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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全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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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反应（4）
……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的###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12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地、迅速地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介石）陈（诚）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一向霸王气十足的傅斯年则更加出格，他污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贼”，开口闭口〃张贼”、〃杨贼”，充分暴露了这些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的极端仇恨心理。
张季鸾、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言论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立场，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历来是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铁杆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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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公馆成临时监狱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抵达南京，被安排住进北极阁上的宋子文公馆。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调派军统局特务队前往监视，这是张学良幽禁生活的开始，不过这时行动还有点”自由”。宾客临门的虽然不多，但并不特别冷清。过去纠缠张学良不放的吴铁城、张群和孔祥熙来看过他，张学良也可以外出拜客。每次出门，总有四部汽车随行：张学良乘一部，多半有宋子文相陪；张从西安带来的秘书、副官乘一部；南京市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军统局特务队乘一部。无论张的汽车到哪里，特务们就跟到哪里。
12月31日，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前往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受审，他从西安带过来的秘书、副官等随即被宪兵团缴械、扣押。审判后，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宋公馆，而被直接押到南京太平门外事先已腾空的孔祥熙公馆。
从这天起，蒋介石对张学良就从暗中监视变为公开囚禁，命令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执行。当时，军统局由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带领军统局特务15人，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中校处员欧阳湘负责，派有宪兵特高组组员7人；另有武装宪兵一个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在张学良二楼住房的楼梯口、房门口，都有宪兵、特务站岗。
至此，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情绪低落，成天一言不发，蒙头大睡，送去的饭菜也吃得很少。在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在背心上，便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是武器，但又不敢公开检查，即向负责的特务反映。于是，特高组一名组员趁张睡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到，反而惊醒了张学良。一看此情形，张非常生气，大声说道：”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是他被囚禁后讲的第一句话，足见心中的愤怒。
在孔公馆，张学良住了两个星期。除了负责监视任务的戴笠（丁昌等特务头子可以自由出入，奉派照料张学良生活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可以看他一次，为处理西北善后问题与张接洽的东北军部属王化一、吴翰涛等人在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也可以来见张学良；此外，任何人都不能去看他。时在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受训的张学思（张学良的四弟）打听到大哥的消息后赶来孔公馆求见，被大门警卫坚拒，声称“这里没有这个人”。张学思再三恳求，宪兵特务始终严词拒绝。张学思只好在门外站了一个多钟头，才满含热泪，怅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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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读书”（1）
1937年1月2日，蒋介石即带着夫人宋美龄和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回到了浙江奉化县溪口老家，一面疗养，一面在幕后处理西安善后事宜。
1月4日，阎宝航、李志刚从西安飞抵南京，先后见了何应钦、张继，何是亲日派兼###顽固派，张是###顽固派，这两个人见了阎宝航、李志刚都没有好话，何应钦一味叫嚷“非打不可！”而张继则说：“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他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
阎宝航在南京不得要领，第二天赶到上海见宋子文、宋美龄兄妹。阎宝航很愤慨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坚持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子文兄妹当初为了让蒋介石早日离开西安，拍着胸脯一口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并且不惜以全家生命作担保。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就翻脸不认账，宋氏兄妹显然也是无可奈何。宋子文自己的诺言落空，感到脸上无光，对阎宝航的质问无言以对。阎宝航把何应钦坚决要打仗的话告诉宋子文后，强调西安事变善后必须和平解决，不能再打仗，张学良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宋子文表示赞同。在阎宝航的要求下，宋子文答应一起去奉化溪口见蒋介石。宋子文鉴于国民党###李石曾平时在蒋面前能说上话，又拉了李石曾一同前往溪口。在飞机上，阎宝航向宋子文、李石曾建议把张学良接到溪口，一则以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之心，二则可以让张学良协助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均表示接受阎宝航的建议。宋子文等三人到溪口后，蒋介石吩咐将他们安置在武岭中学。蒋介石知道宋子文等人此来是为张学良做说客的，而且这位大舅哥脾气急躁，两人一旦见面难免要发生争执，故蒋拒绝与宋见面，让人打电话通知宋子文，说委员长不想见宋先生。宋子文吃了闭门羹，也无可奈何，在武岭中学吃完午饭，即对阎宝航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阎宝航不知道蒋不见宋，对宋的话感到很愕然：“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李石曾从旁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说：“让他回去吧！”宋子文离开溪口后，蒋介石当天深夜接见了李石曾，李向蒋建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并将张学良接到溪口来，以便于就近商洽西北善后。蒋表示同意。”。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在米春霖、贺耀组、戴笠的陪同下，由南京飞往宁波惟一的栎社机场，然后换乘汽车赴奉化溪口，蒋介石下令暂时将张学良安置在溪口镇上的别墅文昌阁内。
1月14日晚7时，蒋介石在他母亲王采玉的坟庄——离溪口镇约1》5公里的白岩山中垄请张学良吃了一顿饭，徐永昌、贺耀组、戴笠等作陪，磋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这是蒋、张1936年12月25日在洛阳分别后的首次见面。
1月下旬，张学良移居雪窦山上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此后，“管束”张学良的责任即由军统局单独负责。
当时，军统局专门成立了一个监视组织，美其名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军统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设有队长、队副、副官（负责经费开支）、事务员（负责经办生活用品）。队长刘乙光，中校，对外称秘书；队副许建业（四五个月后改为许颖）；便衣特务队员30多人，分为三个组：警卫、随护、巡查，担任便衣警卫，每天派有值班人员，将张学良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作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特务队配备有50支快慢机短枪、2支冲锋枪、2支自动步枪，火力相当充足。
除便衣特务队，还有一个宪兵连（连长陆文康）担任武装警卫任务。此外，还配备有电台一部、报务员一人、邮电检查员一人、厨师二人、医生一人以及高射机枪二挺；便衣警卫、宪兵连及所有人员、装备均归刘乙光直接指挥。另外，还有张学良从西安带来的随从副官二人，夫人于凤至来后又带来一位伺候她的王姓老妈子。
雪窦山“读书”（2）
戴笠给看守张学良的军统便衣特务、宪兵规定了森严的纪律，其主要内容是：（一）要严加看管，不准发生任何事故，不准其逃跑和自杀。（二）看守人员不准与张交谈国事，更不准与外人（亲友通信涉及张之住处等事宜。（三）除持蒋之手谕或电谕者外，不准张学良同任何外人接触。（四）张之行动只准在住处的10里以内，10里以外须经请示批准后方能照办。（五）看守人员要各负其责，宪兵连担任外围警戒，发现可疑者要严加检查、询问，内卫由便衣警卫分组轮流值班，室外警戒、室内监视，并要将张学良每天的言论、行动当天电报军统局。
据说，宋美龄曾当着蒋介石和戴笠的面，让蒋吩咐戴：“不许对张学良胡来！”宋还交代戴：“到溪口后要让张学良自由走动，要命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戴笠对此诺诺连声。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刘乙光，因为他负责看管张学良整整25年（1937～1962）之久，与张的后半生关系极大。刘乙光（1898～1982），湖南永兴县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克诚大将不仅是小同乡，而且是早年的“患难之交”。黄克诚比刘乙光小4岁，两人都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彼此关系不错。刘乙光从第三师范毕业后，黄克诚鼓励他去投考黄埔军校。刘乙光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师第二旅某团少校训练官等职务。而黄克诚从师范毕业后前往广州进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领导湘南暴动失败后，流落到南京、上海寻找共产党组织关系，意外地在南京遇到了刘乙光。此时的刘乙光虽然在国民党军中工作，但思想比较左倾，他虽然知道黄克诚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积极帮助他。刘乙光亲自把黄克诚送到上海，以后每月还寄钱接济黄克诚，并给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介绍工作。所以黄克诚晚年如是说：“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可算是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因此，在临分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此后的刘乙光不仅没有去苏区，后来还担任过蒋介石的警卫队长，再后参加军统，成为特务头子戴笠的红人之一，被戴笠选中为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可见刘乙光已是蒋介石、戴笠最信赖的心腹之人。
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雪窦山，东距溪口镇约11公里，是四明山脉在奉化七十峰中最享盛名的一座山峰，也是东南名胜，风景幽美。山上有雪窦寺、千丈岩瀑布、飞雪亭、消烦岩、妙高台、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景点。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是1934年6月建成营业的，位于山腰，设备良好，有客房六间，一个餐厅。旅游旺季时借用雪窦寺厢房搭100张帆布床。1937年1月上旬，蒋介石派人与上海中国旅行社签订合同，将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全部包下来，用来安置张学良，不得对外营业和招徕顾客。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经理钱君立接到通知后，很快腾出房间，进行整修改造。
张学良从武岭学校迁到雪窦山时，一看到中国旅行社的牌子，似乎感到有些意外，紧锁的双眉舒展了一下，高兴地说：“啊，中国旅行社！”过去，张学良经常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举行宴会，对中旅社印象不错。此时，中旅社的六间客房被改造成张学良的卧室、会客室、读书室、洗澡间。卧室里有羊毛地毯、席梦思软床，卫生间有抽水马桶，还有取暖用的壁炉等，一切布置均十分洋化，符合张学良的口味。刘乙光（许建业与张学良同住在招待所，其余队员和宪兵连全部住在500米外的雪窦寺。在雪窦山，对张学良的监视非常严密。在他的住房、饭厅、前门、后门都布置了监视的特务。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放有游动步哨。雪窦山脚有一座亭子，名叫“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惟一要道，派驻了宪兵一个班，配合特务队四名队员，一面放哨，一面对登山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加强戒备。从此，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清了下来。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后，决定解除他们之间的金兰兄弟关系。蒋为了利用张，两人曾于1929年互换帖子，结为金兰兄弟。现在，张已成为蒋的阶下囚，蒋必须结束他们的兄弟关系。他准备了四只箱子，里面放了文房四宝、书籍、猎枪、钓鱼竿等物品，将兰谱帖子放在箱子里，命他的“胆”陈布雷一并送给张学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
雪窦山“读书”（3）
张学良初到溪口，孤身独处，情绪十分低落。不久，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获准轮流到雪窦山陪伴，情况才有所好转。
赵一荻自张学良送蒋离陕后，开始茶饭不思，忧虑重重，很少下楼，也很少和人说话。1月9日，王化一、吴瀚涛赴西安，张学良曾要求赵一荻来南京，戴笠同意。11日，王化一等返回南京，赵一荻同行，见到张学良后，即去上海。
远在英国的于凤至听到张学良被扣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万分焦急之下，她想到了宋美龄这个干妹妹，特致电宋请求把张学良送出国，交她看管，当然不可能得到蒋氏夫妇的回复。于是，于凤至只好日夜兼程赶回南京，面见宋美龄，再次请求。宋美龄表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无能为力。我为汉卿的事，也不知和委员长闹翻过多少次。事情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目前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来。”百般无奈之下，于凤至毅然决定：“既然委员长不肯释放汉卿，我也无法回英国了，愿意陪他一块坐牢，我照顾他的生活，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这样，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每隔一月，轮流换班，陪伴张学良。这个由上海乘轮船赴宁波转溪口，那个就由溪口赴宁波乘轮船去上海，很少同时居住。于凤至来时，还带了四个副官（分别姓李、杜、于、应）和一个女仆王妈，以照料张学良的起居生活，特务们称张学良为“副司令”（“副座”或“张先生”，而称于凤至和赵一荻为“夫人”。张学良听了不许，叫他们称赵一荻为“四小姐”。亲人团聚，张学良精神略为振作，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也开始出现了笑容。他们不断外出，到附近的名胜古迹游览参观。每次由张学良事先提出要游览的地名，或把雪窦山的地图给看守人员，看守人员就根据张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工作。
离招待所最近的景点是有中国禅宗十大名刹之称的雪窦寺，张学良经常来此游玩。寺里有个又新法师喜欢种植花草树木。张学良托他从四川购来四株楠木树苗，亲手种在大殿后面的一块空地上。这四株树生长十分好，可惜有两棵树在1956年8月的一场台风中折断，剩下的两棵已经高达18米，树围1》52米。为了纪念张学良将军，有关部门批准将这两棵楠木命名为“将军楠”，2001年又被评为宁波市十大名树之一。”
1984年12月，原张学良的老部下、新中国第一代上将吕正操到溪口游览，当见到昔日老长官栽下的楠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睹物思人，吟了一首怀念张学良的《浙江纪行》诗：
雁荡奇突屹浙东，剡溪九曲万山中。
以血洗血高格调，逃台迁台小易盈。
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大同。
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
诗中的“羑里”是一个古代地名，在今天的河南汤阴北。《史记·殷本纪》有“纣囚西伯羑里”之典故。“羑里”是周文王讲易经之地。吕正操借用这个历史掌故来表达他怀念老长官、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张学良读到这首诗后，很快回了一首：“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完全是一种虔诚基督徒的口吻。
现在回头再说1937年的事。千丈岩是张学良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景点。千丈岩瀑布高约百米，水流湍急，甚为壮观。前有一寺庙，和尚用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又名“天地响”），供游客做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聆听爆炸声响彻山谷。张学良对这孩童似的玩乐方式很感兴趣，借着巨大的响声，发泄心中的积愤，聊以解愁。由于并没有每个都给钱，张学良后来再去时，和尚就不再端出爆竹来，开口向和尚索要，也只拿出两三枚来。到最后，和尚干脆回答还没有买回来。在归途中，张学良对看守人员说：“这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此后，张学良到千丈岩瀑布，总要带着自己买的爆竹去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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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读书”（4）
经过蒋介石的批准，张学良还到外地游访过几次。第一次是1937年2月26日到宁波东乡天童寺游览。回来时还想去拜访蒋介石平时所敬重的奉化士绅孙表卿老先生，就顺道路过肖王庙，碰巧孙不在而归。另外一次就是到距离溪口100多公里的新昌县大佛寺游玩。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特务队长和队副乘小车，十余名特务荷枪实弹，乘大车同往。和尚看到这个前呼后拥的架势，还以为是当朝的显贵驾临，忙由方丈出来迎客，陪着张学良在寺内游览一遍。大佛寺给张学良的印象是：“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游览完毕，方丈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张学良和赵一荻吃了都赞不绝口，临走时捐了60元钱。
张学良一向爱好运动，经常和警卫打排球、篮球。不久，在招待所前面的院子里修了一个网球场，立了一副单杠，供张学良锻炼。夏天，他常到离山10华里的沙堤大溪游泳，中间有5华里险峻的山坡，上下需用藤轿代步。后来，特务们在网球场旁边挖了一个小型游泳池，就不再到沙堤大溪了。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学良有一次游泳，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心德的那副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
碰上阴雨天，张学良就找警卫下象棋。棋艺较好的几个都陪他下过，但由于张学良棋艺高明，陪他下棋的人常常输，有的就不愿和他下。张学良发觉后，说：“我让你们一个车。”下得更差的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学良找特务胡祥林来下，并风趣地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胡连下两盘都输了，硬挨了两次手板。后来，张学良再喊胡来下棋，胡就不敢下了。张见状，哈哈大笑。
不外出时，张学良的生活作息颇有规律。他每天早晨7时起床后，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坐下来呼吸一会新鲜空气，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送到他房间里。他喜欢吃火腿煎蛋、牛奶、花旗橙子。吃完后就到书房读书一小时，再回卧室。在未吃午饭以前，他要到饭厅或走廊活动一下。午饭照例是由队长、队副陪着张学良夫妇吃。饭后略为休息，有时找警卫下象棋、打排球。晚饭后，他主要是听收音机，关注外界的动向，有时也找警卫下跳棋，打乒乓球，以消磨时间。晚10时左右就寝。
在饮食方面，供应较为丰富。张学良喜欢吃的花旗橙子、美国苹果、可口可乐汽水等，都能满足。特务队每个星期都要派人去宁波购买他喜欢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橙子有时在宁波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代替。蒋介石通过宋美龄，也经常馈送一些生活日用品、衣服之类的东西。宋子文曾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汽水，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一些运来。张学良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抽烟。
3月间的一天，发生了一件令张学良非常不愉快的事。这天，张学良坐着滑竿游山归来，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寺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走近后，才听出来骂的正是他张学良。张当时很生气，后来派人了解，才知这女人就是西安事变中被打死的宪兵团长蒋孝先的妻子袁静之，她此时在雪窦寺为丈夫做佛事超度，探知张学良被软禁在这里，正所谓“冤家路窄”，见张游山归来，遂破口大骂起来。张学良获悉此情，开始很是生气，什么话也没说就回房里去了。过后一想，这妇人年轻守寡，反倒怜悯起来，便派人告诉袁静之，做佛事所需之款由他张学良支付，以表示自己的歉疚心情。
蒋孝先的妻子在雪窦寺住了一段时间，特务队发现宪兵连长陆文康对她经常去拉关系。经了解查明陆文康曾是蒋孝先的部下，便打电报给军统局。不久，宪兵司令部就把陆文康全连调开，另派宪兵第八团第七连（连长童鹤年）配合执行监视任务，以防发生意外。张学良在中旅社住下不久，觉得自己占用整个中旅社不好，便对钱君立经理说：“你这么小的一个旅行社招待所给我包下来，怎么行？”钱经理回答：“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张学良说：“不好！我给你一点钱，你在附近找地方给我另造一所房子。”说完，张学良拿出500英镑（相当于当时的中国法币15000～20000元）交给钱经理。钱经理按照张学良的意思，花近100元在附近水涧岩买了一块靠山向阳的地皮，到奉化县政府办理了买地手续，用40多天的时间造了一栋洋铁皮屋顶、三开间的两层楼房，并且添置了家具什物。房子造好后，张学良向刘乙光提出搬家，刘乙光向上面请示，结果不同意，张学良很气愤，说：“算了，不搬也罢。我死也死在这里了
雪窦山“读书”（5）
据说，张学良被软禁在雪窦山时，原东北军部分下级官兵还策划了一次营救张学良的秘密行动。原来，张学良失去自由后，他的座机——一架德国进口的容克Ju52客机，即移交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保管。中央航校有一批原东北空军的官兵对他们的长官被软禁很痛心，密谋营救张学良出逃。蒋介石常常询问这架飞机的状况，原东北军军官、主管训练的中央航校副校长冯克昌都以“机器已坏，不能起飞”搪塞，实际则暗中维修，只待时机一到就能起飞。3月中旬一天，清晨三四点钟，冯克昌等人将他们所能控制的原东北空军官兵为骨干的几个学员队约一二百人组织起来分乘几辆卡车，以春游为名，从机场出发直驶溪口雪窦山。冯克昌等人的突然到来，使看守的军统特务措手不及，他们势单力薄，不得不同意冯拜望老长官。见面后，冯克昌向张学良恳切陈词，希望张能同他们一起速去笕桥机场，转乘容克飞机径飞香港，但遭到张学良的拒绝。冯克昌等人见张学良坚持不肯走，只得敬请老长官珍重。张学良随即在客厅里亲书一横幅相赠，勉励他们多多为国尽力。不过，有许多人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当时与张学良几乎天天在一起的钱君立就不以为然。
蒋介石在溪口休养期间，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前来拜访，经蒋的允许，也顺便到雪窦山看望一下张学良。除前章提及的西安方面部属外，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有汪精卫、宋子文、邵力子、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组、祝绍周、董显光、贝祖贻夫妇、宋子良；东北###与旧属有莫德惠、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阎宝航、王卓然、田雨时、于学忠诸人。以前的顾问端纳也赶来和张学良见了最后一面。这些人有的只坐一两小时就下山了，先后上山被张学良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宋子文、莫德惠、端纳等人，宋子文还陪张学良在山上住了一夜。”
1937年2月上旬，刘尚清与阎宝航来到溪口，经蒋允许后到雪窦山上见到了张学良。此时山上积雪未化，寒气逼人。张学良先见刘尚清，两人交谈了约半小时。随后接见阎宝航。近两个月来，阎宝航为了营救张学良，几次往返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溪口之间，十分辛劳。见了张学良的面，话反倒不知从何说起。阎宝航本想把几个月来奔波的经过简要地报告一下，但阎刚入话题，张学良以手势加以制止，示意窗外窃听。阎见此情形，只好把话埋藏到心里，安慰张学良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吧！”然后含泪告别。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面机会了。
宋子文是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当事人，他对自己的妹夫食言而肥毫无办法，只能以对张学良的关怀来减轻自己的负疚感。据说，宋子文曾警告蒋介石：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笔者注）有不利的地方，那我就立即把你的内幕都公诸于。这也成为蒋不敢对张学良下毒手的原因之一。”1937年1月4日，宋子文与李石曾、阎宝航来溪口为张学良说情，老奸巨滑的蒋介石察知大舅子的来意，干脆让国舅爷吃了一回闭门羹。宋见不到蒋，自然也见不到张学良，灰溜溜地离开了溪口。4月，宋子文以亲戚关系来溪口为蒋介石之兄蒋介卿出殡送行，这次征得蒋的同意，顺便到山上看望张学良。见面后，二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宋当晚便住在山上，抵足彻夜长谈。第二天分别时，两人都是依依不舍的样子。这可能是张、宋这对趣味相投的好友的最后一次见面。不过，在此后的岁月里，宋子文仍一如既往地关怀张学良的生活。戴笠因为特务组织在经费上有求于宋子文，很买宋子文的账，宋也利用这层关系让戴关照张学良。
端纳为张学良被扣一事，跟蒋介石闹翻了。他来溪口时，张学良颇感意外，也很感动，特别用西餐招待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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