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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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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关心的而言，那6000万是他们该寄给股东们的红利，但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宣布要发6000万的红利，每个人都不会觉得世界像地狱一样了。
尽管诉讼还在缓慢地进行着，但股价已经开始回升，然而巴菲特没有沿袭格雷厄姆的模式，马上抛售股票以实现利润，他喜欢克拉克，而且喜欢公司的产品，因此他逐渐增加了投资。
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却的的确确变得像地狱一样了。由于市场对针织物的需求量很少，伯克希尔面临亏损，并一家一家地关闭工厂，但
巴菲特还继续买它的股票，然后他在合伙关系中获得了公司控制权。如同登普斯特厂的情形一样，巴菲特进入了董事会，并尽力想挽救它。他被粗犷的新英格兰厂房所深深吸引，尽管处于困境之中，他还是在给合伙人的报告中说：“拥有伯克希尔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现在他的投资组合的一半都扎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股票之中，它们是相对的，就像一本书的两头。在巴菲特的术语中，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以价格为基础，而美国捷运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它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尽管巴菲特认为主观点的方法的作用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他还是难以确定平衡点究意在哪儿。“主要的条件是成交的价格，”他写道，但他同时对质量因素给予“相当大的关注”。
巴菲特没有向他的合伙人披露他持有美国捷运的信息，但在他脱离格雷厄姆进行自己的尝试的同时，他开始在信中扩大了与合伙人们的交流范围，他写信并不仅仅为了汇报结果，而是用来谈论他的方法，然后给他的读者一些关于投资的总体概念，仿佛开了所函授学校。
逐渐地，出现的声音不再是本。格雷厄姆，不是来自《聪明的投资人》中的语句，而是巴菲特的声音，它时而清晰，时而诙谐，时而自嘲，实在比一般人想象中的三十几岁的投资经理博学得多。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他对自己的感觉好得让人惊讶，这是巴菲特在32岁时的“杂烩的快乐”：
据不确切的消息来源称，伊莎贝拉最初为哥伦布航海提供的费用约为3万美元，这至少被认为是对资本的冒险事业运用较为成功的一项举动。姑且不提发现一个新的领域的心理愉悦，必须明确的是，整个交易不是IBM的翻版，粗略算来，如果以4％的年复利投资这3万美元的话，到现在就会有约2万亿美元。
他正经认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数目，都应该以最大的谨慎来投资。对于巴菲特来说，挥霍3万美元所代表的损失绝不仅是3万美元，而是潜在的2万亿的损失。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合伙人斥责了一通，他认为他们避税的欲望过分地影响了他们的财务计划。的确如此，人生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人们忘记了什么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而引起的。
在投资王国里，什么是一个人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尽可能少地纳税，尽管纳税是为达到目标应该考虑的因素。手段和目的不应混为一谈，真正要做的是得到最大的税后复利。
他补充道，由于人们在情感上对纳税有种厌恶从而使他们受到了蒙蔽而不能采取理智的行动，这正是巴菲特千方百计要避免的误区。“最终，”他摆明道理，“只有三种方法可以避税：①放弃资产；②把赢利都亏损掉；③带着资产进入坟墓。那对我而言过于极端了一些——甚至狂热分子也会怀着复杂的感情来看待这种解决方法。”
巴菲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主题的优美音符。事实上，把这些信从头到尾读一遍，可以发现，它们是后来巴菲特旋律的预奏，单独地把每一封信读一遍，会让人们对他的乐调懂得更多，尤其使人更了解巴菲特的发展中心。
这些写于深夜，写于其他人都熟睡的时候的信，有着一种自我发现的本质—
—一种有些疙瘩，颇为自觉的忠实。这些信的作者表现出一种迷人的随意性，和巴菲特本人的性格完全一致。
当然，巴菲特对他的许多读者的了解是以个人交往为基础的，如作为家庭成员或朋友。但他和他们的群体关系，即作为伙伴的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是一种抽象的关系——对于他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他自己总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合伙人，巴菲特实际上指出了什么是他内心最关心的事。如果说他在合伙关系中的工作逐渐绘出他的一幅自画像，那么这些信的背景主题便表现了他自身的品质。他用这些半年一次的书信让他的合伙人做好一切准备，让他们把各种预想和考虑与他自己的结合在一起。他在和她们交谈：
我所做的不是要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波动变化。如果你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或是认为这对于一个投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你就不该参加到这个合伙企业中来。
对于巴菲特而言，他的合伙人对他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他和苏茜如同巴菲特的助手比尔斯克特一样，把他们个人财产的90％多都投入到合伙企业之中。“因此我们是在品尝自己种下的果子”，巴菲特向合伙人做出了保证。
巴菲特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都作出了解释，并且解释得十分具体，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有一次，一个合伙人闯进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资金到底投向了什么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后来成了波士顿银行的主席。因此他对秘书说，他现在很忙。过了一会秘书又回来了，说那人坚持要见他。巴菲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秘书说，“抬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巴菲特转向布朗说道，“他们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巴菲特从不企图预测他的成果，但他执著地怀着这样的一种念头：他的合伙人必须对他给出公正的判断，意思是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根据一种不偏不倚的数学的尺度来判断 （这正是他用以自我评判的方法）：
我崇尚在行动之前建立起一些尺度，回想起来，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还不错。从这样那样的方面看起来。
他从一开始就订下目标，要每年都以平均10点的优势超过道。琼斯的涨幅。在这一论题上，他向自己的读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道。琼斯的企业指数反映的是由30种股票组成的无人经营的组合。然而大多数的公司都赶不上它。他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拥有才智，经过训练和拿着高薪的“华尔街高僧们”，无法使自己的投资组合管理超过那些无人管理的组合呢？
他发现问题在于这些管理人都有一种趋势，要把一种保守型的组合 （类如合理定价类）与那种仅仅是传统型的组合混淆起来。它们之间有些细微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值得认真思考一番。通常的作法是无论价格怎样，买上一大堆流行的股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通用电器（GE），国际商用机器（IBM）等等，这种做法只符合后一类的标准，而绝不符合前一类的方式。巴菲特把华尔街流行一时的运作过程和普遍的想法大大贬斥了一番：
我有一种可能带着偏见的观点，优秀的投资管理要来自于任何一种大小的组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华尔街上惯常的规矩——达成一致以做出决策——使得一个基金会和另一基金会之间趋于一致，这条规矩来自于这么一个误导的推论“只要是平均分配就会安全”，因而非正统的方式有很大风险。事实上，巴菲特解释说，所谓的逻辑推理有可能导致传统的行为，但也常常导致一种反传统的行为。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也许还有人以为地球是方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有重要的人，能说会道的人，或是大量的人支持我们，于是就觉得很惬意，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不赞同我们而感到十分懊丧。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是相当反传统的，从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他两三种股票上所下的巨额赌注来看，这个庞大的组合只分放在5种股票之中。在理想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资产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他必须费尽力气才能找到一些这样的股票。
他把那些与此逆向而行的基金管理者们——也就是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嘲讽了一番。多元化投资变成了一种忠实的主题。基金管理者们纷纷地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用比利。罗斯的话解释，巴菲特怀疑他们对所选择的证券的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他一百个女人中任意一个老婆的了解程度。
任何持有如此多证券的人……正是我所称之为“诺亚投资学校”的那种人——每件事都做两手准备。这样的投资者应该去驾驶诺亚方舟。
一个囊括许多证券的投资组合在某种股票跌落的时候，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但同样也不会因某种股票的上涨而受影响。的确，当股票数量增多以后，证券组合会趋向于与市场的平均值相近。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倒是一个安全的，而且也许是可行的目标。但在巴菲特看来，那些受雇的职业投资家应该超出平均数，会使他们无法实现这个目的，拥有那么多股票只会使一个人无法挑选出优胜股票。
这些并不意味着巴菲特是个赌徒。他像本。格雷厄姆一样尽力避免任何损失。格雷厄姆曾坚持要有相当程度 （如果不是极多的）的多元化投资，而巴菲特认为即使不把自己篮里的鸡蛋分散开来，他也可以保护它们不受损害①。在他表面的谦逊之下，他实际上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极其自信的要求，而且他一直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合伙人的投资收益在1963年一举跃到了惊人的39％，在1964年达到了28％。到那时为止，巴菲特已经掌握着2200万的资金了。他的个人净财富也有近400万之多——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
① 马克。吐温，尽管是一个很穷的投资者，却采取了类似策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看
好这个篮子。“
这种盘旋上升的财富积累并没有对巴菲特的生活方式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他依旧偏爱帕索的灰色男装，罗斯的牛排以及内布拉斯加大学的足球比赛。每周除了偶尔有一次生意上的出差以外，他生活的横座标就是他家和办公室的连线奔波，而他的纵座标则几乎不动。巴菲特的举止态度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很富有。的确他的房子里房间多了一些，并且还增加了一个羽毛球场，高高低低的屋顶显得错杂凌乱，但对于拥有百万财产的富翁而言，它毕竟太普通了。房子依然紧邻繁忙的效区街道。屋外一盏闪烁的黄色交通灯像一个哨兵屹立在那里。
巴菲特很少想过要把他的财富花费在物质享受上，享受本身并不是他对财富渴求的原因，金钱只不过是一种证明，是他所喜爱的游戏的一个记分牌而已。
他也曾向苏茜提出要更换他的大众车。他解释说当他去机场接人时，这车显得太寒碜了。但他丝毫没显出对车本身有任何的兴趣。
“买哪种车？”苏茜问他。
“随便哪种，我无所谓哪种。”（于是她给买来了一辆车身很宽的凯迪拉克）。
奥马哈的一家计算机卡公司数据文件 （Data Documents）的副总裁斯科蒂。霍德，在一次出差时和巴菲特一起飞往休斯顿，途中他涉及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沃伦，作一个百万富翁的滋味怎么样？”霍德天真地问，“我以前从未结识过百万富翁。”
“我可以用钱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假如我愿意的话。”
任何斯科蒂。霍德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不论是玩具、卡车、轿车，还是名画、珠宝、丝绸，巴菲特都可以得到，但这些东西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巴菲特梦想只是在凯威特广场一天一天地堆积更多的财富。
苏茜一方面表现出自己对金钱不感兴趣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狂热的购物者，她在家庭装修上花了15000美元。据巴菲特的一个高尔夫球伴鲍勃。比列格说：“这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巴菲特曾向比利格抱怨说：“你知不知道如果把这笔钱累积投资20年以后，将会是多大一笔财产呀！”
在他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的同时，巴菲特依旧有着某种特殊的执著。在他看来，每一分钱都可能变成伊莎贝拉王后遗失的财富，如果今天的一分钱明天可以变成那么多钱的话，每花一分钱都会让他发疯。他甚至连人寿保险①都不愿意买，他觉得自己能比保险公司更快地利用这笔钱赢利 ，巴菲特评价自己说他正在“逐渐达到吝啬的地步” （然而他在赚钱方面却毫不吝啬）。
当涉及到钱方面时，巴菲特似乎具有双重人性——对他来说它什么都不是，同时又什么都是。他对金钱所该扮演的角色怀有一种过于虔诚的观点，似乎花钱是一种罪恶。甚至在节食的时候，他都把金钱引入其中。他会开一张面额1万美元的支票给他的女儿，说好在某一天可以兑付，除非他的体重有所下降。于是小苏茜想方设法拿冰淇淋来引诱他，或是死活拽着他去麦当劳——但这些都没用，她的爸爸可不会像想保住自己的钱那样想吃冰淇淋。
一年夏天当巴菲特全家去圣西蒙—加州的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公寓时特别
① 这倒有个例外，据一位保险代理人凯科特尔说，巴菲特的合伙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担心巴菲特遭到不测时
会损失自己的投资，于是巴菲特买了一个保险，并命名这些人为受益人。
有趣，巴菲特表示出了他那鲜明的感情。当导游详细地介绍着赫斯特在每一件东西上——窗帘、地毯、古董等的花费时，巴菲特听得烦透了，他抗议道：“请别再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花的，说说他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的金钱似乎从政治的角度上对他有些影响，但绝不是人们平常认为的那种方式。当他变得完全独立地富有时——大约在60岁出头和中间时——他终于宣布他脱离了父亲，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立。与大多数百万富翁乃至一般人不同的是，沃伦逐渐形成的政治观念并非建立在个人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规模扩大的社会的恐惧心理上的。在动荡的60年代他领悟了许多事。古巴的导弹危机会让他觉得羞辱，就和广岛一样。据他的朋友迪克。霍兰说：沃伦感到有些害怕，他开始对研究导致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如何可以避免战争的方法产生了兴趣，他总是企图算出世界发生爆炸的可能性的大小。
在这段时期，巴菲特广泛地阅读了伯特兰。拉塞尔的大量的书籍，并接受了这位和平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许多国际主义的观点。作为一个像拉塞尔一样的不可知论者，他深知自己死亡的必然，他认为这取决于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来保护这个星球免受如核战争之类的危险的威胁。与他那孤立主义和反政府主义的父亲不同，沃伦意识到对政府的需要。
在公民权这一热点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奥马哈有很多黑人，在住房和许多择业机会上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霍华德。巴菲特在公民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但他作为约翰。伯奇社团的一名热心成员，他便认为对这一切不用操心。
沃伦则语气强硬地站在了另一立场上。他停止了奥马哈扶轮社的活动，主要是因为他对它们种族主义者和人种优劣论表示反对。种族歧视与他对于准则的信仰以及他对中立的尺度的热衷相冲突，而后者正是他工作的核心。
与此相同，他认为一些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机遇更好是一种错误。
巴菲特还要面对妻子的一种理想主义看法，苏茜是“美国人组织”的发起人和热心成员之一。“美国人组织”是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奥马哈妇女组成的一个团体，它到教堂、学校、俱乐部等地方讲述他们所经受的种族偏见。这个小组包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出生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等等。苏茜讲述美国上层白人的观点。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奥马哈，“美国人组织”
的确具有冒险精神，苏茜阵营中的妇女们渴望参加议会。然而巴菲特一家是位于纯白人运动盛行的幸福园地区的少数几家——有时，也许是唯一一家——能定期地在家里招待黑人的。
由于反对共和党人对公民权的漠视，沃伦决定脱离父亲的政党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士，这对于他来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正在与癌症做着旷日持久的斗争qi书…奇书…齐书，而共和党已占据了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
在1964年冬天，霍华德忍受着更重的病情。沃伦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
一天晚上，“他与霍华德就改变政治立场进行了一场相当艰难的谈话”。就像他对查理。芒格所说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不能肯定他的父亲是错误的，但他不想像霍华德一样被“意识形态耗尽精力”，（也许为了减缓他父亲心理上的痛苦，沃伦直到霍华德去世后才改变了党派立场，并公开承认了这种转变）。
到了春天，父亲的病愈发恶化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当巴菲特在迪克。霍兰家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时，精神状态极为不佳，但是他把这坏消息埋在自己心里。没过几天，巴菲特到家时他的女儿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愁苦。
“他非常沉默，非常悲伤，”她回忆道，“我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他说 ‘祖父今天去世了’，然后就上楼去了。”
有500个悼念者参加了霍华德的葬礼。两个党派的同事都缅怀着他的廉正和热忱。沃伦从始至终都很沉默。然后，他离开了城镇，没有告诉朋友们他去何方。当他回到凯威特广场后，他在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放大的相片，但他最好的朋友已离他而去了。
和他父亲一样，沃伦是他的孩子们的道德典范。但是沃伦对孩子们就像一个没有情感的分析家，如同对他的合伙人一样。他是一位关怀的父亲，而且是一位鼓励孩子的人，但他不善表露。周六他把苏茜带到办公室里去，就像他父亲曾经带他一样，他把足球扔给豪伊帮助彼得辅导数学。但是他很少和他们谈起那些有可能会暴露他情感的话题——例如有关他自己的父母的事等等。
他对小苏茜十分关怀，但沃伦的儿子们却多愁善感地觉得自己被他忽略了。豪伊，他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小淘气包，对父亲的这种情感不外露的态度深深失望。“我常常误解他的语气，认为他一点都不关心我，”他说，“正是同样的特点使他合适作一个投资者。他不带丝毫的感情色彩。”
有许多人——尤其是权力很大的行政管员——喜欢把他们的生活划分成几部分，他们在办公室里是老虎，而回到家里是小猫。但巴菲特是那种相当一致的人。在小彼得看来，父亲体内有一个上着发条和齿轮的永不停息的小钟。一天又一天，巴菲特运行在自己的太阳系中。“我记得我曾送给他一张生日卡，”彼得说，“他只是打开了一下，然后就合上了。他读得那么快，我猜我的反应是在等他作出一点反应。”沃伦在他的信里很有表现力，但对他的孩子们总是保持缄默。
后来，当彼得和母亲一起在一个药店里的时候，他看见了一本书，名叫《父亲手记》，他很不客气地说：“您应该买给爸爸看看。”于是，她买了这本书，沃伦拿到这本书以后，他把彼得叫到书房里对他说：“嗨！出了什么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彼得说没有任何他认为父亲想知道的东西是他可以告诉父亲的，至少这是彼得当时的感觉。巴菲特显然感到忧虑了，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努力想补救，但彼得对此丝毫没有兴趣。
巴菲特的房子就像一个暴风中心，而沃伦则是风眼。小苏茜说她的父亲总在读书，房子里充满着进进出出的人，朋友、亲戚，以及来和苏茜谈心的孤独的人，小苏茜自己则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地唱歌。儿子们会从阁楼里爬上荷兰式斜房顶，或成群结队地走进房间里，而沃伦则埋没在他的工作之中，他会冲出书房拿走一瓶甜果汁味的百事可乐或恳求他的妻子让孩子们安静下来。“苏珊，叫他们安静点！”
他心不在焉闹了一连串的笑话。一次他跑上楼来问书房里的壁纸哪儿去了，而苏茜早在几年前就把它换下来了。
苏茜一直很容忍巴菲特，因为他虽然有些心不在焉，却始终有着善良的本性。就像她对她姐姐所说的“面对一个如此有趣的人，你不可能生气的”。
而且她，甚至还有孩子们却明白沃伦肩负着一种精神上的使命，这使得他的注意力从家庭生活的一些常规方面转移开来。他们谈及他的办公室时半开玩
笑地称之为“寺庙”。他的工作是“一幅油画”——一件艺术作品。苏茜有一次在与马歇尔。温伯格，他们在曼哈顿的经纪商朋友谈话时提到了巴菲特那种像大师一样的自我沉醉时说：“让大家看看——我嫁给了阿瑟。鲁宾斯坦。”
温伯格是个音乐爱好者，对此相当了解。巴菲特会在睡梦中轻轻地哼唱着和音、协奏曲，甚至整段华尔街交响乐。有时，温伯格为朋友们演奏几小节乐曲，希望把自己新的一些东西展示给他。例如有一次，他告诉巴菲特有一种水泥股票价格相对于他的账面价值偏低，巴菲特反驳说，“但账面价值没有任何意义，来看看过去7年里卖出水泥的工厂的记录吧！”
正如温伯格明白的，这种解释，或各部分存在于巴菲特对他自己技巧的无比信任之上的。1965年，当温伯格从埃及旅行回来之后，沃伦和苏茜来到他在曼哈顿的公寓拜访他。很少有美国人去过埃及，而巴菲特总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温伯格很急切地想把金字塔的幻灯片展示给他真正的朋友看一看。
巴菲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把幻灯片给苏茜看，我到你的卧室里读一份年度报告不是更好吗？”金字塔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中，就和先前那壁纸一样。
巴菲特看的那份报告是有关沃尔特。迪斯尼产品的。在他拜访温伯格的期间，他去时代广场看了一场公司最新推出的片子《玛丽。鲍宾斯》，毋需解释，巴菲特对那个叫朱莉。安德鲁斯的电影明皇没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迪斯尼的股票。
他坐在座位上，穿着花呢衣服，带着公文包和爆米花。他发现其他的观众正盯着他看，他突然意识到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着小孩的成年人，因此让人觉得很奇怪。
但当灯光渐渐暗下来，其他观众都把他抛到了脑后，巴菲特看到他们都被画面所深深吸引着，于是暗暗问自己如果拥有每一张票券的收入——今天、明天，以及许多个使他们被迪斯尼所吸引的明天，那么到底是多么大一笔价值。
在夏天，当巴菲特在加州时，他们和基格一家去了迪斯尼乐园。但孩子们在乐园里玩耍时，巴菲特和基尔骑着车，一段路又一段路，从财政的角度将它分解开来，就像一种奇异的费利尼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版本。
后来，巴菲特在迪斯尼的拍摄场地拜访了沃尔特。迪斯尼本人。巴菲特见到他时，他没有穿外衣，是个生气勃勃的人，好像永远都是那么的热情。
巴菲特被他那种孩童般的对自己工作的喜爱所深深触动了——这和巴菲特自己是多么相似呀！
这时，迪斯尼的股票，以仅仅是赢利十倍的价格进行着交易。巴菲特试图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公司，而不是单纯的股票来分析，也许就把它当成在奥马哈街头的要出售给他部分所有权的企业一样。在巴菲特眼中，公司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珍藏旧的卡通画和彩片的图书馆，比如里面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等。要是换了本。格雷厄姆就绝对不会对这种不精确的资产发生兴趣。但是，巴菲特估计，在按比例的基础上，仅图书馆本身就值股票的价格，另外，他想拥有一块迪斯尼乐园的土地，让这位毫不自大的迪斯尼先生成为他的合伙人。当计划在脑海里形成以后，巴菲特花了400万美元买下了5％的份额。而迪斯尼本人在一年内就去世了。
应该明白的是，巴菲特并没有违背格雷厄姆的信条：即猎寻那些远远低于“内在价值”的证券，然而他对价值的定义有了改变，确切地说，它的范围更广了。对于巴菲特而言，迪斯尼影片图书馆的价值，即使是不精确的，而且大多是非账面值，也和例如工厂一类的有形资产一样真实。
毫无疑问，他被自己在美国捷运所下的类似的赌注所大大鼓舞了，美国捷运已经逐渐开始走出了色拉油谣传的阴影。到了 1965年，股价升到了73。5，是最低价的两倍高。而巴菲特合伙人企业在那一年创下了超过道。琼斯33个百分点的惊人的业绩。
巴菲特告诫他的合伙人不要再指望同样的事情能再次发生，但是，在后一年，他又高出道。琼斯指数36个百分点。但是那时候，他做出的悲观的预测听上去就像一个被打破了的纪录。他开始担心成功会播下失望的种子，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预言自己将会衰落。
1962。1如果我的业绩不佳的话，我希望合伙人能撤回资金。
1963。1毫无疑问，我们会有这样的时期……那时我们只有番茄吃……
1964。1我坚信我们超出道。琼斯不可能持续下去……
1965。1我们认为不可能长期地保持超过道。琼斯16。6个百分点。
1966。1凡是相信可以常常取得1965年这样的成绩的人，也许该参加哈雷彗星观测者俱乐部的每周例会，我们遇到亏损的年份，也会有低于道。琼斯的年份——这是肯定的。
1966。7这样的业绩无疑应该被认为是反常的。
虽然他说出的话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翅膀决不会软下来。在企业经营的第二个5年中，巴菲特的业绩也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企业道。琼斯
1962： ＋13。9％ …7。6％
1963： ＋38。7％ ＋20。6％
1964： ＋27。8％ ＋18。7％
1965： ＋47。2％ ＋14。2％
1966： ＋20。4％ …15。6％
扣除巴菲特应得的利润份额以后，他的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投资额上升了704。2％，是道。琼斯赢利的六倍，对于一个最初始的投资者来说，比如像埃德温。戴维斯一家。每10万美元都变到了80。4万美元 （戴维斯一家和其他人一样，一直在注入更多的资金）。
巴菲特合伙企业的总资产，到1966年初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了4400万。
也就是说，巴菲特经营的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企业了， （虽然它仍比庞大的共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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