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柏杨)-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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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域》原以“血战异域十一年”连载于民国五十年的《自立晚报》，署名“邓克保”，其后由平原出版社出版，易名“异域”（一九六一），流传极广，一九七七年由星光出版社再版，十一年后另有跃升文化公司版本。

　　　　本书记载一九四九年底从云南往缅甸撤退的孤军之奋战及其艰难险阻，孤军腹背受敌（共军、缅军），又得不着政府之支援，在复杂情势中的战略拟定及战术运用，以及袍泽、亲子的关系等情节，交织成一部感人肺腑的战争文学作品。

　　　　如今世人皆已知邓克保是柏杨的化名，他以第一人称“我”叙述，像是自传体，但柏杨并未参与其事，而是一种“代言”，不过发表及初版的当时，人们都信其为亲身经历者的报告，这就形成文类归属上的歧异，全集从旧，列入报导文学类，一九九九年香港《亚洲周刊》票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异域》排名三十五，从报导文学的“记实”到小说的“虚拟”，可论述空间极大。同年，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中，仍有这一类的辨正，正可见其构成的特异及内涵饱满的张力。撇开文类的纠结，从战争文学的角度来看，《异域》堪称一部台湾文学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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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国三十八年那一年变动之大，现在回想起来，心头还仍有余悸，共产党像决了口的黄河一样，汹涌的吞没了全国所有的省份，只剩下云南一片干净土，而在这一片干净土上的首领，却已决心向共产党投降，人心惶惶，昆明城一夕数惊，作为一个坚贞不屈的战士，内心的悲痛和旁徨只有上天垂鉴，我是第八军的一个军官，第八军和另外的二十六军的弟兄们，一直在焦急的等着变，但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马上就要变了。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省政府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他那时叛迹未露，还是堂堂正正的方面要员，李弥和余程万两位将军没有理由不去赴会，而且还希望卢汉能在最后关头，把稳了舵，他们去了，事情就真像古老的战争小说上描写的那样，当我追随李将军踏进会议室的时候，会议室里竟像一座坟墓一样的宁静，座位没有往常那样摆起来，桌面上也没有一盃茶，我心里觉得有点异样，我又蓦的发现，凡是宪兵岗位的地方，全都由步兵接替，他们头戴钢盔，双手举枪。i米i花i书i库i ；__

　　　　约莫经过一个小时，出现两个徒手的人，举手向李将军敬礼，说卢主席请他去，李将军站起来去了，但我却不能跟随，我挣扎着声明我是李将军的随从，我不能离开他，他们就把我架到一个好像是值日官住的房子，把门强从外面关起来。

　　　　我们一直关了四天，而李弥将军和卢汉谈过话后，便也被送到隔壁，我们只有一墙之隔，警卫人员虽不准我们谈话，但我每天都清楚的听到从他房间中传出来的谈话声，大笑声，咆哮声，和卢汉亲自来向他说服时带着一大队卫士的脚步声，我不断的在想我们的命运，我怕李将军的态度会激怒卢汉，将我们拖出枪毙，又怕李将军终于被他们说服，则我们有何面目走回军营，几天的煎熬，我想我已经疯了，我咽不下去一颗饭粒，那些马上就要成为共产党奴才，甚至终于要死在共产党手下的大小叛徒们，却一直向我发出得意的冷笑，我看见他们在撤走我面前原封未动的饭筷时那种嗤之以鼻的表情，不禁痛哭，我们如果死在这些人手里，真是在九泉也不瞑目。
第二节
　　　　在我们被扣留的一段时间内，我深切的体会到“度日如年”那句话的份量，古人锻链出来的成语，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出它深刻的含义，我整天都在恐惧中，每一个在门外响起的脚步声都使我发抖，我怕随着那些脚步声出现的是头戴红星的共产党，我睡不着，刚合上眼便被猛烈的心跳惊醒，我在斗室里徘徊着，思念我的妻子政芬和我的两个孩子安国安岱，政芬和我结褵十年了，她是一个娇小的南方女儿，我虽一直转战南北，但总没有使她受苦，我不禁想到，我死之后，她和孩子将怎么活下去，她是不是要携着儿女，哀哀讨乞？还是被共产党解回她从没有回去过的我的故乡，受那些疯狂了的人的审判，于是，我哭了，一个中年人是不容易落泪的，但我竟忍受不住摆在眼前的生离死别。而在以后的十一年岁月中，我也常常哭，毫无羞耻之感的哭，在我们活在非人类所能活下去的中缅边区那里，只有眼泪才能灌溉出我们的力量，你要知道，我们是一群没有人关心的弃儿，除了用自己的眼泪洗涤自己的创伤外，用自己的舌头舐愈自己的创伤外，谁肯多看我们一眼？u米u花u书u库u ；http：//www。7mihua。com

　　　　我一直希望第八军二十六军的弟兄们能早一点发觉他们的军长失踪而有所行动，他们应该判断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陡的又害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已潜伏在军部掌握大权，或者，可能他们也和卢汉一样的也参加了叛变，想到这里，我的血液都凝结起来，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在李余两位将军被扣的当天晚上，就采取强烈的军事行动，李国辉团长第一个发现情况不对，他在遍找他的长官不获的时候，就打电话询问卢汉，卢汉在电话中作出如获至宝的语气回答。

　　　　“天，我正要找你，快点到这里来，我在省府大门等你。”

　　　　“我问我们的军长在什么地方！”

　　　　“正是为他的事，你快点来，越快越好！”

　　　　“我和军长说话！”

　　　　“傻子，电话上不方便，快来。”

　　　　但李国辉团长并没有上卢汉的当，军心开始震动，幸亏，不久之后，他在军部参谋人员的口中听说李将军原来去省府开会去了，乃二度打电话给卢汉，当他提出开会这件事的时候，卢汉知道消息已经泄漏，他的答覆是──

　　　　“炳仁兄刚刚才来，他很消极，感慨也很多，他要我无论如何接管第八军，国辉兄，我现在就委你为第八军军长，听绥宁公署的指挥，李将军会在电话中告诉你的。”

　　　　炳仁，是李将军的别号，卢汉在故意表示他和李将军仍站在同一条线上。

　　　　“我听李将军的电话！”李国辉团长说。

　　　　李弥将军不可能有电话，于是，李国辉团长便联合二十六军向昆明城垣猛攻，那时的第八军三个师有四万余人，二十六军也有二万多人，无论在人数上和武器上，都压倒守城的卢汉部队，卢汉只有龙泽汇的一个军和两个保安团，一种被出卖了的愤恨，对卖国贼膺惩的敌忾，和营救长官脱险的怒火，使攻势凌厉凶猛，在炮火中，伙伴们使用扩音器和军中电台向城里广播──

　　　　“我们不会宽恕叛徒的，反正过来吧！”

　　　　“你们叛变了，你们要知道历史是怎样审判反覆无常的小人们的！”

　　　　弟兄们的声音嘶哑悲壮：我想他们喊至痛心处会落下眼泪，我当时只听到一句，那是省府卫兵宿舍里那座收音机传出来的，但拍的一声被关掉了。
第三节
　　　　我被他们苦刑拷打是被扣后第三天的事，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十二月十一日，黄昏之后，我被带进一间屋子，好像是什么人的办公室，一个穿中山装的人，是的，是一个穿中山装的人，天会诅咒他，他渎亵了那具有纪念国父严肃意义的服装，他像礼宾司的官员迎接一个国王似的迎接我，热情的握着手，脸上堆着任何人看起来都是诚恳无伪的微笑，让我在一条很窄的长凳上坐下。

　　　　“这是误会，邓将军！”

　　　　他口中的“将军”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便老老实实的告诉他，我说我只是中校，他摇了摇头，递给我一支纸烟。

　　　　“在我们党里，”他说，“永远是不问学历经历，而只问能力，我现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派你为陆军中将，只看你对人民的功勋如何了，我相信总会帮一点小忙的，昆明可以免去一场可怕的屠杀，你总不忍心中国人打中国人吧。”

　　　　“你是谁？”

　　　　“我是共产党城工部的负责人。”

　　　　“我们彷佛很面熟？”

　　　　“对的，”他用一种充满了歉意的表情笑了笑，“我们在肃奸会议上碰过面，我们是老朋友了。”

　　　　便是一声霹雳打到我的脚前，我也不会如此惊骇，我认出他是谁了，我不能说出他的官衔，在祖国，具有这类官衔的人太多，那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是，凡是在民国三十七八年在昆明参加肃奸工作的伙伴们，他们都会知道他，他就是苏文元，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简直是将近狂热的反共者和忠贞份子，我之所以逐渐的看出他是谁，是因为在讨论韦伦的专案小组上，我认为韦伦不过是一个爱发发牢骚的普通知识份子而已，而是他第一个站立起来表示反对的。

　　　　我永远记得苏文元在专案小组上那副狂热的姿态，他脖子上暴着跳动的青筋，愤怒而悲痛的指责韦伦言论怎么样的偏激，虽然韦伦也攻击共产党，但那明显的是一种伪装，以求在离间民心，打击军心，动摇社会秩序上更有力量。我稍微表示点异议，苏文元便进一步的用一种谁都听得出来含着什么意思的话，说我是在掩护韦伦。而现在，他却代表人民政府委派我为陆军中将，这是一场可怕的滑稽剧，我开始对共产党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最厉害的手段之一便是使我们的高级长官有错误的决策，和用我们的手来消灭我们的忠贞同志，打击那些因希望我们好而作逆耳忠言的人，可惜我发觉的是太迟了，但对于以后我在中缅边区的游击战斗，却有很大的帮助，我的伙伴们都领略过类似的教训，否则的话，在两面夹击的边区中，我们不能活到现在。

　　　　苏文元找我谈的目的，是他以李弥将军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曹天戈将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们被扣后，政府发表曹将军接任第八军军长，在信上，李弥将军请曹军长暂时停止攻击三天，让我代李弥将军签字；我不得不说，没有李将军的吩咐，我不能这么作。

　　　　我这一句话使苏文元想到不使用暴力不能达到目的，他唤了一声，进来两个壮汉，他们没有等到吩咐，便一直走到我面前，熟练的照我脸上狠狠的打下第一个耳光，这时候我才知道让我坐到窄凳上而没有让我坐到沙发上的缘故，只一个耳光我便从窄凳上滑下来，接着我被拉起，又是第二个耳光，血从嘴角流下，顺着下巴，一滴一滴的滴到我那抱在胸前发抖的双手上。

　　　　“签吧，克保兄！”苏文元温和的叫我。

　　　　我不答话，于是我便像一条狗一样的被他们再打下窄凳，在地上滚来滚去，鞭子，皮鞋，和种种咒骂，我最后蜷伏到墙角，用我的背抵抗他们的挞击，我的背便是那时打伤的，我哭叫着，每一次鞭子打下，我都哀号一声，我自己都听到自己凄惨的声音，当我受不住的时候，我用头往墙上猛撞，我希望撞死，我现在想起还要颤栗，世界上有一种比死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苦刑拷打，但他们不能让我死，他们把我拉到屋子当中，打一会问一会，我爬到地下，昏迷不醒。

　　　　但最后停止用刑的原因，并不是我的哀号使他们动了怜悯，而是李弥将军和卢汉虚与委蛇的关系，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苏文元笑着再度和我握手。

　　　　“克保兄，”他如对老友似的把嘴巴放到我耳边，“李弥已答应反正，好了，人民政府会升他当司令员的。你的军长没问题，刚才不过是误会，要知道，在大时代里，误会是难免的。”

　　　　苏文元一直是满面诚恳的笑，就是在我被打得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他表现的并不是我所想像的得意洋洋，而是一脸同情和痛苦，好像苦刑拷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不得已才为之，这是共产党最厉害的手段，我深深的记在心头，很多坚强的人都是这样被骗住了，所以，我拒绝他们送来的使我连口水都要流出来的茶水，也拒绝他们送来的崭新的将校呢军服，我要把我被共产党苦打的原状带到伙伴们的面前，好像一个跌倒的孩子，一定要妈妈抚揉才能消痛。

　　　　我和李弥将军坐着卢汉自己的车子驶向城外，前线已经停火，李弥将军归来的消息已被通知第八军。李国辉将军当时只是一个团长，但他却是和叛军接触最近的指挥官。他在我们防线后边，陪同曹天戈将军和其他高级长官，戒备森严的迎接我们，虽然我们和部队分别了四天，却像隔了一生一世，除了在战斗岗位上的弟兄，大家却涌上来，他们向李弥将军敬礼，然后，蜂拥的包围看我，察看我被鞭子抽烂的衣服，和满身的鞭痕血迹，不禁失声，这时候，我听到一个人问──

　　　　“我们真的要投降吗？”

　　　　“不会的，”李弥将军说，“时间很重要，攻势不能停止，我们应该马上拿下昆明。”

　　　　第一枪马上划破长空，战斗重新开始，我听到背后弟兄们一阵尖叫，一颗子弹正击中我们刚坐来的正向昆明城飞奔的那辆卢汉的座车，司机和卫兵踉跄的跌下来，伏到路旁的水沟里。
第四节
　　　　就在李弥将军脱险之后，政府明令发表他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和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受他指挥的，还有二十六军，共六万余人，那时候的士气十分高昂，武器精良，虽然只剩下小小一片河山，局势还大有可为，可是，事情往往与愿相违，一连串令人回想起来都要痛哭的不幸事件，使我们转攻为守，转守为退，以后更一泻千里的溃败下去，陷于全军覆没，假定这是气数，我们复夫何言，假定这不是气数，我们本身便是败军之将，虽然满身是血，满眼是泪，仍不能洗涤面上的羞愧。

　　　　我被送到澂江休养，澂江是一座紧傍抚仙湖的一个美丽的县城，政芬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他们早得到我还活着而且平安归来的消息，但她不知道我曾受苦刑，四五个要好的朋友送了一点酒菜，孩子换上新的，短仅及腰的夹克，同僚们在门口放起鞭炮，但我的伤口一阵一阵作痛，当两个弟兄扶着我委顿下车的时候，大家都怔住了，后来，我勉强爬到床上──只有我胸口是干净的，我的背部被鞭打的创痕几乎凝成一个和背一样大小的血痂，我劝止她们的哭声，告诉她们，无论如何应该欢喜才是，假设从汽车上抬下来的是一个尸首，又该怎样？其实，即令抬下的是一个尸首，人生的历程已经尽了，在一个百战余生的游击战士看来，似乎也很平淡。

　　　　这一次家庭团聚，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在一个月后，大军溃败，那天晚上在我家为我举杯的朋友们，不是被俘，便是战死，写到这里，我感到无限的惆怅，但我对他们没有惭愧，总有一天，我在中缅边区战死，或被共产党杀死，或被缅甸军杀死，或被毒蛇咬死，我都死而无恨，我会在另一个一定存在的世界里，看到我的朋友们，抱着我那个孩子，笑脸相迎，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在一年后，先后死在中缅边区，一个死在我的怀抱里，一个爬到椰子树上望父归来，摔下来活活跌死，啊，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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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现在，我们回头谈吧，李弥将军脱险后，才发现余程万将军仍被扣押，于是，向昆明的攻势自然更趋猛烈，第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将军所部且进击到昆明以北，昆明城陷于四面包围，卢汉的抵抗一天比一天微弱，就在两度猛攻后的第三天，就是十二月十四日的那一天，余程万将军也被卢汉送了出来，大家的欢呼声，震动原野。

　　　　谁都以为余将军的恢复自由，是大局的转捩点，是的，余将军的恢复自由，是大局的转捩点，但那转捩点却使人昏眩，我们──包括李将军在内，都以为余程万将军将率领他的部下，继续和第八军并肩作战，攻克昆明，连上帝都想不到余将军脱险后，却悄悄的率二十六军向滇南撤退了。

　　　　余程万将军在胜利在望的时候，忽然率军撤退，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其中有什么内情，外边的传言太多了，我们并不相信，对于一个做部下的我，对我们的长官从不怀疑，我们只有希望将来历史家有一个公正的裁判，尤其是，余将军已经死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将军都要死在沙场，各人有各人的际遇，余将军是有福的，他的二十六军不但撤离昆明，而且一部份也很快的撤离云南，我不是说过我们是孤儿吗？民国三十八年我们便开始尝到孤儿的味道了。＋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第二十六军一撤，卢汉部队于介兴的一军也兼程赶到，我们反成了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局势，不得不也开始撤退，这是一场大悲剧的序幕，以后便是撤退复撤退，多少弟兄们的鲜血洒在滇南的土地上。我被连夜的推上车子，到了蒙自，第八军便在蒙自、建水、石屏一带布防，并将蒙自的飞机场重新修好，和政府取上联络。

　　　　我是于第二年，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伤愈后随李弥将军和余程万将军飞往台湾的，到现在已十个年头了，只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很多进步和变化，但印象已经模糊，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台北和曼谷一样，是一个升平的地方，但我并不后悔我没有住下来终其天年，在四国会议撤军的时候我可以堂堂正正到台北定居下来。不过我知道我们这些风尘满面的被人们称赞的战士，一旦真正的走到人们中间，并不会受到欢迎，何况是，我怎能离开那块强有力的土地。

　　　　在台湾，我每天为李弥将军整理资料，笔录他的指示，在包括往返在内的四天内，他参加三次最高军事会议，除提出报告外，并答覆询问，和接受指示，我是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但我却大略的知道会议的一切进行情形，和它的结论，最高长官最先询问李将军的意见，那就是说，第八军撤退到海南岛也可以，撤退到台湾也可以，都由李弥将军自己决定。

　　　　“你怎么回答，将军？”我问。

　　　　“我报告说，我愿留在云南，建立基地。”

　　　　就这样的，我们决定留在云南，和共军、和叛徒，作殊死战。

　　　　四天之后，就是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十七日，我随着李弥将军，余程万将军，和当时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将军，张群先生，同机飞返云南，在海南岛途中，二十六军已有一个团撤到海口，余程万将军留下来整顿，我们继续飞到蒙自，蒙自那时还是二十六军的防地。因为李弥将军接受正在西康作战的胡宗南将军指挥的缘故，他第二天即将随顾张二位先生飞往西昌，于是，就在当天的夜间，李将军召集了一个通宵的军事会议，大家纷纷发言，回顾以往战役，面对着全国已完全沦陷，二十六军已撤走了一个团，剩下的也要于明天继续撤尽，第八军独撑危局的悲凉场面，谈到痛心处，无不泪声俱下。到了午夜，大厅上仍灯火辉煌，军事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情报来了，报告共军陈赓越过文山，先头部队已接近芷村，正惊疑间，接着又来了一个情报，说并不是陈赓的部队，而只是当地土共，大家才安定下来，然而，事后才知道，那并不是土共，而是真正陈赓的部队，假设那时候大家得到的是这一项确实情报，该是多么好，那至少可以在心理上有一个准备，或许因此而免去元江城那一场浩劫，但是，本来是正确的情报却被错误的情报更正了，而以后再也没有情报续报，防守芷村的二十六军仓皇地撤退下来，他们急于乘机返台，连情报都来不及发了。

　　　　元江一战，应该是大陆上最后一战，结果是悲惨的，六万大军（包括第八军全军，二十六军的六分之五──他们只撤走了一个团）除了李国辉将军的那个团的一千人外，竟全军覆没，尸首和鲜血塞满了元江，便是铁石心肠，回忆起来，都会落泪，当时虽然昏昏噩噩，狼狈的逃出性命，如今检讨起来，却是历历可指。

　　　　如果当时曹天戈将军遵照着军事会议上的决定，可能不会有以后的结果，至少在背靠着中缅边区的南峤、车里的那个三角地区，我们退可以固守，进可以出击，昆明、百色，甚至重庆，便永远在我们的威胁之下。那将是第二个台湾，海上和陆上两把巨钳，将逐渐的把共产党的命脉钳断，尤其是，陆地上比较容易渗透，我们会号召更多的仁人志士参加我们的反共行列。可是，老天爷使我们的作战计划受到漠视，使我们落到草木皆兵的下场。

　　　　原来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卢汉的叛军不足虑，可虑的是陈赓的正规军，共军是一个打包围战的能手，那时候广西的百色已经沦陷，陈赓的大军一定向西挺进，经文山、河口、金平、江城，直趋车里，这样的，我们便全部被裹在他的口袋之中，只要轻轻的将口袋束紧，我们便插翅难逃了。所以，在当晚军事会议上，决定将主力东移，在芷村、文山、马关一带，和陈赓部队决战，陈赓部队从东北转战到西南，那是真正的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我们是可以打胜的，滇南至少可以安定一个时期，可以从容补充训练，如果战败，则大军迅速的撤到元江以南。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分配情形，以后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对的，但那要用六万人的生命去证明，怎不教人掩面悲恸。

　　　　原来的作战计划是：

　　　　驻蒙自的一师，南行十里，从蛮耗浮桥过元江，沿江向北急行军挺进，攻克元江县城，占领元江铁桥。驻开达的一个师和驻雄普的一个师，南下三十里，在水塘一带渡江，即行布防。驻石屏的那一个师则南下在水塘附近渡江。

　　　　然而，再好的计划抵不住气数──不要笑我迷信，一个经常和死亡为伴的人，我们惟有相信冥冥中自有主者，相信上苍一直像慈母样的在身旁看顾我们，我们的心头才能宁静。诸葛亮把司马懿围困在葫芦谷中，怒火遍山，却被大雨浇熄，那不是天意又是什么？我们全军覆没，大概也是如此，我想我们身上过重的罪谴，使我们痛苦的遭受毁灭。

　　　　第二天，是三十九年一月十八日，凌晨，军事会议结束，各将领返防，我被留下来，我想我留下来也是天意，使我能看到大陆上最后一战，是怎么开始的，和怎么结束的。也幸亏我留下，才能救出我的妻和我的孩子，两个孩子虽然以后终于也去了。但我已尽到我父亲的责任，啊，孩子！

　　　　李弥将军和顾张二位先生飞往西昌了，蒙自恢复平静，二十六军把装备收拾妥当，准备上飞机撤走，第八军的四十四师，在师长石建中将军率领下，进驻蒙自，预备明天正式接防，因为情报不灵，大家脑子里的判断是，大体上一切平安，卢汉的叛军被阻在十八寨附近，文山、芷村一带又不过是土共骚扰，而一月十八日那天，恰恰又是阴历年的除夕，云南气候，虽四季如春，但在心理上，总觉得要过年了，多少年来，伙伴们转战南北，难得有一个平静的除夕，于是，就在蒙自城，就在共军部队强行军向蒙自衔枚疾走挺进的时候，我们还兴高彩烈的在看演戏。
第六节
　　　　一个悲剧的造成，因素是多方面的，缺一个便不会铸成那样的结局，假使那一天芷村守军不急急于撤退，情报能早到一小时，第八军可马上接防，或者是原来就在防地的二十六军也能充份的沉着应战，无奈的是，偏偏那一天没有进一步的情报，偏偏那一天是两军交接的前夕，防务空虚，所以，当大家正在看戏，当大家有的包饺子，有的骨肉团聚，共庆新年的时候，陈赓部队已进入蒙自，甚至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仍以为他们是土共或卢汉叛军，没有弄清楚真相。

　　　　仓促应战后，我们向个旧、建水撤退──这次撤退真是溃败的先兆，大家像逃避瘟疫似的，丢下所有可以丢下的东西（有家眷的人更丢下他们的家眷），狼狈的向西飞奔，我本来和政芬，带着我们的孩子，坐在走廊那里，一面看戏，一面吃刚买来的饼干，一阵枪声和嘶喊声之后，台上台下大乱，人们拚命的往外挤，我拉着妻儿，伏在墙角，这是我们能逃出魔掌的主要原因，凡是拚命往外挤，唯恐逃不出去的人，多半被践踏在地上──我不能再多说了，说了徒增已死的人和我们这些未死的人的羞愧。

　　　　第二天天亮之后，蒙自已陷敌手，事后我们才知道，李弥将军在西昌发现电讯中断，便立即乘机赶回，可是，蒙自机场已不能降落，他的飞机在蒙自个旧一带盘旋，看到的全是西撤的凌乱行列，和三五成群的败兵，他万想不到一夜之间，竟会发生这种天崩地裂的变化，他吩咐飞机直飞台湾，一场大会战计划是失败了，但他还希望我们能遵照着第二个计划，迅速脱离敌人，到元江南岸布防，严守元江，因为元江两岸，全是高插入云的悬崖绝壁，江面窄狭如带，水流急湍，一挺机枪便可控制相当长的江面，使敌人连头都抬不起来。

　　　　然而，所有的箭头都指向失败，天意如此，谁也阻挡不了，我带着政芬，抱着两个孩子，逃到建水，找一家民房安住下来，便到军部打听消息，我才知道，李弥将军到了台湾来了无数电报，命令大军照原来的作战计划，迅速行动。

　　　　“请绝对放心！”曹天戈将军的回电只有一句。

　　　　第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大军没有马上向元江南岸撤退，而在石屏建水一带逗留了四天，退却战需要有高度的将才才能指挥，主要的一点在于“迅速脱离敌人”，你必需像风一样的用逃跑似的速度撤退，不顾惜任何土地，不顾惜任何城市和装备，刘备长坡所以如此的惨，便是他的大军撤的太慢，被敌人尾追衔住了，假使我们不多逗留那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