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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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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看来，这个民粹派人士的行径简直无比低俗。他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自信在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宣称说自己很喜欢韦斯科公司的管理方式。而且尤其是文森蒂与巴菲特和芒格是同种类型的人。实际上，芒格多次表示如果文森蒂亲自过问他，两人面对面地交谈的话，蓝筹公司就会停止购进股票。
文森蒂觉得这简直是古怪之至。他无法理解芒格在常规的商业交易中竟会对道德有如此执著和喜爱，然而这也正反映出芒格与人不同之处，他是一个坚持旧式学堂伦理观念的人。他从未试图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语句，但他却认为富兰克林的箴言比任何商学院所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
不论是身在商界内外，芒格都恪守绅士应有的礼数，他执著地走自己的路，却对最后结果的褒贬评价看得很淡。当医生给他作了一个极其拙劣的白内障手术而致使他视力减退时，他竟毫无怨言地承认发生这种事会有10％的概率，从而开始热衷于研究眼科学。
在私人生活上，芒格相当积极主动，继贝洛斯堕胎一案之后，他为洛杉矶设立堕胎诊所立下了汗马功劳。身为古德。萨马林坦医院的志愿主席，他彻底重组了医院的工作团和专家组，只是他也会欺负一下医生，就像他曾在当地计划生育活动中欺负手下受托人一样。巴菲特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而
① 对大多数银行而言，账面价值是很有用的尺度。因为银行资产由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构成，所以类如品
牌等无形资产通常不太重要。
共和党人芒格则俨然位高任重，他飞奔进会议室，搜肠刮肚找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来讲，仿佛是一位戴着形状吓人并且放大若干倍的眼镜的独眼哲学家兼国王。
“查理十分有趣，同时也非常自大。”巴菲特圈子中的一位成员说，“他信奉一种贵族式的观点，总觉得世界上有一群经挑选出来的富有才华并且事业卓越的人，而他自己正是其中之一。”
芒格总是开玩笑说要建立一个芒格的“王朝”，当他与第一个妻子——“第一夫人”——离婚以后，就开始阅读各种讣告，期望能为他臆想中的后代找一个具有他认可的品质的寡妇，他和他的“第二夫人”养育了8个小芒格君王和贵妇。
和他的奥马哈合伙人完全不同，他的生活十分丰富，他常在河里或各种野潭里钓鳟鱼，北梭鱼，以及大西洋鲑鱼；他在加州俱乐部里掌管游戏场地，有时还主持晚会，尤其当他灌下一杯葡萄酒以后。艾拉。马歇尔想起在贝莱尔的一个晚会上，芒格一个人声音洪亮，颠三倒四地独白着，说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芒格觉得这样很有趣味。当主人问马歇尔说：“你能让查理闭嘴吗？别人都没法儿说话了。”
一次，芒格的一位密友奥蒂斯在一次钓鱼旅程的午夜醒来，发现芒格正坐着仔细研读一本书，而且神情十分诡秘。还有一次与巴菲特以及马歇尔去澳洲雨林探险的途中，他们的吉普车在丛林中拐来拐去，芒格却一直在读一本极其晦涩的古生物学著作。后来到了晚上，芒格便给同伴们讲述他读到的东西。“在晴朗深蓝的天空下，他向我们讲述恐龙是怎样进化成鸟类的。”
马歇尔回忆道。
包括巴菲特的朋友在内的人都被芒格的一通关于黑洞和爱因斯坦的演说给吓怕了，不再提起他不屑一顾的态度。一次，巴菲特的朋友罗克珊。勃兰特说她唯一知道的洛杉矶的医院只有锡达。西尼亚医学中心一家，芒格立即反驳她说：“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
芒格坐在扶手椅中，像一位令人敬畏的心理学家，其行为举止尤其像一个学生。
他看透了许多现象背后的罪魁，比如：人们往往在改变自己看法时显得无能为力，这也就是被他称作“首次结论偏见”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组织总是乞求公众的诺言。真见鬼！这也是一个家庭组织总是举行结婚纪念的原因。
这也正是芒格的洞察力对巴菲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正是巴菲特，而不是芒格，能够以一种更为自然的手法来运用这些理解力。巴菲特确确实实是一个能够克服一个人的“首次结论偏见”的伟人。
在韦斯科公司这件事情上，在芒格与文森蒂交涉失败以后，巴菲特开始设法说服那些有能力阻止兼并的董事。伊丽莎白。彼得斯是旧金山的一位女财产继承者，也是韦斯科公司最大的股东。彼得斯的父母亲建立了储蓄与贷款业务，而且公司在50年代末期成为了上市公司。她的兄弟们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于是重担落在了她的身上，主修英语的彼得斯被送去学商业，以维护家族的利益。她发现：首先，自己可以做得相当出色；其次，韦斯科公司为她其他的追求目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她有一些其他的目标，包括去
盛产优质树木的纳帕峡谷葡萄园以及读乔瑟的作品。
到 70年代早期时，韦斯科公司还业绩平平，彼得斯很希望给它一点激励，但是其他董事不论是在财务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利益。直到圣。芭芭拉财务公司提出收购条件以后，尽管彼得斯意识到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她希望兼并能够鞭策一下韦斯科公司的发展。
巴菲特派蓝筹公司的总裁唐纳德。克佩尔去和彼得斯谈过一次话，但是她还是强硬地支持兼并活动。在克佩尔刚离开不久，巴菲特又打了个电话来。
他很高兴地向彼得斯介绍了自己一番，并建议两个人找个机会好好商谈一下。
几天以后，巴菲特和彼得斯便一起坐在旧金山机场的休息大厅里，巴菲特告诉她自己认为韦斯科公司的股票价值比圣。芭芭拉公司提供的价格高出许多。尽管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彼得斯从克佩尔那里听过多次了的，但从巴菲特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更有说服力。比如，他对她说话时显得好像他是她的合伙人，他的资金和她的生意融在一起。
彼得斯坚持认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重新激发韦斯科公司的活动，巴菲特则说他乐意试一试，他谈到了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关系，他称之为一种合伙人关系，他还谈到了自己。他语气镇定，让人觉得十分放心。
彼得斯终于发现自己很愿意成为这个人的合伙人，她喜欢上了巴菲特——而且很喜欢他的风格，同时似乎也看到了一丝希望。
彼得斯只有一个问题还悬在心头。“巴菲特先生，如果我买下你，那么假如你在路口被卡车撞了怎么办？那时又由谁来挽救韦斯科公司呢？”
巴菲特说有一位能力与自己相当的朋友。他已经安排这个人掌管伯克希尔公司，并且如果发生了类似的“卡车”事件，巴菲特家族的利益也将由他来保全。他认为完全可以托付给自己和他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当巴菲特说完以后，彼得斯就已下定了决心，于是兼并之事终于化为乌有了。
巴菲特和芒格也开始感到对她要承担起一定的义务，决定提高他们在韦斯科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他们本来可以在低价位买进股票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兼并活动出现时，股票会上升。但是由于欺骗型投资者鉴于交易失败而作的保证偿还活动，而巴菲特和芒格对这失败负有直接的责任——看上去并不怎么样。因此他们告诉自己的经纪人在价格上可以慷慨一些。
蓝筹公司以17美元的价位向韦斯科投标，这个价格是在这项交易失败之前的普遍价格。尽管此举非不同寻常，据芒格说：“我们在富于幻想的时刻作出的决定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蓝筹公司把自己占有的份额提高到24。9％，后来，韦斯科公司的股票随市场行情一起跌了下来，而蓝筹公司做了许多股权收购活动。在 1974年中期时，蓝筹公司拥有股票总量中的绝大部分。（彼得斯仍旧是少数几个大股东之一）。事情似乎还没有完结，然而巴菲特和芒格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行踪已经被证券及交易委员会盯上了。
灾难来临的第一个预兆出现在1974年秋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巴菲特和芒格之间错综复杂，很不规范的合伙人关系引起的。巴菲特和芒格在蓝筹公司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中各自拥有独立的股份额，但芒格与伯克希尔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于是，当巴菲特从他的蓝筹公司口袋中掏钱花时，这是带有合作性的，而当他涉及到伯克希尔公司——他前面的口袋时——他又是独
立的，这个内部关联的所有权关系令人十分迷惑，于是易于导致冲突和混乱（图示如右）。
作为解开这团混乱如麻的关系的第一步，巴菲特和芒格宣布把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兼并到伯克希尔公司里去。但是证券会及交易委员会提出了质疑，向他们提了一大堆问题。
起初芒格以为也许是由于巴菲特和自己都是十分“有趣”的人物，证交会才会拖延他们的进度。在他脑海中，有一幅古怪的画面：管理当局仔细察看蓝筹公司，就仿佛它是一只爬过显微镜的非同寻常的臭虫。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芒格渐渐变得焦躁不安。在写给查尔斯。里克绍沙——他和巴菲特在芒格法律公司里的律
师——的信中，芒格显得十分不满，仿佛在交通厅和一个步履拖沓冗繁的公务员打交道一样。
但愿我放弃这件事后，证交会的每个人都能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该尽快地让我收到答复，最好是打电话直接告诉我，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可以使我们的兼并计划顺利完成。
可是，芒格从未读过卡夫卡，里克绍沙把一份措辞相对缓和的信件送给了证交会。在12月份的时候，芒格就收到了他最快的答复——尽管这答复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证交会对奥马哈的君王提出控告：关于蓝筹邮票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沃伦。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HO—784号，等等，巴菲特成为了被全面审查的目标。
蓝筹公司、伯克希尔公司以及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有可能单独或相互协力增加过一些活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一种机制、谋划或是策略来进行欺骗。或者还包括有一份不真实的事实陈述材料或遗漏了……
这些询问都是集中在蓝筹是否曾操纵过韦斯科公司股票价格的问题上，这确实是一个解决起来进退两难的指控。在证交会的执行部门中，这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于是很快事情就扩大成对巴菲特涉及过的一切事情的全面调查。
在调查期间，巴菲特向华盛顿运来了纸箱的档案材料，有他的股票经纪人的记录，有他给蓝筹公司的信，还有他对纺纱厂和喜诗糖果公司的每份备忘录，以及巴菲特的银行，一切都被证交会这个“真空场”给吸进去了。在伯克希尔公司的主管会计韦尔纳。麦肯齐看来，“他们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
富有的人，于是便咬定他必然是一个恶棍。“
尽管巴菲特很担心，但表现得很镇定。他和作投资时一样从容不迫，耐性十足，而不管自己的声誉是否正处于危险之中。芒格却正好相反，他几乎要中风了。
罗德里克。希尔斯，芒格的前任法律伙伴，当时正担任白宫顾问的职务。
当调查时有消息传出来，说希尔斯曾被邀请担任证交会主席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的律师给希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把此事拒绝掉，并声称如果他就任这个职位，证交会就会欲罢不能，从而导致更加严厉苛刻地对待他们。“你那儿有什么情况吗？”希216尔斯问道。他暗指的是调查的事。里克绍沙说：“没有，一切都是胡扯。”希尔斯对此显得不屑一顾。后来芒格又打了好多次电话，每次都痛斥希尔斯在巴菲特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他。但是希尔斯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
1975年3月，芒格来到证交会做了两天的证人，他傲气十足地向审问者保证“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沃伦和我将负全部责任”，好像这样就可以结束这件事情似的。他把这件事看作对性格的一种磨炼，常常提到参加各种上流聚会时的荣耀。
一位年轻的证交会律师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奋力挖掘他的内幕。他暗示说芒格曾参与共谋，以卖空韦斯科股票起诉者的股票为手段来破坏此次兼并。芒格抗议说，“这绝不是我们的经营作风。”他的语气听上去相当震惊，就好像一个神父偶尔作了一次警察而不是传教士。
事实上，证交会是怀疑其中藏有阴谋。具体来说就是：蓝筹公司究竟是不是为了接管韦斯科公司才对兼并加以阻止？
提问者：在2月26日之前，你和巴菲特对这种方式（寻求控制韦斯科公司）考虑了多久？
芒格：我以前说过，我们把98％的精力都投入了手头的业务，我们都信奉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谈的工作是手头的工作，而不该顾忌远处很模糊的东西。
不管加里的威慑，律师们更进一步涉及核心问题，那么蓝筹公司为什么为韦斯科多付出不必要的价格？
提问者：你完全可以便宜地得到它，你为何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呢？
芒格：我们希望在路。文森蒂和贝蒂。彼得斯之间作得公正平等一些。
提问者：那么你的股东怎么办呢！难道你不想对他们也做到公平吗？
芒格：是这样。对于那些要求我们去做与矫枉过正不一致的事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义务要做到公平。我们的想法和本。富兰克林的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最诚实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你看上去被搅得很迷惑？
提问者：的确如此。因为在我印象里，商界人士总是为了他们的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而竭力达到最大利润的。
芒格：也许我们想在更长的时期里达到最大利润。如果我们希望和路易斯。文森蒂建立一种和谐、长期的工作关系的话，或许这只是一种私人兴趣，正好倾斜到你们想当然的层面。
这场谈话的论题与巴菲特在旧金山和贝蒂。彼得斯的谈话十分相似，一项长期投资决不仅仅只在股票上押下赌注，它是一个合伙人的形式。一个大的股东——即一个合伙人——有付出，同时也有收益。对巴菲特而言，“合伙人”这个字眼有某种强烈的暗示，隐含了一系列没有说出口来的责任和忠
诚，也正像他曾经对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投资者所感觉到的一样。
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都二维地来看待股票，它们在屏幕上闪烁，随着按钮的摁下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菲特和芒格需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谈到仅仅经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芒格回忆道：“我对沃伦说，我们可不想像智者拉塞尔一样成为一个精明、吝啬的攒钱鬼。”我们不愿意在①朋友和家人的记忆中只留下一张空空的白纸 。可是，证交会的律师依旧疑心重重。这件事在他们看来仿佛蓝筹公司曾经支撑韦斯科公司的股票——或者叫“操纵”它——从而达到在更高价位卖出的目的。但是由于蓝筹公司并没有做出卖它的举动，律师们就变得迷惑不解了。于是，他们又来试探巴菲特：提问者：从商业角度来讲，等到价格落下来时以便宜价位买进股票难道不更好些吗！
巴菲特：单一交易中可能是这样的，但我认为如果你看到蓝筹公司的整体格局，看到韦斯科公司的人们觉得股东确实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想蓝筹公司的整体商业信誉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过。
提问者：你对蓝筹公司的股东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巴菲特：我自己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因此这对我本身也会有影响，我可不是在完完全全花费别人的资金。
提问者：如果在兼并告吹之后你立即入市，同时股价下跌，你觉得这样看起来显得不太好，对吧？
巴菲特：我觉得也许会有人对此相当愤慨的。
提问者：这理由让我觉得很费解。尽管你认为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会感到不安或愤怒……我的意思是你为何对此在意，蓝筹公司为何对此在意，而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又为何对此在意呢？
巴菲特：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对我们的感觉是相当重要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拥有控制权，因此它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实际上它关系重大。路易斯。文森蒂并不一定真的非要为我们工作，他只是喜欢和我们共事而已，而我也愿意与他合作，这就算一种良好的关系。你知道，如果他觉得我们是卑鄙小人或其他什么，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这并不仅仅是建立在他拿多少薪水的基础上的。
假如一个政府机构总是指责J。P。摩根或Sr。，太过于注意自己的声誉，这倒显得很不合理。“你为什么对此这么在意？”对于摩根的同时代人而言，这个问题似乎令人难以想象。八五八书房但这个时代里，有某些东西已经被众人遗失了。
的确，巴菲特和证交会的谈话让人觉得像一场跨世纪的对白，这个机构以及它所习惯于打交道的律师们都把公司的事务定义为一系列的交易活动，每个交易都是独立的，今天的合伙人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以建立关系的方式来做生意，显得更为长远。他对自己的规则十分执著，好像自己对自我定位有某种奇怪的偏爱一样。而可笑的是，这却为别人的怀疑提供了根源。
巴菲特有漏洞的事实更加剧了证交会的疑虑。他们已经找到了共谋者，现在只差罪证没找到了。自然而然地，他们想从巴菲特和芒格之间貌似神秘的联盟关系中找到这种罪证。
提问者：在蓝筹公司里是由谁来做投资决策的？
① 芒格在1976 年将他的合伙人企业做了清算，在1962—1975 年期间，以复利计算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0％。
芒格：通常是由巴菲特先生来做的，他一般事先和我商量一下，然后他在行动之前还会征得我的同意。
提问者：那么在巴菲特先生第一次购买下订单以后，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想继续买进韦斯科公司的股票呢？
芒格：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俩来说再自然不过了，因此我们通常没有必要告诉对方或一起讨论未来的打算都是些什么。
提问者：那你问他了吗？
芒格：我没有必要这么做。我知道他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
提问者：你自己是否觉得巴菲特先生是你的知己？
这句不经意说出口的话顿时显得提问者不太坦率。证交会曾经从贝蒂。彼得斯那里打听到类似的语句。于是他们又来试探巴菲特。
提问者：你觉得他可以成为知己吗？
巴菲特：这可取决于你谈的是哪个方面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们在许多投资项目上意见分歧是很大的。而大多数决策中，我们能够保持一致。
提问者：自从你变得有几分投资哲学家气质以后，你确信自己在大多数投资问题上同样征求他的意见吗？
巴菲特：不，不再是……我的意思是有点这势头。
提问者：好的，因此你们讨论一些有关投资学、哲学以及你所投资的项目等问题？
巴菲特：确实如此。
提问者：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你基本上知道他在买进或卖出些什么，而他也知道你的做多做空状况吧？
巴菲特：他知道我对什么东西有买卖的兴趣，我也知道他的兴趣所在。
至于他在某个特定时刻实际做了些什么，我并不十分清楚。
巴菲特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他曾经多次非正式地拜访证交会，而且似乎有意要协助他的审问者，他很有耐心地对证交会的一位叫劳伦斯。塞德曼的律师解释蓝筹公司这个拼图游戏。在他们吃午饭的时候，巴菲特还对塞德曼谈起他在华盛顿的年青时代，他零碎地穿插进一些巴氏的哲学观点，很快塞德曼就不知不觉陷入了巴菲特编织的蛛网之中，和贝蒂。彼得斯当年的情形一样，塞德曼回忆说：
许多次，我和他围坐在桌子旁画圈，他说：“你这儿错了，它不属于这个公司，‘或者’那个属于那边……”。我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没有什么敌意，是一个可以相处的出色人物——即使我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
对于现代的决策者来说，要是在没有律师陪伴的情况下走进证交会，并且和一个无足轻重的调查者谈起自己的案子——事实上这是给调查者提供信息——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发生乃至荒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这种念头，决策者的律师们都会提出抗议，并且无疑会限制他的这种举动。当代的精神总是处于犹豫之中，自发的行为早已让位于谨慎地墨守陈规，产生英雄的时代已经被一种对专门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们再也没有伟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贴贴的小蚂蚁。
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做个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还愿意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活动的时候，他觉察到这些现代的辅助部队——不仅
仅是律师，还有政府公关人员，顾问以及无数其他的顾问——不光在发挥协助的作用，还在进行控制。这些都是他很厌恶的事情，不论成败与否，巴菲特都不会容忍其他任何人来为他安排日程。
除了他十足的个人魅力以外，人们对他的开诚布公也有很好的反应，同时也因为他从不争辩而放松了对他的戒备，巴菲特并没有直接反驳塞德曼而是扔还他一块烂泥。
“拉里，”巴菲特终于说道，“你以你的方法来看，你是对的；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技术性的犯规行为。但如果你用我们的方法来看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我们并不是故意想去做错什么事情。如今，我们该如何解决它呢？”
这个案子在1975年里一直拖着。证交会又把渔网洒向另一个领域进行捕捞——原始资本基金，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组基金。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恶梦一旦结束，他告诉证交会说，他渴望能简化他的事务：
我们希望拥有和现在一样，但少些混乱的企业。我确实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局面。我们做的时候它显得很简单，而现在却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师R。里克绍沙恳求了结此案。他辩解说巴菲特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不值得做这样细致的调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来毫无瑕疵的准备个人税申报表的记录与林肯的圆木屋相提并论。
自从他14岁开始为送报纸挣的钱交税以来，就一直缴纳联邦收入所得税。30年积累起来可以有数百万美元了，并且他的平均误差还不超过200美元。
1976年时——调查已经进行了两年——证交会终于作出了处理。证交会正式指控蓝筹公司对韦斯科公司的购买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样，同时还为了阻止兼并（这也的确是事实）。它还宣称在3周时间内蓝筹公司曾人为地抬高韦斯科公司的市场价值。蓝筹公司同意以后不再有类似的举动，没有对罪行的确认或否定，而只是此类事情的一种惯常处理。对于证交会认为在蓝筹公司交易中受到伤害的韦斯科公司股东，它将支付115000美元。
证交会没有采取敌对巴菲特的行动。但几周以后，它又派他去参加一个蓝色缓带研讨会，研究公司报表披露实践的情况。也许，证交会以此来表明对巴菲特的赦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前两年一直处于被调查的地位的巴菲特来说，这种待遇已经是非同寻常了。
仿佛一个带着重新做人的热情的罪犯的巴菲特终于结束，也可以说是简化了这种“混乱”的局面。他把蓝筹公司在原始资本基金中的份额脱手出去（已经翻了两倍）。从此他不再以FMC资金管理者的旁观者身分出现了，他把韦斯科公司和蓝筹公司合并在了一起 （他本来要买下整个韦斯科公司，但应贝蒂。彼得斯的要求，他只购进了80％）。经过两年的中断之后，他继续着手把戴维斯菲尔德商店兼并到伯克希尔公司中去。
令巴菲特高兴的是，兼并活动把他和芒格之间的联盟关系规范化了。为了换取他的戴维斯菲尔德股票，芒格在伯克希尔公司中投入了2％的股票，
同时，巴菲特还把他的好友任命为副主席。芒格继续留在洛杉矶迫求一种零散的利益，但对于自己在伯克希尔公司中的地位，他始终很谦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大多数点子都是沃伦出的。”他说道。然而对于像巴菲特这样一个偏狭的人，有聪明过人的芒格在远处观察战况，提出忠告是非常重要的。
兼并活动同样也使伯克希尔公司在蓝筹印花公司里占有了主要的份额。
实际上，巴菲特只剩下一个“口袋”了——那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他没有任何别的投资组合，实质上也就是没有个人投资了。但是伯克希尔公司，这个被他从纺织行业的死亡地带里营救出来的企业，正是他的“个人投资”。
在最初10年中，巴菲特使伯克希尔公司的净价值从20美元/股升到了93美元/股。他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巴菲特自行收购了保险团体、银行，股票组合以及他在蓝筹公司，喜诗糖果公司和韦斯科公司中占有主要股份之后，公司原来的样子都荡然无存了。
要是另一位决策者就会重新命名公司来反映出这些变化——也许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实业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实业”。但是巴菲特对这种调包没有兴趣。他喜欢现在的名字，它使人想起公司的起源历史，虽然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还是叫肯。察思。从新贝德福德的档案堆里刨出昔日总裁们所作的记录，然后把它们都运到奥马哈来了。正如巴菲特对证交会解释的那样，他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
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它是属于公众的，但现在它更像一家家族企业。
他说的不只是长期，而是他的余生。他的事业——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的生命——都决定聚到这个公司里去了。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每一项投资，都是在一幅永远画不完的油画上添加的一笔。没有任何人能从他手中抢走画笔，就像他当初从西伯格。斯坦顿手中抢来一样。70年代中期时，巴菲特拥有了43％的股票份额，而苏茜持有另外的3％。为了得到伯克希尔公司以及蓝筹公司的下属机构，巴菲特投入了1540万美元。这相当于每股伯克希尔股票价值为32。45美元，这也是巴菲特愿意注入的最大资金。对这幅油画的任何进一步的修饰——即伯克希尔股票价值的提高，以及巴菲特财商的增加——都将从每股32。45美元的投资中，以及他对这项投资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源源不断地涌出。
10回到华盛顿
当沃伦。巴菲特从天而降出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时，她便进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曾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里排行最末。她那位才华横溢，但最终神智紊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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