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深度解析中国为什么不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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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立凡

　　　　一片反日砸车声中，开卷读这部书稿，仿佛夏日饮冰。作者王冲先生因工作关系周游世界各国，将所见所闻娓娓道来：美国的民主、日本的国民素质、德国的效率、俄罗斯的务实、瑞典的福利、以色列的智慧……解析丝丝入扣，品之口有余甘。愿略借他几张页面，与读者谈谈我读此书引发的思绪。

　　　　新闻记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读此书稿，常有种“被撞了一下”的感觉，很多问题与作者想到一块了。他的工作是新闻，我的专业是历史，两个貌似相去甚远的行当，有此灵犀不谓无由。

　　　　今天的新闻，明天就开始变旧，最终将变成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契刻，记者与史家原是同一工种，后来才逐渐有了分工。记者是新闻记录者和观察者，史家是旧闻编纂者和研究者。二者的工作对象虽不在同一时空，工作性质却十分相近。￥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人们熟悉的一些著名记者，退休后转型为历史学者。例如老报人陶菊隐、徐铸成、萧乾诸先生，从长期记者生涯的深厚积累中提取精华，留下了不少文史著述。当今最成功的范例，是老记者杨继绳先生，其著作填补了当代史研究的重大空白。

　　　　王冲年富力强，网上资料称其为“资深国际事务记者”，其实年方三十七岁，更“资深”者肯定大有人在，难得的是他那份老成冷峻。从字里行间的思考中，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贵的潜质。

　　　　缺乏软实力：就永远是“世界工厂”

　　　　2012年反日游行，钓鱼岛还没收回，中国人自己先打起来了。爱国愤青们砸了上千日系车，不仅同胞财产受损，日资企业的损失也得赔偿。这笔帐当局是怎么算的，我搞不明白，但赔偿肯定得由纳税人负担。难怪有句老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其实是一种悲哀。以中日贸易为例，利润大都流向日本，中国不过赚了点加工费。2011年日本海啸过后，今年原本有望扭转连年逆差的局面，现在是彻底没戏了。

　　　　那么，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呢？作者说：“看着北京、上海的大街上的本田、丰田、日产，使用着佳能、尼康、索尼的产品，中国人实际上很难找到胜利的感觉。敢问，2009年日本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比1936年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鉴于此，有日本人说，中日不会再度开战，因为日本通过战争未能得到的利益，早已在中国得到了。”

　　　　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者却认为，中日经济差距至少有50年，因为技术差距至少50年。技术的差距，就意味着经济的差距；技术水平赶不上去，就难免处于给人“打工”的地位。中国在亚洲最大的优势在于经济，但经济上的强势并没有开花结果。这个角度的观察，我十分认同。

　　　　强国软实力：源自思想自由

　　　　身为记者，作者善于从别人的故事中捕捉秘密。以色列大作家阿摩

　　　　司？奥兹讲述的两段经历，解开了犹太民族在强敌环伺下的生存玄机。

　　　　一是奥兹发表反对政府决策的主张后，奥尔默特总理邀他到总理府喝咖啡（章注：不是“请喝茶”），激辩一个半小时，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二是奥兹坐出租车被司机认出，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司机滔滔不绝陈述观点，他只有听的份儿。奥兹先生告诉作者：“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序章　中国有软实力吗？（2）
　　　　“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作者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强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仅仅有过两次：一次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到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次是清末开始的中西文化对撞时代，历经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后重新定于一尊。

　　　　不容异见的国度，经受不起思想的自由交锋碰撞，也不会拥有真正的软实力。思想上的一元化会扼杀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这样的常识常常被有意忽视。

　　　　国民教育：强国的“底层设计”三米三花三书三库三 ；www。7mihua。com

　　　　前一时期热议改革的“顶层设计”，我曾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教育制度从根本上就不是为公民社会设计的，只是为大机器生产标准件，不需要独立思考。无论是官是民，都是同一教育生产线的产品。没有坚实的“底层设计”，再好的“顶层设计”恐怕也是空中楼阁。

　　　　书中以不少篇幅谈国外教育。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二战后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颁布《儿童福利法》，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日本的诚信教育，从家庭到学校、企业，贯穿于人的一生。作者感慨道：“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她竞争？”

　　　　作者认为，国与国差距的根本在于人，人的差距根本在于教育，教育在幼儿阶段就出现的微小差别，会在未来无限放大，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得越远，散射越大，影响面越广。国家的强大与否、国民的幸福与否根本不在制度，而是制定制度、遵守制度的芸芸众生。人始终是一切变数中最大的要素。

　　　　有比较才有鉴别，书中也谈及教育投入对比：2010年中国教育支出2159。9亿元，平均每人不到200元；以色列人均教育支出近10000元人民币，是中国的50倍。而中国每年维稳支出达到7000多亿，是政府教育投入的2。5倍。

　　　　我的感慨是：维稳与教育投入的反差，昭示了制度设计上的本末倒置：底层设计越差，维护顶层稳定的成本就越高；头重脚轻的体制，难免有倾覆之虞。

　　　　弱国无外交：强国有乎哉？

　　　　作为国际事务记者，作者对中国对外关系有较多的观察。他谈及建政之初外交部门有一批记者出身的官员，记者的经历也大大帮助了外交事业。而今，外交越来越专业，和其他行业的交集也越来越少，外交和传媒之间的互动也欠缺了许多。他直言外交工作中有“弱国心态”：“太在意别人的话，对外界的表扬心花怒放，对外界的批评心生郁闷”。

　　　　我由此连想起胡耀邦对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胡在谈到外事工作改革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

　　　　作者详尽分析了日本在与邻国中、俄、韩的岛屿争端中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的历程：“和中国的大度相比，日本在岛屿问题上可谓锱铢必较，这么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因素。”作者还认为：“联俄抗美”将是中国最大的战略错误，并指出中美之间软硬实力的差距：
序章　中国有软实力吗？（3）
　　　　除了硬实力的差距，软实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可以携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横扫全球，可以用好莱坞大片吸纳各国主流人群的关注，可以用iPad等产品让大家自愿打开钱包，但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杀手锏，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这段话令人彻底无语。环视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孤立状态，过去常说“弱国无外交”，如今号称强国了，又当如何呢？

　　　　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吗？

　　　　作者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各州采访总统大选，采访过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是第一位采访奥巴马的中国记者。几年后再度赴美考察，又广泛接触了包括赖斯、伍德沃德在内的政界、媒体界人士。

　　　　作者认为：性格即命运，国民性即国家的命运。美国人的性格造就美国式民主，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美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读至此不免掩卷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呢？我们有权选择命运吗？

　　　　近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普世价值的波澜，不仅反对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宪政，甚至连公民社会都成了“西方陷阱”。持此论调者不是无知就是数典忘祖，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明确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所尊崇的是普世价值，从而赢得民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却走了一段弯路，走上了“一边倒”的“以俄为师”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出苏式计划经济阴影，但至今尚未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魔咒。

　　　　对于历史上的“苏联模式”，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有着清醒的认识，作者引用了一句他的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读之不免扼腕再三：值此“大国崛起”之际，领导者太需要这样的见识，中国不应自外于人类共同文明。

　　　　睁眼看世界：百年中国学到什么？

　　　　这部书稿，犹如一部21世纪版的《新大陆游记》，读后既熟悉又遗憾。

　　　　清末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徐继畲、魏源、林则徐那一代人，虽以著述介绍泰西文明，毕竟没有亲历亲见；比起容闳、梁启超、孙中山等周游列国并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的思想者，对世界仍嫌隔膜。

　　　　清廷试行“新政”时，曾派大小官员赴欧美考察，涌现了一批游历者的日记、笔记和游记，视角观点见仁见智，有的见树木不见森林，有的见森林不见树木。而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有真知灼见者，无人能超越政治流亡者梁启超，难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政改奏折却要请朝廷通缉要犯梁启超捉刀。

　　　　竞争，就是学习并超越强者；出国考察，要派“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据说21世纪是个学习型社会，以改革的名义出国考察，

　　　　成了部分官员的项目。但除了购物，浮光掠影式的考察外，可供学习的机会还很多！

　　　　自19世纪中叶起，闭关锁国的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学坚船利炮等科学技术，逐渐接受了自由贸易，学习宪政制度；后来转而以俄为师专搞社会主义，孤立三十年闭门造车，最终不得不重新改革开放……。一个多世纪中，中国历史走了个大循环，诚如黑格尔所言：“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一个不会学习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软实力的。我们还要再循环一百年吗？

　　　　2012年11月29日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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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1）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上学时，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林语堂先生一般，胸怀中西文化，点评世界风云。机缘巧合，工作期间有机会跑遍西方发达国家，接触的有高官、学者，也有贩夫走卒。虽无林先生的深厚学养，却也愿意把所见所感记录在案，把我眼中的中西差距告诉国人。

　　　　看到差距后，我也一直在思考，中国到底哪里差？中国为什么不行？这本书，便是这些思考的汇集。

　　　　1。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

　　　　2004年9月18日，北京的上空看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上午10点，我拉着行李箱，准备打车去机场，开始我的美国大选之旅。

　　　　走出楼门，听到小区鼓乐齐鸣，中心花园挂着惹眼的红色条幅，上面写着“祝贺业主委员会选举大会召开”，小区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热情如火地组织选举为自己说话的委员会，期待从此可以依法和开发商、物业抗衡，提高小区的管理水平。★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小区选举业主委员会和美国人选总统，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在美国，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选举镇长、公安局长比选举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总统更重要——谁当总统对小镇来说都一样，可谁当镇长小镇会完全不同。

　　　　采访结束后回到家里，庆幸终于告别汉堡包和牛排，可以就着猪肉炖粉条一口气吃下两个大馒头，可欣喜之余备感痛心的是，我们选出的业主委员会竟然属于“非法组织”，朝阳区不予备案。理由很简单，我们选举的时候当地政府官员不在场。这荒唐的规定恰似“第二十二条军规”：选举必须有当地政府官员在场，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官员必须到现场。我们的代表反复解释说，给官员们打了电话，发了传真，人家就不肯屈尊露面，我们只好自己组织。可官员们不听这一套，至今，我们的业主委员还不被认可。

　　　　从那时起，我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思考，美国不是完美的，美国的制度也不是完美的，美国在国际上动辄发动战争的单边主义行径不得人心。然而，抛开这些，抛开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经验我们如何借鉴，他们的教训我们如何避免。毕竟，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

　　　　2007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我作为国际访问学者（IV）项目的一员，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经过一个月的旅程，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了解。

　　　　两次访美，同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亲密接触，向美国国务卿赖斯提问，与主管亚太事务的助卿帮办柯庆生深入交谈，和把尼克松拉下马的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谈天说地，这些都让我对美国的政治、媒体有了深入了解。穿行于大街小巷，胡吃海塞各色食品，随随便便地和普通老百姓侃上几句，让我对美国人的了解不再流于表面，不再囿于书本，而是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上本科读的英文，老师来自美国；后来到北大深造，学的是文化比较，一直对中美（或中西）的异同怀有独特兴致，毕业后作为记者，工作更是和美国息息相关。2005年，赴德国《世界报》工作，其间游历欧洲，更是从欧洲的角度与美国作了一番对比，自信对美国的看法比较客观、公正，至少，我在尽量做到这些。
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2）
　　　　2004年去美国采访大选时，见到奥巴马的那一刻，是我最激动的时刻，那个场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时如此激动，是因为感受到“领导贴近群众”的真实场面，那远比在办公室采访布什来得更直接、更具真实性。

　　　　除了那一刻，还有几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在芝加哥，我的采访对象是某工会组织芝加哥市的负责人。对不起，他具体是哪个工会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也忘了，只留下了他的一张照片和一句令我难忘的话。我在听他介绍情况后，问了一个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说自己一直为工人做事，维护工人的利益，那么，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对你进行贿赂，你怎么办？”

　　　　他听到这个问题先是一愣，然后和我说：“这个很简单，如果我不为工人办事，明年，他们就不选我了。”

　　　　在西雅图，我采访了当地城市轻轨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是市政府提出的，而是一个司机提出动议，然后募集到足够的签名后，提交政府的。政府犹豫不定，于是决定进行公投，结果公众过半数同意修轻轨，项目得以通过。

　　　　这几个细节联系在一起，我发现，要想被选上，就需要贴近百姓；要是选上后不好好干活，就会被选下来；干活时难以决断，还是要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我这点浅显的总结，在伟大的哲学家托克维尔那里，变成了一句话——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我拜读这位哲人的书籍后，记下了其中几句经典语句：

　　　　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

　　　　在欧洲，统治者本人就经常缺乏乡镇精神，因为他们许多人只承认乡镇精神是维持安定的公共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知道怎么去培养它。他们害怕乡镇强大和独立以后，会篡夺中央的权力，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你不让乡镇强大和独立，你从那里只会得到顺民，而绝不会得到公民。

　　　　把乡镇政权同时分给这么多公民的美国制度，并不害怕扩大乡镇的职权。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美国，爱国心是通过实践而养成的一种眷恋故乡的感情。

　　　　是的，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

　　　　我所认识的普通美国人，只是简单地希望自己的家庭生活富足，也许一个人一辈子关心的就是他的小镇。他选出的镇长，无论谁当了总统，都无法撤掉。那些被选出的地方官，不必唯上级马首是瞻，不必揣摩上意，他要做的，就是服务好选举他当官的人民。

　　　　因此，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选谁当总统不是最重要的，选谁当镇长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中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古代中国，地方实行的是乡绅自治，地方宗族大户担负起地方治理的职责。新中国成立以及“文革”后，基层的传统模式均被打碎，取而代之的是县政府、镇政府、村长，由于每一个环节都是下级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百姓负责，因此基层官员所受到的制约极其有限，当地百姓的生活好坏、支持与否与他的职位升降几乎全然没有关系。因此，地方官员没有任何动力来关心百姓。政令从最高层传递到最底层，经过不同的解读和执行，早已是面目全非。
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3）
　　　　鉴于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的村民选举程序在许多地方逐渐制度化。中国官方允许参观各种情况的选举，包括最具公正性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及明显由地方宗族势力的领导操纵的选举。90年代中期，原先只说“村民选举”的中国官员开始公开称“基层民主”，而国外观察者也由怀疑转而认为村民选举表现出真正的民主潜力。

　　　　遗憾的是，这一尝试力度不够，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倒退。发生在广东乌坎的事件，也证明对农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已经失效。2012年2月

　　　　1日，乌坎举行了公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这才让乌坎事件有了初步的结果。

　　　　乌坎，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全国广袤的农村，各有各的经济状况，各有各的风土人情，有的地方比较公正，有的地方处处贿赂，有的地方则为暴力所充斥。

　　　　无论如何，这种尝试一定要继续。

　　　　2。关于民主，有些话不可信

　　　　农村选举出现的一些乱象，成了某些人反对基层民主的原因。

　　　　其实，拆解开来看，出现一些纷乱是正常的，民主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贿选，是所有国家的选举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有利于自己的人当权。选举，最大的优势是你可以赢一次，但不可能赢一辈子。如果上台后不为自己所辖的百姓谋利益，很简单，下一届他就不能当选了，小恩小惠能笼络人一时，不能笼络人一辈子。再退一步，笼络别人而上台，也比靠强力上台要好得多。

　　　　至于地方选举出现的暴力，需要公检法机构的强力介入。违反《选举法》，有暴力行为的，依法处理即可。其实，很多村民选举出事的地方，都是当地黑恶势力和地方公检法机构勾结的结果，而不是选举本身不正确。

　　　　因此，村民选举的乱象，绝不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这句话不可信。早在延安时期，农民就知道用黄豆粒来当选票。各地村民选举所爆出的颇具创意的贿选方式，也说明农民的智慧高，而不是素质低。

　　　　退一步讲，如果农民的素质低，民主试验就应该从素质高的城市市民做起。其实，各大城市社区委员会的选举，是城市基层选举的雏形，白领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而进行的合理、合法的选举，完全应该获得政府的支持，从而为城市的基层打下良好的自治基础。可惜，很多社区的社区委员会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在一个个高素质白领、管理人员组成的社区，物业、居委会和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争夺权益，甚至大打出手。其实，在正常的社会，三者有其一即可，最佳模式便是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

　　　　还有一句不可信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很多人信这句话，很多人将信将疑，很多人反对但苦无证据。

　　　　感谢台湾地区，鲜活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是多么荒谬的一句话。

　　　　2012年，我到台湾地区访问，看到这个地方，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不是讲究与天斗其乐无穷；这个地方的孩子们都要背诵整部《论语》，而不是到成年后再通过电视聆听未必正确的讲解；这个地方最基层的细胞、最古老的美德从来没有被刻意打碎，更没有挑动至亲之间的残酷斗争和无情出卖。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吸取教训，采取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却也没有像大陆一样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个过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保留了私有产权；第二，台湾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选举未中断过。我在蒋经国纪念馆，看到了蒋经国于1980年参加地方选举投票的照片，那时，距离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尚有6年时间。我们总是盯着热热闹闹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可没有注意到台湾的基层民主其实一直没有中断过。
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4）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托克维尔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用在台湾再合适不过了。传统的根基，基层民主的土壤，让真正的选举来临之时民众大抵知道该怎么办，尽管这个过程有喧嚣、有枪声、有怒吼、有牺牲，但毕竟走过来了。

　　　　无论“总统府”里的高官，还是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均在品评国事而无须担心，他们已经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和一位熟悉国际事务和台湾事务的长者喝酒时，我们都以为，正是台湾地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不再一味地对未来悲观。

　　　　还有一句话，是说民主后可能天下大乱，中国折腾不起。笃信这句话的大有人在。

　　　　从历史的视角看，的确是中央权威越强，社会越稳定，然而，历史也已证明，威权是随着执政者的代际更替逐渐递减的。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都难逃这一规律。于是乎，“威权递减，贪污横行，民怨翻腾，揭竿而起，进而改朝换代”成了不二的定律。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在威权递减的社会，只有通过选举与监督，才可以形成良性的政府，才可以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不是民主会让中国乱，而是违反规律压制民众的应有权利会让中国乱。

　　　　3。民主的几个必备条件

　　　　民主毫无疑问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否则，中国不会在农村尝试“基层民主”，在高层尝试“党内民主”。但民主这个问题急不得，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它需要时间。如《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女士的一篇文章所说：给理想一点时间。

　　　　当然，对未来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应该有些准备。民主社会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保护私有财产。

　　　　如果说宪政萌芽于13世纪初的《大宪章》，那么现代民主政体则奠基于1689年洛克对光荣革命的哲学诠释。在《政府论》中，洛克写道：“除非获得本人的同意，最高权力不能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

　　　　用更通俗的话就是，尽管我的房子很破，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没有这样的保护，你的房子随时有被拆迁的危险。洛克认为没有财产权，人和动物就没有区别。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照我看来，有恒产者，就是有财产权的个人；有恒心，则是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有恒心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才有可能避免把政治搞成整人之权术，把法律弄成治人之谋略，经济才不会成为“血酬定律”支配下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孟子之言，很多人知道的是这半句，其实，后面还有半句：无恒产，有恒心者，唯士能也。也就是说，那些没有恒产的士人，即古代的知识分子，照样有着家国天下的情怀。

　　　　这，又涉及民主的第二个条件：知识分子的独立与担当。

　　　　美国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我想，这不仅仅是指在美国立国之前就有了哈佛，而且还指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