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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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只需要较少的钱和一部公用电话就可以联系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预付费电话卡的普及和全球覆盖率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所望尘莫及的。预付费电话卡最早于1976年出现在意大利，它的发明既是为了解决硬币不足的问题，也是为了抑制盗窃和破坏公用电话的行为。这一新产品很快就流行开来，1977年，奥地利、法国、瑞典和英国就开始使用预付费电话卡，5年后日本也开始使用（也是因为硬币的短缺）。但预付费电话卡真正得到迅速发展却始于它在贫穷国家的普及。得益于在贫穷国家的收益，1993~2000年，这一行业的行业收入从2500万美元猛增至30亿美元。现在，预付费电话卡正在被预付费手机取代。事实上，预付费手机已经取代固定电话，后者要求用户长期使用，并通过复杂的合同把用户和某一家服务供应商捆绑在一起。现在，有了预付费手机，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的人和那些工作地点离家较远的人可以和家人随时保持联络，再也不用面临到底是留在家人身边还是去外地赚钱的两难选择了。
《权力的终结》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4）
　　　　所有这些促进了迁移革命的技术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速度，二是大幅降低了商品、资金、人员和信息流动的成本。二三十年前，买一张飞机票要花几千美元，而现在，一张飞机票的价格只是过去价格的一小部分。今天，货物的吨公里运费还不及20世纪50年代的1/10。20世纪90年代，通过电汇方式从加利福尼亚汇款到墨西哥的手续费是汇款总额的15％，如今还不到6％。有了手机支付平台，将来汇款几乎可以免费。

　　　　对于权力来说，迁移革命和通信手段的革命性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像理解数量革命的影响一样，直观把握迁移革命的深刻影响。行使权力不只是要保持对真实或象征性领土的控制和协调，还要管理好边界。民族国家如此，主导着某个市场的企业、依赖于某一地理区划内选民的政党或想要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父亲也是如此。权力需要被禁锢的受众。当公民、选民、投资者、工人、教区居民或客户没有或少有其他出路时，除了接受眼前的权力机构，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但是，当边界不再严密，被管理或控制的人口流动性增强时，那些根深蒂固的组织维护统治地位的难度就加大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移民，人们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从一个权力管辖范围迁移到另一个权力管辖范围。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信息、资金和价值观流动速度的加快、成本的降低及旅行和交通的便利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挑战者的挑战难度，也让统治者的日子更加艰难。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一切都不再理所应当
　　　　20世纪60年代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他更愿意称之为“快速变化的社会”）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期望膨胀的速度比政府满足民众要求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的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清楚，有人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财富、自由或个人成就，并期冀自己也能达到同样的高度。这场“期望革命”和它所造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全球性，受它们影响的既有富裕国家又有贫穷国家。事实上，全球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所谓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却呈萎缩之势，但他们都在加剧政治动荡。身处困境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扩张中的中产阶级提出抗议，以期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为了获得更好更便宜的大学教育，2009年以来，智利的学生几乎定期发起暴乱。几十年前，高等教育还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而现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但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无法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感到满足了，他们还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教育，并且现在就要。中国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新建公寓楼、医院和学校的质量问题常引发人们的抗议。虽然几年前那些公寓楼、医院和学校根本都不存在，它们的新建已经是进步，但这并不能缓和人们的愤怒，他们希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心态的变化，它对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二米二花二书二库二 ；__

　　　　一场深刻的期望和标准革命已经爆发，它不仅出现在自由社会，也出现在那些最为保守的社会。大多数人以不同于他们父辈的目光审视着世界、邻居、老板、牧师、政治家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当今时代，人们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迁移、学习、联系和交流的范围更广、成本更低，这些改变对于人们的认知甚至是情绪的影响因为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而大幅增强。人类的心态和世界观代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1）
　　　　在许多传统社会中，离婚是要受到谴责的。但今天，在全球各地，离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就连保守的海湾国家的离婚率都在上升，在沙特阿拉伯达到了20％，在阿联酋达到了26％，在科威特达到了37％。离婚率的升高与教育有关。更确切地说，受过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多，保守的婚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导致夫妻冲突，丈夫因感觉受到威胁而提出离婚。在科威特，男女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的离婚率已经猛增至47％。研究报告的作者、沙特阿拉伯社会学家莫娜·阿尔·穆纳杰德说：“30年前，海湾国家的女性常常会接受社会牺牲，而现在，她们再也不会接受了。”

　　　　全球范围内，心态革命正改变着长久以来的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戴面纱的女性成为时尚产品的新消费群体，无息银行出现在穆斯林移民众多的西方国家。在印度，不仅是年青一代，就连老一辈人的态度都在转变。过去，离婚是可耻的，女性再婚尤其受到反对；而现在，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征婚广告行业蓬勃发展，一些征婚者已年过八旬甚至九旬，他们想在晚年为自己找到一个爱人，不再为此感到难堪。成年人开始逃离十几岁或还不成熟时就走入的包办婚姻，他们终于能够反抗家庭、社区、社会和宗教的权力。他们的心态变了。k米k花k书k库k ；www。7mihua。com

　　　　年轻人的数量比以往更多，他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心态和态度也在改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有80多个国家的人口中值年龄不超过25岁。这些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极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约80％的武装民众冲突和种族冲突发生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勾勒出的‘动荡的人口弧’从中美洲中部延伸到安第斯山脉中部，覆盖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中东延伸到了南亚和中亚。”

　　　　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加剧了年轻人对权威的质疑和对权力的挑战。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数量更多，他们拥有的东西也更多，包括预付费电话卡、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也包括旅行以及与国内外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他们的流动性比以往更强。在一些工业化社会中，主要人口群体是正在步入老龄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但在其他地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却是年轻人，他们傲慢、寻求改变、喜欢挑战、见多识广、流动性强且与外界联系广泛，他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在北非和中东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因移民的流入而变得复杂。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如果不是由于数百万西班牙裔和亚裔年轻移民的涌入，过去10年，美国18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会持续下降。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这些年轻移民的到来是其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2012年，白人婴儿在美国新生婴儿中只占少数。布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弗雷指出：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2）
　　　　由于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在1946~1964年处于20世纪的最低水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往最少。现在，美国移民占总人口的13％，他们的背景更多元。老移民因此而长期处于孤立状态。5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76％是白人，10％是黑人，黑人是最大的少数族裔。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55％是白人，31％是西班牙裔、亚裔和其他非非洲裔人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没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他们会讲英语和其他语言。

　　　　总之，老人们现在不仅不了解人口的变化趋势，甚至对此都不会提及。但对于美国和欧洲那些想要获取、行使或维护权力的人来说，了解这些新选民的思维模式和期望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心态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如何？一系列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正为我们展现一幅更清晰的图景。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自1990年起就开始跟踪占据世界人口85％的80多个国家中人口的态度变化。该项目负责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调查报告的几位共同撰写人（尤其是皮帕·诺里斯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特别记述了人们对性别差异、宗教、政府和全球化的态度的深刻变化。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个人自主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并反对专制。

　　　　另外，大量调查结果显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民众对领导人及议会、政党和司法机关等民主治理机构的信心不仅处于低点，而且在持续下降。这一趋势令人感到不安。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在认真思考这一趋势后指出：

　　　　从1958年开始，美国全国选举研究小组几乎每两年就会问美国人一次同样的问题：“你一直或是大部分时间都相信美国政府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75％的美国人会回答“是”。此后15年，这一比例急剧下滑，到1980年已经降至25％。当然，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发生了两起暗杀事件，爆出了导致尼克松总统“自我弹劾”的水门事件，阿拉伯国家也发起了石油禁运。这让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疏远甚至敌视政府，最关键的是信任没有恢复。过去30年，美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一直徘徊在20％~35％之间。1972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到了不足50％，这意味着40岁以下的美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大部分民众都不相信政府会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的国家。在漫长的40年中，美国人多次投票选举出思想意识不同的新领导人，但他们对政府的低信任度始终没有变化。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有2/3~3/4的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对于这个国家的健康运转意味着什么。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3）
　　　　盖洛普的数据证实了美国人态度的剧烈转变，该公司从1936开始对民意进行持续追踪。它发现，在美国，民众对工会的满意度以及对国会、政党、大企业、银行、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主要机构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军队是少数几个仍旧受到美国人信任和支持的机构之一。）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美国人尊重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也急剧下滑，其民众满意度从1986年7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数据证实，民众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这并不意外。在《批判性公民》（CriticalCitizens）一书中，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总结指出，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核心政府机构的不满日益加剧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始于美国并席卷欧洲的2008年经济危机更加深了公众对政府、政治家和银行等他们认为应该为此次危机负责的权力行为体的强烈不满。

　　　　这些调查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政治和物质生活发生变化时（有时可能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些变化。

　　　　心态革命促成了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女性和少数族裔，甚至是企业的小股东，都要求受到公正的对待。许多标准和规范都有深厚的哲学根源。它们在今日的普及和流行虽然还远不完美，但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心态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变化、政治改革、民主和繁荣的扩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教育机会的明显增多以及通信手段和媒体的迅猛发展。

　　　　全球化、城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机遇的出现以及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普及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对人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变化的信号效应使激发我们行动的渴望持续显著地增强。憧憬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自然特征，但真正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抽象的生活改善，而是对具体生活状态的渴望。经济学家指出，移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之所以要移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绝对贫困，而是因为相对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和外界接触得越多，由接触激发的渴望就越强烈。

　　　　心态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全球价值观的兴起和由渴望激发的行为的增多成为权力的道德基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们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传递：事物并不一定总是一个样子，它们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更好的呈现。它们也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在人们眼中都不再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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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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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外包产业是这三场革命同时发挥作用的最佳例子之一。作为印度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中的电话服务中心和其他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在2011年的收益是59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雇用了将近1000万印度人。谢赫扎德·纳迪姆研究了印度的电话服务中心对员工的影响，他在《千人一面》（DeadRingers）中写道：“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作的人的特点和渴望正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他们彻底反对旧有的价值观，消费引人注目，用西方的形象作为衡量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标准。”这些工作的报酬相对较高，但它们却使年轻的印度人陷入了重重矛盾和相互撕扯的渴望之中，他们渴望在印度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却又为了纯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模仿西方人的口音和名字，还要应付来自另一个大陆的富裕的客户的辱骂和剥削。

　　　　特别是对印度年轻的城市女性来说，这些工作为她们提供了过去无法得到的机会和经济收益，让她们的行为发生了持久的变化，颠覆着旧有的文化规范。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称“印度电话服务中心的自由是无限的，恋爱是最热门的消遣，性是一种娱乐”，而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是印度商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为了事业的发展，印度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选择了推迟生育。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1）
　　　　大量事件似乎表明，变化并没有那么夸张。微权力行为体的出现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强大的权力行为体最终还是能够并将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专制统治者作为个体可能已经下台，但他们背后的权力机构仍旧发挥着影响力。毕竟，伊朗和俄罗斯政府的镇压，大银行的合并，政府的扩张和紧急援助，甚至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公司的国有化都表明，权力仍然遵循着旧有的规则，不是吗？高盛、美军和天主教会都没有消失，它们仍旧通过多种途径施加着影响。

　　　　虽然一些巨头倒下了，但取而代之的新的权力行为体似乎还在遵循相同的组织原则，同样迫切地扩张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不再是美国钢铁公司或欧洲某家钢铁巨头，而是一家曾经处于行业边缘的印度公司。但如果这家印度公司从一些老对手那里获得了许多资产、员工和客户，这种权力地位的交替还重要吗？新兴巨头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巨头相近，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但如果因此便认为新兴巨头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常规运转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合理吗？＋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趋势可以解读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他之前的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表现。熊彼特认为：“国内外新市场的开放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从手工业商铺和工厂向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的发展同样展现了产业突变的历程……它不断从内部改革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也是所有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的事实。”

　　　　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转移（包括但不局限于商业企业的上升和失败）无疑与熊彼特的预期一致，它们也符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的特征。所谓破坏性创新，是指依靠全新的方式开辟新市场的技术、服务或产品的变革。破坏性创新的效应最终会蔓延到其他相关或相似的市场并削弱它们。iPad（苹果的平板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手机支付的方式购买商品或汇款给你远在另一个大陆的女儿也是很好的例子。

　　　　熊彼特从整体上关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变革的力量，克里斯坦森详细分析了具体市场，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相似的力量正在更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发挥作用。本章想要说明，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体现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这三场革命都对传统权力模式提出了具体挑战。在传统权力模式中，协调统一的大型集权式组织运用绝对优势资源、特殊资产或压倒性力量获取并维护权力。几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对人实行强制性措施，还是以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这种模式都是最适用的。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2）
　　　　如第2章所述，权力有四种不同的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威力（或生硬地强制执行）是强迫人们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准则是运用道德义务的力量，游说是运用说服的力量，报偿是运用诱惑的力量。其中，威力和报偿的运用是要改变诱因、重塑情境，让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动，而准则和游说的运用是在不改变诱因的情况下，改变人们对情势的评估。权力壁垒的存在是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恰好削弱了权力壁垒。对此，表4–1给出了总结性说明。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3）
　　　　见表4–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革命对权力的四种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构成了挑战。毫无疑问，不管是通过法律或军队，还是通过政府或垄断来实施，强制执行都是最生硬的权力行使方式。随着三大革命的不断发展，依靠强制手段的组织为维持对所在领域的控制而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美国和欧盟对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的无能为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预防和抑制非法移民与非法贸易，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边界地区修建隔离墙和围栏、加强边界控制、应用生物识别技术、设置临时拘留所、发动警方突袭、召开避难申请听证会以及将非法人员驱逐出境等。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即使不是徒劳的，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为了阻止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流入美国，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毒品战争”，却没能取得成功。。buuyu。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球价值观的普及让人们拥有了挑战强制性权威的空间、渴望和手段。公民自由、人权和经济透明等价值观日益受到推崇，得到越来越多的倡导者、专家、支持者和平台的推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强制执行已无可能，而是实行强制措施的成本升高了，而其效力降低了。

　　　　随着三大革命的发展，通过准则或道德义务行使的权力也面临着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依靠习俗和宗教制定道德秩序、解释世界。的确，因为疾病和贫穷而寿命短暂的人们在应对生活、互相支持和接受残酷现实的过程中，依靠的是植根于家庭或紧密联系的团体的传统。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像从前那般依赖传统的信仰体系，更愿意尝试接受新的信仰。

　　　　在物质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今天，习俗或道德义务几乎失去了吸引力，除非它们能反映变化着的形势。天主教会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天主教会越来越难招募到愿意誓守独身的神父，也越来越无力应对来自小型福音派教会的竞争，后者能够将教义同特定地方社区的文化及具体需求结合在一起。天主教会的危机发出的警示引人注目。

　　　　说服和吸引也是权力的作用渠道。例如，广告公司或房地产经纪人会游说消费者，选民或雇员也会被各种利益所吸引。三大革命同样改变着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图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场选举即将到来，候选人或政党为了争取选票，会发信息、打广告，并承诺在赢得选举后为选民提供服务和工作机会，作为对选民支持的回报。数量革命造就了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见多识广的选民，他们不大可能再被动接受政府的决策，反而更倾向于详察官方的行为，更积极地寻求改变并主张自己的权利。迁移革命使选民的人口构成更加多元和分散，也更加不稳定。有时，迁移革命还会造就一些利益相关的个体，他们虽然身处远方甚至国外，却能够影响辩论和选民。心态革命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怀疑日益加深。

　　　　雇主、广告客户和其他想要吸引社区民众支持或消费的人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因为社区人口的利益和偏好趋于分散、更加多元。要吸引一小部分人容易，要吸引一大群人就没那么简单了。规模的优势越是缩小，小众市场和单一议题政治越是受益。因此，在市场力量和小对手的迫使下，大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像利基企业，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了依靠规模带来压倒性权力的大企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权力的终结》壁垒坍塌：微权力行为体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概念带入现实世界。除了概括性的哲学探讨之外，我们可能很难对权力加以讨论，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习惯了根据具体情境（如军事冲突、商业竞争、外交、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思考权力。但三大革命所突出的变化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今天，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模式和期望的影响比几十年前或几年前更深入，它们挑战着关于权力获取、运用和维持的传统认知。挑战是如何展开的？自20世纪起就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权力行为体是如何应对挑战的？本书后面的内容将对此进行探讨。

　　　　已经确立了权力地位的大型权力行为体并没有消亡，他们正在反击，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依旧占据上风。独裁者、财阀、企业巨头和各大宗教的领袖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但是，与过去相比，这些大型权力行为体受到的约束更多，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也日益动摇。后面的章节将说明，微权力行为体是如何限制大型权力行为体的选择，又是如何在某些情况下迫使大型权力行为体退却甚至完全失去权力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例子。

　　　　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正在向马克斯·韦伯以及众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所热烈拥护的组织模式发起攻击。这种组织模式昔日的优势正是今天受到攻击的劣势。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大型组织的运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今天，维持秩序和控制的成本在不断上升。过去，大型的集权式组织占有稀缺的资源；但今天，商品、信息、人才和客户资源都更易获取和使用。过去，大型组织被权威、现代和经验的光环笼罩着；但今天，向大型组织发起挑战的新兴小型组织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随着大型、理性、协调的集权式组织模式的优势渐渐减退，微权力行为体通过另一种组织模式获得成功的机会增多了。

　　　　但是，权力衰退到了何种程度？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接下来，本书将具体探讨内政、战争、地缘政治、商业及其他领域的权力衰退。到底是哪些权力壁垒在崩塌？哪些新权力行为体在崛起？传统权力行为体又是如何予以反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