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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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从“李约瑟难题”到“胡润问题”（1）
序言：从“李约瑟难题”到“胡润问题”
　　吴晓波
　　一
　　说到胡润，我常常会想起另外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人。
　　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Needham　1900…1995）从伦敦出发，过了四个月，才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先后做了十一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李约瑟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可是为何在日后停滞不前，居然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十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我知道今天的胡润还没有达到李约瑟式的高度，不过，他似乎正在做一项几乎同等重要的工作。而他也提出了一个十分难解而迷人的问题：当代中国商人的财富到底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以及，他们是怎样“演化”的？
　　如果有足够的坚持——当然最好他还有同样的长寿，那么，也许在若干年后，他可能是另外一个经常被中国史学者提及的英国人。
　　到我写作此文的今天，胡润的工作已经坚持了十年。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
　　二
　　胡润的本名是Rupert　Hoogewerf，他是一个出生于1970年、毕业于著名的伊顿公学的英国人。如果说李约瑟是因为他的学生情人鲁桂珍小姐——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才引发了对中国的好奇，那么，胡润与中国的缘分，则带有更强的时代气质。
　　胡润到中国是　1990年，他作为一个进修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中文。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胡润又回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滩上混日子，东闯西突的搞不出个名堂，很苦恼，便向家乡的老爸诉苦。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胡润说，从那时开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那才会有机会。于是，他想到发挥自己的会计师才能，为中国富人做一个排行榜的主意。
　　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经搞出过一个中国富豪榜，之后就因难以操作而中断。1999年，胡润搞出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出来了，他给《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家》、《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各发了份传真，他写道：“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富豪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结果，以创造“金钱名利场”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兴趣，并将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这样，胡润出名了。

吴晓波：从“李约瑟难题”到“胡润问题”（2）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语调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倍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稚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甚至有人称之为“囚徒榜”或者“杀猪榜”。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颇有点得意，在一次访谈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　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从2003年起，胡润与《福布斯》分道扬镳，他先是与《欧洲货币》杂志合作制作富豪榜，2005年，他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润百富榜”。他已经完全地融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财富游戏中，并且显得那么的如鱼得水，他相继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单，诸如房地产富豪榜、慈善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钢铁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专门为温州做了一个温州富豪榜。他还出版一本叫《胡润百富》的直投杂志。
　　三
　　我与胡润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底，是秦朔搭的桥。跟他约定八点三十分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见面，结果他迟到了。在十来分钟里，他接连打来两个电话，为上海的交通向我们致歉。访谈在波特曼边上的星巴克进行，这也是胡润建议的，他说，波特曼一杯咖啡要50　多元，而星巴克只要10来元。

吴晓波：从“李约瑟难题”到“胡润问题”（3）
这天，胡润穿的很休闲，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我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地用英国式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人意外，他反问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我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
　　就在那次访谈中，我已经注意到胡润开始拥有了一种时空跨度背景下的观察。譬如，他观察到，中国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产商，2003年则多了很多与农业——也就是说与土地有关的新富。与IT行业有关的只有4、5个人，而在美国，前10名富豪中有3名是出身IT。零售业方面，沃尔玛家族占去富豪榜前10名中的四席，而中国只有国美和家世界两个。在全美400强中，美国人数最多的是做娱乐媒体的，而中国只有一个人。
　　胡润“富豪俱乐部”的门槛，在1999年是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这些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而这些富豪的孩子们能说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在全球10亿美金以上的富豪排行榜中，香港人有13个，而他们的平均年龄你猜猜是多少？72岁，台湾有5个人，平均年龄近80岁。这说明，我们的富豪还是第一代，在成长期中。2002年，广东地区有17名上榜，前三名都是外省移民，这一特征举国唯一……
　　这些有趣的数据，如果没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较是无法得出的。胡润为他的发现兴致盎然，喜欢历史和拼图游戏的“英国习性”此刻如此生动地浮现出来。胡润坚信，排行榜会成为一把“钥匙”，用它你可以打开很多不同的隐秘之门。
　　当时我就已经预感到，这个英国青年正在从事一项迷人的探秘工作，随着时间和数据的积累，他所形成的学术力量几乎是难以竞争和无法忽视的。
　　四
　　这样的排行榜，一持续就是十年，胡润已经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
　　随着资料和数据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和计量体系的日趋完善，在今天的中国商业界，“胡润百富榜”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娱乐的气息开始消散，人们日益察觉出了严肃的学术意义和时代价值。胡润所积累的榜单变动及每年的数以千人计的抽样调查，终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可以量化分析的数据库。
　　过去十年里，胡润和英国女友在中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两个乖巧的女儿，现在，他称自己是“新上海人”。如果把他归到“外国籍的中国观察家”行列，他在这个东方国家的居住时间已经超过了费正清、李约瑟的总和，他未来唯一需要超越的可能是百年前一个叫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的英国人，他当了48年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海关总署署长，在中国前后生活了54年。
　　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胡润工作的重要性了。
　　早在1999年就结识了胡润的《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对他的评价是，“在中国，胡润第一个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力求精确地概括中国富人的财富状况，并将之作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缩影；他第一个用‘排行榜’的结构和方式，描述富人；是他的‘排行榜’在中国掀动起迄今为止对富人最大最广泛的关注，自然，也有很大的争议。”
　　《新周刊》早在2002年就把胡润评选为当年度的“新锐人物”，执行总编封新城则在五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说，下一个首富永远值得期待，但更值得期待的，或许是胡润70岁时才会出版的他“真正想写的”那本书。
　　秦朔、封新城是我与胡润共同的朋友，我非常同意他们的判断。唯一与新城不同的是，我相信，胡润的“那本书”不需要等到他70岁的时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小平：十年追富记…我与胡润百富榜的故事（1）
书评：十年追富记…我与“胡润百富榜”的故事
　　张小平
　　随着“2009年胡润百富榜”的最新出炉，转眼间，胡润这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已经在中国度过了整整10年的追富旅程。
　　百富榜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有过什么样的曲折经历？中国富豪们对这份榜单是如何“爱恨交加”的……此中自有很多幕后故事和感叹，于是有了这一本书：《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凑巧的是，作为曾经的一名以报道财富人物为主的商业财经记者，我也有着近10年的追富经历。
　　1996年、1997年、1998年，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搜狐、网易与新浪相继创立，涌现了张朝阳、丁磊、王志东等一批创业英雄，互联网在中国掀起第一波热浪。1999年夏，老家湖南邵阳一名自学成才的朋友，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北京中关村IT一族的滚滚洪流之中。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他给我写信，约我来北京发展。信中他仍然热情澎湃：“让我们相约在北京的金秋！我们相伴一起去看香山绚烂的红叶吧！”
　　我践约而至。北京给我的初印象之一，就是马路边、高楼上、公汽上等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公司的户外广告。也就在这一年，我知道了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让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在榜单上垫底的张朝阳，声名反而最为喧嚣？
　　2001年的酷夏，却意外地成了互联网的严冬。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那位朋友的理想一起和中国互联网泡沫一起破灭，他被解聘后黯然神伤地离开了北京。但我留下了，并且成了一名财经记者。
　　因为职业关系，此后每年一次的“胡润百富榜”，都成为我热切关注的对象。当然，我和胡润一样，也总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尴尬：有些中国富豪们的殒落速度快过流星。在我做财经记者的10年中，中国的商界简直快变成一座“流星花园”了。略加梳理，我便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悲情企业家”名单——杨斌、仰融、李经纬、万平、唐万新、*、戴国芳、郑俊怀、赵新先、顾雏军、黄宏生、龚家龙、魏东、黄光裕……常常是今天我采访了其中某位、明天写成赞诵式的文章发表在刊物上、后来就传来他出事的消息，比我把这篇文章变现成稿费的速度还要快。
　　2002年初春，我逮到了第一条“大鱼”，就是刚刚荣登“胡润百富榜”第二名的欧亚农业董事长杨斌。他请我们参观如欧洲皇宫般的公司总部、他派人领我们“考察”成片的高科技农业试验田、他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内对我们进行了一场高亢激昂的演讲、他把我们送进欧亚村成片的别墅之一体验居住……初入此道的我无力拒绝、无法分辨，被其表象所迷惑，回来后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颂扬稿，把他誉之为“农业报国的新生代华商”。
　　不料，这却成为一篇让我“蒙羞”的报道。半年后，即将走马上任朝鲜新义州特首的杨斌，因为涉嫌“虚假出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经济犯罪活动于2002年11月27日被正式逮捕。　。　想看书来

张小平：十年追富记…我与胡润百富榜的故事（2）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那些追逐的财经记者和被追逐的富豪们开始意识到：“胡润百富榜”充满了“陷阱”。“百富榜”也因此有了“杀猪榜”的别称。通过此次教训，我对排行榜上的富豪们开始换上了审视、质疑的目光。
　　此后长达数年的财经记者生涯，我接着采访了很多排行榜上的富豪，也见证了诸多重大商业财经事件，其中既有马云的蒸蒸日上、李彦宏的“一夜暴富”、兰世立的一飞冲天，也有顾雏军被捕前流着眼泪的“最后告白”、刘虹在资本之旅上一步步走向深渊、黄光裕在原罪的泥潭中拼死的挣扎……
　　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国企业家们也在转型，很多人物、很多事情都还在灰色、边缘地带衔枚激行。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家，大多只能称之为“月光富豪”，天生原罪的烙印让他们心理阴影丛生、还没做好见阳光的准备。另外，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加剧，各种社会矛盾持续积累、发酵甚至爆发。在富人们眼里，自己的施恩行为却并没有招来穷人们多少喝彩声，善举没有得到善报；而在穷人们的心头，这些贪官奸商们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恶行却没得到恶报。于是，因果暂时不再循环，各个阶层情绪对立并有渐成死敌之势。此时，胡润的百富榜如强光的探照灯一般突然照面而来，让他们无所遁形、在仇视的目光下暴露无遗，他们自然手足无措、甚至带着些许恼羞成怒。
　　我们这个时代沉淀下来太多的难题，让人理不清、剪不断。但这个时代需要继续轻装前行，这就必须要有具体的人或事来承担历史的重负、沉疴和积怨。不幸的是，暴露在公众视线的民营企业家，正好成为那个“比较软的柿子”，尤其是身携“原罪”的民营企业家，几乎成为恶性情绪的发泄对象与牺牲品，而负有更大责任的体制缺陷和权贵阶层，却被忽视和略过了。
　　我曾和同事戏言，最关心“胡润百富榜”的有四种人：财经记者、税务官员、江湖骗子和走投无路的穷人。每年“胡润百富榜”一出炉，形形色色的人便按图索骥、各取所需地扑了上去。是胡润是让中国的富豪们名扬天下却又不胜其扰。
　　如今，闲静下来，坐在北京城郊的一隅，重新翻起这本书上所附录的“胡润百富榜”历年榜单，过去追逐财富的日子和故事一一再次呈现眼前。在追逐别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成就了我的精神财富。感谢胡润，给了我一份按图索骥的便利。
　　当然，感谢胡润的不仅仅是我一人。有了他坚持不懈的努力，财富在中国由隐晦变成了透明，富豪们索取财富的手段也从无所顾忌变得小心谨慎，国人对富人的态度更从一味仇视痛恨变得有了几分宽容和坦然。
　　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让“胡润百富榜”持续存在了十年之久。在中国这片热土中，它如今已经深不可拔。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英＇胡润、＇中＇东方愚/著　中信出版社、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联合推出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9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前言：“因富而豪”与“因豪而富”（1）
一
　　1998年，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在纪念中国改革20周年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称：“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一晃又是10年。
　　这10年间，我们坚持做了一件事——每年制作并发布一份中国富豪榜单（胡润百富榜）。前四届榜单（1999…2002）我们是在《福布斯》上发布的，2003年开始我们脱离《福布斯》，自己独立发布。
　　榜单上的人数也在不断递增，1999…2000年上榜人数均为50人，2001…2004年上榜人数为100人，2005年则扩容至400人，2006年为500人，2007年增加到800人，2008年可能是1000人。
　　除胡润百富榜这一主榜单外，2003年起我们每年陆续发布强势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零售富豪榜、能源富豪榜、女富豪榜等子榜单，以便于可以同时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对各行业的富豪进行梳理与透视。
　　尽管书中不少资料和数据不可多得，但本书并不是研究报告。
　　直观来看，本书呈现的是数十位代表性企业家登上胡润百富榜前后的一些幕后故事；事实上，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企业家财富历程的浓缩性回顾，来还原十年间中国经济和政商环境的变迁，以及社会财富观的演进过程。
　　二
　　将本书十个部分的标题连起来，便可大体勾勒出一幅起伏跌宕的财富画卷。如“财富度量衡”展现的是1999年“因富而豪”理念初现但又有所畏惧甚至刻意收敛的年代；“悲壮向前行”则描绘出2002年一段风声鹤唳的岁月，“幸运直通车”将股市盛景下的人物脸谱刻画无遗。
　　我们在每章当中选择了四位（组）上榜富豪，他们之间都有某种勾连。比如2004年的“资本红舞鞋”选择的样本是黄光裕、陈天桥、李宁和李金元，前三位富豪旗下的企业都是于这一年上的市，李金元的天狮已于2003年借壳上市，在2004年又提出“争取三年内在全球十个国家同时上市”的豪言；尽管四人所处的行业相去甚远，但他们的财富历程，能折射出一个群体的诉求和一个年份的图腾。
　　再比如2006的“后现代图景”，我们选择了张茵、施正荣、沈南鹏、黄宏生等代表人物。他们所在的行业更是有天壤之别，但换个角度来看，张茵从事传统的包装纸生意能名列亚洲前茅，施正荣是新能源领域中迅速崛起的财富新贵，沈南鹏是年轻一代的投资家，黄宏生是落榜富豪的代表，然而人倒企业不倒，反在狱中遥控创维……这些企业家们的发展方向，都非常具有“后现代”的味道。
　　细数历年的首富，从荣氏家族到刘永好，再到丁磊、黄光裕、张茵、杨惠妍，他们的更替暗合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化和国际化特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前言：“因富而豪”与“因豪而富”（2）
也就是说，本书中提及的这些企业家，并不是孤立的点，而是线条、球面，他们将百富榜上更多的企业家联接了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立体画面。
　　三
　　十年间我们在调研和制作百富榜过程中，与众企业家接触时发生的不少故事颇有意思，或沾有时代印记，或彰显地域特征，或折射性格取向。
　　1999年我们打电话想登门造访一些企业家，常常吃到闭口羹，不过期间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企业家其实很乐意让外人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但限于大环境，还是“憋”住了；第二年我们继续找人，结果收到了华为发来的律师函，还被横店集团的老掌门徐文荣叫去“听课”，当然，开放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到重庆去拜访尹明善，他甚至邀请我们去看球赛。
　　2001年刘永好欣然接纳首富头衔，成为第一位真正“因富而豪”的中国内地企业家，更多的企业家在这一年开始积极配合我们的采访。然而，情况很快就有了改变。2002年一份关于富人偷税漏税的争议，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又回到了关门谢客的习惯中，甚至还有人雇人“警告”我们，如果把他写入这一年百富榜，“后果自负”……
　　一些个性的企业家给我们的印象深刻。段永平比我们想象中要坦诚的多，这位“中国巴菲特”甚至直接将他股票账户里的持股数晾给我们看；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从不掩饰对达能的痛恨，最近一次是在2008年8月初见到他，他在官司中渐渐占了上风，激动心情溢于言表；李金元海外做直销，销售队伍一度达近千万人，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他的产品；余彭年的慈善前世，我们在本书中第一次披露……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时常会有一些好玩的发现。比如“26岁现象”——百富榜上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是在26岁开始展露头角的。以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批企业家为例。1986年，26岁的严介和当了几年语文老师后有点腻烦，于是跑到一个国企去当临时工，没想到从此踏入商界，后来成立了太平洋集团，19年后，他成为江苏首富（2005胡润百富榜第2位，125亿元）；1987年，26岁的陈发树与两个弟弟一起为一家百货店拉了几年货后，反客为主，把这家店给盘了下来，奠定了日后“新华都系”的原始基石，20年后，他成为福建首富（2007胡润百富榜第29位，180亿元）；1988年，26岁的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比赛失利后退役，在李经纬的游说下加盟健力宝，做了一阵子“特别助理”后开始捣鼓服装，16年后，李宁公司在香港上市，李宁身价达100亿元，又过了4年，在北京奥运会上担任主火炬手的李宁，个人名气和公司品牌价值如日中天……
　　四
　　今年夏天我们萌生对十年百富榜进行一次梳理的念头时，问了自己一个傻乎乎的问题：　究竟何为“富”？半天答不上来。查了一下康熙字典，其中有一条引用的是司马迁移在《史记·货值列传》中的话，“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的意思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这两句话不难理解，有趣的是“奸富最下”——那个时候人们就已开始讨论“原罪”话题了。
　　“原罪”是贯穿十年百富史的一个话题。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富豪落马俨然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听到了刘根山等好几个富豪落马的消息。
　　原罪需要区别对待。李经纬式的悲剧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唐氏兄弟的“德隆系”崩塌，并不意味着他的商业模式一无是处；张荣坤落马，则需挖地三尺，将上海社保案中的所有蛀虫都挖个穷尽。
　　谈到原罪，政商关系这一关绕不开。李经纬、严介和等人，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或吃了苦头或栽了跟头。
　　有两个人的作法值得玩味——荣智健与陈发树，他俩分别是中信泰富和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但“虽二犹一”，话语权不小，收益率更高。尽管这一模式不具有复制性，但以退为进越来越成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共识。
　　从另一角度来看，有关原罪的争论，使得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财富品质。商业模式上规避盲目扩张的“青春病”，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开始关心慈善。“财富品质”一词有些抽象，但可以换一句表达方式，即从“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王石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在地产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马云在百富榜上的名次并不靠前，但他的管理风格深受业界推崇。从2003年开始，我们陆续推出的强势榜、品牌榜、慈善榜等子榜单，初衷之一便是引导民营企业界和民众，不要把目光全部聚焦在财富多寡的比较上，而应对　“因豪而富”群体多加关注。
　　每年的10月似乎总是属于富豪们，胡润百富榜一般在此间公布。其实仔细观察十年来上榜富豪们的整体姿态，他们与普通民众勾连的欲望是不断增强的，这主要利益于国家机器与社会公众多方监督力量的加强。
　　张茵在2003年第一次进入百富榜时百般扭捏，她的丈夫刘名中还发来邮件婉拒上榜，但后来他们慢慢适应了站在霓虹灯下；就算在2008年遭遇轮番的质疑，那其实也是一家企业完成蜕变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财富观的变迁不属于特定阶层，正如本书的读者并不限定于哪一个群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收获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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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财富度量衡（1）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在1999年我们突然发起这一疑问时，向中国商界的朋友询问，向政府官员询问，向国外的华人朋友询问，他们纷纷摇头。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1997年*“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柜架内。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
　　199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催生了我们制作一份中国富豪榜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