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敌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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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调到北京工作那几年，经常与李炳彦老师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一般是我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很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1996年3月5日，李老师很早就来到我刚分的新居，位于积水潭桥南的大七条胡同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宿舍。那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战争的政治性因战争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趋向多元化”的问题。我们从早晨8点谈到第二天的3点，最后达成的共识是：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战争是血与火的拼搏，信息战的战场是无形的信息空间。战争不仅仅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也不仅仅表现为交战双方军队的对抗。国家可能不再是战争的惟一发起者，因为在信息时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已把军队乃至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军队和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的组合运转，都要依靠芯片；军事设备和民用设施联系紧密，相互兼容。从技术的角度看，一个系统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越先进，越微型化，破坏它所需的电磁能量就越小。在未来网络化世界里，每个芯片都是一种潜在的武器，每台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作战单元，一位平民百姓可能编制出实施信息战的计划，并付诸实施。从而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使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的战争本质提出了挑战。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也成为非政治群体、甚至个人谋取利益，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手段。企业、宗教团体、恐怖组织、部落游击队、贩毒集团及其他犯罪团伙，均可以发动一场战争。因此，对于任何一场战争的政治属性，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后才能认识其本质。

　　我们的谈话要点由《解放军报》记者张峰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对话录：《社会网络化趋势与国家安全观军事谋略学专家李炳彦与信息战理论专家沈伟光对话录》，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当年《国防大学学报》第7期的首页上，当年8月6日的《解放军报》以显著版面予以摘转、第11期《新华文摘》全文予以转载，编辑这篇文章的张慧女士当年还因此荣立三等功。

　　由政治的战争到非政治的战争，学术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非政治的战争的敌人是谁？通过对当代战争的分析，我认为，信息战的崛起，使战争的打击目标发生了变化：

　　农业时代的战争，摧毁的是敌国的军队；工业时代，战争双方不仅都力图击垮敌国的军队，而且要摧毁对方进行战争的军事潜力。信息时代，国家间的战争，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设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与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毁灭性的破坏，使敌方军队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士气瓦解……海湾战争之所以说是信息战的雏形，或者说是部分地体现了“第三次浪潮”的战争，不在于使用了大量的信息武器，而在于作战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精确制导武器，美国人在越战中就使用了，几次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都大量使用了，但对作战目标的选择没有摆脱传统的军事观念。海湾战争的一个很大变化是多国部队作战目标的选择与以往大不相同，是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的信息系统为主。信息时代，战争的目的正在发生有史以来质的巨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正在变为“保全自己，控制敌人”。消灭和摧毁敌方正在被瘫痪和控制对方所取代。

　　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它的意义已超出军事学术的范畴，可以上升到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认识：减小战争的破坏性，改变战争的暴力性。而“保全自己，控制敌人”的观点，最早是我发表在1996年4月4日《科技日报》的文章《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中，6月23日我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信息战》一文中再次出现。当时的提法是“保护”自己，“保全”的说法是2003年3月21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学中才得以修正的。

　　还有一些观点是：

　　信息时代，战争性质的区分也在发生变化，战争的性质带有多元的色彩。

　　信息时代，战争方式趋于“文明”。

　　信息时代，实施战争的手段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作战手段——信息攻击。

　　信息时代，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

　　信息时代，使战争准备、实施的界限日趋模糊。

　　信息战已经使战争从单纯的军事领域迅速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波及到“军政商民”。

　　除了战争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争论，21世纪前后还出现了战争的暴力性与非暴力性之争。

　　非暴力性相对于武力战彻底暴力性而言，传统战争暴力性包含着非暴力性成份；软性化相对于硬打击而言，硬打击不排斥软性化手段，只是工业时代机械化战争的暴力性展示得更为充分，以信息战为代表的信息时代战争的非暴力性日显突出。我提出：揭示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趋势，不是否定、排斥战争的暴力性和硬打击；也不是说战争趋向非暴力性与软性化，未来战争就不暴烈、不残酷、不破坏了，战争可以是一场成人游戏了。恰恰相反，战争的暴烈性、残酷性和破坏性照样体现在这种非暴力性、软性化的新战争形态之中，人的因素照样是第一，仍然需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对此，我们应该早有警觉，做到心中有数，两手准备。

　　在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问题上，我是从1985年开始进行研究的，而且是作为信息战的理论基础的。20年来，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战争目标由领土扩张、经济侵略转为信息掠夺，由主要针对物质因素转移到主要针对精神因素，争夺制信息权，谋求“精神胜利”和不战而胜，成为信息时代最显著特点。

　　二、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发生质的变化，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战争的威慑属性日益显著，信息取代人而充斥于战场上，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关于信息威慑，我在1985年写《信息战》时就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的，我作的定义是：一方以信息造成的声势及产生的威力威慑另一方，其作用在于给对方以心理杀伤，使其造成错觉和巨大的思想、心理压力，目的是加强遏制能力，最终迫使对手慑服。我认为，信息威慑是一个国家基本的军事战略，呼吁国家建立以信息威慑为主体的军事战略。

　　三、战争形态由有形演变到无形，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

　　四、战争在经历了低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暴力制胜时代后，正在进入高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即以信息战为标志的不流血的战争。

　　我的上述观点有的被人们所接受，大部分是不为人所认同的，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但我始终认为，政治性是战争的诸多属性中的一种，战争的内涵要深厚得多，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是未知的。

　　

　　前辈是福

　　对战争的政治性与暴力性问题的思考，是我在战争研究过程中，由理性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升华。

　　1985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后，我国宣布裁军一百万。对于中央的战略决策，许多军人是想不通的。但是想不通也得执行命令，尤其我们成都军区，既要搞好精简整编，还要打好仗戍好边，任务非常重，有些同志刚从前线下来就被通知转业或复员。我已在成都军区任傅全有司令员的专职秘书。当时成都军区政委是万海峰，是位老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副司令有廖锡龙、张太恒，参谋长是陶伯钧。

　　那段时期，傅司令频繁来往于成都与麻立坡的军区前线指挥部。他经常告诫高级将领们：“战争中，指挥员的失误要拿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来弥补。”他还专程到麻立坡的烈士陵园扫墓，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他鸣枪示意，宣泄心中的愤怒。从他的言行和神情中我能感悟，他正试图改变“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古训。

　　可能除了傅全有总长，没有哪位军人比我参战时间更长的，我先是在陆军第一军作训处当参谋，部队回防后我调任他的专职秘书，继续在那里参战，那时通讯不发达，家里还以为我光荣了，那场边境战争的整个过程我都经历了。也就是那场战争，使我对战争有了感性的认识，尤其是傅全有将军的言传身教更使我对战争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

　　我们小时候，长辈们老给我们讲旧社会，让我们忆苦饭，怎么都不理解，尤其是现在，吃糠咽菜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还要减肥。其实，这种好日子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点级别的领导干部最高待遇是到某地集中起来增肥，吃几天红烧肉。同样，没有经历过战争人的，对战争的残酷性是怎么都无法理解的。

　　傅全有司令员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要到战地医院慰问前线下来的伤员，隔一断时间要到陵园去悼念牺牲的烈士。那种场景令我震惊。一个人只要到了那种环境，思想突然得到净化，生死可以置之度外。那时每人有两个包，一个装日常生活用品的旅行包，一个是用来放遗书遗物的白色小包袱，每个人必须把遗书写好，领导要检查，这叫生死置之度外。尤其是临战训练期间，因为大家心理没有底，气氛特别紧张，我们有两位干部到前线看地形，听到爆炸声就喊“有敌情”，跳下车就往路边洞里钻，头钻进去了屁股厥在外面，后来才知道是部队在修工事，这件事一直被当作笑料。真上了前线也就那么回事了。虽然我们在首长身边，但同样很危险，我们的指挥部都在敌方加农炮的射程内（27公里），如果战争升级，必然是敌人打击的首要目标。第一次上前线，是搭一位领导的北京吉普车，在平时坐这种车，领导一般喜欢坐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我按惯例请领导坐前排，可他就是不动，其他同志却推我坐到前排。战区的山路很陡，车很颠，而后排座颠得更厉害，我坐在那里感到很别扭，心里很过意不去，内心更钦佩这位领导了。过了交址城，有一个三道湾，同志们称它为生死线，行驶的车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真像一个移动靶场，我们许多车辆被炸毁在这条生死线上。车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让我坐前排是让我挡子弹呀。在战场上呆久了，才感到这种想法的幼稚。战争中每个人都有他的定位，将军与士兵在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战争的生与死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关系战争控制的度。

　　当时作战，部队还强调目视指挥，各级指挥员都必须深入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傅全有军长是往前线跑得最多的高级将领，很怪，只要他的车一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下，前线就异常的平静。据说，对方战区的司令武立中将，是50年代傅全有在南京军事学院上学时的同学。我很好奇的问，是不是他特别关照您？傅军长告诉我，子弹不长眼睛，对谁都一样。现在敌人是怕我们，战争的主动权控制在我们手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战争能够控制的说法。

　　从那时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战争的过程能够控制，为什么不把这种残酷的战争也控制住！谁想到，这样一个念头，却已耗掉了我20年的岁月。

　　其实我是比较幸运的。我能抓到这样一个课题，为人类控制战争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能够死而无憾。

　　控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而这个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今天，我们人类几乎只要动动嘴就可以满足一切最高级最充足的欲望，同时战争的破坏力也进入只要开开口可以将地球瞬间毁灭的境地。原因就是我们在战争控制的思路上出了问题，我们至今仍在走着弯路，陷入两个极端。一种是非战即和，彻底消灭战争，甚至幻想以和平躲避战争，实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另一种是企图以战制战，以无限增大战争破坏力演义战争，像核战争，赢得短暂和平，这实际上是饮鸩止渴，是一种恐怖和平。

　　战争是残酷的，20世纪全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1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1000万，每分钟死亡人数为19人。战争中，可能死亡是一种偶然，但活下来更是一种偶然，是一个奇迹。上下五千年，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已高达36．4亿人，超过今天地球人类一半还多，难道要等到我们人类都死光了，战争这部机器才能停滞下来吗？

　　人类文明史已经反复证明，“以战制战”和“非战即和”这两条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我们应该走第三条道路，或者说是中间道路。

　　今天，我们还很难想象人类社会没有战争是什么样的景象：原始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最终一定会消亡；战争只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再回到原始社会是不可能了，到战争最终的消亡似乎还很遥远（对世界上现存的两种社会制度和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经济作用下并未出现衰败，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初级阶段）。难道我们只能战战兢兢面对战争威胁？或者是不遗余力地调动所有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地破坏，不断地“创造”，“乐此不疲”？如果我们要靠这种破坏来刺激来推动创造精神和文明进程的话，那最终消亡的不是战争，而是人类！

　　因此，我们应该在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找到新的出口，在当今世界战争舞台上投放一些新的力量，设计一些更为理想的战争形式，来释放那些随时可能迸发的战争破坏力。也就是说，在战争形态无法铲除的今天，我们如何采取有效的形式和方式，使积蓄的战争能量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场所释放出来，努力减小战争对人类的破坏程度。

　　这一切，触动了我学术创新的神经，激发我研究信息战的灵感。

　　在20年前也就是我创造信息战理论的时候，被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称作是一个梦想：一个信息战的梦想！梦一般都在入睡以后做的，但别人说我研究“信息战”，提出“信息能作战”是白日做梦，有的人更刻薄，说“沈伟光想成名成家先成神经病了”。

　　1985年对军队来说有一件大事，就是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认为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可能打不起来，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于是对我军建设指导思想作了战略性调整，军队从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小平同志的判断和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切。但我当时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国家全局来讲，军队要“忍耐”，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作为军队自身来讲仍然应该以战争为中心，脑子里要有战争这根弦，时刻准备应付战争危机，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不能直接参与经营活动。在当时国际国内大气候下，要能认清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没有爆发传统意义的世界大战，一些资料还表明，战争形势有趋缓的迹象，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对军队来说，感到自身的地位作用下降了，潜在的敌人似乎没有了，部队训练中假想敌也找不到了。那么，世界真的是天下太平了吗？

　　1985年前后，对国内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件事，信息化浪潮开始冲击全球，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征兆开始出现，信息的魔力体现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我想，新的时代必然伴有新的战争形态出现。尤其是当时，美苏对抗、东西欧对抗，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异常激烈，却没有爆发传统的大战，却在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等“寂静的战场”展开激烈的鏖战。尼克松有一段话使我深思，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开始，”“今天有一个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广大的中间领域，……我们必须在这个领域内同对手交锋”。第一句话比较好理解，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第二句话连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那么是否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战争呢？

　　上述这些思考，形成了那个时期我研究的三个问题：

　　第一， 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

　　第二、战争趋向缓和，是否天下太平，还是以其他形式展开：

　　第三，信息时代到来，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是否也在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是否会出现新的战争形态？

　　带着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信息战》这本书写得很快，1985年底就完成了，但出版周期却用了5年，其间的坎坷是无法言表的。这5年，我只发表了一篇散文、一篇诗评，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完善信息战理论。学术界的朋友们说，沈伟光失踪了。

　　应该说，我在提出信息战理论时，确实带着美好的梦想，是把它作为一种文明战争、理想战争来设计的。

　　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梦”的专家是奥地利人弗洛伊德，这位出生于1856年的犹太藉神经病医生被称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的《精神分析引论》、《梦的释疑》非常著名。他认为：虽然每个健康人都做梦，但同时“梦”又是一种神经病的症状。在座的各位都做过梦，有的一晚要做好几场梦。我们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想一个人了，晚上会做“春梦”；白天干坏事了，夜里会做“噩梦”。我做的最恐怖的梦，是考试的梦。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考试这一说，在文革时期，高中学历至今，所以最讨厌考试。而200年前一位女人最讨厌喝水，这位得了癔病的女人在连续六周不能喝水的情况下找到了弗洛伊德，按照弗洛伊德的研究和实践，一些神经病症状是可以通过“做梦”达到治愈。于是弗洛伊德给她用催眠法治疗。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说了童年时，看见女家庭教师用杯子喂她的狗喝水，从而产生厌恶。弗洛伊德通过谈话和暗示，让这位女病人尽量发泄这此事的愤怒情绪。此后，她不能喝水的怪病从此消失了。这种所谓的“谈疗法”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基础。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咨询，心理精神卫生，都是从这里延伸开来的。我们讲“七分精神三分病”，意思是许多病是精神因素造成的。按照洪昭光的观点，这是国内很著名的保健专家，治病70％靠精神疗法、22％靠食疗、剩下8％才是药疗，这话有一定道理，许多病是吓死的。我这么胖，前几年检查各种指标都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开心。比如喝酒，酒量不大，但我真要喝起来也敢喝，喝了以后就渲泄一下，当然不是打架发酒疯，就是话比较多，有的人听了受不住。我才不管呢，我要不说，我就受不了，会郁闷，会得癌症。

　　信息战是一个梦想，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前无古人，外无洋人。写作《信息战》时，光书名就想了一大堆，今天流行的名词“信息战争”、“信息作战”、“制信息权”、“信息斗争”等等都想到了。如果我不能自圆其说，那么真的成了神经病了。

　　为此，我提出了了三种假设：

　　我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把信息战设计和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对战争等于暴力的公式提出质疑，认为信息空间指由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复合发展形成的看不见的空间，这一属性决定了信息战必定是一场无形的战争，战争可以不流血。

　　其次，提出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1995年以后又提出信息边界的概念，对信息边疆的概念进行了完善，认为信息边界是战争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结果。第五维战争——信息战的出现，必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新的战场形态和新的疆域形态，探讨新内涵的国家边界。

　　再次，设计了信息联盟的构想。信息联盟是一种跨国界、跨地区、跨种族，以信息的需要为主旨的联合体，信息是联盟组合与解体惟一的目的，它的成员是散居在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传统的各种性格的人们，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更为隐蔽、更为便捷的信息联盟，不受国界、地域和政府的控制，完全由民众自己来掌握。

　　另外，还提出许多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观点，如信息工厂、信息警察（现在称网络警察或电脑警察）、信息化军队（现在称数字化部队）等，对信息战理论的建立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目前看，信息战较之传统武力战要文明得多。但随着网络世界的形成，信息战的高度发展，它的危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85年我曾预言，信息战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当时只是一个预感，就把它写进书里去了，现在看这种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

　　还有，我认为我当时提出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对垒的军事（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因为“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考察信息战，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

　　1985年，军队整编，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前线正在打仗，所以当司令员专职秘书的日子很忙，每天仅文件、批件、信件三大件就忙得不可开交。傅全有司令员从云南前线到成都军区报到时，万海峰政委率成都军区有关领导在双流机场迎接，排了一长队，很壮观。到北较场军区第一招待所吃了晚餐后，就在礼堂召开欢迎大会。记得傅全有司令员1500字的讲话稿还是我在专机上誉写的。（见文件原稿）在开会前，万海峰政委还专门走到我的座位旁说，在北京开军委扩大会期间，傅司令就说只带一个小秀才，原来就是你啊！从那以后，我对万政委就感到特别亲切。（见附图：万傅在机场）第二天，我就随傅司令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上班，我与原成都军区王诚汉司令员的刘秘书在一间办公室。当办公室瞿主任领我到办公桌前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办公桌上铺满的文件有半米高。整理文件，成为我秘书生涯的第一件工作。接下来就要准备一周后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傅司令的讲话，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堆中帮傅司令提炼出这样一篇重要讲话。现在想想都后怕，军区有写作班子，但自己不知道高层机关的操作程序，吃了不少苦，1米76的个头体重只有55公斤，但确实长了不少见识。而且当时还与傅司令同住招待所，真正实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要搞自己的研究只能利用车上、枕上、厕上来思考，会上、晚睡早起和休假等业余空闲时间写作。

　　当我写出22万字的《信息战》初稿时，最大的难题还是出版。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解放军报社的曾光军和李炳彦两位老师。当我的《信息战》遇到出版困难时，望着塞在抽屉里的手稿沮丧时，我想到了曾光军。他建议我将主要观点抽出来，先写一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他负责的“学军事”版上登一下，为此，我们通过很多封信，经历了半年多，他非常惋惜地通知我，李炳彦编好的稿还是被“枪毙”了，原因是一些领导说，“初看还可以，但越推敲越没有把握”。当时我很沮丧，现在想想非常能理解，毕竟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

　　后来，我又去信，认为这个课题很重要，是一种创新理论，军报应该报道。曾光军与李炳彦商量后，决定特例为我这个小人物作了高规格的报道。1987年4月17日，解放军报第三版上，一则《沈伟光著文论述——<；信息战的崛起>；》的新闻稿发表了，这应该是中国第一则关于信息战的信息，全文如下：

　　83016部队沈伟光在近期撰写的长篇论文《信息战的崛起》中指出，信息将是未来维持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甚至比能源及资源更重要。当“信息革命”的浪潮不断撞击到军事领域的城堡时，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逐渐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由此为信息战的崛起铺垫了道路。

　　文中以大量论据，阐述了信息战是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之一。作者把信息战作为一个战争概念，将信息战从形态、时态、规模、范围和内容上来划分，认为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就形态而言，有“无形”和“有形”之分；二是就时态而言，有“永久性”和“暂时性”两种；三是从规模上说，可分为“无限性”和“有限性”；四是从范围上讲，有着“广阔性”和“区域性”；五是从内容上说，可分为“可扩充性”和“可压缩性”两种。

　　作者认为，信息战的崛起，将使得战争形态、军队结构、作战方式、军人素质和指挥手段都会有崭新的变化。比如：先进武器威慑将成为战争的主要样式；小型化和分散化将是武装集团的组合形式；信息将取代人而充斥于未来战场；“智力型”是军人素质的主要特征。

　　文章还指出，信息战的崛起，是我们思考国防发展战略问题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现在紧迫的是：更新观念，把人们注意力转移到信息战的轨道上来；开发军事软科学，为赢得信息战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则报道更加剧我出版《信息战》的欲望。一天，我突然收到国防大学出版社杨旭华副社长的来信，向我索要书稿。这个过程很兴奋，但结局还是一样。1989年1月10日我收到国防大学出版社铅印退稿信，只有姓名和年月日是填写的。编辑们填退稿信像开发票似的，这样的信我收到过很多，很平静，只是时间又耽误了两年。杨旭华将军也是我军较早关注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学者，所以他对我的学术观点有同感，他曾任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后调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我与杨旭华将军通过几封信，直到1998年我到兰州军区讲学时才见过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