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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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乡村里每一个其他做股票的人都在拿着一些二手的想法夸夸其谈。吃午饭的时候，在高尔夫球课上，在电话上——每天一万次——投资的人们吸进呼出着所喜爱的股票的名字，而且他们大多数的情报在几天内就被遗忘到脑后，如果不是一会功夫就忘了的话，就是不久后被某种新的热点股票所代替。巴菲特截然不同，他对股票有一种所有权感，就如同一个艺术家对于未画完的油画一样。他津津有味地讲着他在股市里漂亮出击的故事，但只在它们都已完成之后，而且也只限于他计划安排了的那些股票。

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述，因为他能使商业听起来很通俗易懂，而且他讲得风趣幽默。1960年，他对“数据文件公司”作了投资，这是由一名叫韦恩。埃文斯的一个朋友和约翰。克利里（巴菲特父亲的一位前任助手）建立起来的奥马哈账目卡片制造厂。埃文斯和克利里很快就让巴菲特当上了主席。于是巴菲特把同在本。格雷厄姆班上的同学比尔。瑞恩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以及一个芝加哥的朋友罗伯特。马洛特招进了董事会。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天的晚上飞抵奥马哈，正如有人说，他们主要是想找个借口“在罗斯店吃点牛排，然后和巴菲特聊上三四个小时”。

他有令人吃惊的一大圈朋友，许多人同时也是他的投资者，他对人和人的态度从来不会因人而异。他总是很迷人、谦逊、随意，走到哪里都像是个授业解惑的尊师。他从不在工作和其他事务间划出一道界限，他到什么环境中就会马上投入进去。罗伯特。比利格，他的一位高尔夫球伴，说巴菲特“可以比任何人更好地处理各种建议”。当比利格告诉他如何瞄准时，巴菲特关闭起其他任何东西，将他超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高尔夫球上。比利格惊叹道：“他竟能经常做到这一点，这简直太令人吃惊了。”

巴菲特工作之余的爱好便是桥牌。他总是定期地打牌，牌局的成员可谓是美国人的样本——有广告部经理、别克车经销商、法官、人寿保险员、抵押贷款员、铁路律师以及美国汽车联合会分会总裁等等。巴菲特会拿着一盒六罐装的百事可乐出现在大家面前，还会讲一些笑话和故事来供大家消遣。

他从不提到自己赚钱的事情，关键在于他根本不去提，他打得如此激烈，就仿佛他不是用股票和债券而是用将牌在工作。

巴菲特不愿失败，他不下太高的赌注，也就是说一点只计1美分，除非他认为他们这方有优势，他像对待25美分一点的牌那样认真地去打。

巴菲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打牌的方法，他会盯着一副牌，然后像一部机器那样计算点数。“他不带任何感情，”詹姆斯。科列，一位律师和偶然的牌友说，“它对他来说是数学。”

在打出第一张牌之前，巴菲特会计划好整个牌局，筛去可能出现的坏机会。凯。克特尔，一位人寿保险员回忆说：“沃伦总是坐在那儿想呀想，直到他想清楚整副牌中每张牌都在谁那儿为止。我带我父亲去玩过一次——他几乎快疯了。”

巴菲特却一直是如此地严密分析——不同寻常地严密。表面上看起来他情感的摆钟没有别人摆得那样远，没有什么力量促使他表现出一种情感；如：愤怒、沮丧、莽撞，或是其他超出于他惯常的浸透着百事可乐的饱满精神的情感。他总是很具逻辑性，而且脾气温和，总在同一条弧线划定的界限之中。

巴菲特对苏茜非常依赖，由她来付帐，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凡是他范围之外的东西，都是由苏茜来处理的，特别是，苏茜使沃伦避开了他的母亲。

甚至在成年之后，每当他看到那老太婆，他都会战栗或变得沉默，陷入一种令他束手无策的痛苦中。他极力避开她，在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会在用餐完毕之后借口说他要“小憩片刻”，然后退身而去。

有一次，当利拉要离开时，她和她的儿子经过一条大厅的通道。当她想和孩子吻别时，沃伦转身走开了，剩下他妈妈满眼泪水地留在那儿。但是除了这种很少机会的相遇外，苏茜总是护着他，替他挡驾。苏茜会去和利拉谈话，这样沃伦就不用去了。

沃伦对苏茜的需要是可以察觉到的。一次，他们在华盛顿拜访他姐姐多丽丝时，苏茜在早上6点的时候被一阵钻心的憩窒炎痛醒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尽管苏茜是病得很重的人，她还在极力安慰沃伦。沃伦对医院怀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感，因而看上去显得比她更无精打采一些。

即使在平平常常的一天，当苏茜走进房间时，沃伦的脸都会为之一亮——是他情感的流露。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帮他系好领带，坐在他腿上，紧紧抱着他。她是他的支柱，有可能是指苏茜对他童年经历的抚慰性的探寻。

沃伦有一次宣称“苏茜一根根地清除了荆棘”。而苏茜提起沃伦的时候，仿佛他是一个脆弱的孩子需要她的保护。她会对孩子们暗示，他有些方面是他们所不知晓的——而只有苏茜才对此了解。

他们俩非常互补，沃伦是专心于自己事业的人，而苏茜则愿意结识无穷无尽的密友和寻求安抚的人，比如正在闹离婚的朋友，与亲戚不和的邻居等等。就仿佛奥马哈任何遇到麻烦的人都坐过苏茜的“长凳”。她不止一次地与侍者或侍女谈得非常投入，于是她在离开餐馆时留下了他和她的电话号码。

苏茜决心不让巴菲特过着单调的生活。举个小例子说，他们加入了一个“美食烹饪俱乐部”。在这儿，一帮夫妇们会一个月吃瑞典肉丸，下一个月吃法国油煎薄饼。但是，每次沃伦都会开心地请求主人给他做汉堡包吃。他喜欢固守熟悉的东西：同一座城市，同一种食物，同一种单一想法的追求，他固守着那条弧线。

在宴会上，巴菲特夫妇表现截然不同。苏茜会去整理房间，她会靠着某个人，睁圆她的大眼睛问道：“每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沃伦则自己缩在

角落里，“看上去那样年青，翘着一撮头发，逗人喜欢。”苏姗的朋友尤妮斯。德内恩伯格说道。但是人们都会朝他涌去，不费太大功夫，他就会开始讲述一个故事，精确地选择用词，把它用得恰到好处。“你向四处环顾，突然人们就都到他那儿去了”，他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

巴菲特不仅仅是一个闲谈者，他有目的地谈话。理查德。霍兰（一位奥马哈广告经理），观察到，即使在社交场合，巴菲特也有一定的目的性。霍兰在自己近60岁的时候遇到巴菲特，这时霍兰正在为一位不动产的客户作信贷委员的职务。巴菲特曾被推荐去经营管理清算，他那时穿着网球鞋和一件T恤。“我想他也许已经准备好要破产了，”霍兰说。他们变成了好朋友，而且霍兰也投资于巴菲特。他发现巴菲特不是一个闲极无聊者。“他想要谈论某些东西”，但他在小型会谈中显得不在行，总是不时地发出神经质的轻笑声。

杰里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运转”，他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问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带着做一个研讨会。有一年，大约是1961年，当沃伦和苏茜在纽约拜访奥兰斯的时候，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人口，说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风格：逻辑化和数字化。同时，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极大恐惧。但巴菲特并不对它表示出敌对之意，这个问题的影响因此轻微了许多。引用简。奥兰斯的话：

他用幽默的方式谈论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性，但并不是在做讲座。他使你觉得会和他提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很明显地是他早已做过更深邃的思考。当他让你觉得他控制了一个晚上的同时，你却并不觉得过得不开心。

巴菲特也在纽约筹集了大量资金。巴菲特家春天来到这里，既是为了看朋友也是为了沃伦做生意。他会在旅馆——通常是广场饭店——打电话给奥兰斯，问道：“大男孩，你能带一个6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到这儿的服务收费有多高！”这个时候，巴菲特却正在接受6位数的支票。

一定程度上他受益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他在纽校（NewSchool）的一次讲座上遇到了马歇尔。温伯格　（一位经纪商，同时也是格雷厄姆的校友）。

巴菲特和温伯格交上了朋友，温伯格和他的兄弟们投入了10万资金。另一个经纪商朋友亨利。勃兰特，也作了投资，并且还向自己的客户推荐了巴菲特。

劳伦斯。蒂施，曾是被霍华德。纽曼（格雷厄姆—纽曼的前身）开除出来的一个人，也投入了10万资金。

然后便是一个叫戴维。施特拉斯尔的纽约人，他的家族所做的生意主要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想买下登普斯特那个风车公司，巴菲特到机场来接他。施特拉斯尔说道：

对下人我有一种典型的纽约人的态度。我曾去过哈佛，而且在MIT念过书。我刚做完一些生意，自我感觉好极了。我们开了一会儿车以后，他开始询问一些主要由我们家族持有的公司的问题。有哈特佛的比林斯和斯宾塞公司，它做模具和金属剪切机。它只有约2％被公众持有。我至今仍不敢肯定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然后他又开始问我有关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问题。他对此比我在行得多，这叫我整个地发凉。

施特拉斯尔，这个“典型”的纽约人，当即决定投资。

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1962年达到了720万的资本，比格雷厄姆—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总共有100万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

他尽管还是小人物，但已经受了检验。尽管他还尚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核心组成的投资团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组合，其成员从加州到佛蒙特，共济一堂。

由于新的账目迅速膨胀，巴菲特觉得他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个合伙人企业合并成了一个：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他把最小投资额扩大四倍达到10万美元。而且他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座位于法内姆大街14层楼的白绿相间的高楼。

凯威特广场座落在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尖上，周围混杂分布着简陋的路边商店，公寓和一座年久的铸钢厂。巴菲特的房子只求实用，显得单调但是单调得让人高兴。正如巴菲特向他的合伙人保证的那样，他说他不会太挥霍。从巴菲特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像一座宫殿。他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可以使他从管理的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穆迪上。他还有地方可以租给体病的父亲。而且办公室和他家就在同一条街道上——就好像一条两英里的过道连接着他的卧室和书房。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在电话上交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报告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十分乐观，但是生活相当单调，他常常一个人吃午饭，订一份奶酪堡和法国炸鸡。他的小职员们对他选择股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更多。

巴菲特确实有一个办公室外的顾问——他在几里以外的地方。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常提到一位“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这个笔名足可以暗示出此人的影响力。查理。芒格，他比巴菲特高六级，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律师，而祖父是一名法官。他是埃德温和多萝茜。戴维斯家的好朋友，同时也曾每周六在巴菲特杂货店工作（受奴役）过。

在大学里学了3年以后，加上战时缩短学制，芒格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况下进了哈佛的法学院，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才华横溢，同时又顽固地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人。当他毫无准备地被一个教授召见时，芒格顶了回去：“我还没念过案例呢，但是如果你陈述给我事实，我就给你说出法律。”

从哈佛毕业以后，芒格在洛杉矶投入实际工作，但在1959年时他回到奥马哈来关掉了父亲的企业。埃德温。戴维斯的儿子，巴菲特的投资者之一，对两个人表现出来的想象大吃一惊，于是邀请他们俩人一同在一个颇有特色的奥马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们立即一见如故。

“沃伦，你都在忙着什么呢？”芒格问道。

“噢，我们有个合伙公司。”

“也许我能在洛杉矶处理它。”

巴菲特凝视着他，然后说：“是的，我认为你能。”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两人一个共同的朋友迪克。霍兰家碰头，大谈特谈。

芒格整个晚上都抱着同一种饮料不放。他极度热衷于闲谈。当他举起杯子，仰着头要下咽时，他会举起另一只手作一个停止的手势，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断他。

芒格的长相并不吸引人，他长着一张小妖精似的脸，皮肤苍白，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尽管他有点势利，而且有高度的判断力，但他对伦理学

很有见地。他的精明与一种丘吉尔式的自信和无忧无虑的心境配合得极好。

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会不会弹奏钢琴，芒格回答说：“我怎么知道，我从来没试过。”巴菲特觉得他拥有一种相似的智慧和彻底的独立性。

当夏天巴菲特到加州去时，两个人的友谊逐渐加深了。巴菲特在家时，他四肢伸展地躺在地板上握着电话和芒格不停地交谈。据苏茜说：“在巴菲特的吃饭时间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噢，爸爸还在和查理谈话呢’。”她回忆道，“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互相都明白对方要说什么。因此似乎他们无须说什么总是　‘是的——噢呣——我明白你的意思——完全正确’。”

巴菲特说他和芒格的想法如此相似真是“见鬼了”，但是与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不同——而且这一点正是他吸引人之处——芒格对他从来没敬畏感。

巴菲特对芒格如此着迷，于是他力劝芒格选择他这一行业，他总对芒格说从事法律简直是浪费他的天赋，而芒格也从不否认：

和沃伦一样，我也有强烈的变得富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我想拥有法拉利——我想拥有的是独立。我无比渴望得到它。我觉得不得不给别人发送货单确实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概念都是从哪儿得来的，但是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已经节衣缩食地活了多年了，我为的是要攒些钱。

他开了一家法律公司：芒格，托尔斯＆希尔斯，但他很少去那儿工作。

到了1962年，当巴菲特搬进凯威特广场时，芒格正在经营着自己投资的合伙企业。

那年春天，巴菲特带着一个问题找到了芒格：对登普斯特尔该怎么办？

芒格不是本的信徒，在他看来，陷入困境的公司，就易倾向于以格雷厄姆式折价出售的那种，要治理好并不容易。

但是芒格认识一个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轻人，他也许是能解决登普斯特尔问题的人。巴菲特在洛杉矶与博特进行了一次会面，六天以后博特就在比阿特丽斯任职工作了。他采取了一系列压缩成本，关闭工厂，大幅削减存货①的措施。巴菲特在给他的合伙人写信谈到博特时宣布：

毫无疑问，哈里正是所需要的人……他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博特做着——非常出色地做着——巴菲特所不能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从登普斯特尔那些业绩不佳的工厂里榨出现金来让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债券中去。用哈里。博特提供的资源，巴菲特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它有着多元化而且稳步升值的证券组合。这就是那种巴菲特的炼金术。他对合伙人说：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一度衰落的制造行业的资产，转化到了我们认为成功的企业——证券工业中。

劳工的重新调配成本巨大，100名工人被解雇了。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

①　巴菲特毫不掩饰地谈到了一个曾经被他控制了大多数股份的公司。

丽斯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比尔。奥蒂斯，他的一位桥牌牌友，以一种玩笑的口吻问他：“你在解雇了这么多人之后，怎么还能安然入睡呢？”

对巴菲特这个对自身名誉看得极为重要的人而言，这句话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

“如果我们把他们留下的话，公司就会倒闭的。”他说道，“我一直在关闭工厂，而大多数人却过得比以前还好。”

尽管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巴菲特还是对自己被称为破产清算管理人感到深恶痛绝。于是他发誓他“再也不会”解雇人员了。

但是事情的结果并不糟糕。一年以后，登普斯特尔精简了许多，但它也有了更丰厚的利润，而且它还有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证券。1963年巴菲特将它卖了，为合伙企业净挣了230万美元的利润，而且将它的投资翻了近三番。

三件事情促成了这样的业绩：较低的交易价格，巴菲特坚持下来的耐性和博特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对于巴菲特而言——就如同以前在本。格雷厄姆的阵营里一样热情——第一点是最关键的。

这是我们投资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永远不要只想卖一笔好价钱。有如此诱人的买入价，即便是中等的售价也能获得丰厚。

5合伙人

我无法对合伙人就结果作出承诺。

——沃伦。巴菲特，1963年1月写给合伙人的信索尔。帕索，在凯威特广场经营着一个男士用品商店，知道沃伦不仅仅是个穿戴时髦的人，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菲特会走进来订购5件衣服——不管帕索如何建议，他订购的5件衣服全是晦暗的灰色，然后留下一角钱转身离去。

然而，有一天早晨，巴菲特走进店里，向他征求一些有关服装潮流的建议——仅限于某种时装的建议。他想知道帕索对一个名叫拜尔。罗尔尼克的制帽商的一些看法。

帕索解释说肯尼迪总统不戴帽子的形象曾风靡一时。“沃伦，”他说，“我是根本不想与之沾边了。现在没有人再戴帽子了。”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又回来了，“索尔，成衣业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这次，他没能说服巴菲特。巴菲特的合伙人以7。6美元/股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个成衣生产线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小部分股份。到了1962年，伯克希尔成了吸引本。格雷厄姆众信徒的另一种廉价股票。脆弱的美国制造商一直都在苦苦地与低成本的南部和远东竞争者们相抗衡着。但从账面上来看，伯克希尔至少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它有每股16。5美元的营运资金，这是它股价的两倍。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拥护者，巴菲特喜欢上了这种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他的投资。

不管这项投资如何，很显然巴菲特绝不仅仅是他的老师的翻版，他比格雷厄姆更大胆一些，更愿意在某种股票上下功夫或是参与胜者的角逐。于是很自然，他的成果也就更好些。

有一点并不太明显，那就是巴菲特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即不仅从格雷厄姆所喜爱的从数量角度来考虑，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不仅仅看资产的静止的现象，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在　1963年，他投资于伯克希尔后一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它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商品就是它的名字。

美国捷运绝对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公司。美国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而且它的人民都处在一种未来派的思维格局之中，没有任何产品能像美国捷运那样恰当地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成就。由于乘飞机旅行已经在人们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中产阶级开始乘飞机到处旅行，旅行支票已经成了“通行证”　（《读者文摘》称之为“永不拒付的支票”）。该公司成千上万美元的票据在流通，像货币一样被人毫不迟疑地接受着。到了1963年，有1000万公众持有美国捷运卡，这种卡只不过是5年前才引入的工具，而最初公众还都觉得有必要带着现金去旅游。　《时代周刊》宣告“无现金的社会”已经到来。一场革命即将开始，而美国捷运正是这场革命的导航灯。

结果出现了麻烦，正如事情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公司的一个遥远而微不足道的领地，灾难降临——这次是发生在美国捷运新泽西巴约纳的一家仓库。

这个仓库，在一场毫无吸引力的平凡交易过程中，接收了一批罐装货物，

据称是菜油。这批货物是由庞大的联合原油精炼公司提供的，仓库给联合公司开出了收据作为这批所谓的色拉油的凭证，联合公司用此收据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后来，联合公司宣告破产了。债权人抓住公司的抵押品不放，至少是想抓住不放。在这时候，即1963年11月，美国捷运发现了问题：“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油罐中只装有少量的菜油。”里面装的一部分是海水，并且是品质非常高的海水，然而当然不如色拉油值钱。简单地说，就是仓库蒙受了巨大的欺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

由谁来承担这项损失呢？联合公司在负有责任的各方中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它已经破产了。美国捷运的附属机构也已登记破产。美国捷运自己是否有任何责任还不能确定，但是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地领悟到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克拉克于是承担了这一份债务，他发表了一份申明，这份申明的内容足以让那些比美国捷运总裁小一号的人物发抖：

美国捷运公司感到从道义上讲它应当全力处理此事，来确保这个过分的义务让人满意地得到执行，这是与它所承担的整体责任相一致的。

换句话说，母公司将面对各种索赔，而且将包括没有法律依据的索赔，潜在的损失是巨大的。实际上，他说，它已经“资不抵债”。

11月22日，公司的股票从消息传出以前的60美元/股跌到了56。5美元/股，当股市在肯尼迪遇刺之后重新开市时，美国捷运跌落到49。5美元/股。

事态日趋明朗，原来联合公司被一个叫安东尼。德。安杰利斯，被人称作“色拉油大王”的人所经营。德。安杰利斯是美国金融界很常见的一种人，他将智慧和道德上的灵活性结合为一体，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徒。在他从前的身分中，他曾经控制着新泽西的一家肉类罐头厂。该厂和政府搞僵了，于是只好关门大吉。当他重新以联合公司——一个出口色拉油的供应商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从前破产的劣迹使他无法得到贷款，于是他就耍诡计把所谓的“色拉油”安排放在美国捷运的仓库里，他一旦拿到写有如此神圣名字的收据，便可以向银行贷款。他借来了钱，把房子押在菜油期货上下了赌注，然后惨败下阵。

在丑闻曝光以后，肥硕的德。安杰利斯在警察的押送下，从他在布朗克①斯的两层楼的砖房的家里来到纽瓦克接受联邦法庭的审判　。至于在1994年中以来从未少发过一次红利的美国捷运，突然传出消息说它面临着无力偿付的风险。

在这些事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时，巴菲特专门到奥马哈罗斯的牛排屋拜访了一次，带着与当初他拜访索尔。帕索的成衣店时同样的刨根问底的精神。这天晚上，巴菲特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顾客们吃的牛排，也不是他们的衣服或者帽子，他自己跑到收款机后面，一边和店主闲聊，一边观察着。巴菲特所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事实：不论是不是谣言四传，罗斯店的顾客们还是继续使用美国捷运卡来付餐费。从这一点他推断出，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圣路易斯或是芝加哥乃至伯明翰的牛排屋中。

①　他被起诉，而且被判了10　年的刑。1992　年时，迪。安杰利斯又栽了——这回是因为使用一份伪造的信

用证骗取价值110　万元的肉类，他又遭到了审判。

然后他到奥马哈的银行和旅行社去，在那儿，他发现人们仍旧用旅行者支票来做日常的生意。同样地，他拜访了出售美国捷运汇票的超级市场和药店，最后他和美国捷运的竞争者进行了交谈。他的一番调查得出了两个结论，它们与公众的观点大相径庭：1。美国捷运并没有走下坡路。

2。美国捷运的商标是世界上畅行标志之一。

美国捷运并没有本。格雷厄姆的感觉里所说的那种安全裕度，因而它也不可能得到格雷厄姆的投资。格雷厄姆的经典信条非常清楚，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测度的数据为基础。

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力。卡迪纳尔拥有在圣路易斯的垒球特许权，因此没有其他的队伍可以申请加入。美国捷运就几乎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它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　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过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么能动摇它。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工厂等等，然而这种特许权是确实含有价值——在巴菲特看来，这是一种巨大价值，美国捷运在过去的十年中赚到了丰厚的利润，不管色拉油是不是真的，它的顾客并没有走开；而股票市场对这个公司的标价却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它的顾客已经抛弃了它。

到1964年初，股价跌至每股3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商如同在唱诗班里哼着同样一个调子，一齐高唱着“卖！”而巴菲特决定去买。他将自己的1/4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这种股标可能背负着一种未知的而且潜在的很大比例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

克拉克，美国捷运的总裁，向仓库的债权人提供了6000万美元以求息讼，但他遭到了股东们的起诉，他们声称克拉克把他们的资产“浪费”在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义务上。

巴菲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前去拜访克拉克，把自己介绍给他，自称是一位好的股东。“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克拉克回忆道，“而任何在那种时候买进的人都是我们真正的同伴。”

当巴菲特告诉克拉克说他支持他时，一位美国捷运的律师问他是否愿提供证词。巴菲特来到了法院，告诉股东们他们不该起诉，说他们应该感谢克拉克，因为他正努力不让这件事缠上他们，后来他解释说：

就我所关心的而言，那6000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