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硝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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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而动，准备再与张作霖一拼高低。
　　浙江督办孙传芳主演了这一场戏。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以“国庆阅兵”为名，调兵遣将，部署反奉。15日，他正式通电反奉，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进攻奉军。16日便攻入上海，逼迫奉系邢士廉退职，并将邢部未及逃走的三百人解除武装。同时，福建、江苏、湖北等地也都群起响应；吴佩孚也于20日自称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呼应上海的反奉战争；北方的冯玉祥，也已跃跃欲试了。
　　奉军处在三方力量的包围之中，情势十分不妙。张作霖手下干将杨宇霆，见情况紧急，顾不了许多，尽裹中国银行所有现款，从南京坐压道车仓皇北逃。这样，在南京的奉军第八师全师被俘；在蚌埠的姜登选被迫将军队撤退到徐州；张宗昌率军反抗也遭惨败，损折兵力一万多人。孙传芳用了不到五天时间，便把奉系势力驱逐出苏、皖一线。
　　上海一役，奉军中只有一个旅长曾率所部进行过几个小时的抵抗。张作霖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气得两眼冒火，他对这个旅长说：“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这小子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奶奶的都汪一个胆，一枪没有放，就他妈的全投降了。”
　　张作霖这次亏可吃得不小，但大局未定，他也不敢怠慢。一等杨宇霆跑回奉天，张作霖便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商讨对敌计划。最后决定：由张宗昌和姜登选的部队在徐州防御；由驻守在热河的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和阚朝玺的部队，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一方面加紧调兵遣将，进行部署，一方面又与冯玉祥虚与委蛇，向冯玉祥表示：“只要有一线的和平希望，也不能不委曲求全。”这样，张、冯双方又一次达成暂时的妥协。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签订了“和平条约”。然而，此约签订不到十天，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又于11月22日，与冯玉祥签订了“郭冯密约”，矛头直指张作霖。
　　郭松龄倒戈反奉，把个张作霖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这场戏演得也是十分热闹，东北王被逼得差点没有跑到旅顺去跳海。
　　郭松龄乃张作霖手下的一员悍将，为张作霖霸业的成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张学良关系十分密切，深得少帅的器重。在奉系军中，郭松龄乃一“新派”代表人物，因他和李景林都是国内陆军大学毕业的，所以又被人称为“土派”。而新派中的另一批人如杨宇霆、姜登选等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人称“洋派”。这些人资格老，地位也高，所以对郭松龄等“土派”中人，很是看不上眼，屡屡排斥。由于郭松龄治军严整，英勇善战，战功卓著，颇得张作霖的赏识，其地位和声望也在不断地提高。杨宇霆、姜登选等人对此更是嫉恨。因此，郭松龄和杨宇霆、姜登选等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地加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一次军官首脑会议上，郭松龄因山海关久攻不下，主张突袭九门口。姜登选认为第一军已占领九门口过半，不同意郭松龄将山海关的正面部队调到九门口方面。双方于是发生口角，争执不下。郭松龄在盛怒之下，拂袖而去，擅自指挥部队撤离前线。张学良得知后，策马急追，经过苦心说服，郭松龄才带着人马重返前线。等郭松龄回到战场之后，姜登选却又托病离开战场回到沈阳。这样，郭松龄、姜登选私怨进一步加深。
　　战争取胜后，自然是论功行赏了。郭松龄本以为安徽督军非己莫属，不料张作霖却委任姜登选当督军，再环顾左右，李景林当了直隶督军，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军，杨宇霆也被委任江苏督军，唯独自己落得两手空空。郭松龄心头怒气，勃然而生，暗忖：“自己乃一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的将军，为你老张立功匪浅，到头来反倒不如一个在帷幕之内指手画脚的参谋，如此赏罚不公，实难心平，当真可气可恨！”于是，贰心遂定。所以，在奉军江南惨败，张作霖又欲挑动干戈，对付冯玉祥时，郭松龄便联合李景林，与冯玉祥秘密地订下了反奉协定。
　　11月22日，正当郭松龄、冯玉祥签约之际，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松龄回转奉省，向张作霖面陈自己的意见。郭松龄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已被张作霖识破，召自己回奉，不会是好意，立刻下定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郭松龄便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无可挽救了，不如父让子继，由你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整治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了，骇然吃惊，却不动声色，遂即便搭乘北宁路火车离去。早先，冯玉祥曾建议郭松龄将张学良扣留，可郭松龄因感于张不学良与自己的私人厚谊，不忍下手，任其走了。
　　当夜，郭松龄与李景林进行密议，连发三个通电。第一电，要张作霖即日下野，请张学良接掌大权；第二电，要杨宇霆下台；第三电，宣布奉军和国民军双方停止行动。第二天，郭松龄率司令部和卫队搭车东上滦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郭松龄在会上列数了张作霖的种种不是，表达了自己倒张的决心，最后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了固然没有问题，倘若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其夫人韩淑秀当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了。”在座军官一个个都默然无声，会议气氛低落得很。
　　说来姜登选也活该绝命于此。正当郭松龄开会之际，姜登选乘专车返奉经过滦州，郭松龄闻知后便命人以请姜登选会晤为名，把他扣押。姜登选知郭松龄欲起事，极力反对。新仇旧恨使郭松龄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命令把姜枪毙。于是，王副官带着两名卫士，骗姜说用汽车把他送往城里。当行经一片沙滩地时，这位王副官向姜说：“这是一段沙滩，车子不好走，请督办下车走几步吧！”姜登选便下车前行，未走几步，王即向姜开枪射击，姜即应声仆地。随即又补上两枪。这样，声名一时的安徽督办姜登选就这样死去了。王率两名卫士，就地掘了一个坑，收尸掩埋，便即回城向郭松龄复命去了。
　　11月24日，郭松龄在滦州再发通电，列举张作霖“失政”和杨宇霆“祸奉罪状”。并说此次挥师还奉，一待驱除祸首之后，“即率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与此同时，冯玉祥和李景林也宣布“中立”，并通电迫张作霖下野。之后，冯玉祥即遣宋哲元率师出喜峰口，向承德、热河进军。
　　25日夜，郭松龄派魏益三部息灭车灯，潜行出击。26日攻下秦皇岛，27日冲过山海关。29日进占绥中。郭松龄部俱是奉系军中精锐之兵，来势果然一路横扫，不比寻常。30日，张作霖发出了对郭松龄的“###”电，声称“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悬赏八十万元求购郭松龄的头颅。同时为作一缓兵之计，又赶忙将杨宇霆免职，请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内田转达郭松龄，表示自己要和平交出政权。
　　郭松龄没有予以理睬，坚持要张作霖下野。张作霖一看计不得售，只得倾其全力陈于连山，想借地形之利阻退郭军。可郭军不惧天险，不顾严寒，一举击溃奉军的阻击，取得连山之战的胜利。12月5日，郭军又占领了锦州，前锋抵占沟帮子等地。紧接着，郭松龄便准备进兵新民、营口，两路直夺奉天。
　　日本人一直瞪大着眼睛紧盯着张作霖与郭松龄之间的对垒。日本在东北王身上花费的心思可不少，好不容易才扶植起来，怎么也不能容忍就这么一下子便被打倒。而且日本还考虑到张作霖和郭松龄之战推进到东三省境内，日本的权益更可能大大地受到损害。因此，在郭松龄宣布倒戈的第三天，日本便宣布：在满蒙有帝国非同寻常的特殊权益，对满蒙发生的任何事件，日本政府都不能持“傍观态度”。张作霖这时已经是走投无路，又想起了他的日本朋友们，赶紧派杨宇霆到大连去同日本人磋商，请求援助。
　　1925年12月4日上午，日本内阁召###议。日本陆军大臣宇垣说：“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情势表明，这一战的结果对奉天大约很不利，很可能以张作霖的失败而告终。我所感到忧虑的是，倘若张作霖果然被郭松龄赶下台，何人能够取而代之以维持奉天政局？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其结局很可能会出现无视日本在满蒙地位的狂暴事态。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长期为张作霖所统治的北满势态，将难以保持以往的平静。如果这种情况不予制止，其结果对日本必有不少不便及不利之处。可说在这种形势下，如对即倒的张作霖给予强有力的援助，采取积极的行动，则又是十分危险而且显得草率得很。所以目前可尽力采取各种手段，以保护南满铁路沿线帝国侨民的生命财产。本人以为可以根据附属地之地势及败军杂乱的情况，在距铁道沿线一千米以内的地方派军队巡逻，以寻求防备措施，所以我们还须和关东军司令官取得联系，共作计议。”宇垣谈完了自己的看法后，日本外务大臣币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今年的时局与去年直奉战争时不同，总的趋势表明，冯玉祥和南方的国民党将左右中央政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若只把目光囿于满州的局部情形而不顾及北京和长江方面的形势，轻率地作出表态，这对帝国的利益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对辽西目前的形势，帝国当不应反应过于灵敏，可以援引去年对直奉两军发出通告之例，向郭、张双方发出通告，提请他们慎重对待帝国在满州的权益。而且，据今天早上的报纸报道，国民党中与日本关系颇深的殷汝耕，已经参与郭松龄外交方面的事务，这样我们正好可以通过殷向郭传达我们的意愿，并警告郭，如其敢有反对日本在满州的权益的言行，则引起的一切重大后果均由其自负！当然我们也当看到郭松龄很可能战胜张作霖而掌握满州，所以我们也当为帝国在满州的权益留一条退路！”
　　日本政府果然狡猾得很。他们已经明白日后不是仅仅和这东北王打交道了。但是如果要他们坐视张作霖被郭松龄轰下舞台，却是不能甘心。而且日本还想乘张作霖危急之机，从中攫取更多的东西。
　　东北王收拾好家当，正欲往旅顺海边跑，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来到沈阳，通过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约请张作霖在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同町野去和斋藤与三浦会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副领事田中喜市任翻译。
　　日本人来找张作霖，可不是想请张作霖离开奉天，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斋藤说道：“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以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办法，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倘您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上面签字。”斋藤便拿出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叫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是：
　　一、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二、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三、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门江以东的铁路接轨和联运；
　　四、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五、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东北王的心思一直在考虑摆脱自己的狼狈处境，那顾得上许多。他听田中念完了这五要求，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随即就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随后，张作霖又小心翼翼地说：“万一我去旅顺，需要相当数目的日本金票，现在我不能让官号银行在市场上购买，希望由日本银行借给一部分。”斋藤自然不在乎这个，说道：“可以。”当即用电话通知朝鲜银行奉天支行行长到旅馆商定，用张作霖个人名义向该行借用日元三百万元。张又要求将他所有的贵重物品三百余件代为保管，斋藤决定将物品送交满铁仓库保存。到此，这一会晤便告结束。张作霖也因此再壮了胆气，不打算走了。
　　斋藤一回到旅顺，便派三浦中佐搭汽艇赶至秦皇岛，然后换乘京奉路车到沟邦子会见郭松龄，面交关东军通牒，谓郭、奉两军在南满铁路两侧和两端的十二公里以内，不得有军事行动，违者即解除武装云云。三浦又向郭松龄示意，如果能允许将关东州的界线向北扩展到沈阳线，关东军即把张作霖驱出沈阳，郭军便可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奉天省城，取张作霖而代之。郭松龄当面拒绝日方要求，三浦愤然而去。
　　关东军通牒虽然明确限制双方军队在满铁附近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却只想阻止郭军进攻沈阳，而张作霖的援军反可以利用满铁火车直驱奉天，转赴兴隆店前线。因此，当郭军进抵白旗堡时，即遭吉、黑增援部队的顽强抵抗。前进受阻，郭松龄即派蔡多祥、齐士英为代表，前往大连，向关东军直接交涉，终究没有结果。
　　日本一出面帮助张作霖，形势便对郭松龄军不利了。但是郭军也果真有股子狠劲儿，对日本人也不缩手缩脚，克服严寒单衣、铁路中断等种种困难，顽强进军，于12月17日占领白旗堡，20日攻克新民，进薄巨流河岸，与张作霖军隔河对峙。
　　12月22日，郭松龄分兵三路与张作霖展开决战时，日本侦察部队组成若干小组，切断了郭军指挥部与前线的联系；吴俊升部又在日本的帮助下，突袭白旗堡，焚烧了郭军的弹药库，切断了郭军后路；日本空军更是对新立屯、新民等地狂轰滥炸，配合张作霖军的正面进攻。由于郭军三面受敌，又闻知弹药库被炸毁，阵脚大乱。郭松龄一看形势不妙，亲临前线，组织了三次猛烈的激战，终至惨败。
　　郭松龄意识到自己功败垂成，已无法再与张作霖争胜。24日，郭偕其夫人，带着少数机要人员与部分卫队，向营口撤离。当郭松龄夫妇化装成农民，围着棉被乘坐一辆骡车到达辽中县的老达房时，日本人获悉了情报。吴俊升部骑兵营长王永清，得到日方送来的情报，当即驰骑追踪而来。在半路上遭到不明武装的阻击，全军覆灭，而郭松龄夫妇则从此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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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认为介绍一下东北的局势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过多的去了解，那么我只好减少关于这方面的介绍了。
　　大家可以跳过这一章，星期二再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还有就是以后的一些战略，也希望大家多提一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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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张作霖迫于情势，毫不思索地答应了日本关东军提出的五项要求。等到郭松龄部覆灭，他便把这事抛在脑后。日本可不会忘记。早在1926年的4月初，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便找到东三省交涉部署署长高清和。林说：“我受关东军的委托，来见贵署长商谈一件机密事宜，那就是去年冬季郭松龄反奉时张上将军同关东军参谋长所签定的密约，当时张上将军以个人名义签了字，现在关东军希望由日中外交机关协商详细实施的办法，完成两国正式外交换文手续。日本方面由我代表，中国方面的代表可否由贵署长担任，我们共同决定开始协商日期，并请将关东军的意愿转达上将军，热望及时开始这一工作。”
　　说完便将“日张密约”的抄件拿给高看，并解释说：
　　“第一项就是说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与中国人一样，可以购买土地，享有居住往来和经营工商业的自由权利；
　　第二项所说的间岛，系指吉林省的延吉、珲春、和龙及汪清四县而言，该四县的居民大部分为朝鲜人，其中又多系思想不良分子，为了取缔便利，日本人除在延吉已设有领事馆外，其他三县亦得由日本人设置领事馆、警察署和宪兵队等机构，以便严格管理朝鲜人，借免过去必须同中国协商办理的麻烦；
　　第三项由吉林的敦化县到中朝边界的图们之间的铁路，由满铁设计包修，在近期内开工，建成后，与朝鲜南阳站接轨联运；至于最后两项，条文甚明，不用解释了。”
　　高清和听了心中直骂日本贪得无厌。口中却向林说道：“我即刻将贵总领事的来意向张上将军报告，以后有事随时可由田中副领事前来联系。”林偕田中便告辞而去。日本总领事去后，高清和匆匆去找张作霖，告诉他日本讨债来了。
　　张作霖气得够呛，跺着脚说：“我同斋藤所订的四个条件，当时只说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及东部内蒙古有商租权，让日本人在那里租一点土地做买卖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妈的，谁想到那就是杂居权！吉林省延吉县一带居民都是朝鲜人，土匪很多，即使不是土匪，也是通匪的，不然就是反对日本政府的青年党，我以为让日本人在珲春、和龙及汪清各县，派驻些警察、宪兵，还可以帮助我维持地方治安呢，所以就答应了。我哪知道这就是把咱们的地方行政权让给他们了！总而言之，日本人没有好下水，全是欺骗人！”
　　然后，他又让高清和和省长王永江、政务厅长王靖寰一起想办法：“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项，以免让东三省父老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一个星期后，田中果然又到交涉署找处长罗靖寰探寻消息，罗说：“近日张上将军公务太忙，高署长还没找到机会向他报告呢！以后有消息时，再通知您吧！”
　　又过了两三个星期，高清和派罗到日本总领事馆见林总领事说：“关于张上将军同斋藤参谋长所签定的密约，已为一般人知道了。现在省议会和各人民团体纷纷开会，决定群起反对这一密约。尽管大帅府和交涉署都说这是造谣，绝对没有这事，但是有的人民团体还常到交涉署打听有关消息。所以这个事件暂时不能进行协商，等待风头过去再谈吧！”田中干瞪眼，却对这种推诿抵赖的做法一时也无办法，只是暗增恼火而已。
　　张作霖对于日本的种种要求，或是推诿，或是拒绝，或者干脆拖延。虽然他的得势在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日本的扶助，可是让他甘心地听众日本摆布，做日本的走狗，他可坚决不干。并幻想获得英美的支持，藉以对付日本。张作霖的这种“以夷制夷”的想法和做法，更是引起了日本的怨恨之意。
　　1926年12月，国民军逼迫京、津。日本深恐战乱波及东北，损害其在满蒙的权益，一面出动军队，威胁南军北进，一面对张作霖再施压力，迫使其及早退出关外，让出北京，希望北伐到此为至。12月2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他谈至深夜，敦促张作霖退出关外，以免战乱在北方展开。张作霖很不乐意，当即拒绝了芳泽的要求。
　　芳泽追问道：“你有信心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这时自然知道自己的远望，答道：“果真打不过时，我再退回关外。”芳泽阴阴地说道：“到时大元帅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的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走，这有什么不行！”
　　芳泽见张作霖不听劝告，便又向他提出“满蒙权益”要求，逼迫张答应。继而又威胁他：“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要对此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对日本人早就气不顺，这一听更是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烟嘴猛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芳泽吼道：“这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也觉十分恼火，继续对之施加压力，警告张说：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关外，“日军当解除其武装”。与此同时，关东军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移至沈阳。
　　张作霖决定回奉的前几天，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密电，说皇姑屯附近近日来日本人不许行人通过，提请大帅注意。张作霖对这一消息未加在意。但他自然也得为自家性命着想，故布疑阵，先宣布1926年12月26日起程，后改为27日，最后却在28日离开北京。
　　日本人依然想从张作霖手中攫取点什么。12月28日午后4时许，日使芳泽又到中南海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在“日张密约”上签字。这可把张作霖气坏了。在办公厅内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当时芳泽坐在客厅，听得很清楚，坐立不安，急得打转，约过半个小时，张叫陈庆云拿出一叠文件，交给芳泽。芳泽满心以为事情已成，也未细看，接过文件便匆匆离去。等他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只见张在每个文件上都只写了一个“阅”字，却没有签署自己的姓名。芳泽急忙打电话询问，张作霖已偕其六姨太和三公子学曾等人乘专车回奉天了。
　　1926年12月29日5时半许，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日本人事先埋好的三十麻袋黄色炸药突然爆炸，威力非常，南满线路桥炸断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几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和张的六姨太当即被炸身亡，张作霖也身受重伤。齐恩铭临时拦截了一辆汽车，把张作霖护送回到沈阳元帅府。这时张作霖已奄奄一息，对其卢夫人说道：“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便即死去，离被炸受伤仅四个小时零七分钟，终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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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北易帜
1926年12月3日，日军在济南不光彩的撤退，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舆论都发出了“对待中国要有再认识”的声音，徐飞狐的领袖地位不光在国内和国外均达到了认可。中国在群情激动小日本也没有闲着，在日本国内更是“风起云涌”。人们对政府的软弱感到无比的愤慨，更有一些激进分子竟然到皇宫门前切腹以表不满。而执政不到半年的田中内阁也迎来了执政的信任危机。
　　日本退役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借日本经济放缓，人民收入降低之机，集中攻击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终于推翻了若槻内阁，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叫嚷声中登上日本首相宝座。当晚在东京豪华气派的"；满清酒楼"；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军政财界要人、皇室权贵和黑龙会、犹存社等黑社会巨头。田中义一胸前挂满皇室勋章，得意洋洋发表讲话说：“本大将，本总裁，本首相奉陛下大命组阁，将善体圣意，着重解决财界和外交问题。本首相将亲自兼任外务大臣，并请森恪君出任外务次官！”
　　这森恪有"；东亚新体制先驱"；之称，主张向外侵略，一直与军部密切勾结，是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军国主义分子们一听说由他担任事实上的外务大臣，都一起欢呼起来：“森恪君出山，进军满洲！"；粗壮敦实的森恪受到军国主义狂热的强烈感染，当众发出誓言：“帝国的出路在满洲，抓住时机一举解决满洲问题！”森恪的表态引起各界权贵的一片称赞声，田中义一深受启发，又向他的支持者保证：“本首相矢志改变软弱无能的币原外交，担负起全面更新帝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使命，重建新的外交机制，打开对华新天地！”
　　在北伐军渡过长江，逼近徐州，日本支持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迅速溃退。田中义一便紧急于11月10日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对策。
　　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当年４０岁，依仗近卫公爵的权势已有１０年之久，这次当上事实上的外务大臣，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鲁莽地大声嚷道：“徐飞狐这家伙太不识相，竟敢与大日本帝国作对，搞什么北伐，张宗昌、孙传芳被蒋介石穷追猛打，败退到山东、江苏省境，战争波及山东仅是时间问题！"；田中义一理理考究的镶边制服，讲起在山东省的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约有一万七千名日侨，日本在山东的投资额约一亿五千万日元。末了，这个谈吐粗鲁的首相为抬高身价，也故作斯文之态：“徐飞狐势必很快攻入山东，对帝国来讲，山东省的意义决不只限于山东一省，它与满蒙的安定具有密切关系。帝国如何处置，本首相、本大将愿听诸位高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强烈主张出兵山东，财政大臣等提出大规模出兵在财政上有困难而且有刺激中国之虞。这一下可惹恼了森恪和白川义则，气势汹汹叫嚷不休。田中义一见争吵激烈，便提出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六师团调往青岛，以此做出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的内阁决定。
　　之后于11月20日至11月30日在东京外务省隆重举行所谓的“东方会议”。在东方会议的开幕式上，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政局纷乱已极，我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推行上，必须慎加考虑。趁此中国战局稍形平稳之际，特约集我驻中国各方面之各位代表齐聚一堂，就中国政局问题开诚布公，各陈所见，以供参考；同时，就政府之方针政策，亦希各位充分理解，并统一贯彻执行。这就是召开此次会议的用意所在。在探讨政府的政策运筹当中，有些细节问题，随着会议的进展，或将组成特别小组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对此，亦希各位予以谅解。
　　东方会议讨论、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徐飞狐有可能统一“中国本土”而寄于希望。最后，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会后田中义一于12月1日向裕仁天皇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纲领《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将来欲制###，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惟欲征服###，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倘###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以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田中义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