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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敌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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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待信息战问题。2000年，我在解放军电子工业学院讲演时就提出，“信息化战争”不是一种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一般只在武装集团之间展开，狭义上的信息战也可以是信息化战争中的一种作战样式。我认为，农业时代的主要战争形态是以冷兵器为标志的肉搏战，工业时代的主要战争形态是以机械化战争为标志的火力战，信息时代的主要战争形态是以信息化战争为标志的信息战。所谓的信息化战争是泛指战争的信息化，严格意义上仍属机械化战争形态的范畴，信息战的含义宽泛得多，是有形战争走向无形战争的飞跃。广义上的信息战指国家集团间的信息对抗，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这类信息战，并不只是我们军队要面对的课题，地方都在研究，他们遇到的现实情况比我们军队更复杂、更严峻。信息战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军事领域，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当然，信息时代的战争与工业时代的战争一样，也是几种战争形态并存，互为交叉渗透。对战争形态的判断，科学的态度是不要过早结论，以免造成被动。
我的观点是，当今军事领域正在实现的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跨越，是人类战争由肉搏战、火力战向信息战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当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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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奥国
1998年春节过后，有一位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参加革命的奥地利老人——傅莱同志找到我，当时他住在北京国际饭店。这一年的秋天，他的故乡奥地利要举办世界上第一次信息战大会。举办者从网上查到，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信息战理论的并非是西方人，而是远在东方的中国人。于是他们请傅莱同志找我。
傅莱是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原名史泰因&；#8226；理查德，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9年1月经意大利辗转来到中国，1941年到达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他时说，“你从纳粹铁蹄统治下的奥国，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抗日，自己也获得了自由和新生”，并按傅莱母语德语“自由”（frei）一词的谐音，为他取了一个新的中国名字“傅莱”，傅莱很喜欢这个名字并将自己外文的姓氏也改成了Frey。1943年晋察冀流行麻疹和疟疾，傅莱找到用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并推广，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的表扬。
第一次去见他，我是穿西装打领带非常正式，没曾想到这是一位非常中国化和革命化的老人，便轻松了许多，我们的谈话也很投机，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搬新居后还请我去吃过饭，我也请他在全国政协附近“小背篓”餐馆吃蘑菇。我是在他的督促下花2万多元买了一台“金长城”电脑，开始学打字、发电子邮件的。（没有书的书房照片）傅莱同志有一个习惯，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先生”或职务，而喜欢称他为“同志”。进入新世纪，我在杭州的时间多了，与傅莱同志的联系中断了。直到今天上网搜索他的名字，看到2005年03月2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记者周婷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燃烧半世纪的中国情———怀念白求恩式的“洋大夫”傅莱》，才知道这位在中国工作战斗了65年可敬可爱的老人，一个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于2004年11月16日永远离我而去了。借此机会，对傅莱同志表示深切缅怀！
与傅莱同志见面不久，阿斯电子艺术节组织者派来一位奥地利汉学家——英歌莉小姐来访问我。她在大陆逗留了一周，我还向这位美丽的小姐介绍了当时国内研究信息战的一些专家，希望大会组织者能邀请更多的中国专家参加会议。最后他们决定只邀请我一人。但我有一个条件，因为我不懂英语、德语，提出配同声传译。但他们认为费用太贵，提出由英歌莉作汉译德的交替传译，或者由我念个开头，剩下内容由她来念。我表示，用交替传译时间不够，每位发言的学者才半小时；让英歌莉代替念稿更反对，心想好不容易在国际讲坛上露个脸，还不让我开口？于是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干脆给我录个像算了，别千里迢迢赶过去了。但是我不去，你这个大会就没有权威性。别说我不懂你们那些洋文，就是会，在这种会议上我也要讲母语。到奥地利我才知道，奥国是德语国家，他们实在很难找能够做汉译英同声传译的人才。最后把他们总理的翻译请来为我作汉译英的同声传译，半小时给了他3万先令，相当于2千多美金。而英歌莉则为我作汉译德的同声传译，演讲效果非常好。
1998年9月7日，我终于驻进了多瑙河畔的马克思宾馆。
去之前，我准备了一篇文章……《迎接信息战的挑战》。这篇文章在演讲前已经收入英文和德文同时出版专著中（英文和德文专著封面），国外许多记者就是先看了这篇文章提出采访我的。其他国家被邀请的学者都是按照收录到书中文章的内容演讲的，照理我也可以照本宣科便可了事，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当时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信息战到底是不是一种文明的战争？
应该说，我在提出信息战理论时，确实带着美好的梦想，是把它作为一种文明战争、理想战争来设计的，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从当时看，信息战较之传统武力战要文明得多。但随着网络世界的形成，信息战的高度发展，它的危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85年我曾预言，信息战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当时只是一个预感，就提它写进书里去了，现在看这种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信息战的危害性已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对物质的巨大破坏。在法兰福克机场转机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观点：网络的破坏可以使地球瞬间瘫痪！其次，信息战对精神世界的损害也是巨大的。信息战利用信息在敌我之间制造反差，运用心理战和战略欺骗等手段，动摇军心、民心和政府信念，达到遏制敌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志，或使其丧失战争能力。另外，信息技术使地理上的距离失去作用，只要是网络系统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都将成为信息战的战场。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容易遭受信息战攻击的战略目标也不断增加。
鉴于上述考虑，我认为在对待信息战的问题上，人类应该持遏制的态度，而不是发展它！所以在奥地利的演讲稿是到奥地利才改定的。
从德国法兰福克转机到达奥地利林茨已是深夜，第二天早晨，我问英歌莉小姐，窗外那条混浊的小河叫什么名，她说是多瑙河，我说多瑙河不是蓝色的吗？她说，维也那的多瑙河才是蓝色的，这里是下游。她还告诉我，林茨是希特勒的出生地，是奥地利的第三大城市和重工业基地。我一下子灵感来了，在希特勒的出生地林茨召开信息战大会，意义非常深刻，于是我把演讲的题目定为：“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1998年9月12日上午，我用20分钟讲完了三个内容：
一、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转变已经开始，各国军队为打赢信息战做准备，中国军队已具备一定的信息战防御能力和潜在的信息战反击能力。
二、信息战正在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
三、信息战的隐蔽性和破坏性必须清醒的认识，努力遏制其发展。
最后我呼吁，世界上应该制定一系列信息战规则，交战方必须遵守约定：信息战只是比试，不能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人类的自身。我还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与世界各地的同仁们加强交流，建立“国际信息战论坛”，以加强交流合作，坚决遏制信息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这个演讲是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直播的，在国际上反响非常大，对我采访特别多，奥地利国家电视台一台、二台首先采访了我，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就是看了直播后专程从德国来访问我。他们无法明白，这样的理论怎么出在中国。在创建信息战理论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想不通，外国人更是想不通，有时我自己想着想着也会发呆：这样的战争理论怎么会出自我的笔下？尤其是信息战这个理论，在1998年还是一个时髦名词，是把它作为文明战争的象征来研究的。我提出要遏制信息战，他们更想不通。所以我讲完后，提问特别多，大会主席可以优先，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中国电脑都没有，怎么会第一个提出信息战理论？”我不客气地说：“您肯定没有到过中国。中国的电脑多了去了，这还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嘛。我可以邀请您去中国，但费用得您自己掏。”这位主席是墨西哥人，他很尴尬地笑了，会场上也哄堂大笑。我接着说：“当然中国的信息技术还不发达，这并不影响我们能够产生先进的理论。信息战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一思想是我们的先辈25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会场上又是哄堂大笑。会上还提出许多怪问题：“中国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你们的艺术家是否也在为信息战服务？”“中国历来都是倡导打人民战争，你们是否举国都在为信息战做准备？”，还有关于对电脑黑客的认识，等等。
这次阿斯电子艺术节是自1979年举办以来的19届，号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同类活动。科学家和艺术家在这里展示电子和艺术方面的创意和设计，并非产品。每年艺术节期间，组织者就当年世界上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举办论坛，当年的话题就是信息战。这届艺术节有来自29个国家的280名科学家和艺术家、550名记者、50名世界著名的电脑黑客，以及欧洲各国的文化部长，与25000多名观众一起参加了这次盛会。尤其是那些电脑黑客，有的还很年轻，是家长带着来参加会议的，他们被按排在会议大楼外临时搭建的白色帐蓬中，在一次露天摇滚晚会上，电脑黑客还表演了高超的攻击技术，如控制广场的灯光等。
通过这次演讲也使自己进一步明确了研究信息战的指导思想：如同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一样，中国人研究信息战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我们要有打赢的能力，要有打赢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遏制的目的。力量只有在相互制约中才能达到平衡，而力量的平衡才是国际安全环境的基础。今天来看，这样的认识不仅对我的信息战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尤其对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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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功夫
从奥地利回国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国防大学学报》都对我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我将演讲稿修改后，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以《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重大使命》为题予以发表，当年第6期《新华文摘》予以转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看到这篇演讲后请我去作讲座，记得是1999年3月的一天。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极其差的，这与我长期作秘书和参谋工作有关，想法观点的表述是笔而不是嘴，也有我性格和生理上的弱点，最不愿意在广庭大众下高谈阔论了。记得1995年底在河北石家庄的解放军陆军学院举办的新军事革命研讨会上，只谈了5钟，是关于虚拟战争的话题，当时想好一大堆话，但一张口就语塞，甚至语无仑次。后来李烦彦老师委惋地指出我这个缺陷。
在奥地利发表演讲以前，我只经历过三次学术演讲：第一次是1996年初在北京的空军的一个研究所谈信息战课题，谈了近3个小时，这个所的几位同志曾于1994年写出了我国第二本信息战专著《高技术条件下信息战》。那次人并不多，走上讲台心跳就加剧，开讲后拟制不住嗦嗦发抖的双手，弄得讲演稿发出很大的响声，根本不懂得控制会场，不敢看台下的听众，只顾埋头念稿子。第二次就是1998年4月受李乾元上将的邀请到兰州军区机关作《迎接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伟大挑战，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历史跨越》的演讲，当时在座李乾元上将是兰州军区的参谋长，郭伯雄上将是兰州军区的司令员，这次演讲用了3个多小时。这次演讲的录像我还保存着，实在是很差劲。如自己感到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可能会引来笑声或掌声，但通过我的嘴说出来却是那么没劲。第三次是1998年6月到解放军国防大学作《新的形势，新的挑战》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我才发现自已脱稿即兴回答提问比念稿的能力强得多，这可以考验自己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激发自己的思维灵感。
演讲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表演艺术，需要天赋和技巧。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必定是一位成功的演说家，像列宁。我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他们告诉我，东欧剧变后，那些国家的新领导人大多是律师出身，口才都是一流的。当今西方的政治家在这个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才能，像克林顿退休后每年的演讲费高达千万美元。2001年是克林顿卸任的第一年，当年演讲的收入是920万美元。2002年克林顿在全世界共进行了60场收费演讲达到950万美元。克林顿演讲收费标准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内外有别，通常他在外国演讲的收费要高于在美国国内演讲的收费，在美国演讲的标准收费是每场万美元。克林顿单场演讲收入的最高纪录是在日本创下的，他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城市为中学生进行的一场演讲收费40万美元。1989年，一家日本通讯公司为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两次仅20分钟的演讲支付了200万美元。毫无疑问，美国离任总统的演讲费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政治家除了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显赫地位外，他们的个人魅力是必不可少的，而口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政治家永远是说得好比做得好、写得好更重要，因为说得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应该说，奥地利之行是我人生演讲舞台的转折点，首先对演讲的兴趣有了极大的提升，其次演讲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当然我作演讲是有选择的，我不愿唠唠叨叨重复自己的观点，书上、文章中写过的再炒炒冷饭，既耽误大家的时间，又会养成惰性，扼杀理论创新的精神。所以，我很少外出演讲、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而把每一次演讲作为一次挑战、一次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如果没有新的想法是绝对不会去发言的。我一生中只参加过6次学术研讨会：1981年在师司令部的学术讨论会上作《谈谈战斗中团后方地域的配置》的发言，1995年石家庄陆军学院谈《虚拟战争》，1997年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谈《信息战》，1998年奥地利作《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演讲，2003年在国家广电部谈《传媒领域成为信息战的前沿阵地》，2004年5月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研讨会谈《信息安全战略》。
我举办讲座也只有16次，从1999年军事科学院的第四次演讲开始，我把演讲台作为我新战略思维的发布台，这次演讲中提出了理想战争的概念。当时在座的有当今活跃在我军学术舞台上许多知名人士，他们提出了许多我很难作答的高深问题，也使我的研究走进了许多新的领域。在那次讲座上认识了马亚西先生，当时他是战役研究部的硕士研究生，并成为我重要的合作伙伴。
第五次是2000年9月15日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作《信息战研究与理论创新》的演讲。这年夏天，我正在北戴河度假，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科研部的李新生部长找到我，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三个多小时，在他的鼓动力邀下，我终于答应为学院作两个讲座，因为这些题目正是我在思考的。第二天，2000年9月16日上午和下午，我又分别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和解放军炮兵学院作《理想战争与战争大趋势》的演讲，这是我的第六次和第七次演讲。在那几天的讲演中，我对理想战争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如啤酒瓶战争等，这些内容全部加入半月后出版的《沈伟光战略研究丛书》中。
《沈伟光战略研究丛书》2000年10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后，当年12月1日晚到浙江大学永谦演讲厅作了我第八次演讲：《信息战与理想战争》。这是我第一次到地方大学演讲，或者是为了弥补我基因中的缺陷，壮壮胆，或者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演讲前我喝了很多酒，甚至还带了一小杯白酒到主席台，结果是将学校组织来听我信息战课的学生都被吸引到楼上去听性学讲座了。
2001年4月21日上午，事隔两年后我再次来到军事科学院作《新趋势，新挑战》的演讲，我很看重这第九次演讲的机会。毕竟这是解放军最权威的研究机构第二次邀请我作学术报告，如果说第一次更多是对我的好奇和质疑，这一次应该是对我的认可和讨教。当我坐在同一个会场作发言时，实在是感慨万千。
2002年3月13日上午，我的第十次演讲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讲的，《理想战争与战争新趋势》虽然很枯燥，但同学们还是提出许多问题，对战争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当年的9月26日上午，他们又邀请我去作《当前我国信息安全形势和任务》的演讲过。这一年的5月28日，我又到武警部队北京一总队演讲《新形势下反恐作战》。
2003年3月21日上午，伊拉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举办讲座：《世界战争发展趋势减小战争破坏力》，这十三次讲座难度是最大的，那边战争犹酣，我这里在讲减小战争破坏力，同学们提了许多问题，最关心是我对战争趋势的预测。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根据多年举办讲座的经验来看，要回避这些话题惟一的办法就是延长讲的时间，缩短或挤掉回答回题的时间。我的讲座一般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我讲，只要事先将讲稿准备充分，做一个幻灯，就可以完成了，开讲的时候能脱稿效果就更好，我到过50多个国家，每到一地总要听许多介绍，那些介绍一般都是幻灯上打个题目，简单阐述一下就结束了，大部分时间是留给我们提问题的。第二部分是由我回答问题，也就是互动，发挥得好效果也很好，但难度也很大，这是个人知识和阅历结累的反映。通常的讲座，我用一半以上的时间来回答提问，所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杨老师喜欢请我去办讲座，因为适应了高层次学生的教学需要。这次讲座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核心的意思是：战争的主动权在美国人手上，他们有自己对战争的标准：斩首，震慑，速胜，企望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小战大胜。而我们国内评论员总是对萨达姆的军队有过高的期望，对萨达姆的军队来说，美英联军实在是太强大了，尤如被斩断四肢的狼，牙还被拔了，怎么与狮虎相斗。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验证了我的判断。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天，2003年4月16日我回到老部队成都军区讲课，主会场设在军区礼堂，还有1700多网络视屏同时直播，我讲的题目是《信息战“热”的冷思考兼谈伊拉克战争中信息战运用》，对这场战争作出了评价：美英联军是小战大亏，战术上胜利，战略上失分。按照小布什的如意算盘，换一个政府就万事大吉了。哪有这么好的事！我重新强调了10年前的观点，武力是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我们生活中不是见了男人称靓仔，遇到女人叫美女吗。世界上的事也一样，要彼此尊重，互相关照。这一点，克林顿要比他聪明。一边在白宫的桌子底下与莱温斯基搞活动，一边照样联任当总统，美国经济就是他那八年恢复的。2004年6月到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2004年10月31日到北京大学
回归地上
回归地上
我的研究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以前是打基础阶段，练笔过铅字瘾；第二个阶段是“上天”阶段，就是从1985年以后搞战略研究和未来研究，提出信息战、理想战争等理论；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开始回归“地上”，以解决现实问题为重点，如制定信息安全大学方案、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框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等。
所谓“上天”，也就是我热衷于的大战略研究和未来学研究。这些研究的基础，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研究，这包括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战争形势的研究，未来发展的分析，这需要极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对自己的学的研究水平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今天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的发展是可以按照战略家和未来学家的规划和设计前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规划和设计，正在影响和改变人类发展的进程和结局。
应该说，从研究信息战开始，我便与趋势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在《信息战》一书中，一半以上篇幅是用来研究趋势的，如信息工厂、信息边疆、信息联盟、信息警察、信息化军队等，对这些趋势的正确判断是构建信息战理论的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我对趋势的研究更加热衷，进入成熟期，发表过大量的观点并被时间验证是正确的，《理想战争》具有代表意义。
但是，大战略研究和未来学研究毕竟是长期性的远景对策，我经常自诩，我的书是写给写书的人的看的，但这些内容与现实的需要还有距离。因此，我在进行大战略研究和未来学研究的同时，进行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
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以各种形式为国家提供过许多建议，《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内参都发表过我的建议。说实话，我的大部分建议是不宜公开的，一些能公开的文定也散布在我的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共性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战争不同情弱者，要准备战争。我从1985年以来，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战争的根源没有铲除，我们就时刻面临战争的威胁，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就必须研究战争、熟悉战争、准备战争、打赢战争！美国人为什么可以在世界上指手划脚，称王称霸？因为他们强大，因为他们天天都在准备战争。
其次，要壮大国力。美国人能够实施旨在确保自己零伤亡的军事战略，就在于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手段和目标从来都是一致的，过去我们不也讲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有了钱就可以生产与目标相一致的战争手段。任何先进的作战思想和方式，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卓越的科技水平之上。
第三，要有杀手锏。新的时代，必须要有新的作战手段，有新的杀手锏。
第四，要敢于牺牲。这包括生命的牺牲和精神的牺牲。战争不会同情弱者。一个国家要不受外敌入侵，惟一的选择就是壮大的我们的国防。战争年代需要我们流血献身，和平时期就需要我们关注国防、关心国防，为国防建设尽一份力量。
第五，甩掉包袱，哀兵必胜。我们军队有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我们的军人有多少人参加过战争？对越作战那是在特殊地形、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特殊战争。美国军队就不一样了，他们把世界各地作为练兵的演习场，他们可不是纸老虎，二战以后，他们的军队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磨练。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要非常重视它。我们中国人很爱面子，很要强，但一定要面对现实。尤其在战争问题上，来不得半点虚功，不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更不能将特殊性的、偶然性的事情说成是普遍性、规律性的事情。尤其是不能轻视高科技、新事物，否则，最终要受到惩罚，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但是，真正成系统的建议，也就是所谓的战略报告是从2001年开始的。主要是干了三件事：一是规划信息安全大学；二是2002年8月18日独立完成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框架；三是2004年5月独立完成国家信息战略报告。
2002年4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我的署名文章《信息安全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在编者按中称：沈伟光，我国信息安全理论奠基者之一。著有《信息战》等专著编著40余部。目前正着手信息安全学学科的规划设计，编写该学科群100余种教材的编写工作。
这篇文章很短，但却是干的一件大事。
2001年1月18日，北京一所大学面临改组，需要从教学内容上进行整合。他们找到我。这对我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于是，我组织了一帮人，他们是郑智强、徐亚非、徐天平、陈放等人士，干了3个月。当时我们从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当前信息安全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信息安全科研和教育严重滞后，而关键是信息安全人才极度匮乏。国家间在信息安全领域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包括人才素质和规模的竞争。至今我国还没有一所培养信息安全高级人才的综合性大学，以至于国家在信息安全防护方面的人才奇缺。虽然，目前国内一些理工科大学，也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信息安全专业，但是由于信息安全学科体系的建设还没有建立起来，尚未形成完整的信息安全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故它们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和培养的人才仍然停留在技术防护的层面，不能涵盖信息安全的主要内容，不仅造成金融、商业、公安部门、军事部门和政府部门对信息安全人才很大缺口，而且不可能培养出全面担负维护国家和社会信息安全防护重任的人才。因此，举办一所专门的信息安全大学非常必要。
信息安全问题是随着信息战的崛起、信息疆域的筑立应运而生的，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信息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信息基础建设、网络与系统的构造、信息系统与业务应用系统的开发、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安全管理体系等，信息安全技术涉及到信息技术的各个层次中。由此而形成的信息安全学，是研究信息、信息系统及信息应用领域的信息安全防护问题的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该学科交叉性、边缘性强，应用领域面宽，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体系。信息安全学学科建设，不同于其他传统学科的建设，它是以信息科学与技术学科为依托，信息安全学为核心，与各个应用领域的学科群相融合而共同构建起的“大学科群”体系。该学科群体系由核心学科群、支撑学科群和应用学科群三部分构成，是一个“以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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