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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全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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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他被扣的军政要员也没有任何人提到签名的事。鉴于各种说法相互矛盾，笔者专门对此问题进行过考证，其结论是被扣留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并没有在通电上签名，他们的名字是通电起草人自行填上去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重要通电却因为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蒋斌的叛变而迟迟未能发出，以致外界难以明了事变的真相，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高崇民回忆说：“此电在十二日当天交由主管部门（即交通处）负责人蒋斌，限即日发出。不料奸生肘腋，张所委任的交通处长蒋斌，将此八项主张之文电压下来未发，而先秘密向南京何应钦告发西安事变的情形。于是南京得有所准备，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散布谣言说，西安已经赤化，蒋委员长已被杀害。何应钦即坚决主张###，故意举行白衣誓师的仪式，以激励反动派。八项主张的电报被内奸蒋斌压了两天，直至住西安的山东代表裴某，接韩复榘来电询问真相，我们始发觉蒋斌之通敌，遂逮捕蒋斌，急电天津无线电台台长陈先舟星夜来西安接任交通处长。由于内奸事故，致使中外对于西安”双十二”事件一时不得真相，因此各方面的真实反映，除广西李、白，四川刘湘等而外，其余均经南京加工伪造，才能发表。故当时张、杨所收到的电报，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为大逆不道。”
随后，张、杨两将军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军政措施：
（一）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董英斌为参谋长；
（二）组织参谋团，由双方的军事将领和高级幕僚组成，计有孙蔚如、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鲍文樾、李兴中等人，以何柱国为主任，负责研究一切军事问题；
（三）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卢广绩、洪钫、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杜斌丞、李维城等组成，后又加上南汉宸、苗剑秋，以高崇民为召集人，负责讨论有关的政治问题，并向张、杨提出建议）；
（四）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及骑兵集团军，集结等待出发；
（五）集中军队，将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一，五师集结西安附近，五十一军警戒兰州，十七路军由陕北移至关中，一方面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防御中央军的攻击；
（六）取消政训处，成立政治处，应德田、申伯纯分任两军政治处处长，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七）改组陕西省政府，原成员一律免职，以王一山任代理省主席，各厅长均为杨虎城的部属；
（八）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
（九）改《西京日报》为《解放日报》，由郭维城等任主编；
（十）释放全部###，共约150余人。
从此以后，古老的西安城内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扣留中的委员长（1）
12日上午9时，蒋介石被护送到新城大楼，住进早已准备好的房间，由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看管。
此时的西北大地，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49岁的蒋介石穿着单薄的睡衣在严寒的室外折腾了大半夜，极度的惊恐加上难以忍受的严寒，已经把他折腾得不像人样。只见蒋介石面色惨白，须发如霜，因未戴假牙，两颊内凹，上穿古铜色春绸丝棉袍，只穿衬裤，脚穿上海造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皆有荆棘划伤血痕，因翻墙跌伤，腰部弯曲。天气虽严寒，蒋面部却流淌汗水，这是惊吓过度所致。他坐在椅子上，以右腿置左膝，全身发抖，呼吸喘急，并不断出声长吁短叹。宋文梅为了缓和蒋之神志，即劝其应镇静从事，他低首无一语。宋文梅继续劝告，并请其饮水，在十分钟内，连饮白开水约十余杯，但人依然惶恐不安。上午。时左右，张学良来见蒋，执礼甚恭，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答。宋文梅张又说了一次，蒋仍不答。张学良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为国家着想，并非为私人利益打算。现在，我们民族危机，已到这样严重阶段！政府不为民族生存着想，反继续进行内战。凡有血性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而委员长独持偏见。今天，希望委员长平心静气，勇于认过，爱惜国力，能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及全国人民与愿足矣。”
蒋介石这才呐呐地说道：“你既为国家事，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
张学良又接着说：〃国家民族今日成此局面，谁使为之？日本进占沈阳后，都责学良为卖国贼，究竟谁是真正的卖国贼？试问‘九一八’事变，是谁的阴谋诡计所促成？谁坚持不抵抗，反复嫁祸于人？请将这些事件真相，向全国人民公开，孰是孰非，自有公论。狡计阴谋，岂能永远蒙蔽人民的耳目！”
蒋介石依然呐呐地重复他的要求：“你既为国家事，送我回洛阳再谈。”
张学良继续陈词：“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你仍执拗不悟，固持偏见，自可由群众公裁！”
蒋一听到张学良说要把他交付“群众公裁”，误以为要把他交由人民公审枪决，既气愤又害怕，立即说：“以往，我待你如何好！你竟想把我交给群众公裁！你既为国家事，速把我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见此情形，张学良只好辞出。
中午12时，邵力子奉张学良之命前来劝说。这时，蒋介石惊魂初定，情绪也已经基本稳定，邵力子坐在蒋对面的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
邵答：“从绥靖公署卫士队队长室来。”
蒋又问：“钱慕尹、钱大钧、在何处？”
邵答：“慕尹胸部受伤，已入院治疗。”
谈至此，蒋、（邵皆默从无语。蒋介石要宋文梅站到室外，准备与邵力子谈秘密事。宋文梅离开房间时，却将房门大开，以便仍然可以监听他们的谈话。蒋介石见宋文梅要监听他们的谈话，不禁大为恼怒，气势汹汹地拍桌呵斥道：“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把门大开？”蒋随即起身，怒气冲冲地将房门关上。宋文梅也不示弱，马上又将门推开，并回敬蒋介石道：“请不要生气，我们系奉命令在此。且今日之事，无不可闻者，何须再秘密！”
见此僵持局面，为缓和气氛，邵力子对蒋介石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
蒋听了邵的介绍，似乎从中看到了某种希望，立即转变颜色，笑着对宋文梅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谈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
宋文梅答：“你是委员长，如何能认识我？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蒋没等宋说完，即问：“学校为什么开除你？”
扣留中的委员长（2）
宋答：〃教育长要开除我，原因我不知道。”
蒋介石连声说：〃我认识你，认识你！”
这时，宋告蒋：〃你们谈话，我站在这里，没有关系，请谈罢！”
蒋介石估计宋不会离开，即开始与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事情，你事先知道否？”
邵答：〃不知。”蒋闻语默然。
邵即心平气和、缓缓地对蒋说：“今天已发生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事实上，由于日寇不断的侵略，造成全国人民的愤怒，如果政府没有良好的办法，自然会酿成变故。今天要弥补，尚未为晚。”
蒋细听，仍不作答。
邵继续劝蒋说：〃抵御外侮，法国（应当是西班牙——笔者注）是最好的榜样，他们建立了人民阵线。这种办法，我们未始不可采取。在中外历史上，当外侮来的时候，息争、合作以御外侮的事情很多，希望委员长有鉴及此！”
邵委婉劝告。在邵力子说话时，蒋自始至终未置一词。中间曾长长叹气数次。邵讲完，两人默坐片刻，蒋告邵：“你先回去罢！”邵即辞出。
邵去后，蒋即向宋文梅要来纸笔，给妻子宋美龄写了一封简短的电报，交给宋文梅，并问：“是否可即发出？”宋答：“可。”电报原文如下：“南京蒋夫人：中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宋文梅随即将电报转交张学良，于当日发出。
之后，宋文梅命人端来饭菜让蒋介石吃。蒋介石此时已是饥饿难忍，但又害怕饭菜里有毒，迟疑不决。宋看出蒋的心思，大声对他说：“这里的饭是很干净的，不会有任何意外事情发生。如果因没有假牙套，这里有麦皮粥，还是吃点好。”在宋的劝说下，蒋答应进食。宋即告诉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熬了麦皮粥让蒋喝了。蒋又告诉宋，想喝些橘子汁。宋又派人到街上买来橘子榨成汁倒进玻璃杯中送给蒋，蒋一饮而尽。蒋似乎很满意，告诉宋，他最喜欢喝橘子汁。
12日晚9时，张学良第二次来见蒋，蒋假装已经睡觉，不理睬张学良的到来，张只好辞去。
当晚，蒋卧在床上一直呻吟不止，期间曾饮橘汁一杯。宋见蒋呻吟不安的样子，曾入室劝慰，望其心境爽朗，从容应变，并一再强调：“应接受张、杨两将军所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否则，对自己对国家，非徒无补，反益增困难。”
12日晚上，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要他设法营救蒋介石，建千载一时之功。李兴中当即把信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鉴于西安绥署内部复杂，为防万一，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把蒋介石移住张公馆对面空着的高桂滋公馆。”
13日正午，蒋介石向宋文梅要来纸和笔，在一张纸上悄悄写了一些什么，随后折好放在手心里。随后，蒋让宋派人把邵力子找来，蒋把纸头交给邵力子，然后准备有所交代。邵力子见宋文梅立在一侧，说话不方便，便故意高声说：“宋营长仍在这里。”蒋立即终止与邵力子的谈话，邵力子起身离去。至于蒋在纸头上写了些什么，宋文梅没有问，邵力子也一直没有透露，故至今还是一个谜。”
13日下午，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蒋介石起初以为杨虎城没有参与此事，故对他寄予希望。杨虎城来后，向蒋陈述此次事变的主因，并说明他和张学良将军纯洁的动机，希望蒋为国家计，应当详细考虑西安各将领及各救国团体所提出的八大主张。杨虎城并以和蔼的口气劝慰蒋少安毋躁。见杨虎城也参与了这次兵谏行动，蒋大失所望，遂不再多谈。约10分钟后，杨虎城只得告退。
杨虎城走后，蒋向宋文梅要书看。宋为缓解蒋的紧张不安情绪，找来了一本日本人著的《长安古迹考》送给蒋。蒋对此类著作没有兴趣，稍加翻阅即交还给宋，要求换一本。宋即将蒋介石以前编的阐述所谓“教、养、卫、管”的反动小册子送给蒋，蒋大喜，反复翻阅。可见到这时，蒋仍念念不忘###，也许是故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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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留中的委员长（3）
经过近两天的观察，蒋见宋文梅对自己尚算恭顺，又是他的黄埔军校学生，以为有机可乘，便话中有话地向宋文梅讲起当年自己独自一人赴“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上“勤王”的故事，说当年孙中山总理避难在“永丰”舰上时，惟他一人从奉化老家赶到舰上护卫孙中山云云。其言外之意是让宋文梅也学他的样，来一个“勤王”之举，企图将宋文梅拉过去。但宋文梅忠于杨虎城，他的拉拢显然没有奏效。尽管宋文梅没有被蒋拉过去，但蒋对宋的细心照料还是很满意的。据说，蒋曾有意提拔宋文梅，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假如宋文梅在看管过程中虐待了蒋，那蒋出去后是会报复的。”
13日黄昏，张学良第三次来见蒋介石，告以住在新城大楼诸多不便，请他移居他处。蒋不允。
不久，张又请邵力子来劝蒋搬家。蒋表示：“这是西安绥靖公署，属行政院在陕之机关。我是行政院长，住在这里才无愧于职守。张汉卿如果不把我送回洛阳，就让我死在这里。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
当晚11时，孙铭九奉张学良之命来请蒋介石搬家。宋文梅将孙铭九的来意告诉蒋，蒋怀疑对他不利，坚决不肯搬。宋文梅与孙铭九商量是否可以不搬，孙铭九说奉副司令的命令，必须搬迁，要宋文梅劝蒋，蒋坚决不同意。宋文梅没有办法，只好请孙铭九入室一起劝。蒋见孙铭九腰间别着左轮手枪，以为孙要把他拉出去枪毙，十分惶恐。他对孙铭九说：“你在日本上学时，我对你很好，你还记得否？我是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应该住在西安绥靖公署里，因为绥靖公署是受行政院管辖的，要我搬移，我不愿去。”
孙铭九和宋文梅再三劝说，蒋就是不听，他恐惧万分，最后干脆以被子蒙头，不再回答。事已至此，宋文梅只好与孙铭九退到房间外面商议，现在已是深夜，是否等到明日再搬迁？孙铭九同意，即返回向张学良复命。蒋经此惊惧，竟彻夜失眠。到14日清晨，蒋介石因为一夜未寐，结果患了重感冒。他头依枕侧，鼻涕长流，呻吟不已，一副不胜痛苦的模样，并要宋文梅给他几片阿司匹林。宋文梅向张学良报告，张即派军医前来给蒋诊治。
14下午5时许，张学良偕端纳来新城大楼见蒋。蒋见到端纳后情绪才真正安定下来。
中外的反应（1）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对于国民党和南京当局来说，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请看当时的南京政府要员陈公博的回忆：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夜，我记得是张岳军（群）在他的外（交）部官舍请我们食饭，那夜是两桌人，孙哲生也在内。那夜我不知为什么，大概是偶然罢，不到七时便到了外交官舍，除了我之外，一个客也还没有到。张岳军匆匆地下楼招呼我，又匆匆地上楼，我觉得他神色张惶，而又故作镇静的样子，这时已有两三个客来，张岳军又下楼拉我到饭厅。
“蒋先生被捉了。”岳军还沉着。
“是被谁捉的？”我有点惊诧，因我以为蒋先生还在洛阳。蒋先生的行踪报纸一律不敢登载的，我对于蒋先生的行踪也一向不愿意打听被张汉卿捉的。”岳军似乎怪我连蒋先生早到西安的临潼还不知道
“现在蒋先生在哪里？”我不由得感觉有些悲哀。“
“今早在华清池被捉，解到西安了。”岳军声音也显了哽咽，但嘴边似乎挂着苦笑，掩饰他的悲痛。
“唉。”我不觉流下泪来，“我虽然和蒋先生很隔膜，但我实在太难过了。”我抑制不住我的伤心，因为蒋先生到底是国民党一个负责人，今日遭遇了这个悲运，我起了同情和可怜之感，不觉把一向不满意于蒋先生的反感消失了。
“不要再说，孙哲生来了。”岳军抑着我，其时孙哲生入了客厅。那夜的宴会算是草草终席，主客也不再提。席散之后，岳军告诉我他要去何敬之（应钦）公馆开会议，而我则要去告诉汪夫人，我约定见了汪夫人之后，再到何公馆会合。
……只是我当日听了蒋先生被捉的消息，心内倒有些凄然，我一生的脾气都不愿落井下石的，也鄙视幸灾乐祸的，他一世英雄，纵横捭阖，桀骜枭雄，结果也像胡展堂（汉民）和李任潮（济深）被人扣了，我不由得不洒一掬同情之泪，对于他一向的强项，似乎已登时软下来了。
而且他的被捉，生死未可预期，他落在别人的手也还罢了，今日倒落在无法无天的张汉卿、无知无识的杨虎城和素与国民党敌对的共产党之手，如何使我不同情，不悲愤。
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2日下午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到他位于南京斗鸡闸的官邸交换意见。这些国民党的大员们碰到这样的大事，也已经是六神无主，人言庞杂。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日记中记载：李烈钧主张考虑蒋安全，陈璧君主安全，陈公博亦然、朱培德主打，何敬之主打，叶楚伧主打，戴季陶主打。主张打的人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应当实行武力###。
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两会成员外，还有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共约四五十人参加。会议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丁惟汾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两位###主持。会上仍然是两种意见争论不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开会的详细情形：
甲说：谓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藉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还；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公竟死。此中关键，固须审慎，然千秋后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服。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此说，辞旨严正，考试院长戴季陶实主之。
乙说：对于甲说之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等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
中外的反应（2）
戴季陶有趣的是，强烈主张###的竟然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一批国民党###，如戴季陶、吴稚晖等，此外就是何应钦等黄埔系将领。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所谓的纲纪。特别是戴季陶，他与蒋是八拜之交的金兰兄弟，一直以蒋的最高国策顾问自居。碰到这样严重的事件，戴季陶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拿大主意，故在会议上显得最为活跃。当两派意见僵持至次日凌晨，时尚不能做出结论时，戴季陶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神态简直像疯狂了一般，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罪的方式将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成果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断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还引经据典地说了一大通，最后警告与会诸位：“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说完这番话后，他注视着军政部长何应钦说：“万一有意外，只有我二人做文武翁仲耳！”
在主战派的强烈坚持下，会议于13日凌晨做出如下决议：
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二、调整军事委员会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至七人，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同一天，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联合署名发表国民政府令，公布了这个决定。
通过这一系列的决议，将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转移到了蒋介石的亲信孔祥熙、何应钦的手中，排除了非蒋系势力染指南京政府权力的可能性。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即着手调遣军队，准备进攻西安。
西安事变的爆发，同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内方面，社会舆张季鸾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褒贬、毁誉各异。
左翼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在西安的西安学生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18个民众团体于12月14日联合发表通电，斥责蒋的误国政策，称赞张、杨的爱国壮举，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爱国主张，迅速召开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同日，北平学生联合会致电张、杨，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
12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站在民众的立场，站在团结御侮的立场，对张、杨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反对采取兵谏的方式。宣言说：“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轨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我们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右翼团体（右翼知识分子及其舆论工具如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则明确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攻击张、杨的行动。一贯拥护蒋介石的张季鸾、胡适、傅斯年等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更是如丧考妣，在这些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使用最恶毒的语言，歇斯底里地攻击张学良（杨虎城，同时使用肉麻到牙齿发酸的语言狂捧蒋介石，掀起一股笼罩全国的宣传恶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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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反应（3）
西安事变期间，《大公报》每天发表一篇由主笔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斥责张、杨，吹捧蒋为惟一领袖，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以1936年12月18日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为例。该文说：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躁着，祈祷你们悔祸。……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说甚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众这样悲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这样牺牲，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切莫索要保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甚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这样肉麻的文字，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家们也未必能够写得出来，所以当报纸出版后，国民党中央下令将《大公报》加印数万份，用军用飞机运到西安上空散发，成为攻击张、杨的重磅炸弹。胡适表面上给人以温文尔雅的大知识分子印象，但实际上他骂起人来却是狠毒无比，这次骂张、杨也不例外。他文章的题目是《张学良的叛国》，内容就更恶毒。他说：
中外的反应（4）
……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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