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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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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人看,芳草是很美的。颜色心理学中有许多同类的事实。许多人对于颜色都有所偏好,有人偏好红色,有人偏好青色,有人偏好白色。据一派心理学家说,这都是由于联想作用。例如红是火的颜色,所以看到红色可以使人觉得温暖;青是田园草木的颜色,所以看到青色可以使人想到乡村生活的安闲。许多小孩子和乡下人看画,都只是欢喜它的花红柳绿的颜色。有些人看画,欢喜它里面的故事,乡下人欢喜把孟姜女、薛仁贵、桃园三结义的图糊在壁上做装饰,并不是因为那些木板雕刻的图好看,是因为它们可以提起许多有趣故事的联想。这种脾气并不只是乡下人才有。我每次陪朋友们到画馆里去看画,见到他们所特别注意的第一是几张有声名的画,第二是有历史性的作品如耶稣临刑图、拿破仑结婚图之类,像伦勃朗所画的老太公、老太婆,和后期印象派的山水风景之类的作品,他们却不屑一顾。此外又有些人看画(和看一切其他艺术作品一样),偏重它所含的道德教训。道学先生看到裸体雕像或画像,都不免起若干嫌恶。记得詹姆士在他的某一部书里说过有一次见过一位老修道妇,站在一幅耶稣临刑图面前合掌仰视,悠然神往。旁边人问她那幅画何如,她回答说:“美极了,你看上帝是多么仁慈,让自己的儿子去牺牲,来赎人类的罪孽!”
在音乐方面,联想的势力更大。多数人在听音乐时,除了联想到许多美丽的意象之外,便别无所得。他们欢喜这个调子,因为它使他们想起清风明月;不欢喜那个调子,因为它唤醒他们以往的悲痛的记忆。锤子期何以负知音的雅名了因他听伯牙弹琴时,惊叹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李顽在胡茄声中听到什么了他听到的是“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白乐天在琵琶声中听到什么了他听到的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苏东坡怎样形容洞箫了他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谷之潜蛟,泣孤舟之馨妇。”这些数不尽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多数人欣赏音乐,都是欣赏它所唤起的联才目
联想所伴的快感是不是美感呢?
历来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可分两派,一派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派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争辩就是在文艺思潮史中闹得很凶的形式和内容的争辩。依内容派说,文艺是表现情思的,所以文艺的价值要看它的情思内容如何而决定。第一流文艺作品都必有高深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这句话本来是不可辩驳的。但是侧重内容的人往往从这个基本原理抽出两个其他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题材的重要。所谓题材就是情节。他们以为有些情节能唤起美丽堂皇的联想,有些情节只能唤起丑陋凡庸的联想。比如做史诗和悲剧,只应采取英雄为主角,不应采取愚夫愚妇。第二个结论就是文艺应含有道德的教训。读者所生的联想既随作品内容为转移,则作者应设法把读者引到正经路上去,不要用淫秽卑鄙的情节摇动他的邪思。这些学说发源较早,它们的影响到现在还是很大。从前人所谓“思无邪”、“言之有物”、“文以载道”,现在人所谓“哲理诗”、“宗教艺术”、“革命文学”等等,都是侧重文艺的内容和文艺的无关美感的功效。
这种主张在近代颇受形式派的攻击,形式派的标语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说,两个画家同用一个模特儿,所成的画价值有高低;两个文学家同用一个故事,所成的诗文意蕴有深浅。许多大学问家、大道德家都没有成为艺术家,许多艺术家并不是大学问家、大道德家。从此可知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如果你不是艺术家,纵有极好的内容,也不能产生好作品出来;反之,如果你是艺术家,极平庸的东西经过灵心妙运点铁成金之后,也可以成为极好的作品。印象派大师如莫奈、凡?高诸人不是往往在一张椅子或是几间破屋之中表现一个情深意永的世界出来么了这一派学说到近代才逐渐占势力。在文学方面的浪漫主义,在图画方面的印象主义,尤其是后期印象主义,在音乐方面的形式主义,都是看轻内容的。单拿图画来说,一般人看画,都先问里面画的是什么,是怎样的人物或是怎样的故事。这些东西在术语上叫做“表意的成分”。近代有许多画家就根本反对画中有任何“表意的成分”。看到一幅画,他们只注意它的颜色、线纹和阴影,不问它里面有什么意义或是什么故事。假如你看到这派的作品,你起初只望见许多颜色凑合在一起,须费过一番审视和猜度,才知道所画的是房子或是崖石。这一派人是最反对杂联想于美感的。
这两派的学说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呢了我们否认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分开来讲(这个道理以后还要谈到),不过关于美感与联想这个问题,我们赞成形式派的主张。
就广义说,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但是我们通常所谓联想,是指由甲而乙,由乙而丙,辗转不止的乱想。就这个普通的意义说,联想是妨碍美感的。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联想却不免带有思考。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上面,联想则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在审美时我看到芳草就一心一意地领略芳草的情趣;在联想时我看到芳草就想到罗裙,又想到穿罗裙的美人,既想到穿罗裙的美人,心思就已不复在芳草了。
联想大半是偶然的。比如说,一幅画的内容是“西湖秋月”,如果观者不聚精会神于画的本身而信任联想,则甲可以联想到雷峰塔,乙可以联想到往日同游西湖的美人,这些联想纵然有时能提高观者对于这幅画的好感,画本身的美却未必因此而增加,而画所引起的美感则反因精神涣散而减少。
知道这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通常被认为美感的经验其实并非美感了。假如你是武昌人,你也许特别欢喜崔颖的《黄鹤楼》诗;假如你是陶渊明的后裔,你也许特别欢喜《陶渊明集》;假如你是道德家,你也许特别欢喜《打鼓骂曹》的戏或是韩退之的《原道》;假如你是古董贩,你也许特别欢喜河南新出土的龟甲文或是敦煌石窟里面的壁画;假如你知道达?芬奇的声名大,你也许特别欢喜他的《蒙娜?丽莎》。这都是自然的倾向,但是这都不是美感,都是持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以外求它的价值。
六、“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考证、批评与欣赏
把快感认为美感,把联想认为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此外还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证和批评认为欣赏。
在这里我不妨稍说说自己的经验。我自幼就很爱好文学。在我所谓“爱好文学”,就是欢喜哼哼有趣味的诗词和文章。后来到外国大学读书,就顺本来的偏好,决定研究文学。在我当初所谓“研究文学”,原来不过是多哼哼有趣味的诗词和文章。我以为那些外国大学的名教授可以告诉我哪些作品有趣味,并且向我解释它们何以有趣味的道理。我当时隐隐约约地觉得这门学问叫做“文学批评”,所以在大学里就偏重“文学批评”方面的功课。哪知道我费过五六年的功夫,所领教的几乎完全不是我原来所想望的。
比如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教授在讲堂上讲些什么呢了现在英国的学者最重“版本的批评”。他们整年地讲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某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某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四折本”和“对折本”有几次翻印,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某一段在某版本里为阔文,某一个字是后来某个编辑者校改的。在我只略举几点已经就够使你看得不耐烦了,试想他们费毕生的精力做这种勾当!
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他们也很重视“来源!”的研究。研究“来源”的问些什么问题呢了莎士比亚大概读过些什么书了他是否懂得希腊文了他的《哈姆雷特》一部戏是根据哪些书了这些书他读时是用原文还是用译本了他的剧中情节和史实有哪几点不符了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在埋头于灰封虫咬的向来没有人过问的旧书堆中,寻求他们的所谓“证据”。
此外他们也很重视“作者的生平”。莎士比亚生前操什么职业了几岁到伦敦当戏子了他少年偷鹿的谣传是否确实了他的十四行诗里所说的“黑姑娘”究竟是谁了“哈姆雷特”是否是莎士比亚现身说法了当时伦敦有几家戏院了他和这些戏院和同行戏子的关系如何了他死时的遗嘱能否见出他和他的妻子的情感了为了这些问题,学者跑到法庭里翻几百年前的文案,跑到官书局里查几百年前的书籍登记簿,甚至于跑到几座古老的学校去看看墙壁上和板凳上有没有或许是莎士比亚划的简笔姓名。他们如果寻到片纸只字,就以为是至宝。
这三种功夫合在一块讲,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考据学”。我的讲莎士比亚的教师除了这种考据学以外,自己不做其他的功夫,对于我们学生们也只讲他所研究的那一套,至于剧本本身,他只让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读,能欣赏也好,不能欣赏也好,他是不过问的,像他这一类的学者在中国向来就很多,近来似乎更时髦。许多人是把“研究文学”和“整理国故”当作一回事。从美学观点来说,我们对于这种考据的工作应该发生何种感想呢了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的知识。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了解是欣赏的预备,欣赏是了解的成熟。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的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注意到这些问题,就是离开形象本身。但是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例如要了解曹子建的《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他和甄后的关系;要欣赏陶渊明的《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了解和欣赏是互相补充的。未了解决不足以言欣赏,所以考据学是基本的功夫。但是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只是做到史学的功夫,却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一般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通常都不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就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一字一画都有来历,于是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史实的支配。《红楼梦》一部书有多少“考证”和“索隐”了它的主人究竟是纳兰成德,是清朝某个皇帝,还是曹雪芹自己了“红学”家大半都忘记艺术生于创造的想象,不必实有其事。考据家的第二种错误在因考据而忘欣赏。他们既然把作品的史实考证出来之后,便以为能事已尽。而不进一步去玩味玩味。他们好比食品化学专家,把一席菜的来源、成分以及烹调方法研究得有条有理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就我个人说呢,我是一个瞥餐汉,对于这般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是十二分的敬佩和感激,我自己却不肯学他们那样“斯文”,我以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著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自己看,考据就是一种批评。但是一般人所谓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所以我当初想望研究文学批评,而教师却只对我讲版本来源种种问题,我很惊讶,很失望。普通意义的批评究竟是什么呢了这也并没有定准,向来批评学者有派别的不同,所认识的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我们把他们区分起来,可以得四大类。
第一类批评学者自居“导师”的地位。他们对于各种艺术先抱有一种理想而自己却无能力把它实现于创作,于是拿这个理想来期望旁人。他们欢喜向创作家发号施令,说小说应该怎样做,说诗要用音韵或是不要用音韵,说悲剧应该用伟大人物的材料,说文艺要含有道德的教训,如此等类的教条不一而足。他们以为创作家只要遵守这些教条,就可以做出好作品来。坊间所流行的《诗学法程》、《小说作法》、《作文法》等等书籍的作者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批评学者自居“法官”地位。“法官”要有“法”,所谓“法”便是“纪律”。这班人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然后以这些纪律来衡量一切作品,和它们相符合的就是美,违背它们的就是丑。这种“法官”式的批评家和上文所说的“导师”式的批评家常合在一起。他们最好的代表是欧洲假古典主义的批评家。“古典”是指古希腊和罗马的名著,“古典主义”就是这些名著所表现的特殊风格,“假古典主义”就是要把这种特殊风格定为“纪律”让创作家来模仿。处“导师”的地位,这派批评家向创作家发号施令说:“从古人的作品中我们抽绎出这几条纪律,你要谨遵无违,才有成功的希望!”处“法官”的地位,他们向创作家下批语说:“亚理士多德明明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莎士比亚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克白了做诗用字忌但俗,你在麦克白的独白中用‘刀夕字,刀是屠户和厨夫的用具,拿来杀皇帝,岂不太损尊严,不合纪律了”(“刀”字的批评出诸约翰生,不是我的杜撰。)这种批评的价值是很小的。文艺是创造的,谁能拿死纪律来范围活作品了谁读《诗歌作法》如法炮制而做成好诗歌了
第三类批评学者自居“舌人”的地位。“舌人”的功用在把外乡话翻译为本地话,叫人能够懂得。站在“舌人”的地位的批评家说:“我不敢发号施令,我也不敢判断是非,我只把作者的性格、时代和环境以及作品的意义解剖出来,让欣赏者看到易于明了。”这一类批评家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如法国的圣佩韦,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作者的心理,看他的作品与个性、时代和环境有什么关系。一种为注疏家和上文所说的考据家,专以追溯来源、考订字句和解释意义为职务。这两种批评家的功用在帮助了解,他们的价值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
第四类就是近代在法国闹得很久的印象主义的批评。属于这类的学者所居的地位可以说是“瞥餐者”的地位。“瞥餐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它的印象描写出来。他们的领袖是佛朗士,他曾经说过:“依我看来,批评和哲学与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批评家的信条。他们反对“法官”式的批评,因为“法官”式的批评相信美丑有普遍的标准,印象派则主张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我自己觉得一个作品好就说它好,否则它虽然是人人所公认为杰作的荷马史诗,我也只把它和许多我所不欢喜的无名小卒一样看待。他们也反对“舌人”式的批评,因为“舌人”式的批评是科学的、客观的,印象派则以为批评应该是艺术的、主观的,它不应像餐馆的使女只捧菜给人吃,应该亲自尝菜的味道。
一般讨论读书方法的书籍往往劝读者持“批评的态度”。这所谓“批评”究竟取哪一个意义呢了它大半是指“判断是非”。所谓持“批评的态度”去读书,就是说不要“尽信书”,要自己去分判书中何者为真,何者为伪,何者为美,何者为丑。这其实就是“法官”式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态度”和“欣赏的态度”(就是美感的态度)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开头时所说的“科学的态度”;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有一种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我不能沉醉在作品里面,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的经验。
印象派的批评可以说就是“欣赏的批评”。就我个人说,我是倾向这一派的,不过我也明白它的缺点。印象派往往把快感误认为美感。在文艺方面,各人的趣味本来有高低。比如看一幅画,“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这两种印象的价值是否相同呢了我小时候欢喜读《花月痕》和《吕东莱博议》一类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报颜,究竟是我从前对还是现在对呢了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我们只说:“我觉得它好”还不够,我们还应说出我何以觉得它好的道理。说出道理就是一般人所谓批评的态度了。
总而言之,考据不是欣赏,批评也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从前老先生们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现在一般青年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七、“情人眼底出西施”:美与自然
我们关于美感的讨论,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最好把上文所说的话回顾一番,看我们已经占住了多少领土。美感是什么呢了从积极方面说,我们已经明白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而这种形象是孤立自足的,和实际人生有一种距离;我们已经见出美感经验中我和物的关系,知道我的情趣和物的姿态交感共鸣,才见出美的形象。从消极方面说,我们已经明白美感一不带意志欲念,有异于实用态度,二不带抽象思考,有异于科学态度;我们已经知道一般人把寻常快感、联想以及考据与批评认为美感的经验是一种大误解。
美生于美感经验,我们既然明白美感经验的性质,就可以进一步讨论美的本身了。
什么叫做美呢?
在一般人看,美是物所固有的。有些人物生来就美,有些人物生来就丑。比如称赞一个美人,你说她像一朵鲜花,像一颗明星,像一只轻燕,你决不说她像一个布袋,像一条犀牛或是像一只癫虾蟆。这就分明承认鲜花、明星和轻燕一类事物原来是美的,布袋、犀牛和癫虾蟆一类事物原来是丑的。说美人是美的,也犹如说她是高是矮是肥是瘦一样,她的高矮肥瘦是她的星宿定的,是她从娘胎带来的,她的美也是如此,和你看者无关。这种见解并不限于一般人,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所以他们费许多心力去实验最美的颜色是红色还是蓝色,最美的形体是曲线还是直线,最美的音调是G调还是F调。
但是这种普遍的见解显然有很大的难点,如果美本来是物的属性,则凡是长眼睛的人们应该都可以看到,应该都承认它美,好比一个人的高矮,有尺可量,是高大家就要都说高,是矮大家就要都说矮。但是美的估定就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假如你说一个人美,我说她不美,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说服我呢了有些人欢喜辛稼轩而讨厌温飞卿,有些人欢喜温飞卿而讨厌辛稼轩,这究竟谁是谁非呢了同是一个对象,有人说美,有人说丑,从此可知美本在物之说有些不妥了。
因此,有一派哲学家说美是心的产品。美如何是心的产品,他们的说法却不一致。康德以为美感判断是主观的而却有普遍性,因为人心的构造彼此相同。黑格尔以为美是在个别事物上见出“概念”或理想。比如你觉得峨嵋山美,由于它表现“庄严”、“厚重”的概念。你觉得《孔雀东南飞》美,由于它表现“爱”与“孝”两种理想的冲突。托尔斯泰以为美的事物都含有宗教和道德的教训。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说法。说法既不一致,就只有都是错误的可能而没有都是不错的可能,好比一个数学题生出许多不同的答数一样。大约哲学家们都犯过信理智的毛病,艺术的欣赏大半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在觉得一件事物美时,我们纯凭直觉,并不是在下判断,如康德所说的,也不是在从个别事物中见出普遍原理,如黑格尔、托尔斯泰一般人所说的;因为这些都是科学的或实用的活动,而美感并不是科学的或实用的活动。还不仅此。美虽不完全在物却亦非与物无关。你看到峨嵋山才觉得庄严、厚重,看到一个小土墩却不能觉得庄严、厚重。从此可知物须先有使人觉得美的可能性,人不能完全凭心灵创造出美来。
依我们看,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心物婚婿后所产生的婴儿。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形象属物而却不完全属于物,因为无我即无由见出形象;直觉属我却又不完全属于我,因为无物则直觉无从活动。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再拿欣赏古松的例子来说,松的苍翠劲直是物理,松的清风亮节是人情。从“我”的方面说,古松的形象并非天生自在的,同是一棵古松,千万人所见到的形象就有千万不同,所以每个形象都是每个人凭着人情创造出来的,每个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就是每个人所创造的艺术品,它有艺术品通常所具的个性,它能表现各个人的性分和情趣。从“物”的方面说,创造都要有创造者和所创造物,所创造物并非从无中生有,也要有若干材料,这材料也要有创造成美的可能性。松所生的意象和柳所生的意象不同,和癫虾蟆所生的意象更不同。所以松的形象这一个艺术品的成功,一半是我的贡献,一半是松的贡献。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我与物如何相关了。何以有些事物使我觉得美,有些事物使我觉得丑呢了我们最好用一个浅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我们看下列六条垂直线,往往把它们看成三个柱子,觉得这三个柱子所围的空间(即A与B、C与D和E与F所围的空间)离我们较近,而B与C以及D与E所围的空间则看成背景,离我们较远。还不仅此。我们把这六条垂直线摆在一块看,它们仿佛自成一个谐和的整体;至于G与H两条没有规律的线则仿佛是这整体以外的东西,如果勉强把它搭上前面的六条线一块看,就觉得它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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