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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一切敌人--美国反恐战争内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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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表示，继续战斗下去可能导致美国的入侵，###革命将会就此终结，于是伊朗率先宣布停火。由于人力物力资源被侵略伊朗的错误冒险消耗殆尽，萨达姆·侯赛因也急切地接受了停火。于是两伊战争结束，共有35万人丧生。 1996年3月，以色列在9天里发生了4起自杀性爆炸事件，62人被炸身亡。以色列情报部门相信，真主党和伊朗在这几次攻击中肯定起了作用。尽管自杀性爆炸袭击后来在以色列变得十分平常，但在1996年，整个世界都对这些爆炸事件极为震惊。克林顿总统立即邀请29个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的首脑，由埃及出面，在沙姆沙伊赫召开国际反恐峰会。阿拉伯国家政府宣布抵制恐怖主义，伊朗没有出席会议。 由于担心伊朗资助的恐怖组织袭击美国，反恐安全小组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伊朗可能做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行动才能威慑并阻止其进攻。我们断定，一个可能的目标是1996年8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会。联邦调查局声称，自己是负责奥运会安全的主要联邦机构，已为应付此类突发事件做了一年以上的准备，于是我要求它在4月份向反恐安全小组汇报工作。 约翰·奥尼尔是反恐安全小组中联邦调查局的人，他安排联邦调查局总部和驻亚特兰大办公室的官员到白宫的情况汇报室汇报工作。约翰骄傲地介绍了这支队伍，我们都坐下来静听，并观看他们演示Power Point幻灯片。汇报很简短，也没有多少实际内容，而且他们回答不出反恐安全小组成员提出的大部分问题。我看到奥尼尔显得很尴尬，于是迅速结束了会议。大家走出白宫议事厅后，我把奥尼尔拉到隔壁的一间屋里。 “约翰，看来效果不怎么样。”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奥尼尔笑了。“整个反恐安全小组栽了个跟头，我们该去那里看看到底会出什么事。” 想到拉姆齐·优素福炸毁波音747客机的阴谋和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爆炸案的情节，我提了一个关于飞机的问题：“如果有人在体育场上空炸毁一架波音747，或者干脆开着飞机撞进来，那怎么办？”
1996，几乎打响的战争（2）
在华盛顿来的这帮行家里手轮番夹击下，联邦调查局驻亚特兰大办公室的特别总管头上开始冒汗。“这听起来怎么像汤姆·克兰西的电影？”他冷笑着说。我盯着他看。“可如果它真的发生了，那就是联邦航空局的问题。”他回答道。 “那好，弗兰上将，你说呢？”我转向卡塔尔·弗兰，一名前海豹突击队员，现在负责联邦航空局的安全事务。他出生在爱尔兰，曾在美国海军里服役25年，弗兰喜欢别人叫他“爱尔兰人”。 “好吧，迪克。我们可以发个禁令，通知驾驶员，在奥运会期间严禁飞越赛场上空。”“爱尔兰人”回答道。 “但如果恐怖分子劫持一架飞机，违反禁令，那又怎么办？”我接着问。 “如果我们从雷达上发现有飞机违反禁令，再通知空军，那就晚了。”弗兰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缓缓地说道。“当然，如果他们关掉了飞机上的雷达应答器，我们几乎没法从雷达上看到他们。你瞧，我们的雷达又不是防空雷达，我们的空中管制雷达只能靠飞机上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来确定它的飞行高度。” 接着，国防部的人向我们解释了地方民团法，它禁止在美国国土上使用军事力量。司法部吉姆·雷诺兹的话更有帮助，他说地方民团法也可以不用。“就在亚特兰大”，几年以前，为允许陆军特种部队协助平息监狱暴动，这项法律已经被放弃过一次。“那好，可还有一个禁止击落民用飞机的国际公约，我们也是签字国。击落伊朗客机以后，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到这一后果。”国防部的人回答说。 “好吧好吧。那阻止一架被劫持的飞机闯进奥林匹克体育场的任务由谁来负责呢？”我深感挫败地问。 “第一步是不能让他们劫持飞机。”驻亚特兰大的联邦调查局的人提了个建议。 我们返回华盛顿。在路上，我和奥尼尔大声探讨如何让各部再度齐聚华盛顿，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安全做些有用的事情，使用资金，调派人员。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副总统戈尔名义上是奥林匹克组委会主席，但那只是克林顿总统堆在他身上的大量工作之一。利昂·弗尔特是戈尔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对安全和恐怖主义事务的了解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多，于是我们就去找他。 一周以后，美国副总统在一支车队护送下，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前往联邦调查局总部。奥尼尔已经把一层的大厅辟为反恐安全小组的会场，每个相关部门都将再次提交一份简要计划，说明它们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所要起到的作用。我通知了各部，我那天将不再主持会议，改由戈尔主持，会议的规格提高了。 在去埃德加·胡佛大楼的路上，我在车里又为戈尔画了张图。“这是一些你可能要问的问题，”我顺便把上次去亚特兰大时已经提出的问题列出单子呈递给他，“再过一会儿，你看起来会像真的疯了一样。” “我真的疯了。”戈尔笑着说。当看到官僚作风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时，他的反应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相互介绍和简要陈述之后，戈尔从衣袋里拿出问题单。“好，我知道你们都有简报，但我想先问几个棘手的问题……” 结果回答并不比上次好多少。“瞧，伙计们，”副总统说，“我知道，有谢尔顿上将在这儿，没准能把大多数恐怖分子吓跑，可我们没法把他放到每一个角落里去。我们需要一个比这更好的计划。”谢尔顿那时是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头，穿着野战靴，在开会之前握手时就高出戈尔一头。戈尔把脸转向我，把我所需要的权力授权给我：“迪克，我要你统管这些事情，必要时可以调用这些部门所有的资源。大家有意见吗？”我们就这样结束了会议。 在海关总署说服国会批准把海军老式的P－3反潜巡逻机改装成空中雷达平台，以监视从南美走私毒品的轻型飞机的计划中，我曾作出过很大努力。我给海关打电话，问他们在奥运会期间是否可以把那些P－3反潜巡逻机借给我们用；我还向他们借能搭载装备127毫米反器材步枪的特工处狙击手的“黑鹰”直升机，以警告或者驱逐那些威胁奥运会安全的飞机。国防部同意与联邦航空局协作，建立一个联合空中管制系统，并在亚特兰大郊外的山上部署一座军用雷达。他们还同意安排国民警卫队的战斗机在附近警戒。在说动了财政部总顾问（海关总署和特工处那时都是财政部下属机构）几周以后，我们开始有了空中防卫计划。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96，几乎打响的战争（3）
莉萨·戈登－哈格蒂和弗兰克·扬开始创建一支应对核生化突发事故的队伍。为此运来了特殊的医疗设备、洗消设备、数千件防护服、数百件检测诊断包。来自能源部原子实验室、卫生与福利部、陆军防化兵司令部的人员，还有国防部下属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突击队员，将组成一支特遣队，驻扎在郊外一个空军基地里，共同建立一个联合行动指挥部。 特工处开始检查每一所奥林匹克场馆的薄弱环节，并且开发出一种能够检测每个入场者的系统。数百名特工处人员将移师亚特兰大。奥尼尔保证，数百名联邦调查局人员也将加入进来，在街头便衣巡逻，并与快速反应特警队员一起保卫要害地区。要求运输部变更运输危险品列车的铁路运行图，调遣更多的铁路警察监视火车运行。飞往亚特兰大的航班将对可疑旅客进行甄别。能源部命令暂时关闭核反应堆，把核废料运走。 到了5月，我们已经花掉数百万美元，把几千名联邦雇员和装备运进亚特兰大市内及周边地区。我们逐渐开始明白，已经建立起来的防范和应对措施，以及我们添加的一些限制条件，在其他地方也适用。奥运会后不久，当谈到运用这种全方位的安全保卫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时，我们把它称之为“亚特兰大模式”。 令人恼火的是，亚特兰大模式没有能够挡住单独的袭击者。事实上，一枚小炸弹无关大局，它在广场上爆炸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们最急迫的事有两件：第一，可靠的力量展示，但不能使奥运会看起来像军事演习；第二，我们想知道这次1人死亡并使111人受伤的袭击是谁干的。 前者是两个要求中相对容易满足的一个。我们要求财政部和司法部迅速派出数百名穿制服的联邦警员，哪怕他们的制服只不过是突击队作战背心和棒球帽。边防巡逻队员乘坐空军的喷气飞机从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赶来，海关总署、移民与归化署、公园护林员、监狱管理局的警卫被派来在亚特兰大的街上巡逻。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但要找出到底是谁安放了炸弹就更加困难了。我听到一个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拘捕了一个人，于是就给在局指挥中心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他们确实抓到一个家伙，现在路易斯·弗里正在打电话告诉亚特兰大该问他什么问题，他认为就是这个家伙干的。”他的语气似乎表明还有更多东西。 我问：“你怎么看？” “亚特兰大不大相信这家伙和炸弹有关，他是在现场的一名雇佣警察。但别说我们不知道是谁干的，路易斯已经这么决定了。” 那名雇佣警察名叫理查德·杰威尔，是他发现了炸弹并疏散了人群，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弗里认为是他自导自演了这一幕，以获取一个全职警察的工作机会。联邦调查局把他被拘捕的负面消息捅给媒体，这毁了他的生活，随后他被释放。爆炸的真凶是埃里克·鲁道夫，他承认了多起恐怖行为。当联邦调查局1998年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他身上时，弗里亲自坐镇北卡罗来纳指挥搜索行动，还出动了联邦调查局的直升机和几百名警员，但是没有成功。鲁道夫最后于2003年被当地警方逮捕。 1996年奥运会过后，为了把我们在亚特兰大学到的东西制度化，我建议成立一个叫做“国家安全特别事务小组”的官方组织。那样，反恐安全小组就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公众仪式正式调集人马，有关单位也可以要求国会为他们的行动拨款，不像在亚特兰大时，我不得不向他们承诺会给他们寻找经费。联邦调查局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必须负责所有国家安全特别事务的行动。由于他们在亚特兰大的表现，我没有赞同。尽管他们反对，我坚持由特工处分享领导权。特工处在亚特兰大已经显示出他们拥有更好的装备，更加训练有素，懂得通过克服所有薄弱环节来阻止恐怖袭击。 在接下来的一年，反恐安全小组派遣了许多个国家安全特别事务小组，负责保卫包括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建立五十周年的庆典、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建立五十周年庆典、在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还有1997和2001年的总统就职演说。所有这些活动安全性的提高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不那么明显的是数千个特警小组躲在建筑物附近的车里警惕地监视着，数百名便衣的联邦特工在街上巡逻，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和飞机在四处游弋。还有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特工处、国家安全局、海关总署、移民及归化署、外交安全处、海岸警卫队以及国防部在全世界进行着看不见的情报搜集工作，追踪恐怖分子，打击恐怖活动。不幸的是，各个部门为了应付特殊事件而进行的协作在事件结束后常常不能持续下去。 。。
1996，几乎打响的战争（4）
从我知道的这些事实看，即使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印象是错误的，但胡巴尔袭击、环球800航班事件以及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爆炸事件仍然给人恐怖主义已经发起对美国新一轮攻击的印象。在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中要求增加拨款，现在是一个好机会。我准备了一份紧急追加预算申请，拿着它来见白宫办公厅主任利昂·帕内塔。 紧急状态追加预算要求先要被送到白宫的另外一个部门，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批，正常的预算准备程序要消耗几个月，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控制着结果。通过正常程序申请反恐资金并不容易，因为该部门并不经常去申请基金，那意味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就要去呼吁说，我们比内阁成员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预算应该是什么。在过去的两项预算中我申请反恐基金做得很好，但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当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听说我要提出一项紧急状态申请，他们的反应就不止是只有一点点的不高兴了。 他们知道，在总统大选年（例如1996年），如果行政部门申请反恐资金，国会必定锱铢必较。新的支出水平将会成为下一个预算年度的起点。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要关注的是预算平衡和减少赤字。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利昂·帕内塔已经从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升到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他原来的手下对此感到欣慰。他会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在帕内塔长长的会议桌前会面：办公厅主任、我、以及6名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官员。帕内塔在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不时抬头看看这群人：“迪克，你想要什么？”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成员把一些纸挑来挑去，这不是他们想开会的样子。 “10亿多一点的拨款。”成员中出现叹息和嘀咕声。我继续说：“43亿用于提升航班的安全，43亿用于保护像胡巴尔一样的国防部海外基地的安全，联邦调查局分一些，中央情报局再分一些。” 会上，帕内塔一直在思考对伊朗的战争问题，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其他成员则没有。相对于那些他觉得我们可能要面对的问题，为防范恐怖主义拨款是更有吸引力的决定。“好的，听起来不错。我们这一周就把它提交国会。谁有意见吗？”帕内塔从桌子上抬起头来，会议结束了。 我们有钱了，我们同时也在做反对伊朗的情报工作。 专门研究革命的克兰·布里顿教授声称，任何革命的历程都有可预测的阶段。当群众运动发展为政府以后，它最初的热情就会降温，布里顿把它称为“热月”。我们从1979年开始，就一直在等待德黑兰的热月，就像等待戈多一样。 随着情报活动的进行，可能因为它和美国威胁的加剧，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伊朗停止了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于是对伊朗的战争就转移成了别的形式，如给热月更长的准备时间，给伊朗人民更多时间来控制他们的政府。尽管1997年的选举诞生了一位温和的总统哈塔米，伊朗安全机构继续支持日益升级的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允许基地组织安全往来，并提供援助。 在俄克拉荷马城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克林顿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祝###上针对恐怖主义发表讲话，表示需要拆除他们的避难所，追踪他们的资金来源，断绝他们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渠道。他结束了1995年的工作。11月，他回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为完工的泛美103航班罹难者纪念碑揭幕，再次谈到恐怖主义的威胁还在继续。1996年4月，胡巴尔事件之后，他在乔治顿大学发表反恐演讲，宣布走在时代前面的反恐战争已经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战斗，在这条路上将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当中，没有敌人能够阻止我们保护自己的价值观并奋起迎接挑战一样，今天我们也不会逃避艰苦的反恐战争。 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敌人，我们必须获得全胜…… 。。
1996，几乎打响的战争（5）
但我想告诉美国人民的是，在我们战胜恐怖分子的时候，离战胜恐怖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将继续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是世界上一个不寻常的国家，因为我们在推进和平与民主，因为我们对恐怖主义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因为我们是地球上最开放的社会。但是如果改变其中任何一点，把我们的军队从世界上的热点地区撤回来，撤回我们对那些为和平而冒险的国家的支持，降低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反击力度，缩减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就等于把恐怖主义不应该也不能够得到的胜利拱手相让。” 不久，1996年9月9日，克林顿正式要求拨款1097亿美元用于反恐的相关活动。他签署这个文件一个月以后，国会通过了这笔拨款：给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用于增加人员，用于追踪进入美国的恐怖分子；给财政部的里克·纽科姆用于招募更多人员追查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给国务院和国防部用于加固驻外机构设施，用于改善联邦建筑的安全状况，在大城市里训练反恐救灾应急小组；给疾病控制中心和能源部用于与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活动有关的项目。 联邦航空安全委员会（戈尔委员会）申请并得到资金，用于包裹扫描、随身行李检查、旅客信息登记、人员训练、飞机加固，雇佣更多的联邦航空局人员。然而戈尔委员会不同意推荐由联邦政府承担检查机场旅客和行李的职责，这仍然是航空公司的任务，这将压缩那些使用低收入员工公司的工作量。 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直到现在，戈尔委员会对机场安全和旅客检查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让联邦政府承担起检查旅客的职责，就意味着将要新雇佣5万名联邦雇员，支出数十亿美元，而且恰恰是在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在骄傲地谈论着裁减联邦雇员的数量和削减联邦预算的时候。戈尔委员会同意增添更多的检查设施，包括租用保安、新的探测仪、以及旅客抽样系统。1996年的事故（因为一个氧气瓶爆炸导致的瓦卢喷气航空公司坠机事件和因为油箱线路老化导致的环球航空公司坠机事件）还没有产生合适的政治气候，而这正是联邦政府在航空安全中完成剧烈的角色转换所必须的。行政部门和国会中不会有人支持一个新的有5万名成员的运输安全局。 一个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提议被勉强地避开了。联邦调查局提议，撤销联邦航空局中联邦空中警官的编制。联邦调查局关心的是，如果一架飞机遭到劫持，任何随机的空中警官是否能像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救援分队那样行事，而后者则受过夺取被劫持飞机的专业训练。联邦调查局无法相信，对于人质救援分队来说，空中警官比起每天携带武器飞行的数百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处、禁毒署、州警局和其他执法部门的官员是否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联邦调查局也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人质救援分队为了对付被劫持的飞机，首先要迫降飞机。 特工处和海关已经在亚特兰大组成队伍，提供一些已具雏形的空中保安措施，防止飞机冲入奥林匹克体育场。在随后的国家安全特殊事务小组计划中他们又这样做了，并且同意创立一个永久性的空中防御组织来保护华盛顿。不幸的是，那两个联邦执法机关都设在财政部内，它的上司既不舍得为这项任务花钱，也不愿冒误击民航飞机带来的政治风险。被财政部否决的空中防御小组和我在白宫内部制约它们的努力都宣告无效。华盛顿可能遭到空中袭击的主意对许多人来说还非常遥远，而在城市上空击落一架飞机的代价也被认为过于高昂。而且，反对我们计划的人争辩说，如果出现问题，空军可以随时出动战斗机保卫华盛顿。万一飞机被劫持（有一次我们误信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空军可以派喷气战斗机拦截民航班机。我们的成功之处仅仅在于得到特工处的许可，继续检查空中防御的选择方案，包括在白宫周围部署防空导弹的可能性。我们在努力创建新的防空系统，以防万一恐怖分子驾机冲向白宫、国会大厦或者是五角大楼，但几乎所有听到我们计划的人都觉得我们发疯了。
基地组织浮出水面（1）
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内，已经断断续续地听到了恐怖主义擂响的隆隆战鼓。从第一次对世贸中心大楼的袭击，到中央情报局总部门外的枪击，再到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炸弹，以及其他一些恐怖活动，11起恐怖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高度重视，这些事件中没有一起被中央情报局或者联邦调查局定性为基地组织所为。对于美国什么时候开始以及怎么把目光集中在基地组织身上的故事，在最近的叙述中都已经被断章取义。现在是还历史一个真实面目的时候了。 一个叫乌萨马·本·拉丹的人，一个金融家，曾被模模糊糊地与一两起袭击事件联系在一起，但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中央情报局说，他或许与1992年发生在也门的一起针对美国人的未遂攻击有关，1993年世贸中心被袭事件，和他可能也有联系。而媒体讨论的一些发动过恐怖袭击的罪犯，却只是一些互不相干但被认为可能造成威胁的人的大杂烩。其中有试图袭击美国前总统布什的伊拉克情报机关；袭击驻沙特美国空军胡巴尔基地塔楼的伊朗情报机关；在中央情报局门口警卫室发动袭击的来自俾路支的独狼，策划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美国右翼势力的两个家伙；阴谋炸毁纽约地铁的一名埃及牧师；把保安变成亚特兰大奥运赛场炸弹的一名追星族警察；发动了对世贸中心袭击的一名狡诈的科威特籍巴勒斯坦人；用炸弹袭击了美国在利雅得军事训练团的一群已被处决的沙特人；击落了环球航空公司800航班的长岛一条船上的神秘者，也许是美国海军飞行员。到1997年，随着我们对伊拉克特工总部的轰炸以及情报部门对伊朗的打击，两个敌对的情况机构不再具有威胁力。大部分其他的袭击者要么已死去要么已被关起来，保安和海军也已经被免除奥运会爆炸案和环球坠机事件的责任。如果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一个范本，那么美国情报部门和联邦执法机构都还没有发现它。 即使如此，不断出现的破坏和死亡事件也足以使白宫做出反应，克林顿政府开始稳步增加反恐资金投入。政府开始把国土安全作为一个规划和资助的主要项目，这是40年来的头一次。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克林顿都把焦点集中在恐怖主义上面：在空军学院、在俄克拉荷马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在安纳波利斯、两次在联合国、两次在泛美103航班罹难者纪念碑前、在白宫、在法国里昂以及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大部分媒体都忽视了克林顿政府的反应和警告的形式，当一些联邦雇员对恐怖袭击的泛滥变得警觉并且努力来反对它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中的其他人并没有看到这种紧迫性。 我们现在知道，对纽约建筑和美国太平洋客机的未遂袭击，和1993年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一样都是基地组织干的。那时这些事件都被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确定为拉姆齐·优素福和盲人谢赫所为，这两个人1995年后都入狱了。四处传播的流言说索马里的反美活动中有阿拉伯人参与其中，但是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都无法证明它。 因为沙特政府不愿合作，袭击美国在利雅得基地的细节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确认。在伊朗革命卫队及其考兹旅的直接操纵下，沙特的真主党在胡巴尔发动了更大的袭击。伊朗还导演了在以色列、巴林和阿根廷的恐怖袭击。 在纽约以外对美国的袭击是由疯狂的独立人士实施的。我们无法把袭击中央情报局警卫室的米尔·阿迈勒·坎西跟任何已知的组织联系上。俄克拉荷马城和亚特兰大的爆炸案都是美国右翼分子干的，与美国私立民兵组织和宗教极端分子有染。另一个针对弗雷斯诺的储气罐的爆炸破坏计划也牵扯到美国右翼军方势力。联邦调查局对这些组织的警惕已经化解了那些危险。 尽管缺乏本·拉丹插手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证据，莱克、伯杰、索德伯格和我在1993和1994年就坚持要求中央情报局更多地了解一个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原始报告中，那就是“恐怖分子和金融家乌萨马·本·拉丹”。这个人在这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组织中都有牵扯，我们都觉得他不大可能只是一个捐资者，一个恐怖的慈善家。看起来存在一些有组织的势力，这或许是他干的。他是在我们所知的各种恐怖组织中都可能出现的一个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使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爆炸世贸中心的罪犯刚刚聚集成单独的行动小组，他们便彼此偶然发现了对方，于是决定去美国进行爆炸活动，现在我们回到这一点上。
基地组织浮出水面（2）
在1991年，沙特政府放弃了劝说乌萨马·本·拉丹的努力，因为他批评皇室家族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及美国军队不断在沙特驻扎。尽管向庞大、富裕以及关系密切的本·拉丹家族和他的建筑帝国提出警告，他仍不断越过红线。于是，感到麻烦的沙特政府要求他离开这个国家。 于是本·拉丹选择了苏丹，那时苏丹是所有类型恐怖分子安全的天堂。苏丹政府被###国家阵线控制，它的领导是哈桑·图拉比。尽管自称为一个宗教学者，图拉比鼓吹一种特别强烈的仇恨，并通过###激进分子不断发展国际网络，本·拉丹和图拉比早已相互认识。 当本·拉丹在沙特政府的压力下来到苏丹时，图拉比邀请他在苏丹开商店。本·拉丹带来了他的钱和他的人——阿富汗战争的阿拉伯老兵。这些人如果回到在埃及、科威特、阿尔及尔或者摩洛哥的家，大部分都会被投入监狱。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图拉比和本·拉丹建立了许多联合计划：一个新建筑公司，一个控制了苏丹商品市场的新投资公司，一座新机场，连接两个最大城市的公路，新的恐怖训练营，一个皮革加工厂，建设阿富汗战争阿拉伯老兵的住宅，向波斯尼亚贩运武器，支持阴谋推翻穆巴拉克总统的埃及恐怖组织，发展一座本土的武器工厂（包括化学武器）。这两个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是精神上的伙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斗，以建立一个纯粹的###哈里发神权国家。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相互去对方家里吃饭。本·拉丹在空闲时间里就和图拉比的儿子一起去骑马。 去苏丹以前，本·拉丹曾经回到过阿富汗，他因为在抵抗苏联战争中的表现而在这里受到广泛欢迎。他发现后苏联时代的阿富汗宗派林立，部族武装不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和指导。尽管那里的战斗在继续，却不是进行的对非穆斯林的圣战。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已经与基督教政府作战多年，圣战虽然可行但规模有限。本·拉丹把重要助手派到那里，包括他的堂兄穆罕默德·贾迈勒·哈利法，拉姆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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