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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战争内阁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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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蒂奇从越南汲取了许多与鲍威尔相同的教训。他也信奉温伯格—鲍威尔主义包含的谨慎和压倒优势力量的原则。
阿米蒂奇还从越南获取了其他一些教训。教训之一是，美国特别是在亚洲必须保持盟国和自己的承诺至关重要。美国从南越撤军激怒了他，因此，他迫切地要确保美国不再有“逃跑的父亲”那类的行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阿米蒂奇成为华盛顿对强大的盟友和美国在亚洲永久驻军的一位主要支持者。除了迈克·曼斯菲尔德大使外，过去30年中，没有一位美国官员像阿米蒂奇这样与日本保持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其他“火神派”对盟国的看法要消极得多，只要有必要，他们宁愿美国独自行动。尤其是拉姆斯菲尔德，他在70年代初出任了美国驻北约大使，他怀着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做决策时采用的冗长、乏味、繁琐的协商过程的偏见卸了任。“拉姆斯菲尔德似乎不喜欢北约，在北约，你得彬彬有礼，得对意大利国防部长客客气气地说话，得应付欧洲人对苏联的错误观点，”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过的一位前官员说。
阿米蒂奇在越南度过的日子使他对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了一点体会。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网络，而不是官僚机构正式运作的方式。阿米蒂奇的第一位文职上司埃里希·冯·马博德，在整个华盛顿建立起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广泛的私人朋友网，使他掌握了实权。阿米蒂奇在华盛顿建立起类似的网络，根据他在越南参加小部队作战的经验，他重视信任、忠诚和友谊的个人价值。像切尼这样的其他高层官员对工作助手有所保留，保持着职业距离。切尼通常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个人色彩并不重，他的助手也随着政府的进退而改换门庭。而阿米蒂奇却培养了一小群忠实的助手，他们跟着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阿米蒂奇则对高层朋友——特别是对鲍威尔——表现出特殊的个人忠诚。
最后，越战的混乱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发展太快，这是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战争结束时，阿米蒂奇与至少2万名越南人乘船到了菲律宾，尽管菲律宾总统并不愿意接受难民，而且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
回忆起那个时刻，阿米蒂奇说：“我学到一个永恒的道理——宽恕比允准更容易得到。”
注释
① 这段叙述根据2002年8月21日对理查德·阿米蒂奇的采访。
② Lucky Bag yearbook note，由美国海军学院档案馆提供。绰号和举重房的情况由海军学院一同学在采访中提供。
③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④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34。
士兵和水手（10）
⑤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⑥ Ibid。；
⑦ 切尼先是由于在校就读后又因有了孩子而缓役。沃尔福威茨因在校就读而得以缓役。
⑧ Robert Timberg； The Nightingales Song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95）；
⑨ Michael Hirsh；“Hawks； Doves and Dubya；” Newsweek （September 2； 2002）；
⑩ Peter Beinart；“First Serv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 2002）；
Powell； op。 cit。； 101。
Ibid。； ；86；100101；127。
Ibid。； 145。
Ibid。； 139。
Charles Lane的“Anatomy of an Establishment Career”一文，引用了格伦的信，见New Republic （April 17； 1995）； ，该信由一位名叫迈克尔·比尔顿的英国记者公布于众。
Ibid。
Powell； op。 cit。；
Ibid。； 145。
Ibid。
2002年9月17日对詹姆斯·凯利的采访。
2001年12月21日对理查德·艾伦的采访；2001年12月10日和2002年7月23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2002年10月22日对拉里·洛普卡的采访。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602； Eilaine Sciolino；“Cloak and Dagger Retired； ExChief of CIA Remains Hard to Predict；”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92；
沙科利2002年11月23日回答作者通过另一位前中情局官员李洁明转问的问题。
2003年6月23日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J。 Edward Lee and Toby Haynsworth； White Christmas in April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5）；
Ibid。；
Ibid。； 2002年10月16日对理查德·奇尔德雷斯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70年代曾在国防部担任高级官员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洛普卡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2003年3月4日对埃里希·冯·马博德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和凯利的采访。
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书面声明；对阿米蒂奇的采访；Lee and Haynsowrth； op。 cit。。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Frank Snepp； Decent Interv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 von Marbod statement。
Von Marbod statement to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Walter Slobe； April 26； 2000。
见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2002年3月12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Powell； op。 cit。；
对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一位前官员的采访，采访的条件是不要公布他的姓名。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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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松地从尼克松政府进入福特政府。一次，还在“水门事件”正热闹的时候，他私下告诉尼克松，他愿意辞去北约的职务，回华盛顿来帮忙对付国会的弹劾。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这样想。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幸运的是尼克松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①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的前一天，杰拉尔德·福特任命了一个临时过渡小组，负责协助他接管白宫。该小组的三名成员之一是和福特一起在国会共事过的老朋友拉姆斯菲尔德。拉姆斯菲尔德迅速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打电话给他从前的副手迪克·切尼，要切尼到杜勒斯国际机场去接他，协助过渡期的办公室工作。
福特向过渡班子下达的指示是明确的：研究他该如何重组白宫办公厅，如何处理国内政策，但不要触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下达的命令是先干起来，对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白宫在国内问题上运行的情况、白宫和内阁之间的关系进行审查，然后向我报告，”切尼在许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回忆，“但是不要触及国家安全领域。”据切尼说，福特的意思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这些都不能碰”②。
新任总统不打算干涉基辛格。当时，基辛格的权力正如日中天。他身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个职务。在政府内部，所有有关外交政策和国防项目的部门间会议几乎都由他来主持；他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控制着信息和情报的流动；他们起草上报给总统的政策建议文件。在政府外部，媒体和全国都对基辛格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赞赏有加，是他一手制定了1973年的和平协定，为美军从越南撤军和结束越战（至少美国人当时这样相信）铺平了道路。随着尼克松丑闻缠身，基辛格被普遍视为美国对华开放和对苏缓和政策的设计师。在“水门事件”期间，基辛格的公众威信如此之高，尼克松竟希望通过与他的国务卿的关系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福特接手白宫后，他也试图通过保证留用基辛格来获取公众的支持。
基辛格本人则不失时机地确保自己在福特手下拥有至少在尼克松任总统时期后几年里相同的权力。福特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福特签署，备忘录将扩大他业已拥有的权力。根据这份备忘录，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外交政策的全部决策，基辛格继续主持最高层政府官员有关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的会议。③每逢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想让总统了解他比基辛格国务卿更强硬的观点时，他必须通过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福特上任总统的第一天，基辛格便会见了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他向对方保证，他本人和他推行的缓和政策都没有问题。基辛格的意思是“福特要他继续留任，要他特别重视与苏联的关系”，多勃雷宁事后这样写道，“……坦率讲，在福特政府的初期阶段，我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亨利·基辛格和他的观点上”④。
在福特担任总统的两年半时间里，政府的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亨利·基辛格失去了他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显赫地位。他的权威在1974年夏季被削弱到似乎难以想象的程度。此外，基辛格试图与苏联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努力这个检验他所有政策的试金石，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福特甚至到了回避使用“缓和”这个字眼的地步。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这是一种思潮，它对美国是否应该与莫斯科做交易或者与其妥协提出了质疑。处在这些变化中心的，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门徒迪克·切尼。
福特宣誓就职一个月后，他把拉姆斯菲尔德从北约召回国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取代了亚历山大·黑格。拉姆斯菲尔德很快安排切尼担任他的副官，也就是切尼在尼克松政府里、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扮演的相同的随从角色。两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直到福特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长，任命切尼接替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整个福特政府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的二人搭档配合默契，牢牢掌握了政府的内部运作。毋庸置疑，拉姆斯菲尔德扮演的是上司的角色。切尼加入福特政府时年仅33岁，用当时一位同事的话说：“切尼成年后，精力全都投入了研究政治学和为拉姆斯菲尔德服务上。”⑤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2）
罗伯特·埃尔斯沃思60年代曾在国会，后又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过事，据他说，几十年来，共和党人中间悄悄传播着一句古老的名言。这句名言简单明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常胜将军。”⑥
诚然，此说法略显夸张。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拉姆斯菲尔德也曾在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受过挫折——其中包括他想当美国总统的抱负。然而，在官僚机构内部冲突问题上，埃尔斯沃思的说法基本准确地描述了拉姆斯菲尔德的经历；在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或者意志较量中，拉姆斯菲尔德很少棋逢对手。在福特政府里，拉姆斯菲尔德战胜了福特的白宫和外交政策机构内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不断证明了埃尔斯沃思的话的正确性。
首先，在1974年底、1975年初，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控制了白宫工作班子和国内政策，把总统在众院担任少数党领袖和副总统时期的助手们排挤到一边。接着，在1975年，他们开始削弱基辛格的权力以及基辛格的同盟和朋友、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权力。最后，在1975年底和1976年，拉姆斯菲尔德从正面挑战了基辛格与苏联实现缓和和军控的政策。每次冲突都造成更大的影响，争斗都更加激烈。在这些政府内部的较量中，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失败过，而切尼总是站在他一边。
最初的较量是福特随从人员中的争风吃醋。拉姆斯菲尔德的主要对手是福特的前国会助手和副总统时的办公厅主任罗伯特·哈特曼，尼克松辞职那天，新任总统说的值得纪念的那番话，就是出自哈特曼之笔：“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结束了。”⑦福特任命了哈特曼担任白宫顾问。在这个位置上，哈特曼反复敦促福特，担任总统就必须大权在握，要安插忠实的助手班子；在他眼里，拉姆斯菲尔德是尼克松时期的遗老，是企图继承尼克松政府衣钵的人。哈特曼搬进白宫西厢唯一与椭圆形办公室直接相通的办公室，使他随时可以走进去跟总统谈话。拉姆斯菲尔德对付哈特曼用的是管家的一招：他成功地坚持把哈特曼的办公室改成总统的私人书房。哈特曼搬了出来，失去了接近福特的机会，逐渐被边缘化了。⑧
在福特时期，特警局给理查德·切尼起了一个他们所起过的最为贴切的化名“老末”⑨。这个化名非常贴切地描绘了切尼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白宫工作人员的角色。
切尼在福特的白宫内的得势可以说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做那些更有抱负的人不愿做的琐事，从而获得信赖，并且摸清一个组织内部运作的门道，便可爬到顶层。切尼就像是变成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员，荣升为总编的校对编辑，接管了电影制片厂的会计。
那个时期的档案显示了身为办公厅副主任的切尼，是如何从负责诸如下水管道和马桶之类的不足挂齿的小事干起而最后在福特政府内起家的。备忘录致：迪克·切尼
发自：杰瑞·琼斯
1974年10月12日
我们无法很快解决一层厕所水池的排水问题。白宫的下水管道过于老化，我们已请总服务局用了一段时间来考虑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希望很快能够解决……⑩负责白宫圣诞贺卡和礼物寄送的是切尼。贝蒂·福特在白宫的直升机上觉得不舒服，给她的座椅加上头枕的也是切尼。切尼甚至要负责安排白宫餐桌的摆放。备忘录致：杰瑞·琼斯
发自：迪克·切尼
1975年2月19日
官邸似乎有供国会议员用餐的盐瓶（配有滑稽的小勺的小盐瓶）。小型早餐和小型男性宴会不使用普通盐瓶是何原因？旁人很快便发现，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早就知道的那样，你把一件事交给切尼，他肯定会把事情办了——虽然不花哨，但一定能做好。他是完美的工作人员。他工作的时间比其他几乎所有的人都长。“一个加入了办公厅工作人员班子、想从早上9点干到下午5点、也许还想在鸡尾酒会上凑点热闹的人，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早没影了，”切尼对一位采访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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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3）
没过多久，切尼开始接手更大更重要的工作，拉姆斯菲尔德另有任务时，作为这位办公厅主任的知己，他便会代替他。切尼很自然负起责来的领域是情报领域：他为人可靠，不好抛头露面，总是非常谨慎。在福特年代里，中央情报局一直企图回避媒体和国会接连不断的调查，以及司法部、媒体和国会联手制订管理情报搜集工作的新规则和准则的努力。1975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西摩·赫什的文章，描述了美国情报部门企图把一艘沉没的苏联潜艇从太平洋海底秘密打捞起来的经过。切尼负责召开会议，讨论福特政府是否应该把那家报纸诉上法庭。从切尼手写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在积极考虑若干项对策，比如起诉赫什和《纽约时报》，甚至获取搜查证搜查赫什的公寓。切尼写道，这样做的目的，是“制止《纽约时报》和其他刊物采取类似行动”。在情报部门断定他们的工作并未受到严重损害之后，切尼和白宫才最终决定就此罢休。
1975年的头几个月，基辛格头上的光环开始黯淡。拉姆斯菲尔德开始挑战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某种程度上，基辛格的失势是在所难免的。1975年初，福特已在白宫站稳了脚，并开始考虑1976年的竞选。福特如果把外交政策完全交给基辛格，有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他身为总统权威不够的印象，而仅仅是继承已经下台的理查德·尼克松的政策衣钵。政府里其他人对基辛格权力过大多有抱怨，就连局外人都越来越多地对此有了微词。1975年初，小说家约翰·赫什在福特的白宫呆了一个星期，他报道说，总统经常与一大群各式各样的顾问商讨经济、能源和国内政策，但是讨论外交政策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基辛格。“这位总统在就职前很少接触外交事务，我听说，他只听一个声音，一个反复无常的声音，那就是亨利·基辛格的声音，”赫什写道，“是的，这是我整整一周都在思考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外交、安全、国外情报——怎么能每天只听一个声音？”
如果说基辛格即将失势的话，拉姆斯菲尔德则随时准备落井下石。一次，白宫新闻秘书罗恩·内森跟基辛格的下层助手发生了小摩擦，他发现，拉姆斯菲尔德把此事直接捅给了总统，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拉姆斯菲尔德在利用这件事，想把我扯进企图限制基辛格和国安会的幕后斗争中去，”内森写道。那年春天，报上开始出现报道白宫内部有人在打压基辛格的文章。“炮轰基辛格，”《新共和》杂志宣布道。
1975年4月23日，北越军队正向南推进，发动夺取西贡的最后攻击，福特在华盛顿外旅行。他的演讲撰稿人为他起草了一段讲话，准备向美国人民承认，战争终于结束了。起初，总统有些犹豫，说基辛格可能不会同意的，但他还是发表了讲话。“今天，美国可以恢复越战前的自豪感了，”福特对图莱恩大学的听众说，“但对美国而言，靠重打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演讲颇得好评，但是谁也没有找基辛格审核讲稿，基辛格大发雷霆。他坚持说，这次演讲使美国没有足够的时间从越南撤退难民。
基辛格后来写道，白宫工作人员不让他接触关于越南的演讲稿，是“策划了一场典型的华盛顿官场的胜利”。这一批评出自基辛格之口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本人曾策划过太多次这类华盛顿官场的花招。然而，随着拉姆斯菲尔德巩固了对福特白宫的控制，基辛格明显大势已去。
美国最终从越南撤退的时候，在福特的白宫里宣读这场战争的墓志铭的，正是拉姆斯菲尔德。
政府处理越战最后的混乱时刻时，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白宫向媒体宣布，美国人已经全部空运出西贡，结果却在几分钟之后发现，一百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仍然在美国使馆内等待直升机。几小时后，海军陆战队获得了营救，但是，问题是怎么对媒体讲第一次宣布的时候其实撤退并没有结束。“基辛格想把责任推给五角大楼的军事通讯中心，尽管宣布了错误的消息是因为他本人错误地断定（美国大使的）离开就意味着撤退的结束，”白宫新闻秘书罗恩·内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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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4）
内森希望忘记这一切，就好像政府最初说结束了的时候，撤退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身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斯菲尔德拒绝这样做。
“这场战争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谎言、这么多的推诿，最后再用谎言来结束战争是错误的，”拉姆斯菲尔德说。他命令新闻秘书要对政府犯的错误“实话实说”。许多年之后，当美国与伊拉克交战时，拉姆斯菲尔德时任国防部长，他并不总是这么实话实说的。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对政治、对外交政策、对公众如何看待国家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当时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基辛格后来承认，他没能理解这些变化，相比之下，拉姆斯菲尔德的洞察力则更强些。
基辛格忙于应付来自政治左派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威胁——就是那些在反越战运动以及1972年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中产生出来的、企图削减美国军力和海外驻军的势力。按照基辛格的观点，与苏联缓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挫败左派；他希望，美国既能从越南撤军，又可以通过与苏联签订军控协议，在“和平问题上占据主动”，从而维护美国在海外的其他承诺。基辛格对来自政治右派的挑战远没有那么担心；他错误地相信，像罗纳德·里根那类的保守派和亨利·杰克逊那类的民主党新保守派，有着与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相同的总体目标，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是策略上的分歧。基辛格认为，右翼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不理解自由派民主党人的实力和危险。“尼克松和我认为，拒绝与克里姆林宫谈判，将把反越战抗议运动的毒素扩散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可能会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同盟关系中，”他解释道。
从近期看，基辛格对自由派民主党人势力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越战的结束的确导致国会企图进一步削减美国在海外的承诺、压缩军费预算、限制美国的情报活动。然而，美国从越南的撤退，也逐渐助长了出乎基辛格预料的情绪：一种认为美国今后不应该再蒙受类似失败、要更积极地向海外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和不能轻易向共产主义政权妥协的情绪。
被基辛格低估了实力的右翼，其实力大大加强了。在共和党内部，里根开始了对福特政府的挑战。在国会，杰克逊则加强了对缓和政策的挑战。到1975年夏季，福特处于退却状态。他决定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想法推迟到1976年选举之后，他放慢了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给巴拿马的谈判进程。
数十年后，基辛格承认，他没能觉察越战后美国的发展方向，而拉姆斯菲尔德则更好地把握了这个国家的情绪。“作为政治争斗的老手，拉姆斯菲尔德比我更清楚，“水门事件”和越战很可能引起保守派强烈和不利的反应，（1974年11月）麦戈文派在国会当选之后，这看上去像是自由派的潮流，事实上标志着激进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写道。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向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进行挑战的舞台已经搭好。
1975年6月底，被流放的苏联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访问华盛顿，在劳联—产联为他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共和党参议员们希望安排他到白宫去见福特。行政当局不同意，坚持说总统的日程已经满了。基辛格认为晚宴活动和要求安排索尔仁尼琴访问白宫，为的是惹怒苏联领导人，从而破坏缓和。
切尼显然愤怒了。白宫其他人早就发现切尼是非常保守的。“每当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显露出来，他总是显得比福特、拉姆斯菲尔德或者成吉思汗的立场更右，”与切尼并不交好的哈特曼写道。不过，此时切尼仍然仅仅是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他很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意见。这一次，切尼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白宫内部，他发出一份私人备忘录，对基辛格对苏联的态度进行了严厉抨击：备忘录致：唐·拉姆斯菲尔德
发自：迪克·切尼
1975年7月8日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5）
主题：索尔仁尼琴
……我本人强烈感觉，总统应该会见索尔仁尼琴，原因如下：
1。 我认为，决定不见他是由于对缓和的错误理解……缓和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突然之间变得一片甜蜜和光明。
2。 如果会见他，将有利于抵消对美国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的所有宣传报道。会见苏联领导人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再助长以为我们突然间成了苏联人的挚友的幻觉，这也同样重要。
……（苏联人）多年来可以随意批评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和政策，称我们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昵称，我不相信他们不明白总统为什么想见索尔仁尼琴。切尼的努力失败了。索尔仁尼琴最终也没有见成总统。这一事件后来让福特和基辛格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
那年秋季，福特突然宣布要进行比美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位总统更为广泛的内阁大改组，改组涉及外交政策和白宫的几乎所有的高层官员。主要受惠者是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
福特决定撤销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拉姆斯菲尔德接任。总统要求基辛格放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只做国务卿；基辛格的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特告诉洛克菲勒副总统，他如果在1976年竞选中做自己的竞选伙伴，将会在政治上造成不利，他从洛克菲勒那里获取了一份公开声明，宣布自己将不竞争副总统提名。总统用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取代了威廉·科尔比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埃利奥特·理查森被任命为商务部长。切尼被任命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起初，这次人事改组被媒体和政治圈子里的其他人误认为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取得了胜利。按照这种解释（施莱辛格也接受此说法），国务卿成功地搞掉了公开反对基辛格对苏政策的国防部长。福特的总统竞选主席霍华德·卡拉维在与共和党领袖交谈之后向白宫报告：“最初的反应是基辛格略胜施莱辛格一筹。对于一位了解苏联的实力、主张加强国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次失败。”
基辛格本人心里清楚得多。他失去了在政府里身兼二职的统治地位，失去了召集外交政策主要部门联委会的权力，失去了他在白宫的基础和接近总统的便利。此外，基辛格最密切的朋友、他在共和党政治中地位最高的同盟和保护人洛克菲勒变成了一只“跛脚鸭”。国务卿正确地感觉到，拉姆斯菲尔德凭借自己的政治关系、野心和过人的官僚技能，将成为比施莱辛格更难对付的国防部长。诚然，基辛格成功地安插斯考克罗夫特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同盟切尼，得到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一系列变化着实叫基辛格十分不安，他召集助手和朋友开了几个晚上的会来决定他要不要辞职。他甚至起草了一份辞职信，最后还是决定留任。
多年来，福特搞的这次有时被称作“万圣节大屠杀”的人事改组，成为拉姆斯菲尔德传奇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共和党人相信（并且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是拉姆斯菲尔德一手策划了改组，目的是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前途。洛克菲勒后来正式发表声明说，拉姆斯菲尔德曾希望成为福特1976年竞选的副总统人选。接近布什的人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解释。他们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安排任命布什出任中情局局长，这样就避免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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