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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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他所说的确实很对。”

当这帮兄弟在1949年夏天回到沃顿时，他们惊异地发现沃伦不见了。韦基奥说：“在第二年他突然消失了。再没有任何人得到他的消息。”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出逃了。他的父亲在1948年被击败了，于是全家回到了奥马哈，剩下沃伦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东部。在沃顿，没有任何可以留住他的东西——没有送报挣钱，没有弹子球。他转到位于林肯的熟悉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念书，他父母就在那相识。沃伦解释道：“内布拉斯加令人留恋，沃顿却令人厌倦。”

“我不觉得自己学到许多东西。”

在他那些阿尔法。西格玛兄弟之中，他记忆里只留下曾和他一起打过桥牌的人，就在大大的凸窗旁的凹室里。至于其他东西，他就像从来没在那里呆过一样。

自从巴菲特回到内布拉斯加以后，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学生。实际上他正在发展他的事业。在夏天的时候，他在杰。西。宾尼　（J。C。Penney）那里找了份工作，杰。西。宾尼答应等他毕业给他职位，但他拒绝了。在家乡的

草地上他觉得更加自在逍遥，这时他也开始约会了。在写给“亲爱的巨兽”

（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快乐的巴菲特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

最近和我约会的那个女孩子偶尔向我提起她会打网球。于是我想我可以由此向她展示穴居人的男性魅力，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主动给她一个机会，让她看到我怎样在网的那一头奋力大战。结果被她痛击了一通。

他计划了一项艰苦的任务：在1949年秋季上5门课，1950年春季上6门课，其中多数是商学和经济学的课。但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校外了，巴菲特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他对奥兰斯解释说，这份工作让“50个小男孩都尊称我为　‘巴菲特先生’”。他开着一辆1941年产的福特车在西南部奔波，为林肯杂志监督六个乡村的报童。工作报酬是每小时75美分。杂志的负责人马克。西克雷斯特担心一个学生能否胜任此项工作，但巴菲特“管理得妥妥贴贴”。他每周来取家庭作业，然后闪电般地做完。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可是份量很重的工作，他回忆道：“假使你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在苏厄德或波尼城或威平沃特有一条路线，你得找一个小孩来做每天发15份报纸的工作或是类似的事情，你还得在下午晚些时候或晚上早些时候找到他——这确实是一种教育。”

在林肯的时候，巴菲特和杜鲁门。伍德住在一起。伍德那时已和沃伦的姐姐多丽丝订婚了，他们住在皮帕尔大街维多利亚式房子的楼上。巴菲特下午较晚的时候从那份报纸的工作下班回来，读读《华尔街日报》，然后和伍德一起走进一个油腻的小饭馆里吃点土豆泥、牛肉、肉卤之类的晚餐。伍德一想到巴菲特已经读了三四遍《圣经》却依旧对此知之甚少，就不由得想劝他皈依宗教。他们通常的讨论总是关于忠诚和来世的，但是巴菲特丝毫不为所动。对于伍德每次挑起的争论，巴菲特总是给出非常逻辑化的回答。

除了闲聊，巴菲特在3年内就飞快地完成了学业，一边干着实际是全时的工作，一边依旧打着桥牌，一边拿到了A。他在秋天写给奥兰斯的信中还提到他交了一打参加券，希望能在伯曼。谢弗的歌唱比赛中赢100美元，而且还和一个“看起来各方面都不错的德国女孩”作了一次约会。

冬天的时候，巴菲特又重新操办起他的高尔夫球生意——这次是做一项严肃体面的事业，并任命奥兰斯为他在费城的代理人。到1950年1月时，巴菲特恳请他的朋友着手开始做生意：

我认为回到那儿的男孩还不太常打高尔夫球，因此我保证3月1日你可以开始销售你认准的那种高尔夫球。不要犹豫，该下订单了。

巴菲特许诺对任何“残次品”负责赔偿损失，而且向奥兰斯保证他的高尔夫球质量绝对可靠。但是，他附加了一句，“不要把它们放近任何太热的地方。”巴菲特提到他在期末考中成绩“颇佳”，然后列出了他春季要上的课程。到三四月，沃伦给奥兰斯发了一批货，并以轻松却是中肯的口气提醒他的好友，“巴菲特高尔夫球公司并不是一个慈善企业。”

我想这时候你一定沉浸于出售这些漂亮玩意所获的大笔利润带来的享受之中。这些玩意儿我都错误地寄给了你父亲的合伙人。但是，别忘了只有当你结清一张价值65。94美元

的支票后，林肯才能共享费城的兴盛。

到了夏天，巴菲特继续迈着他危险的步伐，搬回父母身边，同时在奥马哈修3门课以便拿到学分毕业。到7月为止他卖了220打高尔夫球，从中赚了1200美元。把他所有的业绩加起来，他的积蓄达到9800美元。

一点一滴地积攒是巴菲特所挣的每一元钱的源泉。他用潦草、高高低低的笔迹记录下每一分钱——城市设施股票、报纸路线、高尔夫球销售，以及弹子球。他的这些账目似乎预言了他将来的金融业绩，这使一个记者不由得想起一篇文章“霍雷肖。阿尔。杰将给哈佛商学院的贝克图书馆一笔损赠”。

事实上巴菲特曾申请过哈佛商学院。他信心十足地写信给选择念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奥兰斯说，“大杰里，重新考虑一下，和我一起去哈佛吧！”到了夏季，巴菲特坐火车到芝加哥会见一位男校友。瘦瘦的不修边幅的样子，他当时才19岁，让他的会见者不敢相信他是哈佛人士。会面的时间只持续了10分钟。在7月19日给“大杰里”写信的时候，巴菲特写了整整5张纸才写到这个消息。他告诉朋友说他正在学一门关于税收的课程，而且在学习用所有精明的办法从收益回报中榨出钱来。然后接着谈了谈“著名的炮弹服务”，对奥兰斯刚刚病愈的父亲表示了问候，最后是关于高尔夫球销售的问题。

现在说说我被拒绝的故事吧！那些哈佛的神气十足的家伙，没搞清楚的是他们应该让我进他们的研究生院。他们觉得19岁太年轻了，于是建议我等上1～2年。因此如今我只有面对生活的残酷现实。自我4周内在这儿开始付食宿费以来，我爸爸希望我去上某所学校的研究生，但我不太想接受这个主意。

两周以后，他又提起了这件事。“亲爱的大杰里，”他写道：坦白地说，当我收到哈佛来的信时，我的心都凉了。现在，我正等着申请哥伦比亚，他们那儿的金融系非常出色，至少他们有像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两三位热门人物来教授普通股的评价知识。

巴菲特现在有点过于漠不关心了。事实上本杰明。格雷厄姆是证券行业的领头人；他和他的同事多德，曾经写过相关领域的研讨教科书《有价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而且巴菲特在林肯时刚读了格雷厄姆的一本新书《聪明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而且感到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巴菲特的室友伍德说“它对巴菲特而言就像找到了上帝所在。”

他开玩笑地提到哥伦比亚的“热门人物”时可以看作是当他害怕再次被拒绝时反映出来的心态。但是在8月初，巴菲特收到一则好消息。他准备前往纽约和大师一起进行学习研究。

3格雷厄姆

市场先生的确非常热心，每天他都会告诉你他觉得你的利益值多少。

本。格雷厄姆　《聪明的投资人》从第一次在黑板上写股票那一刻起，巴菲特就被股票深深吸引住了。他曾交易过股票，研究过市场，也咨询过专家，希望有所领悟——领悟图表中蕴含的某些神秘的内部关系以及某些可以让他发财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比当年他趴在赛马场地板上搜寻被遗弃的票根更加投入。有的股票可以投资，而更多的股票则不能投资。

本。格雷厄姆向他敞开了大门，亲自和他谈话，他教给巴菲特各种手段去探索市场中形形色色的可能性，并且所用的方法很适合巴菲特学习。配备了格雷厄姆的技术之后，巴菲特就能摒弃所谓的圣谕而用上自己的才能了。

在格雷厄姆性格典范的促使下，巴菲特决定按自己的意图自立地工作——充满了父亲曾说过的爱默森“出众的”独立性。

格雷厄姆远远不只是巴菲特的导师，正是格雷厄姆才给这座令人惊叹而为之却步的城市——股票市场绘制了第一张可信的地图，他为择股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而在此之前，它与赌博这门伪科学毫无差别。投资业没有格雷厄姆就如同共产主义没有了马克思——原则性将不复存在。

他的著作都颇具创意，但在他的著作中，格雷厄姆并没有完全阐述他曾给门徒们传授过的东西。与华尔街其他的企业家不同，格雷厄姆敞开自己的思想，让他人自由地分享他的观点。他心不在焉的样子——金钱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引起了华尔街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充斥着狭隘思想的领域，格雷厄姆堪称一位古典的学者。他既是一位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研究者，也是西班牙诗歌的翻译者，还更是百老汇戏剧的作家——这部戏演了4天。

奇怪的是，像他这样能给投资业带来革新的人物，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捣鼓古怪的业余爱好和发明。比如他曾发明了一种新式滑尺，还有一种“更为实用”的家具　（这件事很令人费解，因为格雷厄姆从来连锤子都没碰过）。他个子不高，一双蓝眼睛仿佛能把人看穿，厚厚的嘴辱——“有趣的小个子，有几分丑陋”，一位合伙人这样说他——但是他闪烁着智慧的灵气。

在1894年的伦敦，他来到了这个世上，名字叫本杰明。格罗斯伯姆。他刚满周岁时，父亲把家搬到了纽约，开办了一家中国进口商品业的分支机构。

然而，在他9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把积蓄都投入了股票市场，在1907年的巨大恐慌中，这些积蓄都化成了青烟。他找了份临时工。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念书时，成绩非常突出。后来，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毕业以后，有三个系给他工作的机会：英语系、数学系和哲学系。但是他采纳了学院院长的意见，来到了华尔街。

格雷厄姆从最底层的工作起步，每周把股价写在黑板上，挣2美元。那个年代里没有什么证券分析家，而只有“统计员”。很快，他便自封为一个投资者，同时开始写作。到20年代末期，他已经在工作之余开办了财务方面的讲座。

他在华尔街做的讲座反映出他对几何学的喜爱。他热衷于对称型的投资——发明了一套欧几里德的原则来运用到股票市场之中。

格雷厄姆的方法在20年代末期的投机气氛中显得很怪异——他总企图

寻找那些便宜得几乎没有风险的公司，比如在1926年，他发现一位石油运输商，北方石油管道公司，除了油管资产以外，还拥有一个每股价值为95美元的铁路债券组合，而它的股票却只有65美元的市价。奇书网Jar乐园＋ＱiＳuu。Ｃom格雷厄姆买了2000股，并且建议公司把持有的债券卖掉，重新发掘出投资组合里被掩埋了的价值。

然而，处于洛克菲勒控制下的管理层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格雷厄姆发动了一场争夺代表权的战争，终于入选董事会，北部石油管道终于投降了，清算了债券，并且付了70美元/股的红利。

到1929年为止，格雷厄姆的合伙人企业“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帐目”

的资本达到250万，而且格雷厄姆也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当然，那时候的华尔街早已是富翁云集了。投机者们把价格抬到了天上。这个非常岁月中，耶鲁大学那位不幸的欧文。费舍尔宣称“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一个看似永久的高台之上了”。

格雷厄姆十分小心谨慎，当大危机袭来时，本。格雷厄姆联合账户的损失额是20％，还可以忍受。到1930年时，格雷厄姆和其他人一样以为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又贷款来投资于股票。后来，底部支撑又被跌破了。“那次大危机的唯一特点是”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观察发现的“一个噩耗紧接着一个噩耗，糟的越来越糟”。

连最精明的资金人——也就是那些冷眼静观这场劫难的人——后来也卷入其中。到1932年，联合账户已经跌去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濒临破产。

他的全家就要离开位于贝里斯福德的那幢花园般的二层小楼，搬到附近埃尔多拉多背后即将空出来的朴素小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一位舞蹈老师，不得不重返工作。格雷厄姆也做好了罢手的准备。但是杰罗姆。纽曼的一个亲戚，此人也是格雷厄姆的全伙人，注入了75000美元资金，这笔资金足让公司存活下去了。当1934年的《有价证券分析》问世以后，它那年已40岁的作者已经有整整5年没有收到任何报酬了。

在书的简介中，格雷厄姆坦白地承认说，投资于普通股似乎是“名誉扫地”的事。在市场近期的低潮中，1/3的美国工业都在以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出售。几年前那些曾把华尔街当作一个有无数牛奶和蜂蜜的专家们现在又建议说“这样的股票压根不是投资”。杰拉德。M。洛布，一位以畅销书籍《投资生存大战》而出名的评论家认为要想投资赢利是不可能的。如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9年是381。7点，而1932年只有41。22点，那么谁又能说明“真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没有人真的知道，”他宣称，当某种特定的股票是“便宜”或“昂贵”。相反，洛布则认为“投机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预测未来的潮流”。

洛布强调说，真正要看重的不是企业的赢利情况，而是一种公众心理：

充分考虑人们的普遍情绪、希望和观点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作用于证券价格的影响——这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然而，如何去测度公众的情绪呢？主要的办法是跟踪股价本身，去“盯着行情”，如果股价下跌了，那就该抛出它，而且要迅速；如果股价上涨，就该买进。仅仅只是买进便宜货是不够的——必须且只能在它“刚要开始升值”的时候买进。

如果洛布没有抓住这样一对矛盾：即成百上千的投资者在互相作出反应

并力图先他人一步，那么格雷厄姆和多德则不会抓不住这一点。

股票投机主要就是A试图判断B、C、D会怎么想，而B、C、D反过来也做着同样的判断。

《有价证券分析》给出了逃脱这个陷阱的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极力主张投资者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行情机上，而要放在股权证明背后的企业身上。通过注意赢利情况、资产情况、未来前景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上，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独立于其市场价格的“内在价值”形成一个概念。

他们认为，市场并非一个能精确衡量价值的“称重计”。相反，它是一个“投票机”，不计其数的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掺杂物，有很多时候，这些决择和理性的价值评判相去甚远。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并且相信市场趋势会回升。

由于大萧条远没有结束，它便成为考验人们对市场的忠实程度的关键时期，许多公司的股份的标价比它们银行账户上的现金价值还低。但是格雷厄姆，作为一个古典派学者，意识到华尔街的低落是十分符合人性周期的一部分。

巨额的利润本应变成同样巨大的损失，新的理论本应被发展然后被怀疑，不着边际的乐观主义者本应被深深的绝望所淹没，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遵循着古老的传统。

格雷厄姆像生物学家解剖青蛙那样分析着普通股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投机优先证券　（也就是迈克尔。米尔肯所说的垃圾债券）。乍看上去，当时①的《有价证券分析》是一本为正在筹建中的学科写的教科书。但是由于这本书是在1929年的大疯狂以及之后的余波中完成的，它同时也号召大家反对投机者带来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完全是一个创新。洛布的投机者把股票看作一张薄纸，一张价值比下一个接手的人的出价高或低的纸。他的目标是对下一个人的期望，然后再下一个人。而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投资者则把股票看作企业的份额，它的价值始终应和整个企业的价值相呼应。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华尔街从未问过这样的问题：“这个企业售价多高？”

这便是格雷厄姆和多德提出来指导股票价值衡量的问题。它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是　（关键在于）一个人并不需要精确——他所需要的是有能力甄别出那些偶尔出现的其作价远低于其价值的公司。

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通过检查有可能确定一位妇女老到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就去投票，或一位男人重到连自己的重量也不清楚，那么剩下没有解决的一个麻烦问题是，如果买进一种便宜的股票，它变得更便宜了，那该怎么办？作者们承认，如果有时价格定错了，它们得经过“很长一段困扰人心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

在巴菲特来到哥伦比亚的前一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了。《聪明的投资人》把格雷厄姆的哲学精简成“安全边际”。他说，一个投资者应该在他愿意付出的价格和他估计出的股票价值之间保持一个差价——一个较大的差

①　纽约证券分析家协会于3　年后的1937　年成立，格雷厄姆是创始人之一。

价。这同留些余地给驾驶汽车中可能出现的偏误是一个道理。如果裕度留得足够大，投资者就应该是很安全的。但如果他不这样做又会怎样呢？答案是：股票就会持续下跌。假设企业没有什么变化，格雷厄姆说，投资者就不该再迷信行情机，不论形势有多么的严峻。

的确如此，一个投资者如果因市场的跌落而变得过分泄气，而且在很低价格时纵容自己轻率地抛售，那它永远都会把他基础的优势转变成基础的劣势。基础优势？大多数投资者压根不知道自己有基础优势，格雷厄姆打了个比喻来解释道：

不妨想象你花　1000美元持有一家私人企业的一小部分股票。你的合作者之一“市场先生”是个非常热心的人。每天他都告诉你他觉得你的份额值多少钱，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答应你把你的股份买过来或是再多卖给你一些股份。有时他的估价观点显得很有道理……另一方面，“市场先生”带着他的热情或是恐慌逃之夭夭了，于是他提议的那些对你而言就变成愚蠢之物了。

真正的投资者就是处于这种特定的境况中，他可以利用每天的市场作价，也可以忽视它——“市场先生”不断地带回一个新价位。

对于巴菲特而言，这些观点像古埃及的罗塞塔巨石一样，具有启迪的意义。他已经用过所有的投机技巧了，他也搞过股票的内部消息，玩过马吉表——搞了一个系统又一个系统，美其名曰为跟随潮流的步伐。现在他有了一种投资的方法，让他不必再去模仿“B、C和D”——这种方法只需动用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独立性原则。巴菲特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发现，就像圣保罗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于是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他的偶像。

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巴菲特发现格雷厄姆个性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看上去与爱德华。G。罗宾逊十分相似，他的讲座也充满了戏剧性气氛。有一堂课上，格雷厄姆描述了A与B两张差别巨大的资产负债表，结果原来两张都是波音公司的表——只不过它们分别是在飞机制造史上的高潮和低谷的不同时刻罢了。

1950年格雷厄姆有20个学生，大多数人都比巴菲特年长许多，还有些人已经在华尔街股市工作了，但有趣的是，讲座变成了双向的研讨形式。格雷厄姆采用了苏格拉底的授课方式，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时，这个来自奥马哈的20岁的小伙子就会把手举得高高的。

格雷厄姆很少对巴菲特的回答评判对或错，因为他不想把整个宇宙包容到一个球里。通常他说：“很有意思。究竟是何种想法使你得出那个结论呢？”

然后巴菲特就会解释一番。正如巴菲特的同学杰克。亚历山大回忆道：

沃伦大概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却无疑是早熟的一个学生。他知道所有答案，他总是举起手来，总是引发起讨论。他怀有无比的热情，总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东西要表达。

格雷厄姆所看重的是便宜的股票——“雪茄烟蒂”或是几乎可以免费得到的股票，就像抽过的雪茄烟蒂一样，也许还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在里面。

在他那年布置的作业中有一次就是调查交易价位低于5。31美元的股票的业绩。

巴菲特还学会了阅读财务报表的每个细节，以及如何发现其中的舞弊行

为。更为精髓的是，格雷厄姆教会他如何从一家公司的公开信息材料中得到对其证券价值的客观评判。

巴菲特对这些知识的运用绝不仅仅局限在理论上。格雷厄姆的讲座谈的都是真实的股票，对于学生们运用他的观点可以获利丰厚这一事实，他从来都很淡泊。到1950年时56岁的格雷厄姆名声大噪，但他的态度与1930年时没有任何差别。

“这些精明的华尔街人士，”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他们都走出去靠本。格雷厄姆的知识挣大钱，而本自己却显得丝毫没有在意。”格雷厄姆是那种心不在焉的理论家，睡觉时要在枕边放一叠便笺纸，还会穿着不同颜色的鞋子来上班。巴菲特的同代人，后来成了他的经纪商和朋友的马歇尔。温伯格，曾反复听过格雷厄姆的课，他回忆道：

他总是给你一些主意。我在34　5/8的价位买下扬斯敦希替公司（Youngstouwn　Sheet＆Tube）的股票，然后在75～80美元之间卖出去。听从他的建议我买了通用，还有简易洗衣机公司　（Easy　Washing　Machine）。他说：“我看这股票较便宜”——今天早上，就是现在。真丝品公司的股票又是这种便宜的股票。学这课足以支付我取得学位的费用了。

巴菲特十分渴望能步格雷厄姆的后尘。他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格雷厄姆投资m公司　（如马歇尔、威尔士及时尚公司）执有的股票上都进行了投资。他还在《名人词典》上查到了他的教授，他发现格雷厄姆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的主席。据悉，GEICO设在华盛顿。巴菲特觉得任何有关格雷厄姆在GEICO当主席的事他都想知道，于是他决定拜访一次。刚好，沃伦的父亲在1950年又被重选入国会。于是1951年春天，当沃伦在哥伦比亚念第二学期时，他回到了华盛顿。

一个周六巴菲特乘上了火车，华盛顿市郊显得很荒凉，他直奔15K大街的GEICO办公室而去。这时，他发现门锁着，便呯呯打门，直到看门人走出来。

“这儿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可以说话吗？”巴菲特问道。

看门人说六楼还有人在工作，然后答应去喊他下来。洛里默。戴维森被喊下楼来，看见一个年轻学生正在桌子旁边闲蹓，而当他开始向戴维森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时，戴维森有些吃惊了，后来两人的谈话长达4个小时之久。

戴维森后来回忆道：

在我们谈了15分钟以后，我意识到我在同一个不寻常的人谈话。他问的问题犀利而且富于智慧。GEICO是什么？它做生意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形象如何？它成长的潜力如何？

他所问的问题是一个优秀的证券分析家才会提出的问题。我是财务副总裁，而他努力想搞清我知道些什么？

戴维森对GEICO和格雷厄姆非常了解。　GEICO是于1936年由利奥。古德温创办起来，此人独创性地想出通过直接邮购的方式出售汽车保险，从而取消了通常的代理商网络。同时GEICO的销售政策只对政府雇员，这个群体比申请赔偿的份额要少一些。低廉的销售成本和超乎一般的被保险人使它成为成功的企业。1947年，主要持有人想将股票变现，于是雇用了戴维森——当时他是个投资经纪人——来出售它。起初股票无人问津，后来到了　1948

年，他把它卖给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认准了这是个金矿。于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马上筹资72万美元——数目达到了其资产的1/4，获得GEICO的一半所有权八五八书房。不久以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将它的GEICO股份剥离给自己的股东，于是GEICO股票开始公开上市交易。同时，戴维森此次的销售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因此便说服自己开始为GEICO来效力。

巴菲特带着对GEICO的无比迷恋来到纽约。稍作研究之后，他便发现它的毛利是保险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它的赢利和利润都非常之高，于是便去找保险业的专家——也就是当时的B、C、D，每个人都告诉他GEICO的股票价格高估了。巴菲特对事实的了解却恰恰相反，但他觉得他们让他很泄气，他们是专家，而他不过只在B类学校念过书而已。

每个尽职尽责的择股者都会置身于这样的交叉路口。要在一桩貌似荒唐的交易中投入自己的资金的确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正是为何格雷厄姆的观点是无价之宝的原因。他总喜欢说，“你既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别人本来就不赞同你。”选择一种股票靠的不是人们的突发奇想，而是事实。巴菲特将此语铭记在心，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把格雷厄姆看成一种理想的形象——就像一个“英雄”，如同他父亲一样。

格雷厄姆对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影响。尽管总体而言他很沉默，他对自己的学生有一种像父母般的疼爱之情。杰克。亚历山大心目中的格雷厄姆“几乎像一个父亲的形象”。这种形容很不寻常，因为这多半是由他的学生而不是由他的子女表达出来的。

在自己家里，格雷厄姆很冷淡，他飘忽不定的目光更使人加重了这种感觉。他离开了第一个妻子想找一个更年轻的伴侣，当巴菲特未遇见他时，他已经和第三个妻子，他的前任秘书埃斯特尔在一起了。有关格雷厄姆摒弃传统观念的一个传闻这样说：有天早晨当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妇女来拜访他时，教授和埃斯特尔正躺在床上，格雷厄姆建议她上来一起玩。

格雷厄姆的孩子们觉得他拒人三尺，尤其是在他失去了9岁的儿子之后更是如此。他们只能通过他的思想，以及他戴着帽子，手执拐杖在中央公园里漫步的情景来了解他。有一次他的儿子本杰明。Jr。问他一个关于高中拉丁文的简单问题，他父亲凭记忆背诵了西塞罗（罗马演说家）的一篇演讲来作为回答，就好像在做一个讲座。他对小型的会谈缺乏耐心，常常会在他自己的餐宴晚会中间溜出去读书。

但是在50年代如果谁能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他就能置身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华尔街排满了“雪茄烟蒂”，一个人所要做的只是运用工具，开动脑筋去甄别它们。在未来的金钱管理者们看来，格雷厄姆和多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里掀起了一阵广阔的热浪，就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