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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反思与复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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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应对措施（1）
2008年11月５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过去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原则，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持续发展，人民银行于2008年9月16日宣布自当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不变。当日人民银行还宣布从2008年9月25日起，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近4年来首次下调一年期贷款利率，也是近9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述调整体现了对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差别化调整，对促进“三农”、中小企业发展及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中国积极应对次贷危机继续恶化和外需减弱带来的负面影响，减缓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2008年10月8日，针对次贷危机升级为金融海啸，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8年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个百分点；从2008年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瑞士和瑞典6家央行史无前例地紧急协调减息50个基点，澳大利亚于前一天减息100个基点。这是中国央行首度踏上世界主要央行步调，一致行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该次降息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开始偏向刺激经济增长、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2008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1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个百分点至和，为1997年10月以来的存贷款利率最大降幅。此后，又接连宣布，从2008年12月5日起，下调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下调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
从12月23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此外，从2008年12月2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个百分点。
经历上述降息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瓶颈，为刺激国内有效需求提供保障。从未来趋势看，与美国0～的基准利率相比，我国的降息空间仍然存在。
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政府投资、降低税率，不仅可以直接拉动投资需求，而且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效果。实际上，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就曾促使中国经济快速恢复活力。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的应对措施（2）
我国财政部长谢旭人于2008年底发表署名文章，陈述了我国财政部门制定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谢旭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求是2008年第23期
首先，着力健全协调配合的财税政策体系，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按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定位，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以及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果断出击。扩大政策投资规模，拉动社会投资。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及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民间投资的鼓励和引导，积极调动社会资金投向政府鼓励的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增加财政补助规模，促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对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力度，促进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其次，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适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系。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稳步推进*保障体系建设。合理界定财政保障范围，严格控制一般性开支。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此外，着力推进税制改革，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为增加企业发展后劲与市场竞争力，党和国家已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相应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及其征收率，促进企业投资和扩大内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表现在降低印花税、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税以及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针对不断下跌、人心涣散的股票市场，自2008年4月将印花税从千分之三下调至千分之一后，同年9月19日，政府又一次出手救助股市：宣布中国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上购入中国三大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股票，同时支持中央企业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收，即只向卖方征收千分之一的印花税。为了鼓励消费，我国政府决定从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救助楼市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产业链很长，如果房地产出现大的波动，将影响几十个行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中国房地产行业因其主要资金来源于商业银行，房地产市场若出现问题，最终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然而，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深圳、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住房价格开始回调，进入2008年后，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急剧萎缩。为了防止房地产业硬着陆，我国政府当机立断，推出了下述措施：从2008年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原全国契税率为3％ ，北京市契税率为15％）；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原印花税为005％）；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由原来的30％减至20％。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灾后购置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下限、最低首付款比例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优惠政策保持不变。
中国的应对措施（3）
与此同时，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扩大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范围，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并根据《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办法》，以规范廉租住房和经济适应住房保障以及其他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行为。
刺激经济的十项措施
我国政府还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及时出台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十项措施重在民生工程建设，以期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的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的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1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中国有多少贸易投资可以重来（1）
在全球金融危机急转直下的关键时刻，我国政府毅然决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稳定国内资产市场，刺激内部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特别是4万亿元（中央财政118万亿，地方财政283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曾让全球股市为之一振，为中国领导人出席二十国领导人全球金融和世界经济峰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峰会上一大亮点，受到广泛赞誉。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能否真正实现“重调整、重民生”，并最终实现以国内需求驱动为基石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跳出“依靠外贸和投资（特别是机场、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拉动GDP规模”的框框。
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如前文所述，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各国经济，特别是开放的小经济体，都会受到冲击。然而，具有硕大国内市场的中国实体经济也遭受如此大的冲击的确是始料未及的。国际社会曾经提出的“脱钩论”，一厢情愿地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风景这边独好”，但现实却是残酷的。我国股票市场大幅下跌后使得投资者失去了信心，外贸企业连锁倒闭使得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农村，资源类产品因需求减少而大量积压，房地产市场岌岌可危，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最大潜在风险。*总理鼓励人民，信心可以改变一切。反之，信心匮乏将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造成较大冲击。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多，有专家认为，中国必须保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有效解决就业。若经济增长滑入8％以下，特别是对因企业倒闭导致的具有相同背景的农民工大量返乡不能妥善处理，则可能转变为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
依靠外贸的政策空间遭质疑
面对外部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为什么如此脆弱？究其原因，仍然是老生常谈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粗放、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依靠低附加值数量堆砌来实现GDP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积累。中国外贸企业经历30年改革开放后，当前仍然维持着低附加值加工状况，有些外贸企业盈利主要来源于出口退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非常低。为缓解外贸企业的经营困境，我国政府提高了3770种出口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9％）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退税率，以期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经营困难健康发展，以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
我国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英国《金融时报》的质疑，认为如此大范围提高出口产品退税标志着政策上的倒退，并指出中国应当集中力量推动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更何况，面对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特别是美国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新一届政府由*党执政，这使得未来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更进一步抬头，我国依靠进出口实现经济发展的空间将越来越受到挤压。
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难以实现“重调整、重民生”
中国的确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了！这也是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不同于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所采取的措施。本次经济刺激方案的目标是“重调整、重民生、保增长”，致力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提高居民的福祉、改善其未来预期以鼓励消费，从而最终实现以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为主的国内需求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有多少贸易投资可以重来（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披露了“4万亿”投资的具体构成，近一半投资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总额18万亿元；用于地震重灾区的恢复重建投资1万亿元；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元；此外，生态环境3500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元，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元。由此可见，这4万亿元特别是2008年四季度增加安排的1000亿元中央投资，更多地倾向于机场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城铁和高铁建设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而民生工程和环保工程投资相对较少。
不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特别是对拉动GDP发挥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难以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基于挤出效应，大量资金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事实上，大型基础设施在当前并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速公路、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不少中小城市的机场建设都是出于地方政府的攀比心理，是形象工程，真正能够盈利的并不多。至于铁路运输，客运运输高峰主要发生在春节等节假日，经过铁路提速后，铁路运输在平常时期基本能够满足需求。铁路货运能力短缺与前几年经济过热有关，在经济步入常规后会得到有效缓解。
当前我国极度缺乏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公路、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小型发电站等直接关系广大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更缺乏自主创业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我国农村缺乏基础设施是引发一系列中国特有现象的根源，广大农民涌向城市，小城市居民涌向大城市，从而造成城市中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住房市场在内的各种压力。例如，缺乏交通基础设施，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作物难以转变成商品，农民收入难以提高，进而迫使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
由此看来，4万亿元资金中的大部分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对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民生的作用还有待观察。
有关“重调整、重民生”措施的设想
制约中国消费的重要因素是生存压力。在我国孝道文化传统中，为子女存钱贯穿人的一生，此所谓“老吾老，幼吾幼”，孩子和老人属于每个家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难以“及他老，及他幼”，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着百姓的生活状况。因此，为了确保孩子和老人的生活质量，存钱成为了一种习惯。“子不教，父之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子女培养和教育是头等大事，在广大农村也有“再穷不能穷孩子”的说法，这是所有父母必须优先保障的。正因为父母往往倾其所有培养孩子读书，所以一些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毕业便失业所产生的社会冲击会非常大。反过来，父母出于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又会继续为其储蓄。待孩子成家立业后，父母又为了减轻孩子负担，为自己存钱防老。实际上，在中国，因病致贫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一些中产阶级（也就是高薪族）也会因为生病、失业而导致生活困难。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居安思危的意识使得我国居民存钱防病、存钱防一切意外，这是人之常情。
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大国（按调整后的2007年数据，已经排在第三位），有实力为民生做出巨大努力。当务之急则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下大力气，加大投入，致力于改善居民生存现状，彻底扭转居民恐惧心理，让他们敢于消费、乐于消费。鉴于“孩子是一切”的普遍心理，当下不妨从孩子的事情抓起，致力于建立“儿童工程”，让所有的孩子都属于“国家”，无论孩子出生在何处，都不会因为他的家庭状况而影响其最基本的生存和受教育。为此，我国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政策，确保所有儿童都一样拥有最基本的卫生医疗保障和受教育保障。也就是说，让所有儿童享受平等的起跑线，免费读书，免费看病，免费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与机场、高铁仅服务于高收入阶层相比，“儿童工程”是一件惠及所有家庭、深得民心之举，必然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若“儿童工程”得以落实，不仅可以大大消除父母的消费顾虑，而且可以极大增强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即便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遭遇挫折，也不会出现过激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施“儿童工程”，可以解开束缚居民消费的桎梏，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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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瞬间逆转始料未及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伴随着金融创新，经济虚拟化不断向纵深发展。所谓经济虚拟化，是指资本以脱离实际经济的价值形态，按照自身的规律独立运动，以获取价值增值所形成的经济活动。虚拟资本是经济虚拟化实现的载体，它是以实际资本为基础，又与实际经济不断分离的各种权益凭证。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实际资本本身有价值，并可以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不同的资本职能创造剩余价值；虚拟资本本身并没有价值，只不过是资本所有权的证书，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资本职能，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却可以瓜分剩余价值。虚拟资本瓜分剩余价值，不再是殖民时代*裸的掠夺和剥削，而是以“资本收益”甚至是“技术收益”的形式“合理”地拿走它们“应得”的部分。张宇燕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02页
经济虚拟化的目的是通过产权交易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产权本身不仅能够明确界定，而且能够成为交易对象，实现自由流通。李扬，王国刚主编资本市场导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信用是未来支付的承诺彼得 S罗斯著商业银行管理（中译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产权的界定和交易是以信用为基础的。随着产权交易的发展，一方面，信用已经由作为产权交易的保证，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商品，促使信用本身也成为交易对象，并在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张、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作为虚拟经济的伴生物，风险在虚拟资本独立于实际经济而运行时便应运而生。风险的介入，使得人们在实现信用交易的同时也在进行风险交易。因此，经济虚拟化的实质是信用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秦月星虚拟经济下货币需求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这种信用无需成本，无需交换实物，可以随时转换，在事实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
流动性具有内生性和顺周期特征。这是因为，虚拟资本价值增值中的一部分（股息和利息）是受实际经济过程制约的，而另一部分（价格差价收入）则取决于信用支持和货币供给。Bennett； J？A & Young； L；“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Equilibrium with Heterogeneous Tast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1999。在一个崇尚凯恩斯“选美标准”的社会，以信用为基础的流动性在“博傻游戏”中具有天然的顺周期性。大多数投资者都追求价差收入，而这一目标在虚拟资本价格上升时才能实现。当价格过度上涨时，便会出现价格向价值回归，这又会造成虚拟资本价格大幅度下跌。因此，经济虚拟化所内含的流动性的内生性和顺周期性，极易导致资产市场大起大落，其本身就隐藏着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实际上，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流动性处于过剩状态。正如第一章所述，在全球信用软约束、储备货币超发行以及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金融创新技术的支撑下，全球流动性不断被创造，表现为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流动性越来越集中在机构投资者手中，后者通过杠杆效应，会进一步增加全球流动性。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乐观评级，以及世界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机构投资者风险意识日益淡化，对风险溢价要求下降，过剩的全球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推高虚拟资本的价格。
流动性的顺周期性特征决定了其在短期内可以发生逆转。以信用为基石的全球流动性构筑起来的金融大厦，在投资者信心难以为继时，流动性将在金融体系最脆弱的环节最先断裂。次贷危机的爆发便是源于此。一旦金融体系出现动荡，金融市场风险便会不断暴露，金融机构抛售、惜贷、囤积现金的行为加剧了金融动荡，原先运行良好的同业拆借市场、资本市场因此出现混乱，甚至瘫痪，次贷危机便以流动性为纽带，将整个金融体系卷入其中，导致流动性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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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危机施救缓慢的副作用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显然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在危机后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等多边场合，美国政府一再强调，次贷危机只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实体经济发展健康，金融领域及大型金融机构状况良好，美国政府有能力战胜危机。
基于上述乐观判断，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显得“胸有成竹”。但欧洲中央行长特里谢却先“沉不住气”了，2007年8月9日，欧洲央行率先向市场注资948亿欧元（1300亿美元），此后又三次注资，前后四次注资累计达到2889亿美元。随后美国于8月10日开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截至2007年8月25日，连续七次注资累计只有975亿美元。在大量注资无法改变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才将再贴现利率从625％降至575％。再贴现利率下调后，全球股票市场出现反弹，但是金融市场流动性匮乏的状况仍未改观。鉴于此，9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475％，同时将再贴现率再次下调50个基点，至525％。从那以后，美国开始了连环救助次贷危机的历程，通过降低利率、注入流动性、降低税率、救助投资银行等手段应对危机导致的种种冲击。
总地看来，美国政府救助危机缺乏统一部署，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应对的状态，甚至还出现过判断失误。这导致其在危机救助时数次错失良机，致使危机愈演愈烈。2008年3月，关于是否救助贝尔斯登以及如何救助贝尔斯登的问题，美国政府显得非常仓促。贝尔斯登获得救助后，美国政府以为次贷危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从此金融市场可以“天下太平”，便停止了降息过程。然而恰在此时，次贷危机逆转直下，并超出了次贷市场，蔓延到次优市场（Alt…A；处于次级抵押贷款与优级抵押贷款之间）。2008年7月11日，专门发放Alt…A住房贷款的银行IndyMac（独立国家房贷公司）因流动性问题而被美国储蓄管理局宣布关闭，成为美国史上第二大被关闭的金融机构。而此时，美国两大政府资助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大跌，陷入空前困境中。
在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又一次陷入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悬而未决的状态。救助金融危机如同救火，美国政府决策缓慢导致受冲击的公司股票价格持续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影响。就房利美和房地美而言，“两房”在2008年7月初就陷入困境，而美国政府在9月7日才宣布接管，整整拖了两个月。政府漫长的决策过程使得两公司股票跌得所剩无几，造成更加恶劣的连锁反应，可以说，美国政府应对“两房”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拖泥带水是引发2008年9月份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2008年9月15日，美国政府错误地决策——任由第四大投资银行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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