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揭密联想集团管理内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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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的“民族主义大旗”（2）
柳传志自己高屋建瓴，要把当日中国的大潮流用好用足，为杨元庆扫清无形的障碍。看来他做到了。今天我们回顾国产微机发展的历史，可以说，1994年是其最艰难的一年，但要说到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那还真是空前绝后。    

复制“惠普模式”（1）
市场的制胜之路不能仅靠高屋建瓴，它需要苦心经营，还需要使用计谋。1994年秋天联想发生的最具深意的一件事，就是一边呐喊“高举民族品牌大旗”，一边却在悄悄地复制惠普公司的销售模式。它再好不过地向我们表明，一个卓越的经理人是如何站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座桥梁上，因势利导，左右逢源。　　就在柳传志对电子工业部的那些官员侃侃而谈的时候，杨元庆也在全国各地游走，加紧建立微机销售的新体制。离开北京之前，他在公司原来的100多个销售人员中间“大杀大砍”，只留下18人，被公司员工叫做“18棵青松”。这比喻因为出自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隐藏芦苇荡中伺机而出的18个伤病员，所以特别有感召力。不过，杨元庆没有那么浪漫，他当时想的是“不除旧不足以布新”。　　关于新的销售体系，杨曾有过一次提纲挈领的解释，首先是废除公司的“直销体系”建立彻底的“代理制”，然后是制订一套完善的代理政策。他把新的计划称之为“94年联想伙伴计划”。这个“伙伴”与公司在过去10年里所说的“伙伴”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些前辈们，比如主持公司销售业务的贾绪福、站在柜台后面推销产品的胡锡兰、直接跑到银行定货大会上发表演说的周晓兰，他们的“伙伴”是客户，而杨元庆现在说的是“代理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让渠道赢”的策略。“你非得去发展‘渠道’，利用代理商的力量，来提高联想微机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　　出售计算机是一门独特的业务，因为总有几十种不同的计算机在市场上争斗不休，另外还有几百种应用软件掺在其中，消费者需要一个能告诉他们怎样购买一个合适机器的供应商。把直销改成分销，在联想微机崛起的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杨元庆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林扬说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从客观的背景看，自从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党的指导方针，就刺激了中国市场组织的迅速发育。过去很多年里被斥为“投机倒把”，并且被法律追究的中间商，现在不仅名正言顺，而且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联想公然称自己兜售的AST微机“是联想代理历史上的第一辉煌”。尽管如此，杨元庆关于“代理渠道”的整个构想，并非来自AST，而是来自惠普。1939年在硅谷成立的惠普公司，在开始的时候是一家典型的“车库公司”，到今天他的产品已经拥有40多项世界第一，包括个人计算机、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和彩色打印机，并且成为仅次于IBM的美国第二大计算机公司。1993年全世界的计算机行业都在惨淡经营，惠普却它的营业额增加了24％，达到203亿美元。杨元庆在过去的30个月里一直都是惠普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代理商。当时惠普在中国的代理商有好几十个，最成功的也有好几家，只有杨元庆与众不同，他不仅成功地推销惠普的产品，而且还在这中间看出惠普的名堂，看出代理商在整个产业的链条中拥有的价值。　　他的属下都说他的“市场感觉好极了”。他懂得什么产品是用户需要的，还能学到惠普组织销售队伍的技巧，学到惠普的销售理念。他与惠普的高层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吸收惠普文化中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他按照惠普公司的“十步计划法”，为自己的公司制订计划。他把惠普公司的高级经理的课程——《管理过程控制》，列为属下经理们的必修课。柳传志一边说“高举民族品牌大旗”，一边说“惠普是联想的老师”。两者都是真心的。说出一件小事就可以知道，惠普对于联想的影响有多大：联想公司员工的第一块胸牌，是比照惠普公司那个白底蓝边、后边带个领带架子的胸牌来设计的。惠普公司的人倒也不在意联想的模仿，还很得意地说杨元庆和郭为都是他们的学生。杨元庆坦率地承认他们的确是老师。还说“不用他们讲，我们只要看他怎么做就行了”。　　尽管公司过去10年里销售业绩卓越，但杨元庆一直认定其中埋藏住很大的弊端。他本人就是从推销员起家的，那时候他的身上总是带着小票，谈成一笔生意之后就自己开票，然后自己去收款，自己到财务处去核对，等用户的款终于达到，自己拿着证明到库房提货。几十套机器，全要自己搬上搬下，自己验机，自己打包，自己寻找运输部代办托运。运出去以后还要去把运单号交给客户，帮助他催货。好不容易货到了，又出问题，于是帮助用户去维修。“这些事我都干过，一直干到1993年。”他说，“那时候不论经理还是普通员工，所有的人要干所有的事。”但是他接着看到惠普公司的分销制度。他们做销售的主要是做客户关系。签下定货定单以后，剩下的事情——怎么交货，怎么收款，用户的信誉怎么评价，这些都是代理商来做。　　当他领导公司在微机的道路上重新打谱另开张的时候，便把惠普公司的销售模式全盘复制到联想。他采用世界上所有大公司一直采用的叠床架屋的结构，把销售的触角伸向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惜为此毁掉前辈用了10年心血建立起来的直销模式，并且冒着巨大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杨依靠自己的果敢，成为众人瞩目的人。后代比前辈更加伟大，他要向中国人展示一种全新的销售模式。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复制“惠普模式”（2）
公司的老一代人中有不少人反对后辈的卤莽。他们想的是，旧的打碎了，新的如果不能成功，公司可就全完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因为那时候联想微机中80％都是依靠直销来完成的。　　但是杨元庆义无返顾，柳传志也支持他。新的机构由市场部和销售部组成，市场部负责微机的品牌推广，包括策划广告和收买媒体。销售部则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建立代理商的网络。杨元庆把全国分成东北、西南、西北、中南、华北和华东六大销售区，把“18棵青松”派出去，由俞兵统领长江以南，杜建华统领长江以南。这有点像共产党50年代初期在全国建立新政权时的行政布局。　　杨也走出北京，差不多走遍了每一个省，每到一地便恳求人家给联想微机做代理。开始的时候他怀抱着一个野心，希望能把康柏和AST的那些优秀的代理商拉到自己这边来。可那时候“杨元庆“这三个字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意义，联想微机的名声也远没有今天这么响亮，以市场上占有率来衡量，它排在五名之外。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人愿意给一家国产品牌的微机做代理。他去寻找那些最当红的代理商，比如“达英”和“奥蒙”，还有稍逊一筹的，比如中国计算机服务公司和“中软”，一连拜访了几十家，结果到处遭受冷遇。他打电话过去，人家一听就把电话挂了，他上门求见，人家不理。“根本没人搭理我们，”杨元庆很多年后回忆道，“我一开口，人家就会说，‘我们两个公司也差不了多少。我给你代理？还是你给我代理吧’。”偶尔碰上卖过联想微机的人，他觉得挺亲切，可是人家却说，联想的东西质量不好，价钱又贵。这时候杨才知道，原来联想在微机代理商那里的信誉“其实是负数”。　　杨只好寻求小公司。他把属下的销售人员统统赶到街上去，就像当初在CAD寻找代理商那样，满大街寻找电脑商店。事实上公司的第一批代理商，几乎都是三五人的小公司。有几个人是从联想跳槽出去的，杨把他们拉回来。他要把公司的信誉建立在代理商中，而且自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他对代理商说，联想的销售考评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四次”：“每个季度你做到了，我就给你奖励”。后来他还真的兑现了。他用了一个新的概念来形容代理商，叫做“渠道”。“渠道”性质很像一个水管，接着水龙头，可以把水引到需要它的地方。水管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压力，它的压力取决于水龙头的压力。水龙头就是厂商，你的产品性价比好，你的销售政策好，渠道就会更加通畅。他的这一理念在1994年形成之后就再也没有改变，始终信守不渝：　　凌志军：一种理念就是把东西卖出去，而且卖的利润越高越好，还有一种理念，你得让客户赢。　　　　　杨元庆：对。但是要是代理商没有利润，也不行。我自始至终有一个想法：不能只做一单生意、一锤子买卖。你做成一笔生意，应该能够交到一个朋友，甚至有一些人可以成为你一生的朋友。生意做得越多，你的路也多，朋友也越多。　　凌志军：这是你从惠普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杨元庆：对，就是“让渠道赢”。    

南方战场
1994年郭为是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之中度过的。他在广东惠州卧薪尝胆，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全力以赴建设新的生产基地。　　惠州生产基地那时候有个好听的名称——“联想科技城”。它是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自从公司把香港的生产线撤回深圳，在“赛格工业园”建立起新的车间，两年来这座城市迅速扩张，原来位在城市边缘的“赛格”现在成了商业中心，地价迅速升高，商务运行的成本也涨了一倍，所以进一步向内地后撤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是其一；中国自1993年来大兴土木，形成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惠州本是穷乡僻壤，但是它与广州深圳形成一个等距离的三角形，地理位置绝佳。那时候这里的最大新闻，是外国汽车财团想要投资10亿美元兴建“熊猫汽车集团”，所以广东惠州与广西北海并成为“中国两大热土”，这是其二。联想当日以每平方米120元的价格，在惠州西部小山脚下购得50万平方米土地，希望能够　“一箭双雕”：把那些与电脑制造流程有关的企业都吸引过来，形成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能可坐收土地增值之利。　　可惜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不仅土地价格因为中央政府的紧缩政策急剧下跌，而且想象中的那些电脑厂商也不愿意进来。1994年春天郭为奉命来到这里，雄心勃勃想要打赢南方战役，与北方的杨元庆遥相呼应。可是他第一天便看出这里管理混乱，至少五分之四的土地还在那里荒着，而地价已经跌去70％。正在兴建的8万平方米厂房一片狼籍，工程的质量和成本全都失去控制，钢筋混凝土的结构里面，被人掺了不少黄土，还因为工伤事故死了好几个人。　　他去找柳传志，希望得到指点，可是柳传志忙着支持杨元庆，还要应付倪光南的挑战，根本顾不上这片荒凉的土地。“他没时间理我，”郭为一说起来就是满肚子牢骚，“这一下把我扔在井里面，井的四周特光滑，我爬也爬不上去，又没个方向，不知道往哪儿爬。”想到伤心之处，立誓“再也不做IT行业，因为这里面真是太累太苦，而且也没意思。”　　后来人们都说郭为是天生的“救火队员”，“专门替老板堵枪眼的”，看来这说法没有错。他在惠州、深圳和香港之间来回奔跑。此人绝顶聪明，还能吃苦耐劳。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种品质，如果再加上一点运气，必可无往不胜。郭为最大的运气就是请来一个叫陈国栋的人出谋划策。后者那时候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等个头，面色黝黑，脖子有点往前伸，在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领域学有所长，却不喜欢做学问。这样的人不是个好老师，但却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后来他果然开辟惠州战场有功，成为联想控股集团名下的融科置地公司的总经理。当时他与郭为凑在一起，很快看出形势不妙，中央政府摆出一副大杀大砍的架势，又碰上朱　　基这么一个“铁碗总理”，房地产热潮迅速冷却，所以“一定要编个故事”，才能转危为安　　“编故事”这个词，在90年代中国商业史上应有一席之地。这里面即有大言不惭的欺骗，也有精妙绝伦的商业策划。当日陈、郭二人商量的结果，肯定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他们采取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办法，说是“科技园区”，其实把那些原来准备用来招商的厂房摇身一变，弄成联想的制造车间。把深圳“赛格工业园”的生产线全都搬到这里来。然后他就堂而皇之地对媒体宣布：联想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这当然不是胡说八道，因为联想的主机板本来就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占有十分之一的分额，就算没有惠州，也是“亚洲第一”。　　他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请来撰写可行性报告，这又是挺唬人的举动，可以让他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1994年6月18日，“联想科技园的二期工程”——科惠线路板厂举行奠基仪式。郭为请了很多人来捧场，有好几百人，还有至少100个记者也来到当场。郭为以联想科技园总经理的身份出来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他说联想科技园一期工程自1993年5月兴建设，六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已全部完工，包括三栋厂房——每栋配有运货电梯、三栋员工宿舍——每间房配有洗手间、一个职工食堂、一个康乐场所和一栋有72套房间的高级员工公寓。然后他又宣称，已经开始的二期工程将在1995年完成，那时候联想科技园区还能扩大一倍。　　有个记者问：“联想科技园项目为什么选址在惠阳太阳城？”　　郭为说：“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里距离深圳约70公里、澳头港20公里、惠州火车站30公里、惠阳机场15公里，海陆空运输极为方便，而且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和京九铁路惠州附线的贯通，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于是“烂尾工程”摇身一变，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记者回去纷纷写道，“这是联想集团在珠江三角洲继投资深圳联想电脑生产基地后，又一个大型高技术项目。”　　“这个故事编的还不错，官员就喜欢听什么‘最大’一类的话。”郭为有些得意的说。当然他还要指令工人们把钢筋混凝土里掺的黄土全都扣出来，让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
1994年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柳传志还是倪光南，也无论是杨元庆还是郭为，所有的联想人都感受到这一年非比寻常。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两位高层领导者分道扬镳；向中央政府请命；高举民族大旗；拒绝“中国芯”；转战南方战场；复制惠普的分销模式；在全国拥有了至少200家代理商；北京总部不再卖电脑了，但电脑销量增长100％，达到万台。在这一连串事件之外，还有很多大事：中央政府颁行改革新政，企业制度改革、税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银行开足马力印钞票，让全国物价上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连续下跌411％之后，第一次在：1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英特尔推动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1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圣诞节期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价格大跌。中国市场上微机销售658000台，增长％。国内计算机制造厂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可是外国品牌和台湾品牌的微机仍然占有69％的份额。至少有27％的消费者仍然钟情于AST，不过这个公司已经面临4000万美元亏损——每股亏损美元，导致公司大规模地关闭生产流水线，还辞至少10％的雇员。而联想微机市场的份额增加了至少4个百分点，接近10％，排在国产微机的第一位。电子工业部的统计还表明，在联想电脑的后面是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和紫金集团。此外还有，“联想汉卡”进入最后阶段，库存5000块全部降价处理；微软与联想合作开发的MS—DOS中文版在北京发布；联想电脑“小秘书”出现在市场上，成为E系列的配套软件包，它集汉字环境下的十余种常用的小型软件于一体，包括文字编辑、名片册、记事本、计算器、百年历、家庭资料库、度量转换、邮政备忘录、交通备忘录。　　北京西北三环道路改造工程终于完工，在连接中关村大街的路口架起一座立交桥。公司向政府递交报告，申请将这桥命名为“联想桥”，还表示这将有利于扩大电子一条街的影响，读起来琅琅伤口，从美学观点看也不失为“一个美丽动听的桥名”。但是四通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一场冠名权的争夺战在联想和四通之间展开。好在那附近有三座新桥同时矗立起来，所以这场争夺能够以妥协的方式了结。四通占了其中一座。而联想则以50万元买到另外两座桥的永久性的冠名权——三环路与皂君庙路相交处的立交桥被命名为“联想桥”，北三环西路与铁路相交处的立交桥命名为“联想东桥”。　　12月8日，21世纪剧场的联想成立10周年大会把这一切推向高潮。一首新歌在公司里面流行起来，它的名字叫做《联想之歌》，旋律中有激昂也有婉转，有豪迈也要柔情，所以无论老一代还是新员工，人人会唱：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我们的目光在科技高峰上翱翔，　　肩负历史的重任，托起中华的太阳，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走向辉煌。　　我们的大船在汹涌的大潮中起航，　　求实进取创新写在部落的风帆上。　　我们队伍在联想世界里成长，　　团结勇敢坚定把美好的未来开创。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再创辉煌。　　公关部不断把各地的战报送到柳传志案头：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关部写信：“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12月8号的大会是总裁室布置的一个大战役中的最高音符。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整个公司军心大振，不但及时刹住了年初以来出现的情绪滑坡，而且鼓起了斗志，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几乎每一个公司在初创的时候都是激情满怀的，难的是始终不渝。这次战役重申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联想是不肯言败的。而且，公司将坚决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中国品牌的集大成者，同时它也标志着联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能够做出大胆的决定。　　尽管柳传志宣布“仗打完了”，可在杨元庆这里还没有完。1994年的最后一天，他把几个记者请到公司来，告诉他们“联想微机1994系列”——“E系列”（经济性电脑）、“G系列”（绿色电脑）和“P系列”（奔腾电脑）——大获成功。从1995年的1月起，就要推出新产品——“联想1＋1星座系列家用电脑”，有“双秤”、“宝瓶”、“金牛”、“人马”四种型号，15种配置，全部采用联想486/33主板，最贵的12000元，最便宜的只要3000元。记者们听了，个个觉得新鲜，因为人们迄今为止说起电脑时，只是“386”、“486”或者“586”，给电脑起名字还是第一次。杨元庆喜气洋洋地宣称，用“星座”给电脑命名，是“一种新概念的完美体现”。其实，这主意是他和几个年轻的属下在一顿晚餐会上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脚踩两只船（1）
历史像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成的。——柳传志　　联想集团开始关注并且珍爱自己的历史，是在它发展壮大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开始整理自己的历史档案时，创建者们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公司成立时的任何记录，甚至根本忘记了那是在哪一天。事实上，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剪彩，没有官员祝词，没有媒体报道，甚至没有任何开业仪式，连公司的招牌也没有悬挂。多年以后，大家只能依稀记得，那是1984年10月，也许是11月的某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财产的增长，公司的历史也丰富起来，渐渐组成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公司的先驱为改革时代的叛逆者开辟了一条道路，也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冲破束缚的本能、不屈不挠的韧性、远大的理想，加上几分幸运，使他们开辟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时代，造就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还让自己摆脱贫困变成富人。　　公司的成立也逐渐放射出迷人的光彩。创建者们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20万元钱，就翻开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其实只要举出一个情节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　　198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批准公司成立之后，曾经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谈话。柳在那一天信誓旦旦地说：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1984年10月17日　　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此情此景被载入公司史册，日子越是悠久，就越是被赋予圣地的意味，就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湖、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和天安门广场。2002年冬天，这些创业者全都两鬓苍苍，小平房也老了，与周围的高楼不相协调。新来的建设者想要把它推倒，先前的建设者却希望把它留下作为历史的见证。经过一番保留传统还是发展事业的激烈争论，大家同意让传统服从建设的需要，同时决定把小平房重新建设在中央绿地，作为永久纪念。于是13位早期的开拓者相约来到小平房前，在13分钟里拍了至少100张照片。几天之后，他们亲眼目睹这小平房在他们的地平线上消逝。　　贾绪福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他这样描述小平房当年的情形：　　它的位置就在北楼对面的马路边上。那时候，你进了计算所的西大门，往东走几步，就能看见。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户。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你走进来，可以看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板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我们把它修理好，弄干净，搬进来，然后再弄几个保险柜。地方虽然小，但可以坐得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权衡，官方把联想故事的起点定于1984年11月1日，看来是有根据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计算技术研究所曾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且在这一天获得批准。然而贾绪福相当肯定地说，公司的“成立大会”，也即第一次“小平房会议”，是在1984年10月17日召开的。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11人参加。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技术研究所，就像当时那部流行电影一样，都是“人到中年”。其中柳传志年龄最轻，40岁；王树和年龄最长，45岁。王在那时候拥有科技处处长的头衔，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在柳传志之上，头脑敏捷，说话既生动又犀利，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能安分的基因，总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凡此种种都和柳传志相似。可惜此人行动起来左顾右盼，留恋过去岁月里的好处，缺少远见。这同柳传志的处处设防、先谋而后动不是一回事。柳信奉“不做改革的牺牲者”，其中要旨仍在于义无反顾，王则是一步三回头，尤其不肯成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反叛者。我们今天理解此人内心世界，应当知道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都难免在他的性格上留下痕迹。在20世纪50年代那次全国性的阶级成分判决中，王的父亲被认定是小地主。每逢政治运动，他便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恐惧和抑郁中度过，如今这一切已成往事，他却还是不能让自己的心灵放松。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常常对着朋友感叹自己“胆小”。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此中苦涩，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听就会明白，仅仅是父母的身份就足以让一个人要么耀武扬威要么唯唯诺诺。这样看来，王树和在公司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以及在一年又8个月之后的抽身离去，都是出自某种必然的理由。　　公司的筹备过程非常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周密计划。柳传志和王树和的第一个想法相当默契，就是在自己熟悉的同事中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第一个要猎取的目标是张祖祥。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也是计算所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计算机知识普及方面的努力，以及听过他讲课的三千弟子为他扬名。他的最为过人的长处，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依靠本能为自己选择朝哪个方向走去。他在1958年进入沈阳机电学院，恰逢政府在大学里组建计算机专业，于是他选择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学习计算机。这是第一次选择。毕业后本来分配在大连的一个研究所里研究组合机床，他却以学非所用为由要求调到计算所来。这是第二次选择。最近几个月里无论是国家办厂还是私人办厂，都来找他。看来他面临着第三次选择：曾茂朝所长就曾要他到计算所属下的科学仪器厂当总经理，被他婉言推辞。科仪厂的员工金燕静离职出去创办信通公司的时候，也来请他同行。那一天两个人推着自行车绕中关村遛了两圈，金费尽口舌，张还是不去。他说他是“搞技术的，不会办公司”。    

脚踩两只船（2）
几周之后，柳传志走进张祖祥的家。那时候张住在中科院的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筒子楼”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居住史上的一大奇观。楼上楼下都被一条走廊贯通，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门对门，一层楼能住几十户人家。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走廊里做饭，并且共用一个厕所。张祖祥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分睡上下铺，旁边是一张双人床。到了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他把帘子一拉，就把资料摊在床上看。　　这一天柳传志坐在他的双人床上，掏出一盒“香山”递给张祖祥。张注意到那烟是带锡纸的，买一包要花三毛四，不禁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