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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全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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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危局（1）
1928年6月3日，张学良送走父亲后，全力处理撤军和京、津和平接收等事项。他下令奉军一律退守滦河地区，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则集中在军粮城、唐山一带。当晚，张学良夜不能眠4日早晨起床，他看见吴泰勋（吴俊升之子）在扶乩，就问大帅如何，沙盘中出现“大帅归矣”四个字。张学良见后，还讥笑吴泰勋说：“这乩太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
中午，张学良即接到张作霖在奉天附近被炸负伤的消息。闻此噩耗，张学良力持镇静，处变不惊。他竭力促成北京社会各界头面人物王士珍等出面，接洽和平让渡北京办法，最后商定奉军留鲍毓麟旅在北京暂时维持秩序，待国民革命军进城接防后再退出。当天的生日宴会也照常进行，张学良神色依然如常，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只是不像平常那样爱讲笑话而已。
傍晚，张学良、杨宇霆专车由北京开赴滦州，暂住滦河西的北山大觉寺内，指挥奉军陆续撤出关外，并筹划如何处置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
因为父亲的忌日正好是自己的生日，张学良从此以后不再在6月4日过生日。他说他不能过自己的生日，一过生日就想起父亲。由此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张学良对父亲的至爱，父子情深，而且也能体会到这次事件在他心中留下的创伤，从此埋下了坚决抗日的种子。
大约在6月1？日左右，张学良获知父亲已于被炸当日身亡的确切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但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稍一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乱。他把痛苦埋在心里，每天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照常工作，到各军视察，只是在私下里跟亲信谈及此事时，泪流满面地说：“我父亲死了，我很痛苦，但现在，再苦也不能说出来。”
直到滦州撤军、布防基本部署妥当后，张学良才把前线军事指挥权暂时交给杨宇霆，自己化装乘坐闷罐车，杂于士兵中秘密出关，潜回奉天城。当时，大家都明白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谁也不知道日本侵略者下一步要干什么。日本侵略者既然敢谋害张作霖，也就有可能同样对张学良下手。为防止重蹈父亲的覆辙，张学良身穿灰色士兵军装，剃光了头发和胡须，只带副官谭海、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外交助手王家桢等几个亲信随行，他们坐在一列运载撤退奉军的闷罐车内出关。车过皇姑屯时，他探身门外，神色惨淡，默然无声。6月17日，张学良平安抵达奉天城。
皇姑屯事件后，奉天省当局立即识破了日本军人的阴谋，采用奉天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臧式毅的建议，秘不发丧，对外宣布张作霖只是身受了轻伤，以稳定局势，防止关东军借机行事。厨房每天照常开张作霖的饭，医生天天按时来帅府换药，照常填写病历和处方。还把张作霖头部用绷带包扎起来，仅露出眼、鼻、口，躺在床上，旁边照常摆上鸦片烟具和水果，甚至重新为张作霖配制了爆炸时损坏的老花镜，置于床头。中外客人探病问伤，一律请其在卧室外隔着窗户遥望，使日本人一度信以为真。
一直到6月8日，关东军才确认张作霖已死。但由于奉天当局沉着应对，力戒与日军冲突，河本大作所期望的两军武装冲突始终没有发生，日本人找不到出兵的合适借口。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曾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授予关东军向京奉铁路沿线出击的权限，内阁多数成员以事关重大，予以拒绝。结果，河本的计划仅仅是炸死了张作霖而已。
同时，在张作霖继承人问题上，日本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主张拥立张学良，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了张作相，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这反而为张学良顺利继承父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学良返回奉天帅府，一见到父亲的遗体，便放声大哭，把十几天憋在心中的悲痛与苦闷一下子倒了出来。经此发泄，他情绪有所好转，马上考虑善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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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危局（2）
当晚，奉天省长刘尚清、督办公署参谋长臧式毅、外交处长王家桢等齐聚帅府，连夜讨论，认为既然大帅在弥留之际有话，理应由张学良先主持奉天军务，以防不测。最后，商定用张作霖的名义草拟手令一份，内称：
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仰即知照，并转所属一体知照。
张作霖铣
张作霖的名字是由张学良代签的，他模仿父亲的笔迹，写得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乱真。因为前方将领和奉天要员都知道张学良17日回到奉天，为避免内部生疑，日期落上“铣”（16日）字。
第二天，6月18日，刘尚清发表奉天省长公署令，宣布奉“张作霖手令”，张学良已于17日代理奉天军务督办。2？日，张学良通电全国，正式就职。电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自今以后，谨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即张作霖5月9日息争通电——笔者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争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争，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一。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交邻亲善，古有明言，东省地介边陲，尤宜讲求外交。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友国相周旋，屏除挑拨离间之阴谋，祈达共存共荣之目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二。
东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戎政固职责所当然，然古有明言，兵在精不在多，比年因战事发生，编制不无冗滥。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厉行兵农政策，即以收束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但使畎亩中多一耕农，即社会上少一游惰。彼时生产之力日增，军费亦因之自然日缩，袍泽同感生存之乐，而饷需亦无竭蹶之忧，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三。
奉省金融困滞，公私痛苦同深，勉事补苴，终非善策。自今以往，当厉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蠲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推广教育，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治早日观成，即政治之改革可期完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四。
至于国家之大，主体在民，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行，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庶将来政治入于正轨，全国可企同风，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五。
以上所列，上之则秉承于庭训，内之则发动于良心，端绪虽繁，精神不贰。志愿所在，生死以之。
通电提出了治理东北的五项方案，可以说是张学良的施政纲领。归纳起来即是：（一）罢兵言和，反对内战；（二）交邻亲善，讲求外交；（三）整饬戎政，实行兵农政策；（四）提倡实业，整顿金融；（五）顺从民意，改革政治。
当时，张学良就任的是代理奉天军务督办之职，但电文中讲的多是全东北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为他不久主政东北三省做了理论准备。
在通电就职的当天，张学良还采取同样的办法，用“张作霖手令”，调吴俊升的侄儿、护理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吴泰来为奉军三、四方面军骑兵集团军军长，委派万福麟任代理黑龙江省军务督办。
未完成的营葬（1）
在运用父亲的名义解决了奉、黑两省的军政当局继承问题后，张学良才于6月21日公布死讯，宣布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于当天子时去世，开始发丧，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帅府内搭起高达2？多米的灵棚，中央设祭坛，安置张作霖的灵柩，前有戎装照片，左右两旁摆满了社会各界送的花圈。灵棚悬挂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包括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段祺瑞等军政显赫人物。中外吊丧宾客络绎不绝。东北各省城、市县也先后搭设灵棚，公祭张作霖。一时间，好不热闹。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
在为张作霖治丧期间还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张学良自述说
我父亲开吊之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率宪兵一小队，亲来吊祭，我因仇愤，冲动万分，拟杀之以祭我父，被张辅忱（张作相字）、王维宙（王树翰字）二人所制止。张以强词不准我乱动。王则劝我说：东三省父老，对我有所期望，付托以大任，非有私爱于我也。我虽不计一己之利害，我不能不顾东三省父老之遭殃，不可徒逞一时之愤，而害无辜。何况人来行吊祭之礼，我则杀之，此非丈夫之行也。成大业者，须能忍辱负重，非逞快之徒，语云：“打落门牙，带血吞。”愿我三复斯言。当（菱）刈隆祭毕去后，我行家祭未能终祭，曾悲痛昏倒于父亲的灵前。
如果不是张作相、王树翰及时制止了张学良的一时冲动，真的杀了日寇关东军司令官，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8月，张学良为父亲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停灵柩于奉天东关竹林寺待葬。
从1928年秋天开始，张学良投入14？？万银元（其中大帅府拨款5？？万元，东三省捐款8？？万元）巨款，在抚顺市东约六十里的铁背山麓，开始为张作霖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这块墓地是张学良带领风水先生亲自勘定的。在张学良主持下，成立了大元帅墓葬工程处，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亭任总办，石辑吾为经理。墓地临山环水，苍松翠柏。风水先生称此地：前照铁背山，后坐金龙湾，东有凤凰泊，西是金沙滩，是一块罕见的风水宝地。张学良对墓葬工程十分关注，多次亲临工地视察指导，并将墓地取名为“元帅林”。工程历时三年，工程尚未竣工，日寇即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工程被迫中止。日伪统治东北的14年间，张作霖墓地屡遭严重破坏，成了一片废墟。
1979年，辽宁省政府根据文物保护政策，拨款重修“元帅林”。整个墓地坐北朝南，由方城、圆城、墓室三部分组成。圆城南大门内新铺游览的甬道，建一花坛，外围栽植上千棵果树。台阶两旁有高耸的华表和一对石狮。台阶尽头，翁仲对立。墓室内浮雕飞天，汉白玉的盘龙、瑞兽翊翊如生，顶上有日月星辰。
重修“元帅林”后，留在大陆的原张学良旧属卢广绩（96岁）、刘鸣九（91岁）、荆有岩（91岁）、郭维城（78岁）、张庆泰（8？岁）、吴家兴（8？岁）、杨志信（8？岁）于199？年4月18日联名写信给张学良，邀请他回乡移葬张作霖。信中写道：
汉公钧鉴：
岁次庚午，适逢我公九十高龄之期，南望云天，别情离绪，实不胜怆然。所幸苦难之祖国日趋振兴，统一之局面为期不远。大陆人民，特别是公之旧属亲朋莫不衷心默祝，深盼能不放过我公一生之惟一之九十寿诞，为公当面祝南山不老之寿，借叙离情。我公亦可假此机会探视（扫墓（葬先人。公曾一再亲口说过，先大帅壮烈遇难，简葬辽西，尸骨未寒，其灵柩必须由公本人安葬辽东。铮铮斯言令人难忘。现驿马坊旧坟地，已由锦州市和令孙大壮出资修葺，元帅林新墓园一直由抚顺市政府负责，保护完好。移葬条件已具备，只待我公亲临主持，如此良机实不可失。我等深知我公一向谦虚大量，但对此办寿扫墓探亲移葬之奉当允不辞也。对此台湾当局亦当本人情大义不予拒绝。引领神驰，不尽欲言。谨祝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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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营葬（2）
此信寄给台湾著名大报《中国时报》社编辑部转交张学良，但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没有接受邀请回乡。同年1？月9日，张学良复信卢广绩做了答复。信中说：“寄来剪报及报纸均收到，多谢！最近甚忙，迟迟未能复信，请原谅。请代为问候各位乡弟。”
信的抬头称卢广绩为“广绩乡弟”，实际上卢广绩长张学良7岁，应当称“乡兄”才对。也许是分别半个多世纪，张学良记忆模糊搞不清楚谁大谁小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九一八”事变打断了张学良安葬父亲的全盘计划。张作霖的灵柩停在东关竹林寺无法入土为安。一直到1937年6月3日，即张作霖遇难身亡第九个年头的前一天，才由在伪满洲国中任职的原张作霖旧属出面，将其安葬在辽西黑山县驿马坊（今属锦州市，距城区约39公里）。
继承父亲霸业
说完张作霖安葬的原委后，我们再回头叙述1928年夏季的东北政治军事外交局势。
随着张作霖死讯的公布，东北军政最高长官人选的确定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按照封建军阀集团家天下的传统做法，嫡长子继承父位是天经地义的准则，张作霖生前不遗余力培养张学良，这是奉系集团成员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早就以“少帅”闻名全国的张学良，应是新统治者的法定人选，但并非惟一的人选。当时，鉴于张学良过于年轻，奉系一批老人竭力拥戴老成持重的张作相为领袖，另有少数人支持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日本人在占领东北的阴谋失败后，这时又在继承人问题上大做文章，推波助澜，在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之间制造矛盾，弄得一时间谣言四起，飞短流长。
吉林省军务督办张作相，祖籍直隶深州，1881年生于奉天义县，是张作霖的绿林老伙伴、结拜兄弟。在张作霖的早期绿林伙伴中，张作相享有“忠厚”之名，是奉系军阀集团内部的一味“甘草”，在张作霖与其集团成员中起着调和阴阳的作用，张作霖也很尊重他，在东北军界、政界深得人心，资历和声望俱佳，是有力的人选。
当时，张学良只掌握部分兵权，才使用手腕谋得奉天省军务督办之职，基础尚未巩固，如果公开与张作相争夺，不一定能成功。因此，在6月24日举行的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会议上，张学良以退为进，谦逊地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自己只任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省继承父业的张学良骑马阅兵保安司令。
张作相对张作霖一直忠心耿耿，自然不愿辜负老帅。而且，他自知无力应付当前的复杂局面，认为张学良年少有为，培养的新派势力雄厚，一定能够担当危局，应付内外，保持东北的团结，继承父位顺理成章。所以，他力辞不就，并推举张学良为总司令。他当着大家的面，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作为奉系中老一辈最有分量的人物，张作相这一番话，等于一锤定音，解决了张学良的继承权问题
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再开大会，张作相恳请辞职，并全力推举张学良。最后，大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司令。
7月4日，张学良宣誓就任本兼各职。23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宣告成立，推举张学良任委员长，统一管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重大事务。至此，张学良继承父位，取得了东北最高权力，主政东北，成为第二代“东北王”。此后，东北进入了所谓的少帅时代。“少帅”这一非正式的、但极为流行的称呼，才算是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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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住压力易帜（1）
张学良继承父位、主政东北后，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轻松自在。在显赫的权力和令人眩目的威风背后，是几乎使他不堪重负的责任。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是继续走父亲的老路，在日本的扶植下，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的独立王国？还是毅然易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张学良必须首先做出明确抉择的最重大问题。
第一条道路，对于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来说，基本上没有考虑的余地。他少年时代就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东洋观操萌生了抗日的志向，及至皇姑屯的爆炸声敲碎了他心中残存的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形成了坚决抗日的思想。父亲一生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从不公开得罪，基本上保持了合作关系，仍不免惨遭毒手。如果自己还和日本合作的话，岂不是比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深深认识到，绝不能再走父亲的老路，绝不能和侵略者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求得东北的发展，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迟早会使东北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第二条道路，与张学良早先息内争御外侮的主张正好吻合。张学良一向有国家民族观念，主张国家统一。他既已决定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就必然要承受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甚至要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但光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一国，要想免除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因此，张学良就任不久，即于1928年7月1日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遣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人前往北京，与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东北易帜的问题。
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地区，结束北洋政府长达16年的统治。不久，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使得关内地区都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只有东北四省仍悬挂五色旗。这样，东北的归属问题就成为南京政府能否统一全国的焦点，中外瞩目。蒋介石担心出兵关外必遭日本干涉，酿成第二个“济南惨案”，因而也力主和平统一。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位集团军总司令在北平（6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笔者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祭告孙中山典礼。典礼结束后，在北平召开善后裁军会议。在此期间，蒋介石亲自接洽处理东北问题。
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等于7月10日下午抵达北平，即由何成浚、蒋作宾陪同前往香山拜会蒋、冯、阎、李四位总司令，洽商一切。
此前，东北方面对于和平统一问题提出过如下的条件：（一）东北政治分会由张学良任主席；（二）国民革命军不进入东北；（三）南京政府不干涉东北军政；（四）南京政府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五）热河划归东北。
而南京政府方面提出对案则是：（一）奉军出关；（二）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服从三民主义；（四）东北政治分会主席由国民政府委派；（五）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
关于东北易帜问题，在北平的四位总司令意见并不一致。张学良自述说
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并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支，炮若干百门，而后才能谈投降的问题。”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冯先生所索要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现在车辆缺乏，交通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王维宙即拟退返奉天。夜间，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言：“你不要听冯焕章（冯玉祥字）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语，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成浚）、张岳军（群）同王商谈，蒋主席派何雪竹、方本仁、吴铁城先后来到奉天，组成东北政府分会，中央任我为东北政府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顶住压力易帜（2）
7月14日，蒋介石在香山别墅宴请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四人。席间，邢士廉等进一步陈述东北现状及张学良期望统一之忱。蒋表示赞许，仍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东北，绝无其他主张。
当天，蒋指派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刘光等作为他的代表，随同张学良的代表前往奉天与张学良当面会商东北易帜问题。
刘光到奉天后向张学良提出：（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张学良表示：这三条均可办到，但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四项：（一）外交问题，请立示机宜；（二）党务方面，先派员赴南方见习，再举办党部；（三）政治分会由其组织请求南京委任；（四）停止对热河的军事行动。刘光当即将张学良上述意见电告北平蒋介石。
7月16日，蒋又加派何成浚、孔繁蔚为南京全权代表赴奉，直接同张学良商谈。经双方往来洽谈，顺利达成协议，决定于7月22日宣布易帜。
不料，日本人斜路杀出，施加巨大压力，公然干涉东北易帜。
日本侵略者在炸死张作霖（扶助复辟派一举夺取东北三省的罪恶图谋失败后，转而决定向张学良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在东北搞独立王国，使东北成为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
早在6月2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曾谒见张学良，声称接到田中首相训令，劝告张学良：“为今之计，东北宜以保境安民为重，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
7月12日，林久治郎第二次奉命谒见张学良，公然表示日本反对东北当局与南方妥协而易帜，并威胁说：此举将导致东北治安秩序陷入混乱。
7月16日，张学良亲自拜访林久治郎，告以东北与国民政府商洽和平统一的条件，并征求其意见。林答以容请示日本政府后再行答复。林久治郎得到政府的训示后，于7月19日谒见张学良。林久治郎直接把田中首相的书面警告交给张学良，内容为：（一）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实无与其联系之必要；（二）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三）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愿予以充分接济。张学良阅后，很冷静地问道：“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久治郎无言以对。只是说日本政府的意见，希望予以充分考虑。两人不欢而散。
鉴于日本的强硬态度和巨大压力，张学良不能不有所顾虑。他授意奉系势力统治下的热河特别区都统汤玉麟于7月19日发出通电，宣布……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
日本对热河尚鞭长莫及，对热河的易帜没有阻挠。
7月19日，张学良分别致电王树翰、何成浚等，要他们将日本人的警告转陈蒋介石。
7月2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不能马上践约，要求蒋指定地点，他愿与蒋当面商谈。
但蒋介石坚持认为日本未必敢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即使出兵，全国必为东北后援，要求张学良当机立断、毅然宣布易帜。当天，蒋介石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说：“应催张学良不可为倭奴恫吓所折服，当即决定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以救东北救中国。”
同一天，何成浚、刘光复电张学良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总座之意，以日人态度如此，尊处愈有当机立断、毅然宣告之必要。盖日人此等举动，非仅悍然干涉我国内政，直已视东三省为彼俎上物。今惧别生枝节，而犹豫不决，以后将永远受宰割，东三省不复为我国领土，先生亦岂能更有立足之地？……东三省存亡，即中国之存亡，系乎先生今日之举惜，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
7月23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再次要求“请先毅然断行，以救中国”。面对南京政府的一再催促，张学良在7月23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明其拥护统一的态度与不能立即宣布易帜的苦衷。他说：“余现感到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故自先父去世，即迭派代表与国府要人接洽妥协。一两日来已急遽接近，（即将）成为事实，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或当藉日本警告便诚心地进一步与国府早谋妥协。质言之，余与国府精神上已趋一致，现不过形式上之易帜之问题，尚须迟缓一、二日实行而已……”
顶住压力易帜（3）
7月24日，张学良再次致电蒋介石，进一步解释：“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弟对兄方深愧疚，乃蒙曲垂爱护，益觉汗颜。或有疑日方警告系弟故弄手段，弟可誓诸天日，且弟之为人，向不肯欺人自欺，请询君实、小岱即可尽知。如再怀疑，并可派员来奉监督一切。总之，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数日前探知田中意旨，如我方不听劝告，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观奉垣形势，我公定悉。今日接东京电云：民政党联合贵族院反对政友会对于东省之举动，以为破坏统一，干涉中国内政，此种拙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益立于不利之地位，而政友会少壮派亦起而反对干部等语。是田中地位行将摇动，我倘于此时予以借口，彼转可借对外问题以延长其政治生命，故为大局计，似不必急此一时。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弟亦知兄因东省之事，受众指谪。弟年未三十，相报之日方长，倘蒙爱护于前，更复维持于后，则感刻曷其有极。披沥肺肝，敬祈鉴察。”
张学良不能立即宣布易帜，不仅理由充足，且合情合理。蒋介石不能不考虑。7月25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表示谅解。电云：“兄之为难，弟亦深悉。弟现请方耀庭（方本仁）君到奉，面达一切详情。……时局虽艰难，我辈当忍耐奋斗。如一去了事，决非所宜。且于兄于弟仍无所益也。东三省关系重要，惟兄是赖，务望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
张学良之所以不同意立即宣布易帜，除了来自日本方面的巨大压力外，东北内部意见不一致也是张学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何柱国说：“东北换旗，不仅外受日本之阻挠，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等，新派将领中的杨宇霆等也都反对换旗子，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说换了旗子，就失去自主，听别人的指挥，东北这个老家就保不牢。杨宇霆说北伐军对关内还没有统一，大局还没有定，国民党无力伸手关外，不换旗，可以举足轻重，战守自如，主动在我）换了旗，就得听命蒋介石，进退失据。他力劝张学良闭关自守，暂作壁上观。老一派的意见也是如此，但是新老两派之中却有很大一部分人拿不定主意，要张学良自己决定……
张学良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对于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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