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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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讲的事要说，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以前就是没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应该走上这条路。有个水兵，叫朱赫来，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也许，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暂时还没有人说话。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个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讲简单点，别跑到这儿来卖弄……”
　　　　阿尔焦姆打断他说：“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缠住了。
　　　　这是实在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把工人阶级的良心扔掉。
　　　　从今天起就一刀两断。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牢靠些。要不然，那块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胸阔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鲁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当上司机了。他介绍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快结束的时候，讲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牺牲了，可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在房后去哭。我还没有补上他们牺牲的损失。这回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过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问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现在起重新开始。”
　　　　勃鲁扎克回忆起往事，心绪很乱，忧伤地皱着眉头。会上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彩。斑白的头也抬了起来。
　　　　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党。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一棵大树，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顶端，它是不会死去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六章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请吧，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这个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代表名单。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地方看去，那里坐着一排排代表，却看不到码头工人那熟悉的面孔。名单念得很快，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见了扎尔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对面。那不就是他的侧影吗，已经不大能认出来了……是他，是伊万。
　　　　丽达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头看上去全都一样。
　　　　丽达站起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马上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阿基姆竭力盖过大厅里的嘈杂声，喊道：“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
　　　　大厅门口很拥挤。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
　　　　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弟。”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走吧。”
　　　　丽达急忙回过头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色马裤，腰上系一条高加索窄皮带。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说明了一切。原来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全走光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维尔大街的喧闹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她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现在比她高出半个头，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看，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机关老爷’了。”说着，保尔微微笑了一下。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疾驰而过，喧嚷的行人来来往往。他俩一直走到大剧院，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执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剧院石砌的大厦涌过去，一心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代表们骄傲地举着证件，从警戒线穿过去。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列席证，但是都千方百计想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机灵，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挤，手里也拿着红纸片，冒充证件。他们有时竟混到了会场门口，个别人甚至钻进了大门，但是他们马上被引导来宾和代表进入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抓住，给赶出门来，这使得那些混不进去的“无证代表”大为高兴。
　　　　想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乘坐电车、汽车陆续来到会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渐渐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紧贴在墙上，门前喊声响成一片：“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把恰普林和萨沙·科萨列夫［恰普林（１９０２—１９３８）和科萨列夫（１９０３—１９３９）当时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译者］叫来，他们会放我们进去的！”
　　　　“加——油——啊！”
　　　　一个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灵活得像条泥鳅，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他躲过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一转眼就钻进代表群中不见了。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他们在角落里坐了下来。丽达看了看手表。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你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说。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顺便去看望了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这一次还不如不见的好。”
　　　　“为什么？”
　　　　保尔不做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动作，这是他激动的信号。
　　　　“你说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丽达，我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非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的关系是当着我的面彻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他们积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两断是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们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终是个反对派。我在哈尔科夫听人说起他在基辅的发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辅的。”
　　　　“什么，难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经是，现在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久。现在他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而对杜巴瓦，这话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回过头来先讲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杜巴瓦搞反党活动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东你走东，主人指西你走西。’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过后，他们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证，今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磨擦，请她不要离开他，要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做声，不再反驳。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过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听说，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也不再捣乱，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也能做到和睦相处。不久前安娜在单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怀孕），回家休息，关上门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讲好把门钉死了。
　　　　“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同志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派小组会议的见证人。她听到的那一大堆东西，连做梦都梦不到。而且，为了迎接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了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代表们。安娜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来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要求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的党中央妇女部我们没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坎儿了。”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拽了一下，要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杜巴瓦，你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对党的道路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个时候，保尔，我和你都是工人，没什么顾虑，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呢，是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发新经济政策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身上挂，可国内的失业人员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上层人士也在靠新经济政策发迹。还跟那些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羞羞答答，对农民则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培植富农，用不多久，富农就会在农村当家作主。你等着瞧吧，再过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敢啰嗦，连脑袋也会给他们揪下来。一句话，这么走下去，死路一条。’“看到了吧，丽达，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陈词滥调。我跟他谈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无异对牛弹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为了跟他谈话，我开会都迟到了。
　　　　“临别的时候，他大概是要‘抬举’我一下，说：“‘保尔，我知道你还没有僵化，没有成为因为怕丢官才投赞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眼睛里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晚上，基辅的代表都到安娜家来聚会。其中有扎尔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经去过省监察委员会，我们都认为她做得对。我在哈尔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员会见过几次面。她搬了家。我听塔莉亚说，安娜打算流产。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来已无可挽回。塔莉亚在哈尔科夫又留了几天，帮她办这件事。
　　　　“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听人说，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同意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周围是一片谈话声、笑声。巨大的剧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犹如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了。保尔似乎觉得，丽达并不在听他说话。他刚一住嘴，丽达随即说：“杜巴瓦的事，我想咱们今天就说这些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呢！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身子，他们挨得更近了，说起话来都不大方便。为了声音小些，她朝他探过身去。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回答我。”丽达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他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总的说来，保尔一生中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你现在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下去：“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有一些书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刚毅坚强，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产生了做这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这样做，我现在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这么说。现在你对‘牛虻’的评价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否定的只是毫无必要地以苦行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至于‘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同集体事业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三年以前就应该说，可是直到现在才说，只有使人感到遗憾了。”丽达面带笑容，若有所思地说。
　　　　“丽达，你说使人遗憾，是不是因为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更近的人呢？”
　　　　“不是，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那么还来得及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微笑着说了这句笑话，接着她解释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现在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保尔的手，表示对他的关切。但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来，他不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知道他现在很难过——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诚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到的东西还是要多得多，刚才失去的东西是没法同它相比的。”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应该坐到离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
　　　　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座席走去。乐队奏起了乐曲。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闪光的大字似乎在呼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楼上楼下的几千个座位和包厢已经坐满了人。这几千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宏伟的剧院接待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几千双眼睛凝视着沉重的帷幕的上方，每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反映出“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几个闪光的大字。
　　　　人们仍在不断涌进会场。再过几分钟，沉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慢慢拉开，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恰普林在这无比庄严的时刻，也会暂时失去平静，他将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威力，他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和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生活给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送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大会的。
　　　　大会每天从清晨开到深夜，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了丽达。她正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作者手稿中此处还有一段文字，描写共青团员在丽达的哥哥家开晚会的情景。丽达在晚会上说：“朋友们，我深深相信，不出几年，共青团会从自己的队伍里推出几位大作家，他们将通过艺术的形象讲述我们英勇的过去，讲述我们同样光荣的现在，谁知道，说不定在座的诸位中就会有人用锋利的笔触，把我们这些人也挖苦一番呢……”——编者］。丽达对他说：“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马上就要回去。不知道临别的时候，还能不能再谈一次。所以我今天把过去的两本日记找了出来，还写了一封短信，准备留给你。你看完了，把日记给我寄回来。这些东西会把我没向你说的事情全告诉你。”
　　　　保尔握了握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好像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达交给他一个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围人很多，因此他们告别的时候很拘谨，保尔只是在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以后，列车载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
　　　　乌克兰代表分坐在几节车厢里。保尔和基辅小组在一起。
　　　　晚上，大家全睡了，奥库涅夫也在旁边的铺位上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保尔移近灯光，打开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来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写下来更好一些。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和你在大会开幕那天谈的事，不要在你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