 “进口许可证制度”是柳传志最痛恨的事情之一。那时候就算你有足够的钱并且照章缴纳关税，也不能随意进口微机，因为你必须事先获得政府“许可”。这一“许可证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覆盖的商品超过百种，大到汽车钢材，小至手表首饰，以后逐年递减，至今不能彻底根除。政府实行这一制度，本意是让它与关税一起构成贸易屏障，保护国家工业。但在实际的进程中，“许可证”渐渐成为进口体系中的一个怪胎。权力由政府中的少数人控制，真正的进口商常常无从获得批准，而得到“许可证”的人又常常不是进口商，以致倒卖“许可证”成为那时候最赚钱的行当，还酿成无数行贿受贿、舞弊营私的事件。 柳传志决心代理国外微机，却苦于没有“许可证”，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寻觅手上有“许可证”的人。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香港中银集团有个电脑部，本是IBM微机的用户，又借机获得代理权。柳传志找上门去，宣称自己在大陆拥有大批客户，有把握拿到订单，还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建立一个维修中心。 双方达成默契。可是柳的公司既无足够名望，也没有分销渠道。为了不让他的第一个合作者失望，也让自己在计算机市场上建立起最初的信誉，惟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公司上下全力以赴。多年以后他坦率地承认，“每做一笔生意，那个辛苦就大了。”那些日子他遇到不少令人伤感和不平的事，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这故事与经济学的规律没有什么关系，与振兴国产品牌也搭不上，它更多地与我们国家传统和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有关。 公司代理业务的第一个机会来自一个名叫王柯的小伙子。此人原来是个游泳运动员，退役之后就在国家体委信息部工作。在一次展览会上，王与柳一见如故。他说体委想买12台IBM微机，还答应与柳传志签约。这对柳传志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可是当他来到国家体委的时候，才发现虽然王柯是计算机的真正用户，但购买计算机却不是他说了算，而须有体委财务处的处长批准。柳传志再接再厉打通这第二道关，又发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原来国家体委用来购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后者手上握着“进口许可证”。“我兴奋了半天，才发现前面说了那么多话都是白说，”柳传志说，“到底要买哪一家的电脑还要过‘中仪’这一关。” 于是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批准。 “我们想从他那里买电脑，”王指指柳传志，对“中仪”的业务员说。 业务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说：“我们的事碍你什么啊？” 柳赶紧趋前解释。话没说完，就被小伙子喝住：“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我实在受不了，”他在很多年以后还对那个场面记忆犹新，“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是啊，那时候知识分子虽然穷，但至少还保留着一份自尊，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的自尊也在被人践踏。 绝望中的柳传志立誓：“这买卖我非做成不可。”他放下公司的所有工作，去打听那小伙子是什么来路，结果竟找到他的同学来穿针引线。柳把一口恶气咽进肚里，想方设法去叫他开心，陪他闲聊，请他吃饭，在席间大献殷勤，让他相信这样的交往不会给自己带来危害。那小伙子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在不经意中提到自己要去香港，需要换外汇。柳赶紧说：“您换多少钱？我们那边有人，我们给你弄。” 西方人总是不明白中国人何以要把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吃喝上，那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一个“中国特色”。山珍海味、杯光槲影，通常都是中国这部经济机器里的润滑油，失去这润滑油，这部巨大的机器将运转不灵。等到柳传志与那小伙子握手道别的时候，后者终于说：“你们的生意还是可以考虑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被损害与被欺骗的痛苦经历（2）
“这单生意楞叫我给做成了。”那些天柳传志逢人就说，特别得意，对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也有了更多的信心。尽管公司的记录中并没有留下这一页，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那一天的饭局是这家公司代理业务的起点，王柯买去的那12台IBM微机也是公司第一单代理生意。联想从这里开始，几年之后便成了中国计算机行业中最大的代理商。 经历了一番困苦、辛酸和屈辱之后，柳传志在心里默默计算这笔生意能够赚来多少利润，还是相当满意，不料到了收取利润的时候横生枝节：少了2万美元！原来柳传志当初与“香港中银”虽有利润分配的协定，却都是口头之约，没有白纸黑字。现在这笔生意的所有利润都在“中银”账上，利润的分配也只能听凭对方。 “一定是搞错了，”柳传志说。 “一点不错，”人家对他说。“就是这么多了。” 这对公司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啊！柳传志那一年的工资只有1 380元人民币，这样算来，2万美元就足够支付公司全体员工一年的工资了。再想想这几个月里的情形，“每一分钱都是把汗水在地下摔了八瓣才挣来的。” 气急败坏的柳传志直奔香港。他无法通过海关，只好在深圳停下来，又想要债又想省钱，不敢去住大宾馆，沿街寻找小客栈，终于在红岭北路的拐角上找到了，那是广东省科学院的招待所，一晚只要8块钱。他爬上三楼，和几个陌生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当晚睡不着，爬起来伏在床头，给“香港中银”的合作者写了一封信。写了自己如何被人家轰出门去；写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如何给一个小伙子拍马屁；写了公司的一位女同志，为了拿到生意上门恳求人家，敲门的时候手都要哆嗦半天，还要在心里想着怎么在脸上做出笑容来；写了甘鸿，他也是40多岁的人了，那天为了拿到一单“进口许可证”，发烧39度还跑出去，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北京城的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等到终于拿到“许可证”的时候，腿一软从五楼滚到四楼，摔得遍体鳞伤；又写了一个下雨天的故事，还是这个甘鸿，为了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客，冒雨赶出门，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就在水里趟着走向公共汽车站，一失足掉进窨井里，水没头顶，差点淹死了…… 那天夜里，他就这样把公司的事情一件一件写过来。“大家这样节衣缩食，拼死拼活，连尊严都不要了，还不是为了公司的这点利润吗？”写着写着，已是泪流满面。满屋子蟑螂乱跑，他也看不见。妻子远在北京，得了“甲亢”，躺在友谊医院里做手术，他也顾不上，更不知道家里人正在同声谴责他。不过，他讲的那些故事产生了作用。“香港中银”也是国有企业，老板从没听说有人会为生意如此卖命，不禁怀疑，就去调查，结果发现柳传志说的句句是真，他在感叹之后把钱如数付给柳传志。 柳传志凯旋而归，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更严重的事情接踵而来。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违背承诺，损人利己，甚至蓄意欺骗，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如果一个在商海沉浮的人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骗子，那一定会让人觉得他在吹牛，至少柳传志就不会相信。当他成功之后，有一次回忆自己当年创业艰难，有三件事情最为不易：“第一不容易跟环境去磨合。不要说改造环境，就说去适应环境，真的要受很多委屈；第二个不容易，是同事之间的同心协力；第三个不容易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困扰非常之大。” 他说的“身体的困扰”发生在1987年春夏之交的三个月里，开始是头晕，接着便失眠，日夜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突然惊醒，满心恐惧，心跳不止。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支撑，不得不提出辞职，住进海军医院。医生的诊断说他神经系统紊乱，也许是美尼尔症的前兆，却无法解释病因。其实柳传志自己最清楚。“这是吓出来的，”他说。他和李勤在一次300万元的交易中被人欺骗。他从此落下这身毛病，而李勤也不能幸免，落下心房纤颤的毛病。 那时候汉卡已经成功，只是利润太薄。把人家进口来的微机再倒一手，也挣不了几个钱。于是这两人便设想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一同卖。柳传志跑到深圳开辟微机来源，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急忙把钱汇到深圳，微机却不见踪影。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将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柳传志当场红了眼，坐了飞机奔深圳，进入那座城市的时候已是深夜，也不找宾馆，直奔那家伙的家。家里没人，他便守在门口，直到天明。“当时拿块砖头拍他脑袋的心都有；”柳后来说。几天之后那人终于出现，见他红着两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那些天柳、李二人一南一北，每天深夜便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他可说得轻巧，那是300万啊，” 李勤说，“把我们两人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也还不起啊。”柳传志说：“不把机器弄来我就不回去了。”这一天，期待中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突然瘫在椅子上，心脏就不行了。那一边，柳传志也开始心慌，头晕，夜里总是做梦，一做梦就被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这事过去已有18年了，公司时过境迁，可这两人的毛病竟是不能痊愈—只要深夜电话铃响，李勤立刻心跳加速，柳传志定是彻夜难眠。 。。
被损害与被欺骗的痛苦经历（3）
柳传志信奉洁身自好的哲学：“自己不骗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骗。”所以在公司的早期总是处处设访，还时时告诫属下小心行事，仍然难免受骗上当。如果不是仗着他的果断、坚忍、百折不挠，以及几分“黑社会老大”的野性，他可能早被埋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混乱秩序中，绝不会有日后的辉煌。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你得明白自个儿是谁
我们在这里强调汉卡在柳传志、倪光南、胡锡兰、毕显林和陈大有的努力下取得进展，只是因为公司档案中更多地保留下这些记录。其实公司为了这项事业几乎投入了当时全部的力量，100多个员工人人身在其中。 决胜之役是在销售前沿打响的。就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1986年汉卡在市场上并没有显示出优势，只不过售出1 300套。到了1987年，市场上的气氛更加紧张。这个国家的聪明人实在不少，看到汉字系统价值的人也不止柳传志和倪光南。此前还有一些人卧薪尝胆，潜心研究，现在觉得时机成熟，纷纷出笼。有巨人汉卡、晓军电脑，还有国务院四机部六所的“软汉字系统”。后者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只有软件没有硬件，所以能够免费复制，铺天盖地，占了汉字系统市场的60％。六所的销售人员精神振奋，扬言“LX…80”永远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形势似乎比一年前还要凶险。但是对于公司来说，1987年是汉卡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汉卡销售了至少6 500套，占领了国家体育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财政厅和税务局，还附带售出至少 1 000台外国微机，让公司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工商局的年终审核表明，公司已经拥有7 345万元销售收入、550万元流动资金、400万元固定资产，给政府纳税347万元。相形之下，柳传志当年在周光召面前立志“200万元销售收入”，真是小巫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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