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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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动！”他嚎叫着，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高大的钳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面前这个丑八怪小兵，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过了一个小时，阿尔焦姆总算放了回来，但是罗曼却被关进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机车库里再没有一个人干活了。工人们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开会。扳道工和材料库的工人也都赶来参加。
　　　　大家情绪异常激昂，有人还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
　　　　那个伪军官带着一伙警备队员急忙赶到花园。他挥舞着手枪，大声叫喊：“马上干活去！要不，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还得枪毙几个。”
　　　　这时，群情更加激愤。
　　　　工人们愤怒的吼声吓得他溜进了站房。德军驻站长官从城里调来德国兵。他们乘着几辆卡车，沿公路飞驰而来。
　　　　工人们这才四散回家。所有的人都罢工了，连值班站长也走了。朱赫来的工作产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的第一次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了重机枪。它支在那里，活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出去的猎狗。一个德军班长蹲在旁边，手按着枪把。
　　　　车站上人都跑光了。
　　　　当天夜里，开始了大搜捕。阿尔焦姆也被抓走了。朱赫来没有在家过夜，他们没有抓到他。
　　　　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货仓里。德国人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复工，否则就交野战军事法庭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工了。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通过。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炸毁了几座桥梁。
　　　　夜里有一列德国军车开进了车站。一到站，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就都跑了。除了这列军车以外，站上还有两列火车急等着开出去。
　　　　货仓的大铁门打开了，驻站长官德军中尉带着他的助手伪军官和一群德国人走了进来。
　　　　驻站长官的助手叫道：“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们三个一组，马上去开车。要是违抗——就地枪决！去不去？”
　　　　三个工人只好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被押上了机车。接着，长官的助手又点了一组司机、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让他们去开另一列火车。
　　　　火车头愤怒地喷吐着发亮的火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黑暗，沿着铁轨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阿尔焦姆给炉子添好煤，一脚踢上炉门，从箱子上拿起短嘴壶喝了一口水，对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说：“大叔，咱们真就这么给他们开吗？”
　　　　波利托夫斯基紧锁浓眉，生气地眨了眨眼睛。
　　　　“刺刀顶在脊梁上，那就开呗。”
　　　　“咱们扔下机车，跳车跑吧。”勃鲁扎克斜眼看了看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建议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不好办。”
　　　　“是——啊！”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低声说：“这车咱们不能开，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送敌人去打自己人，一辈子都是耻辱。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还是都跑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你说呢？”
　　　　“你说得对，大叔，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头，擦掉额上的汗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接着，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了一口水。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这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
　　　　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随时准备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个忙可倒帮得好！送起讨伐队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鼓起勇气说：“干掉这家伙，你懂吗？”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接着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给他一家伙，再把调节器、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让车减速，跳车就跑。”
　　　　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说：“好吧。”
　　　　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人口多，有九个人靠他养活。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那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他话说到半当腰，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说：“那咱们怎么下手呢？”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动手，你力气最大。用铁棍敲他一下，不就完了！”老头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
　　　　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他没罪？那么咱们也没罪，咱们也是给逼来的。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唉，你呀，你这个糊涂虫！身体壮得像只熊，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
　　　　“好吧。”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一面伸手去拿铁棍。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低声说：“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必要的时候，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
　　　　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对，老人家，这么办好。”说着，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突然止住了话音，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之后，一切都弄妥当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
　　　　铁路两旁，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去的地面。他跑了两步，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昨天，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从他们的话里，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见母亲要出门，便问：“妈，你上哪儿去？远吗？”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说：“我到柯察金家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就叫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
　　　　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安慰她说：“妈，你别太着急。”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到一点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就都失望了。
　　　　昨天夜里，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临走的时候，还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等她儿子一回家，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
　　　　夜里的搜查，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
　　　　一清早，保尔回到了家里。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兄弟俩却十分友爱。这是一种严肃的爱，谁也没有表白过，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哥哥需要他，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跑到车站机车库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有找到；从熟识的工人那里，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听说，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家搜查过，要抓他父亲。
　　　　保尔只好回家了，没能给母亲带回任何消息。他疲倦地往床上一倒，立即沉入了不安的梦乡。
　　　　瓦莉亚听到有人敲门，转过身来。
　　　　“谁呀？”她一边问，一边打开门钩。
　　　　门一开，她看到的是克利姆卡那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显然，他是跑着来的。他满脸通红，呼哧呼哧直喘。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好像是上柯察金家去了。你找我妈干吗？”克利姆卡一听，转身就要跑，瓦莉亚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
　　　　他迟疑不决地看了姑娘一眼，说：“你不知道，我有要紧事找她。”
　　　　“什么事？”瓦莉亚缠住小伙子不放。“跟我说吧，快点，你这个红毛熊，你倒是说呀，把人都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克利姆卡立刻把朱赫来的嘱咐全都扔到了脑后，朱赫来反复交代过，纸条只能交给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本人。现在他却把一张又脏又皱的纸片从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瓦莉亚。他无法拒绝谢廖沙的姐姐的要求。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同这个浅黄头发的好姑娘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感到局促不安。自然，这个老实的小厨工连对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喜欢瓦莉亚。他把纸条递给瓦莉亚，瓦莉亚急忙读了起来：亲爱的安东尼娜！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平安安的。详细情形，你很快就会知道。告诉那两家，一切顺利，用不着挂念。把这纸条烧掉。
　　　　扎哈尔瓦莉亚一念完纸条，差点要扑到克利姆卡身上去：“红毛熊，亲爱的，你从哪儿拿到的？快说，从哪儿拿来的？你这个小笨熊！”瓦莉亚使劲抓住克利姆卡，紧紧追问，弄得他手足无措，不知不觉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他说完之后，才想起这是不应该说的，就赶忙添上一句：“他可是说过，绝对不能交给别人。”
　　　　“好啦，好啦！”瓦莉亚笑着说：“我谁都不告诉。你这个小红毛，快去吧，到保尔家去。我妈也在那儿呢。”她在小厨工的背上轻轻推了两下。
　　　　转眼间，克利姆卡那长满红头发的脑袋在栅栏外消失了。
　　　　三个失踪的工人一个也没有回家。晚上，朱赫来来到柯察金家，把机车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他尽力安慰这个吓慌了的女人，说他们三个人都到了远处偏僻的乡下，住在勃鲁扎克的叔叔那里，万无一失，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回家。不过，德国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时局很快就会有变化。
　　　　这件事发生以后，三家的关系更亲密了。他们总是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去读那些偶尔捎回来的珍贵家信。不过男人们不在，三家都显得有些寂寞冷清。
　　　　一天，朱赫来装作是路过波利托夫斯基家，交给老太婆一些钱。
　　　　“大婶，这是大叔捎来的。您可要当心，对谁都不能说。”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谢谢，要不然真够受的，孩子们都没吃的了。”
　　　　这些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里拨出来的。
　　　　“哼，走着瞧吧。罢工虽然失败了，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复工，可是烈火已经烧起来，就再也扑不灭了。这三个人都是好样的，称得起无产阶级。”水兵朱赫来在离开波利托夫斯基家回机车库的路上，兴奋地这样想着。
　　　　一家墙壁被煤烟熏得乌黑的老铁匠铺，坐落在省沟村外的大路旁。波利托夫斯基正在炉子跟前，对着熊熊的煤火，微微眯起双眼，用长把钳子翻动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
　　　　阿尔焦姆握着吊在横梁上的杠杆，鼓动皮风箱，在给炉子鼓风。
　　　　老司机透过他那大胡子，温厚地露出一丝笑意，对阿尔焦姆说：“眼下手艺人在乡下错不了，活有的是。只要干上一两个礼拜，说不定咱们就能给家里捎点腌肉和面粉去。孩子，庄稼人向来看重铁匠。咱们在这儿过得不会比大老板们差，嘿嘿。可扎哈尔就是另一码事了。他跟农民倒挺合得来，这回跟着他叔叔闷头种地去了。当然喽，这也难怪。阿尔焦姆，咱们爷俩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靠两只肩膀一双手，就像常言说的那样，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嘿嘿。可扎哈尔呢，脚踩两只脚，一只脚在火车头上，一只脚在庄稼地里。”他把钳着的铁块翻动了一下，又认真地边思索边说：“孩子，咱们的事不大妙。要是不能很快把德国人撵走，咱们就得逃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或者罗斯托夫去。要不他们准会把咱们吊到半空中去，像晒鱼干一样。”
　　　　“是这么回事。”阿尔焦姆含糊地说。
　　　　“家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帮土匪不会放过他们的吧？”
　　　　“大叔，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家里的事只好不去想它了。”
　　　　老司机从炉子里钳出那块红里透青的铁块，迅速放到铁砧上。
　　　　“来呀，孩子，使劲锤吧！”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旁边的大锤，举过头顶，使劲锤下去。
　　　　明亮的火星带着轻微的嘶嘶声，向小屋的四面飞溅，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黑暗的角落。
　　　　随着大锤的起落，波利托夫斯基不断翻动着铁块，铁块像化软的蜡一样服帖，渐渐给打平了。
　　　　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阵阵温暖的夜风。
　　　　下面是一个深色的大湖；湖四周的松树不断摆动它们那强劲的头。
　　　　“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一块深深凹下去的草地上。上面，在草地的背后，是一片松林；下面，就在悬崖的脚下，是湖水。环湖的峭壁，把阴影投在水上，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
　　　　冬妮亚最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离车站有一俄里［一俄里等于１．０６公里。——译者］，过去是采石场，现在废弃了，泉水从深坑里涌出来，形成三个活水湖。冬妮亚突然听到下面湖边有击水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手拨开树枝往下看，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有力地划着水，身子一屈一伸地朝湖心游去。冬妮亚可以看到他那黑里透红的后背和一头黑发。他像海象一样打着响鼻，挥臂分水前进，在水中上下左右翻滚，再不就潜入水底。后来，他终于疲倦了，就平舒两臂，身子微屈，眯缝起眼睛，遮住强烈的阳光，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
　　　　冬妮亚放开树枝，心里觉得好笑，想：“这可不太有礼貌。”
　　　　于是又看起她的书来。
　　　　冬妮亚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托借给她的那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爬过草地和松林之间的岩石。只是当那人无意踩落的石子掉到她书上的时候，她才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见保尔·柯察金站在她的眼前。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保尔感到惊奇，也有些难为情，他想走开。
　　　　“刚才游泳的原来是他。”冬妮亚见保尔的头发还湿漉漉的，这么猜想着。
　　　　“怎么，我吓您一跳吧？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伸手攀住岩石。他也认出了冬妮亚。
　　　　“您并没打搅我。如果您愿意，咱们还可以随便谈谈。”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
　　　　“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
　　　　冬妮亚莞尔一笑。
　　　　“您怎么老是站着？可以坐到这儿来。”冬妮亚指着一块石头说。“请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您看，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
　　　　保尔不好意思地揉着手里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吗？”冬妮亚打破了沉默。“为什么叫保夫卡呢？这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叫您保尔。您常到这儿……”她本来想说“来游泳吗”，但是不愿意让对方知道她方才看见他游泳了，就改口说：“……来散步吗？”
　　　　“不，不常来，有空的时候才来。”保尔回答。
　　　　“那么您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冬妮亚追问。
　　　　“在发电厂烧锅炉。”
　　　　“请您告诉我，您打架打得这么好，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冬妮亚忽然提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打架关您什么事？”保尔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您别见怪，柯察金。”她觉出自己提的问题引起了保尔的不满。“我对这事很感兴趣。那一拳打得可真漂亮！不过打人可不能那么毫不留情。”冬妮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您可怜他吗？”保尔问。
　　　　“哪里，我才不可怜他呢，相反，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那个场面真叫我开心。听说您常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觉起来。
　　　　“维克托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大王。”
　　　　保尔一下子变了脸色。
　　　　“啊，维克托，这个坏蛋，寄生虫。那天让他滑过去了，他得谢天谢地。我听见他说我的坏话了，不过我怕弄脏了手，才没揍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保尔？这可不好。”冬妮亚打断了他的话。
　　　　保尔十分不痛快，心里想：“真见鬼，我干吗要跟这么个怪物闲扯呢？瞧那副神气，指手画脚的，一会儿是‘保夫卡’不好听，一会儿又是‘不要骂人’。”
　　　　“您怎么对维克托那么大的火气？”冬妮亚问。
　　　　“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公子哥儿，没有灵魂的家伙，我看到这种人，手就发痒。仗着他有钱，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横行霸道。他钱多又怎么样？呸！我才不买这个帐呢。只要他碰我一下，我就要他的好看。这种人就得用拳头教训。”保尔愤愤地说。
　　　　冬妮亚后悔不该提起维克托的名字。看来，这个小伙子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是有旧仇的。于是，她就把话头转到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的题目上，问起保尔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来。
　　　　保尔不知不觉地开始详细回答姑娘的询问，把要走的念头打消了。
　　　　“您怎么不多念几年书呢？”冬妮亚问。
　　　　“学校把我撵出来了。”
　　　　“因为什么？”
　　　　保尔脸红了。
　　　　“我在神甫家的发面上撒了点烟末。就为这个，他们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甫凶极了，专门给人苦头吃。”接着，保尔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冬妮亚。
　　　　冬妮亚好奇地听着。保尔已经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哥哥没有回家的事也对冬妮亚讲了。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交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草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保尔突然想起他还有事，立刻跳了起来。
　　　　“我该去上工了。只顾说话，要误事了。我得去生火烧锅炉。达尼拉今天准得发脾气。”他不安地说。“好吧，小姐，再见。我得撒开腿，跑回城里去。”
　　　　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穿上外衣。
　　　　“我也该走了，咱们一起走吧。”
　　　　“这可不行，我得跑，您跟我走不到一块。”
　　　　“为什么不行？咱们一起跑，比一比，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
　　　　“赛跑？您能跟我比？”
　　　　“那就比比看吧。咱们先从这儿走出去。”
　　　　保尔跳过石头，又伸手帮冬妮亚跳了过去。他们一起来到林中一条通向车站的又宽又平的路上。
　　　　冬妮亚在路中央站好。
　　　　“现在开始跑：一、二、三！您追吧！”冬妮亚像旋风一样向前冲去。她那双皮鞋的后跟飞快地闪动着，蓝色外衣随风飘舞。
　　　　保尔在后面紧紧追赶。
　　　　“两步就能撵上。”他心里想。他在那飘动着的蓝外衣后面飞奔着，可是一直跑到路的尽头，离车站已经不远了，才追上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抓住冬妮亚的肩膀。
　　　　“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快活地叫喊着，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放手，怪疼的。”冬妮亚想挣脱他的手。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站着，心怦怦直跳。冬妮亚因为疯狂地奔跑，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仿佛无意地稍稍倚在保尔身上，保尔感到她是那么亲近。这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了。
　　　　“过去谁也没有追上过我。”她说着，掰开了保尔的双手。
　　　　他们马上就分手了。保尔挥动帽子向冬妮亚告别，快步向城里跑去。
　　　　当保尔打开锅炉房门的时候，锅炉工达尼拉正在炉旁忙着。他生气地转过身来：“你还可以再晚一点来。怎么，我该替你生火，是不是？”
　　　　但是保尔却愉快地拍了一下师傅的肩膀，讨饶地说：“老爷子，火一下子就会生好的。”他马上动手，在柴垛旁边干起活来。
　　　　到了午夜，达尼拉躺在柴垛上，已经像马打响鼻一样，打着呼噜了。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个机件上好了油，用棉纱头把手擦干净，从箱子里拿出第六十二册《朱泽培·加里波第》［这是一部记述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１８０７—１８８２）的传记小说。——译者］，埋头读起来。这本小说写的是那不勒斯“红衫军”的传奇领袖加里波第，他的无数冒险故事使保尔入了迷。
　　　　“她用那对秀丽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
　　　　“刚好她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想起了她。“她有点特殊，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他想。“而且跑起来跟魔鬼一样快。”
　　　　保尔沉浸在白天同冬妮亚相遇的回忆里，没有听到发动机愈来愈大的响声。机器暴躁地跳动着，飞轮在疯狂地旋转，连水泥底座也跟着剧烈颤动起来。
　　　　保尔向压力计看了一眼：指针已经越过危险信号的红线好几度了！
　　　　“哎呀，糟了！”保尔从箱子上跳了下来，冲向排气阀，赶忙扳了两下，于是锅炉房外面响起了排气管向河里排气的咝咝声。他放下排气阀，又把皮带套在开动水泵的轮子上。
　　　　保尔回头瞧瞧达尼拉，他仍然在张着大嘴酣睡，鼻子里不断发出可怕的鼾声。
　　　　半分钟后，压力计的指针又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
　　　　冬妮亚同保尔分手之后，朝家里走去。她回忆着刚才同那个黑眼睛少年见面的情景，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次相遇竟使她很高兴。
　　　　“他多么热情，多么倔强啊！他根本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粗野。至少，他完全不像那些流口水的中学生……”
　　　　他是另外一种人，来自另一个社会，这种人冬妮亚还从来没有接近过。
　　　　“可以叫他听话的，”她想。“这样的友谊一定挺有意思。”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亚看见莉莎、涅莉和维克托坐在花园里。维克托在看书。看样子，他们都在等她。
　　　　冬妮亚同他们打过招呼，坐到长凳上。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维克托找个机会挪到冬妮亚跟前坐下，悄声问：“那本小说您看完了吗？”
　　　　“哎呀！那本小说，”冬妮亚忽然想起来了。“我把它……”她差点脱口说出，把书忘在湖边了。
　　　　“您喜欢它吗？”维克托注视着冬妮亚。
　　　　冬妮亚想了想。她用鞋尖在小径沙地上慢慢地画着一个神秘的图形，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瞥了维克托一眼，说：“不，不喜欢。我已经爱上了另外一本，比您那本有意思得多。”
　　　　“是吗？”维克托自觉无趣地拖长声音说。“作者是谁呢？”他问。
　　　　冬妮亚的两只眼睛闪着光芒，嘲弄地看了看维克托。“没有作者……”
　　　　“冬妮亚，招呼客人到屋里来坐吧，茶已经准备好了。”冬妮亚的母亲站在阳台上喊。
　　　　冬妮亚挽着两个女友的手臂，走进屋里。维克托跟在后面，苦苦思索着冬妮亚刚才说的那番话，摸不透是什么意思。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模模糊糊的感情，已经偷偷地钻进这个年轻锅炉工的生活里。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不可理解地激动人心。它使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顽皮少年心神不宁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而在保尔看来，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
　　　　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的保尔，对待他眼中的富人，总是怀有敌意。他对自己现在产生的这种感情，也不能没有戒备和疑虑。他知道冬妮亚和石匠的女儿加莉娜不一样，加莉娜是朴实的，可以理解的，是自己人；冬妮亚则不同，他对她并不那么信任。只要这个漂亮的、受过教育的姑娘敢于嘲笑或者轻视他这个锅炉工，他随时准备给予坚决的反击。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林务官的女儿了。今天，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他故意从她家路过，希望能碰上她。
　　　　他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着，走到栅栏尽头，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