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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敌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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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当兵
“会不会打台湾？”
在外地工作28年，终于落定浙江省的办公室后，杭州的熟人见面时总是将这样的问题丢给我。他们是把我当作战争问题专家，但我实在似被诘问的学生讷讷难以启齿。
“打不打得过台湾？台湾先发制人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又常常似一声突如其来的炸雷，令我发聋振聩！
从我有记忆之始，“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这样的口号已经成为支撑我们精神生命一支最重要的血脉。
我是炮打金门的第二年出生的。母亲说，那一年很热，天气很热，我出生在大暑天，她身上长满了热疮；大陆社会的情绪也很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热火朝天。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热点中的热点，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的大裁军，抗美援朝、炮打金门、中印边境战争、抗美援越、三支两军、珍宝岛事件、对越自卫还击战，始终是中国媒体的焦点，老百姓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是每一个热血青年最想加入的热门行列。这中间一个最大的激励因素是，打到台湾去，活捉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就连我们这些小孩，总想哪一天能抓住一个“美蒋特务”，成为一个人人称颂的大英雄。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别人问我长大想干什么，“当军官”便是我的坚定答案。这样的想法带到学生时代，才知道那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参军是特殊家庭子女的特殊待遇，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样家庭的孩子有的十一二岁就参军入伍了，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羡慕不已。
机会和幸福常常会突然降临，有一天，操心的父亲为我操办好一切入伍手续，我的梦想攸地变成现实了。
我离家那天是1977年1月2日。
我是带着家里惟一一只装针头线脑碎布用的小包和5元钱悄悄离开家到驻扎在杭州清河中学的新兵营集中的。因为我是改大年龄，通过许多关系才当上兵的，动静大了怕邻居举报坏了好事。那几天，我像生活在云里雾里，思维似乎停滞了，我只知道，部队将把我的未来带向非常非常美好的天地。17岁的我，唯一知道做的事就是听带兵排长指挥，随新兵连移动。今天还能记住的带兵干部的名字是：牛武锤、姚大海、马骞。牛武锤当时是班长，河南社旗人，是带我兵的新兵排长，是他来家访的，当时正有病卧床在家的母亲接待了他。不知什么原因，他是与我同一年才提的干部。离开杭州前的那个中午，新兵连放假让我们回家道别，我们高兴极了。全家人围坐在饭桌边，看我一人吃完一只邻居送来的小乌骨鸡，父母说我小时得过肝炎要补一补，我吃得满头大汗，然后全家人送我到新兵连，又随新兵连送我到杭州城站，看我们消失在火车站的入口处。
听老人说，这年冬天是杭州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西湖上结了厚冰。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在那个年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太荣耀的一件事。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那种锣鼓喧天，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的场面，今天只有在春运时才能见得到。对我们这批人来说，高中毕业后惟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种幸运感、幸福感、兴奋感，今天也许只有拿过奥运会金牌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当一列“闷罐子”列车装走800个杭州新兵的时刻，也不知道带走了多少颗期盼的心。老百姓说，这是华（国峰）主席招的第一批兵，将来肯定前途无量，会出人头地；这批兵是加入王牌军的，将来要打台湾，肯定会出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
老百姓的判断有时缺乏理性，但句句是实话。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杭州从来没有那样大批招过兵。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对华主席充满着新的希望，尤其在解放台湾这个问题上，毕竟是中国大陆人民对自己领袖最期盼的功绩之一，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子弟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在那个精神至上、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生命对于大陆人民来说是第二位的，荣誉才是第一位的。
气笛声鸣，车轮滚动。
那一刻，父亲哭了，直到列车的轰鸣声消失在寒风中才潸然离去。
我们奔赴的目的地是一支背负许多历史荣誉的野战部队，被誉为“天下第一军”，至今仍是解放军最精锐的集团军，担负着中央军委战略机动部队的重任。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从这个军走出去的将军有近百位，其中有傅全有、梁光烈、陈炳德、史玉孝、吴铨叙、杨德清、李乾元等6位陆军上将。我所在师的前身是贺龙领导的独立旅，于1937年11月成立于河北省大清河沿岸的任邱、雄县一带。第一任旅长是彭少辉，“文革”前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上将军衔。1946年11月，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独立旅。1949年2月，改编为陆军第一军步兵第二师。武警扩编时，这个师被改编为武警的机动师。2师走过的是一条曲折而又缀满历史荣誉花瓣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转战于河北、山西、陕西、绥远等地，与兄弟部队一起保卫了冀中平原、晋察冀、晋西北、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先后参加反扫荡、百团大战、反蚕食、保卫陕甘宁和对日大反攻的大小战斗数百次。这个师的4团在黄士岑战斗中，与兄弟部队一起，击毙了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解放战争时期，2师经历了北上绥远，参加对傅作义的自卫战争；回师陕宁、保卫党中央，转入战略进攻，向蒋管区挺进；追歼胡马匪军，解放大西北四个阶段，短短4年，转战晋、绥、察、陕、甘、宁青等7省。粉碎了胡宗南、马洪逵的疯狂进攻，并给予进犯陇东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随后又参加了著名的榆林战役、西府东战役，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役。建设新青海时期，2师先后平息了大通、湟中匪特的暴乱，为我军继续剿特肃匪，建设新青海创造了有利条件，安定了社会秩序，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抗美援朝时期，部队进行了反敌登陆的战备构工，参加夏季进攻战役，担任志愿军总预备队，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长期以来，2师常年担任总部和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是一支快速机动部队，是防敌突然袭击、应付突发事件的拳头。我被分到步兵第五团，这个团队是解放军撤销陆军第三军建制并入陆军第一军时保留下来的，缘由她的前生是贺龙元帅的特务团，当时的团长是吴铨叙，后官至副总参谋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与世界任何军队都不一样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最高宗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的作用，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最高意愿，这必然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所以，我们当兵第一年的夏季训练就是渡海登陆作战，主要课目是抢占滩头阵地，假设敌当然是台湾的“国军”，当时的口号是：“打到台湾去，统一全中国。”在我的想象中，台湾社会是我们忆苦思甜中的旧中国社会的翻版，台湾的“国军”就是电影《南征北战》中溃不成军的样子。
虽然，当时解放军的装备绝对没有现在这样精良，那时的训练更没有现在那样豪华，可以进行“陆海空天电”全维协同演习，当时若能在训练场见到一辆69式水陆两栖坦克我们这些新兵就要兴奋半天。在极其简陋的训练保障条件下，我们凭着“打到台湾去，统一全中国”的坚定信念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训练的热情非常高昂。一个连队弄几条民船代替登陆艇，训练结束时上级才给连里配了两条橡皮舟，每个班分两组上去体会几次，像登上宇宙飞船那样高兴，因为这在当时是渡海登陆抢占滩头阵地的主要运载工具。
夏季训练的大部分时间是搞武装囚渡、千里野营拉练这些大强度的课目，非常艰苦。在那种环境下，能够挺下来的战士很少。尤其是野营拉练这种训练，专门选择在酷暑天、雨夜日进行，以检验部队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我想，我们大多数杭州兵准备在部队大展宏图的激情和理想，大多是被这样严酷环境打得粉碎的。对我来讲，也许是一次重要机会，优胜劣汰、显示存在的一次机会。有一次，部队拉练从浙江湖州的南湖林场到三天门宿营地，连续强行军60公里，我们当战士的还要背负20多公斤的武器装备和行装，最后4公里路的急行军把战士们都拖垮了，包括那些极能吃苦极能表现的河南老兵和湖北老兵，我是全连100多人中最早到达奔袭目的地的五六个战士之一。
我想，一个人只要有这样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人生中什么样的经历都不难跨越的，这包括肉体的苦难和精神的炼狱。凭着这种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使我的战士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又年年有进步。第一年当了连队的文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选为连队团支部副书记，在全师文书兼军械员比武中获得第一名。第二年当了八班班长（尖子班），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神枪手称号。第三年调到团后勤处任文书，并提拔为干部任团后勤处战勤参谋，每月工资53元，当时一起入伍的战友，津贴才8元。我的提干任命是步兵第五团团长吴铨叙、政委米养民签署的，职务是步兵第五团第一营第三连排长，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后一批直接提干的命令，这以后产生的解放军干部必须是军队院校毕业的，这一天是1979年11月7日。
wgshen@
市井童年
我小时候住的那条弄堂，紧傍西湖东岸的湖滨路，在弄堂中就能望到碧波粼粼的西湖水。窄窄的弄堂笔直笔直有几百米深，刚好能驶入一辆小轿车，坎坎的水门汀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弄堂里，老式连体石库门楼房列在两侧，还夹着几十间参差不齐的私人平房。这些石库门楼房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是一位丝绸巨贾投资的。由于地段好，品质好，房租高得惊人，新房客入住仅交给老房客的转让费就要几两黄金。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住房大多分给平民百姓居住。这里的房价目前仍是杭州最贵的，据2004年11月4日的浙江《今日早报》报道，在此地建造的名珏公寓是号称离西湖最近的住宅，不带任何装修的毛坯房最高售价已达4万元人民币/平方米，月租金达到20美元/平方米
弄堂的一个出口是湖滨路，有一座湮隐在法国梧桐绿茵中的五层建筑临湖饭店，算是最奢华的建筑了。那碧绿的法国式建筑，不仅把西湖点缀得更加别致素雅，也把狭窄简陋的弄堂遮掩得严严实实。
弄堂的另一个出口是著名的东坡路，解放前是妓女出入的地方。据老人说，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前，城里的妓女都集中在拱振桥。那时女人对骂最恶毒的话是：“臭婊子，你是从拱振桥出来的？”“贱货，到拱振桥卖×？”大人吓唬女孩：“再哭，送你到拱振桥去。”可见当时杭州人对拱振桥的厌恶之极。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后，妓女们先集中到南班巷、吴山路，后迁至东坡路。
弄堂里的石库门楼房有几个墙门被日本老鸨租下开堂子，门框上方花冈岩过梁刻着“特殊慰问所”字样。父亲曾在管辖这个弄堂的上城区公安局湖滨派出所工作，对这里情况很熟悉。（听父亲讲，这里居民身份很复杂。有位邻居大妈曾经是高级妓女，进出都是小轿车接送。也有靠妓女们发财的娼鸨，隔壁墙门住着一对老人，解放前养了三个妓女，据说解放后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一位“女儿”，招了女婿，“女儿”为他们还生有几个孙子。邻居中还有靠收租生存的二房东，“文革”期间抄家，曾从一位二房东家中抄出四只黄金铸成的金鞋子。
这里虽然住着百十户人家，却很少有喧闹的氛围，这与弄堂周围车水马龙的景象格格不入。陌生人一踏进这条弄堂，立刻像进入怡静的卧室。我每年从部队回家休假时，总觉得弄堂太安静了，空气是那样的冷漠、混浊、郁闷，呆久了又是那样的亲切、温馨、安逸。这里的人有早睡晚起习惯，很有规律。尤其是冬天，无论大人小孩，总要睡到不能再睡的时辰才匆匆起床，草草洗漱，时间安排得不折不扣，每天离家上班上学的钟点不会误差半分钟。晚上，八点一过，弄堂里便会漂来一位大妈吵哑呆板的吆喝声，“楼上楼下，门窗关好，东西挪进，火烛小心”。周而复始，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最后消殆在夜幕中。每当她的吆喝声响起，弄常里便能听到关门窗、放脚踏车、收衣物的声音。不久，各家各户玻璃窗内的灯光，像一双瞌睡的眼睛眨巴眨巴相继熄灭，弄堂变得静悄悄、冷清清、阴森森。
我的家就在弄堂的一个墙门内，前有“天井”，后有“晒台”。楼上楼下有6户人家，我们家5口人加一位保姆住二楼一间17平米房间，楼下同样面积的房间却住着三代10口人。通风、隔音条件非常差，楼上掉一只筷子，楼下便会如雷贯耳。楼下的住户经常会因为楼上住户动静太大而大声指责，有时还会拿晒衣服用的竹杆捅地板以示抗议。条件再差，毕竞是自己的家。父母为了避免我受“污染”，对我交的小朋友有严格的限定，还经常把我关在楼上，不让我与邻居们的孩子玩。所以小时候的性格很孤僻，除了看书，就喜欢异想天开。
弄堂里住着一位农业科学家，后来才知道叫吴耕民，浙江农业大学和他上虞老家都有他的塑像。他的外孙是我的幼儿园的同学叫储小印，因为是书香门弟的缘故，父母亲从不限制我们的交住，我可以经常去他家玩。他们家住着整个墙门，也就是我们6户人家住的一幢房，生活条件非常优越，我当时特别馋储小印每天能喝一瓶牛奶。我到他们家去时，偶而也能见到吴耕民，他戴一副极度近视眼睛，非常和蔼可亲，储小印的父亲是吴耕民的得意门生，也是位农业科学家。他们家的书香气息与弄堂简陋狭窄的市井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我的童年影响很大，是我能够感悟“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理念最原始的萌芽地。这条弄堂已被夷为平地，盖了一座五星级的利星凯悦大酒店。我常常自诩，一座不伦不类的大酒店掩埋了一个历史，毁掉了两个名人旧居。
我的父母亲都是杭州市的普通干部，一直对我寄于厚望，绝对是望子成龙心切。上小学时，每天早上5点钟，父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让我的一位表兄施紫光陪着到西湖边去吊嗓子。父亲看到那时唱样板戏很吃香，就想让我学唱京戏。没有人指导，只是每天赶我起床去练嗓子，他以为只要每天在湖边“嗷嗷”的吼，就能“吼”出一个京剧演唱家来。为了刺激我的兴趣，父亲给一毛钱，以烧饼油条作为“犒劳”。省艺校招生，父亲带我去报考，还在目测阶段，就被淘汰了。唱京戏不行，那就学拉小提琴吧，父亲花12元钱买了一把小提琴，为我请了一位辅导老师名叫曹功，怕我寂寞，还鼓动另外一户家庭的小朋友林红旗陪我练琴。父亲一心一意要让我成为“革命的文艺战士”，这是“文革”期间一个叫得很响受人尊敬的称号。接下来，父亲让我又考了一次艺校，照样没录取。几年折腾下来，父亲看我不是学艺的料，终于断了这条念头。再接下来，父亲的想法实际多了，让我改学电工，学了一年，又让我学木工，为了中学毕业下乡后可以少吃一点苦，但似乎都未见有大的成效。但父亲不知道，我心中有一个“小秘密”：迷上了写作，9岁时就做起了“作家梦”。父亲去逝前，我已发表了许多橡皮块、豆腐块的文章，大约有20篇，我全部寄回家给他看，他总是保管得很好，逢人还要拿出来煊耀一番。
小时候，影响最深刻的是父母亲的教导：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最重要，最不能犯的是两大错误，一是经济问题，二是作风问题；要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上小学时，父母亲因为我拿了家中5元钱请同学吃喝玩乐，让我在毛主席像下跪了几小时。当时的5元钱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500元，是父亲工资的近十分之一。
母亲姓许名菊仙，生于1931年，思想极端先进，为人谦虚谨慎，工作非常出色。解放初期，19岁的她就冲破市俗的偏见，当了一名女理发师，22岁就加入了中共，这在当时的女青年中是罕见的，后来成为杭州最大的理发店时美理发店的经理，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应该说，母亲的辉煌至今在我们子女中印有深深的记忆，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都得益于她的严传身教。姐姐小时候曾经说过，母亲带着她坐小轿车、上观礼台、吃高级宴，有多风光。我和弟弟在工作中也立功受奖无数次，但总不如母亲的荣誉给全家带来的印象深刻。
“文革”中，母亲被作为“当权派”“打倒”。在当时，被“打倒”的子弟是很不光彩的，邻居、同学都会另眼相看，甚至被一些恶人欺侮。我读小学是在杭州市长生路小学，当时改成一个红色经典的校名：延安一小。从我家住的湖滨六弄20号出发，由东坡路、经龙翔桥、到长生路的学校，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为了躲开那些恶人，上学放学只能绕远道走，由湖滨路、经白傅路，或由平海路、经延安路去学校，至少要半小时。小时候的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复仇的种子，发誓长大后要让这些欺侮过我们的人经受同样的遭遇，把我受到的耻辱还给他们。然而到今天，我甚至连这些人的长像、名字都忘得一干而净，毕竟这段经历与我后来的所见所闻相比太不足挂齿了。
母亲为了逃避批斗，就长期称病在家，这样就把我管束住了。“文革”中，母亲的脾气很爆燥，在外忍声吞气，回家稍有不顺心就像发威的母老虎，姐姐上初中了，还要负责为母亲誉抄检查稿，弟弟才几岁，他们自然不会成为母亲发威的对象，我便成了她的出气筒。有时她挨斗回来，深更半夜把我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给我洗脚洗脸，常常从美梦中喝斥而醒。我还记得，家里有一把用十多根细毛竹扎成的小鞭子，是专门用来威吓我的。一场“文革”使我的童年失去了许多欢乐。
事过境迁，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政治到底有多残酷，与人斗到底有多大乐趣？一家理发店的经理，领导十几颗人，科员级别也算不上，居然要被“打倒”，可见这场运动涉及面之极其广，危害之极其大。母亲对于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的冲击还挺坦然，还常常自诩，她是与杭州市的一位副市长一起挨批斗的，因为她是省级劳模，还因为她给王光美理过发，言外之意她是够那个级别的“当权派”。那又能怎么样呢？今天，谁还会惦记母亲这样享有挨斗级别，没有待遇级别的“当权派”呢？那种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的滋味，难道没有一点痛和怨？也许这是她一种人生历炼或一份最深刻和最能唤醒的记忆吧。
父亲生于1924年，性格直爽，爱交朋友，乐于助人，一生追求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吃过很多苦，受过许多怨屈。1984年3月28日，父亲沈宝庆因患胰腺癌不幸逝世，终年才59岁。父亲作古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的努力还没能达到他期望的成就。在杭州龙驹坞殡仪馆里，望着他的遗体被推进焚烧炉，他的身体转瞬化着缕缕清烟时，我发誓，要为父亲争气，做一个出色的好男儿。父亲去逝已整整20年了，一直想写一些记念他的文字，总感到无从下手。我总是想，这些文字对他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大的心愿应该是我们这些子女过得幸福快乐。我还想，父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应该很高兴！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解放前绍兴农民的后代、杭州大同酒家的学徒，一个是女理发师、省级劳动模范，他们竟然会培养出一个战争问题专家。我想，我今天所拥有的成就，应该可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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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学业
我的学生生活是随着“文革”的兴衰而开始而结束的。1966年9月，我踏进杭州长生路小学时，正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疯狂兴起的时刻。
这场运动，对于我这个刚有记忆的孩子来说，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停课闹革命”。那时的学校，一律取消考试，即使后来“复课闹革命”，上课也很自在，尤其是不必考试，学习的压力就没有了，可以天马行空，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始终认为，我人生中最值得庆幸的快事，就是没有受考试约束这一件。逃避考试也是我个人当时迫切想当兵的主要原因，因为1975年以后，尤其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学校的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考试制度的建立完善。直到今天，我所做最恐怖的噩梦是各式各样的考试梦，经常因为答不出题从梦中惊醒。
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文娱活动，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叫做“熊猫”的无线电收音机，受我的好奇心驱使“分解组合”几次后，“革命样板戏”从此就从我们家里消失了，记得父亲还夸我有敢闯精神，说“万一插队落户，可以在生产队里当电工”，还“开后门”送我到少年宫的电工班去培训。所以今天我对儿子辈少看书非常理解，现在的娱乐方式很多，获得知识的渠道也很多，社会上的书籍更是鱼龙混杂，有时我真希望他少读些书，多享受些社会文明带给我们的、适合他们的精神物质生活，而不是我们那时候单调、枯燥、强制性的文化生活。在当时，偷偷摸摸借阅又旧又破、没头没尾的“毒草”小说是最大的享乐了，有时一本书的借阅时间只有一晚或一个上午，那只能等父母睡着了到厨房间悄悄地看，要么在上课时一心二用偷偷看，缘由这些可看的书大多是“毒草”，家长、老师发现后要被没收撕毁。那时候只要是书我都看，包括“革命样板戏”的剧本。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被李牛老师没收“毒草”是一部叫《香飘四季》的小说。那些年代，看书、写作成了我的全部业余生活，这也使我对作家有着特殊的崇拜，痴迷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9岁那年，我开始就向报社、杂志社投稿，什么体裁的文章都写，创作的欲望和亢奋包围着我。
立志当作家，对我来说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我的学习生涯是在“文革”中渡过的，至今的学历仍是高中肄业。虽然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赶时髦上过刊授、函授大学的中文专业，自学英语、世界语，但“文革”这种特殊时期学业经历，决定我不可能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我现在的记忆中，10年学生生涯所学的知识对我人生经历并没有很重要的帮助，现在所获得的都是从社会大学自学中很来的。我深信，学校的深造，智者的点拨很重要，但知识的更新，接受终生教育更重要，这主要靠自学。
大量阅读写作是开展研究的基础，脑与手要成为有机的统一体，要有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满脑子想法要用文字表述出来，就首先要知道你的表述别人是否有过，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检索，过去主要靠博览群书；为查找一个贴切的例子，可能要翻看数百倍的资料；有时为了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字、一句成语，可以翻上几部工具书；那时哪有电脑打字、排版，为了誊清一页稿纸，需要付出誊写几张的代价……苦是苦了点，方法也笨了些，获得的却是非常珍贵和永恒的果实。有时真羡慕现在的学生，发篇文章如儿戏，因为媒体太多了，发稿的机会更多了，当然现在的文字也不像那个时期稀罕了。现在很少有人说靠稿费养家糊口的，出版书还要自己贴钱。小时候写稿，悄悄的干，怕别人看到说你有非分之想；一旦发表不了，又怕丢人现眼。现在写书，就怕没有人看，甚至书还没有写就开始“炒题材”了。这与时代发展有关，今天已进入“眼球经济”时代，像互联网上的平台，别人看你的东西、关注你，就是恩赐你，给你增加点击率！
1978年，连队在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非常辛苦，非常疲劳，而写作的劲头却非常足，非常“疯狂”，甚至以这种大量的写作，大量的投稿来转移肉体的极度疲劳，填补精神的极度空虚。那时候，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新闻报道等各种体裁的文章我都写过，什么样的内容都敢拿来写，猪生病了深夜请兽医，老班长探亲结婚不忘纪律提前归队，等等，居然可以一年给报社投稿300多篇而不中。也许越是体力疲乏越需要精神饱满来弥补，也更能体验精神创造的愉悦，更加珍惜自己的精神产品。1985年，我动手写第一部学术著作《信息战》后，因为受精神所累曾将原稿撕毁过多次。我的学术生涯像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靠笔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艰难地走向这条不归路。搞研究不像体育比赛有对手有压力，很寂寞，很傍惶，有时为了达到目的还需要给自己找无形的对手和压力，给自已寻找敌人和设置目标。而且与文字打交道来不得半点疏忽，掉一个字就词不达意，错一句话就文不对题。如果没有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在希望与失望的循环中寻找快乐，是不会坚持到现在，拥有今天的学术快感的。
当上一名解放军干部后，我终于疼下决心抛开那些不切实际的文学梦、作家梦，把写作的眼光盯到军事学术研究这个目标上。第一篇军事学术研究文章的题目是：《谈谈战斗中团后方地域的配置》。这篇文章被入选师司令部举办的军事学术研讨会，作为发言论文，但放在最后一位，规定发言时间是10钟。主席台上最高的领导人是已任师司令部参谋长的吴铨叙，会议将近尾声，主持会议的作训副科长刘洪凯正准备请吴铨叙作指示，一个重要电话把吴铨叙催走了，为了不使会议冷场，刘洪凯挑了一篇时间最短的文章救场，从而懵懵懂懂把我推上了军事学术研究的讲台。接完电话回来的吴铨叙，心情非常好，作了热情漾溢的总结讲话，还讲了一大堆表扬我的话，有一句话使我刻骨铭心：“我听了半天的发言，只有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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