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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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断发展的研究和技术革新使农民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耕种，这在几十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卫星导航的拖拉机、收割机和施肥机能够根据每平方英尺的作物所需营养的实时评估，在那1平方英尺的土地上释放所需的养分。1926年，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26人；而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155人。

　　　　这些农民有专业技能和资源来使用最精密和最复杂的技术——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他们。食物生态系统包罗万象，非常复杂。如果美国玉米歉收，那么全球玉米价格可能会因此上涨，从而加剧全球饥荒；而如果其玉米丰收，剩余的玉米可以被快速有效地用于地震后的灾后救援工作。世界人口在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率也必须不断提高。美国的农民现在生产着世界上20％的粮食。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当美国最大化其耕地生产率之后，它同时也在拯救其他地方脆弱的生态体系。

　　　　即使在我的家乡迪凯特，一个耕地资源丰富的美国中西部城市，那里的人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过去30年里，家乡的农业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我们有成百上千英亩的玉米和大豆耕地，然而我还是遇到过很多当地人，他们认为耕种活动仍然停留在民间小作坊的经营模式上。几十年以前，这里有很多面积约几百英亩、规模适中的农场，每个农场可能雇用了一户农民家庭，或许还有其他几个人。而现在，这些农场动辄上千英亩，由越来越少数的农场主经营着，他们只雇用几个工人，更多的是依靠更大型、更精密的机械设备。这些设备穿梭于耕地之中，高高的杆子上装有GPS接收器，让农民不用亲自下田就能自如地操控设备，可能只需要在播种或收割的季节多请几个帮手，但是总体而言，自动化和机械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极端，其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小量生产有机作物的农民正在使用各种低影响的绿色科技，引领着有机运动和“购买本土农作物”运动，而且这些农民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这方面有分量的研究和技术不少，我个人也很支持。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每个领域、每种规模上都进行多种尝试。我所见过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示范田之一就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罗德学院（RodaleInstitute），几十年来，那里的科学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实验，试图研发能够保护和提高土壤质量的更高产的有机耕种方式。

　　　　我一向坚定提倡要更好地管理土地，后文中也会详细提到这点。然而现在我要说一个可能不讨喜的观点：饥饿问题每天都折磨着近10亿人口，以我们现在的耕种规模，依靠有机农业是不能养活所有人的，那样做挑战太大。一些重灾区的条件太恶劣，不能仅仅依靠有机农业，而且有机农业需要农民接受大量的培训和不间断的管理，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维护。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不论是美国最大的商业玉米农场，还是危地马拉或加纳一户贫穷农民家周边的一小块土地，其土壤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提高土壤质量的方法包括覆盖作物、轮耕和减少使用耕作技术，这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规模的农田都能应用的方法。然而，到头来，要为全球将近10亿人口解决粮食问题还是需要向不同规模的农场推广最佳实践，并通过因地制宜来获得成功。

　　　　小农户的金字塔

　　　　当谈起全球饥饿问题，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角色。显然，商业农民的角色和小农户的不一样，但是世界粮食生态系统需要每个地区的每个角色都有合适的、聪明的演员来扮演。在饥饿问题上，我最关注的是自给农民，世界上有很多人致力于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他们的初衷和想法都是美好的，却误解和忽视了自给农民。

　　　　2008年，我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这个备受干旱和饥荒折磨的地方遇到一位妇女，她的名字叫阿达尼克·瑟发。那次，我一如既往地带着我的相机，拍了一张她和她12岁的儿子纳吉瑟坐在一个食物分发点地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提醒着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方式帮助这些人。照片里，她的眼神空洞而又痛苦，儿子的胸腔凹陷，肋骨根根分明，腿非常细，以至于膝盖看起来像个大肿块。

　　　　阿达尼克告诉我，她有1。25英亩的土地，但是已经有两个季节不能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喂饱一家上下11口人了。她去那里是为了得到点儿食物援助。以前她养过鸡，不过它们病死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干旱。她没有办法储藏粮食，当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卖了最后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来购买食物，然而因为持续不断的干旱，当地的粮食价格极高，所以她几乎什么都买不起。

　　　　我知道粮食援助可以帮她撑过下一周，或许下个月。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粮食援助是让这些人活命的关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粮食援助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我们如何找到一个长久之计呢？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到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获得一个可持续的粮食来源和收入？

　　　　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上亿像阿达尼克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一个关于自己是如何“选择”务农这个行业的有趣或是离奇的故事，完全是迫于生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这些农民多达5亿，他们采用最原始的耕作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它们所需的80％的粮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使用拖拉机或收割机，也不会用“地球的管家”这样浪漫和崇高的字眼来形容自己。他们很难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一场干旱或者一种害虫或病毒的侵袭就意味着他们要丧失一个或者多个小孩儿。他们就是在这样异常恶劣和极端的条件下，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和低劣的种子进行农事活动的，别无他选。

　　　　虽然有政府、投资者和好心的慈善家提出了一些体系的构想，但这些体系只适用于美国等产量高的农业环境，对于那些有很多像阿达尼克这样的自给农民的贫穷国家，却完全不适用。要想让这些国家具备大规模、高度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条件，就意味着要花费上万亿美元对其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花几十年时间培训人员和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在非洲，要想实现整个大陆大规模的耕作，就一定要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公路和水资源管理系统，而光是打造这个系统就需要54个不同国家政府的支持，而这54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将每年支出的10％用于发展自己的农业，虽然农业关系到民生大计。

　　　　我们基金会针对非洲农民做了一项分析，把他们分为3类，可以用金字塔来打一个比方：在金字塔的顶端，是不到5％的非洲精英农民，他们是商业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和产出，能雇用劳动力，买得起优质种子、除草剂、杀虫剂和化肥；有灌溉系统，能获得贷款，有销售农作物的市场渠道。他们在非洲的地位非同一般，一天能吃三餐，而且吃的一般都不是自己种的粮食。

　　　　比金字塔顶端的规模略大一点的第二层，是我所说的“稳定的”农民。他们中大多数人吃的是自家产的粮食，虽然他们也经常卖点儿作物，来补贴家用。他们或许会有一些小型的粮食储藏系统，如此一来，就能囤积一些粮食，等到价格比收获季节高一些的时候再卖出。他们通常一天吃两餐，一些人的小孩儿也许会去上学。

　　　　位于金字塔最底端的大约90％或以上的都是“脆弱的”农民，阿达尼克就属于这一类人。这样的家庭一天吃不上两餐，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农场工作，每天的生活费一般低于2美元。他们没有设备，无力饲养大型动物，只能使用未经培育的种子（这会减少农业生产率），也没钱买化肥和杀虫剂。他们种的粮食几乎仅够自家吃，就算还有些剩余的，也没有地方储藏，只能在价格最低的收获季节卖掉。他们靠天吃饭，大多数小孩儿不会去上学，身体也不那么健康；家里务农的主力通常是妇女。

　　　　此时此刻，世界上有上百万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正在被活活饿死。他们没有力气，在种地的时候从来不会使用能帮助提高效率的技巧，没有什么途径联系到农业推广代理来教授他们新的耕作方法，也没有土地。要想实现大规模、高科技的农业耕种，需要雄厚的资源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令自给农民望尘莫及的，所以这个办法行不通。有的农田土壤肥沃，灌溉设备齐全，通有平坦的公路、设计合理的铁路，还配备了大型谷物升降机，对这样的农田行之有效的技术，却未必能解决脆弱农民的粮食问题。要知道，数百万的农民住在偏远的地区，那里只有泥土路，他们除了把粮食一袋袋地扛到商贩那里去卖，或者把种子和化肥一袋袋地扛回农场之外，别无选择。

　　　　人们最终走上务农这条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人是第6、7代农民，他们完全习惯了代代相传的某种特定的务农方式。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务农适合我。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农民种地，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全球粮食生态系统很复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粮食从哪里来，种粮食的人有什么困难。我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农民是我的第一职业，我裤子的膝盖处可以证明这一点。
故事4　　德文的礼物
　　　　记忆中有个关于白色条纹的故事，它强烈而鲜明，就像是老师在黑板上的某个关键词下用刺耳的声音重重地划了一条白线。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我当时在塞内加尔，天气炎热，没有一点儿风，让人窒息。我坐在一部丰田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发动机在运转，所有空调的通风孔都对着我猛吹。我对于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始料未及，也完全不敢相信。村里的人开始在我刚刚离开的院子门口聚集起来，他们的对话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充满敌意。刚刚跟我一起在院子里面的两个人正试图回到车上。村民们围绕并怒视着他们，还用手指着我。这一切的起因就是放在我腿上的照相机。

　　　　半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波澜不惊的景象。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场景，我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拍摄一个穿着亮绿色衣服、头戴紫色头巾的美丽的小女孩身上。我此次的行程是由非政府组织世界宣明会（WorldVision）安排的，目的是考察农业条件。在塞内加尔，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是沙漠，所以我们驱车来到这个镇上，想喝点儿水，活动下筋骨。这时，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走过去，和站在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旁边的男子交谈。他是当地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身边围绕着很多小孩儿，当这个戴头巾的小女孩看见我手持相机时，就向我走过来，并开始摆造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相机镜头。我开始给她拍照，其他的小孩儿也蜂拥而至，然后她溜到人群的后面，暗示我在别的地方给她拍摄。她想成为主角，让我只给她一个人拍照。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她想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可。

　　　　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我们给世界宣明会的那位工作人员取了个化名——查尔斯。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如果我对他的描述再详细一些的话，他的性命或许仍会因站在我的立场而受到威胁。查尔斯和那个开奔驰的男子交谈完之后，就让我们坐上陆地巡洋舰，然后开走了。他边开车，边和我们解释道，那个男子是个北非伊斯兰教隐士，一位很有影响的宗教领导；所谓北非伊斯兰教隐士，指的就是开办传授《古兰经》学校的伊斯兰教苏非派穆斯林老师。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人告诉我，这里的很多做法都不被主流穆斯林所接受。这种学校也只在北非偏远的小地方才有。

　　　　我看得出来，查尔斯心不在焉，而且有点儿心烦意乱。然后，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沮丧和气愤了。他边摇头边说，在我们刚刚停车的那个院子里面，有很多上了镣铐的小孩儿。

　　　　查尔斯这么一说，立即引起了我和车上的一位来自非政府组织的美国同事的注意。我们坚持让查尔斯把车掉头。在往回开的路上，查尔斯跟我们解释说，这个教派的一个特点就是男子可以娶很多老婆，组建一个大家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养活那么多人。所以他们就会送走一些小孩儿，去北非伊斯兰教隐士那里，被灌输这种宗教，顺便讨口饭吃。同时，为了支持日常生活体系的正常运营，隐士会让小孩儿上街乞讨。小孩儿痛恨这样做，曾试图逃跑。所以，隐士下令让他们戴上手铐或脚镣，彼此拴在一起，或是拴在树上，这样一来，他们就跑不了了。

　　　　查尔斯把车停在院子旁边。奔驰车已经开走了，他下了车，径直走向把守在院子门外的男人。没多久，他神色紧张地走回来，告诉我们，那个守门人是隐士的儿子，我们只能进去待几分钟，而且只能带一部照相机，不能带额外的胶卷（我那时还没有用数码相机）。我们的车开过了第一排门，接着我们步行走进第二排门，然后我们看到至少有50个小男孩，铐着手铐或脚镣，一些被彼此拴在一起，一些被拴在树上，我们震惊不已。我不知道查尔斯跟门卫说了些什么，总之那个放我们进来的门卫还允许我拍几张照片。我假装聚焦在地面或是院子的建筑上，但实际上我在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拍摄这些孩子。院子里有些成年人，他们有所顾虑地看着我，然后聚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表情也越来越吓人。查尔斯察觉到我们或许越界了。他要我赶紧撤出院子，并和另外一名同事在一边掩护我，分散这群人的注意力。我好不容易撤了出去，爬到车里。另一个和我们同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坐在车后排等我们。

　　　　刚刚那一幕太让人震惊了，而且天气炎热，更加让我吃不消。当你透过镜头，看到小孩儿们被拴着链条，你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21世纪，这一幕不是什么不真实的噩梦，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他们的脸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脸上写满悲伤和疲惫，然而又因为有人注意到了他们而觉得好奇。有时，这些学校会说，他们正在让这群孩子体验乞丐贫困的生活，从而强化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回馈社会的意识。然而从我那天的所见所闻来看，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家长要把小孩儿送到那里去？

　　　　然后，我看到一个白色条纹状的东西向我们的车冲过来，是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年轻男子，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面露凶色，猛地把车前门打开。他坐上驾驶位，伸手想要摸到变速器操纵杆启动车子。我从后面抓住他的手臂，这样他就不能把变速器从空挡变为一挡。另一个同事见状，赶紧跳下车，打开驾驶位的车门，然后把这名白衣男子拖了出去。这时候查尔斯和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也撤离到了车里。这群暴徒围绕在车子周围，查尔斯慢慢开动车子，即使他们大喊大叫，不断靠近我们，一些人还用力敲打我们的车，查尔斯也没有刹车，最终我们终于突出重围，开走了。

　　　　查尔斯告诉我，根据他对这个教派传统的了解，穿白衣服的男子想要开车直接撞墙。如果他撞毁了我们的车子，造成我们的死伤，就算他自己跟我们同归于尽了，他也会被这群愤怒的人当作英雄一样来对待。

　　　　我们在那个院子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其间我只拍了一卷胶卷，36张照片。对我而言，最让人心酸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剃着光头，戴着脚链坐在地上的悲伤的小男孩，他正在读一本宗教的书，他把一些旧袜子垫在踝骨处，这样一来，脚链就不会硬生生地摩擦脚踝。我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寄回塞内加尔。我的一个联系人把这个小男孩的照片和其他几张照片一道拿给了当地政府官员，控诉这个院子里的小孩儿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一开始，官员对此予以否认，但是照片却铁证如山。据说此举的成效就是，医生可以进入院子里给小孩儿进行身体检查。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的照相机给我惹了多少次麻烦了，要么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该看到的东西，要么是因为我铤而走险拍摄各种各样的动物或者地貌。但是分享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不能把我的慈善事业和摄影分隔开来。我已经出版了几本摄影作品，内容有关濒危物种和栖息地，以及全世界穷人的生活经历。我用摄影来解释我在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这样做——即使在可怕的或者被忽视的环境下，人们依然顽强地和暴君对抗，和命运抗争，我想做的就是让人们见识到他们这群人的高尚和尊严。我曾亲眼目睹苦难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个人伤害和群体伤害：例如容纳了上万名难民的难民营，没有人愿意想起这些难民或是和他们打交道；又或者是正在侵蚀雨林的刀耕火种式农业。有意思的是，我对摄影的热爱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然而一开始我并没有这个追求新鲜刺激的爱好，它是来自我妻子德文的一个礼物。她认为，拍摄大自然能够让我静下心来，变得有耐心。

　　　　我们的西部

　　　　在我二十几岁操作着一些大型设备从事耕种的这一段冒险经历中，我娶了一个名叫马西娅·邓肯（MarciaDuncan）的奥马哈女子。虽然我们本意都是好的，但是最后我们并不合拍，所以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我当时还很年轻气盛，焦躁不安，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我要干什么。我向父亲征询意见，说我想去由他敬重的人开办的公司里学习学习。我们讨论了几个选择，都是伯克希尔公司控股的不在奥马哈的公司。父亲说，他会帮我找一份工作，“但是你要从底层做起”。我完全可以接受。最终我选择了加州的时思糖果（See’sCandies）。

　　　　我一开始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和时思的一位备受信赖的资深维修工程师一起出差。时思糖果的店面几乎千篇一律，色调永远是黑白相间，地板也是由黑白相间的瓷砖拼成的。大多数销售员都是女性，身穿带有黑色蝴蝶结的白色连衣裙。每年，工程师都会从加州去得州和西部的其他州出差，检查大量的时思糖果店铺，以确保每样东西都得到很好的维护，还会给这些店铺来个大清洁。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个80岁的老头，但是我知道他实际上要年轻得多。当然，和一个以自己工作为荣的同事共事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之后调到了生产和包装部门，在那里，我负责订购每天的订单所需的包装盒。

　　　　订购包装盒听起来小菜一碟，但是它的数量要与产量相一致。如果订购出现错误，不能满足糖果订单的需求，就会对生意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订多了，盒子又会积压在走廊。我们定期会有消防检测，如果走廊堆满杂物通行不畅的话，整个工厂可能会被勒令关闭。

　　　　时思的一些员工并不待见沃伦·巴菲特的儿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有一次，一个同事订购了两三倍于我们通常所需的包装盒，就是想引发刚刚我说的消防检查的问题。我的上级把我叫过去，说我犯了个这么低级的错误，要解雇我。他给我看了看包装盒的订购单——签的是我的名字，但是我指出这一看就不是我的字迹。之后他们进一步调查，发现是他人所为，而这个人一直对我获得这份工作的方式感到愤愤不平。

　　　　我父亲想让我在这个行业里至少待上两年，真正学到些东西，我也答应了。我还算喜欢这一行，在时思也交了些朋友。然后我遇见了德文。

　　　　当时除了时思糖果，我的另一个选择是纽约州的《布法罗晚报》（BuffaloEveningNews）。我遇见德文之后，心想：“谢天谢地我没有去布法罗！不然我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德文。”她那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而且是位极为出色的母亲。我在时思的最后一年，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与此同时，我也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念书，这一次的目的是发现我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么做，才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但是我一直很怀念奥马哈。尽管我很喜欢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上课，但我还是想和德文结婚，也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如果在南加州定居的话，我觉得有点儿不合乎情理，所以我们搬回到奥马哈。之前我在那里学习如何使用重型设备，所以还有些朋友熟人，一回去我就承包了一个项目，修剪河边几英里堤岸上的杂草。我们结婚之后的两个月里，德文就怀上了HWB。

　　　　当我们搬回奥马哈之后，我开始更加认真严肃地对待务农这件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内心平静下来了。务农对我有种神奇的作用，特别是种植和收割。尽管对于那些不习惯干农活儿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单调无味，没完没了；但是对我而言，花时间驾驶农业设备在田地里做些基本的农活儿让我觉得非常踏实，精神焕发。

　　　　当你坐在一台拖拉机里，或者开着一辆收割机时，你必须注意你手头的工作，从而简化了你的视觉世界。我开始看到一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东西：鹰和草原狼；日落和月出；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玉米秆会呈现出黄色、橘色或其他颜色；下过雨之后，土壤会在太阳出来的时候闪闪发光，变干的时候会从黑色变成褐色；狐狸飞奔进玉米地；亮绿色的迪尔设备立在金灿灿的、被风吹打的谷物旁边。

　　　　我那时还没有相机，但是我很想向德文和孩子们展示我在地里看到的景象。HWB那时还小，但是我们有四个女儿，她们都很喜欢拍摄动物和大自然。德文的女儿埃琳有一部傻瓜相机。我问她可不可以借我用来捕捉我在地里的某些瞬间，这样我就可以跟家人分享那些令人陶醉的美景。

　　　　德文知道，拍摄这些景象似乎开启了我内心的一扇门。我之后听到她跟别人说：“豪伊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严肃认真，而且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变安静了，不再到处开玩笑或是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大自然的光线、颜色和景象都深深地触动着他。人们都说从豪伊的摄影里仿佛看到了他的灵魂。”

　　　　德文去内布拉斯加家具城（NebraskaFurnitureMart）给我买了部很好的相机，是一款宾得35mm单反相机。我立马上瘾了。我对饥饿问题的认识之所以越来越深，摄影功不可没。从那以后，我对相机爱不释手。

　　　　早期的时候，我每次去旅行，都会拍摄自然风景。但是即使我的任务是拍摄大猩猩、北极熊或者美洲狮，我也会鬼使神差地把镜头转向那里的人。生活在那些濒危栖息地的人们通常一贫如洗、饥肠辘辘。

　　　　为了捕捉最好的摄影画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注意诸如光线和空气质量这样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村落里，会有有毒的烟雾，村民完全暴露在这些贴近地面的有毒烟雾里，时间长了，对肺部有害。烟雾可能来自垃圾焚烧，或者是残留的炭火。不论来自什么，这种难闻的烟和气体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对小孩儿更是如此。它存在的原因是人们很贫穷，不论烧的是什么，都是村民迫于维持生计。

　　　　另一个让我着迷的原因就是，不论被拍的人多么清贫，他/她总会有几个小宝贝，或者一些表明他们身份的东西。在难民营里，曾有妇女拿给我看带有子弹孔的锅或者沾有血渍的裙子，这些都能证明她们曾经有过的可怕遭遇。一些小孩儿，可能会给你看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小玩具，比如脏兮兮的小娃娃或者小型玩具车。当你拍摄他们的宝贝时，他们特别自豪。因为这证实了他们的宝贝确实非同一般。

　　　　为了获取一个画面，你可能会让自己身陷险境。有时你专注于构图，完全忘了这一点。很多摄影记者都觉得，只要手持相机，就有种要报道真相的使命感。问题就在于，尽管你幻想你手持揭露真相的武器，但是这部相机并不会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保护你。我曾经就为了拍摄一些有震撼力的照片，身陷危险之中——比如说，在阿富汗距地面14000英尺的黑鹰直升机上冻得瑟瑟发抖；受到北极熊的攻击；在塞拉利昂钻石矿周边，和手持铁锄的愤怒男子对峙。

　　　　对我而言，塞内加尔的那个戴着脚铐的小男孩就是众多饥饿的面孔之一。这些戴着脚铐长大的寄人篱下的孩子们，需要残酷的老师来养活，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呢？在过去10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目睹过各种悲剧，也了解饥荒所能引发的痛苦，有时这些画面让我深感绝望。每当我站在镜头后，我都告诉自己搜集证据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图像迟早有一天会帮助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这就是我在情绪上的应对机制。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切还是让我觉得沉重。

　　　　几年前，我做了次背部手术。当时麻醉感还没退去的我，从病房出来的时候神志不清，德文陪在我身边。她之后告诉我，她那次仿佛听到我“心碎的声音”。我一直在呜咽，“那些苏丹人民，他们都在垂死挣扎。母亲们无法帮助她们的孩子。没有人懂这一切。人们都在先后死去……我也无能为力……没有人在意……还有生活在乍得的人民……他们也命不久矣。我拯救他们的速度还不够快。不论我怎么努力……”德文诧异药物作用居然让我说出了这些话——我们发现，这是藏在镜头之后、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我刚刚结束了一段为期一周的旅程，其间我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许多都有独特的意义。我发现，如果你向别人展示你拍摄的一张痛苦的小孩儿的照片、一张航拍的难民营的照片，或者一张被砍掉了树木的山坡的照片，就能很有力地让别人也感同身受。摄影已经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是如何最大化利用我的40次机遇的。
故事5　　因为“阿尔打电话来了”
　　　　德韦恩·安德烈亚斯（DwayneAndreas）才华横溢但个头不高。所以，那天当我抬起头看到他略显笨拙地拖着一大摞有两英尺高的书刊报告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肯定出什么事了。那是1994年，我当时还在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ADM，中文简称阿丹米公司）工作。阿丹米公司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加工企业。而德韦恩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一般不会自己亲自送书刊信件，而那天他把一大摞书堆在我桌上，大声说：“豪伊，阿尔打电话来了，我们要帮他摆脱麻烦，让股份公司的那些家伙接受生物多样性这件事，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