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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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离镫下马，忍着剧烈的关节疼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一连几天都是难得的好天气。演习快要结束了。这次演习的终点是舍佩托夫卡，第五天他们就在这一带进行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面攻占车站。
　　　　保尔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所有的途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分成两路，深入迂回，秘密地绕到“敌人”后面，然后出其不意地高喊“乌拉”，冲进了车站。根据评判员的评定，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营占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损失”一半人员，后撤到林子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正站在街心，布置兵力。一个战士跑到他们跟前，大口喘着气，向保尔报告：“政委同志，营长问，道口是不是都有机枪把守。评判委员会马上就到。”
　　　　保尔和连长向道口走去。
　　　　团部的人都已经到达那里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成功。
　　　　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羞愧不安地站在那里，一点也不打算替自己辩护。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是他给我们领的路。”
　　　　参谋长骑着马走到保尔跟前，讥讽地说：“同志，您的腿跑得挺不错嘛，看来，您完全是为了出风头才骑马的吧？”他本想再说两句，一看柯察金眼神不对，才把话咽了下去。
　　　　团部的人走后，保尔悄悄问古谢夫：“你知道不，他姓什么？”
　　　　古谢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别理这个骗子。他姓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保尔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这一天他几次竭力回想，还是没有想起来。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好评，返回别列兹多夫，可是保尔的身体却累垮了。他在母亲身边住了两天。
　　　　马就拴在阿尔焦姆家里。他每天都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库去找阿尔焦姆。这座熏黑了的厂房，使保尔倍感亲切。他使劲吸了一下煤烟的气味。这气味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闻惯了这种气味，他是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和它结了缘。保尔好像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似的。他已经好久没有听见火车头的叫声了。一个水手，每次久别归来，看到碧蓝的茫茫大海，止不住会心潮澎湃。保尔现在的心情也是这样。机车库的亲切气氛吸引着他，召唤着这个往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他跟阿尔焦姆没有谈多少话。他发现哥哥的额上又添了一道皱纹。阿尔焦姆在一座移动式锻工炉前面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样子生活很困难，虽然阿尔焦姆不说，但是情况是明摆着的。
　　　　兄弟俩一起干了两个来小时活，就分手了。保尔在道口上勒住马，望着车站，看了很久，然后朝黑马抽了一鞭，在林间的路上飞跑起来。
　　　　现在在森林里走路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捣毁了他们的巢穴，这一带的乡村里也太平多了。
　　　　保尔回到别列兹多夫，已经是中午了。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都寂寞死了。”莉达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同他一起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呢？”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愿意回答：“不知道。哦，我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去替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份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这消息使保尔感到奇怪，也很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高兴地想。
　　　　“去就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儿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活动着他那疲倦的双腿。莉达把最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
　　　　“前天批准了拉基京娜做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布齐支部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瞧，教师们已经开始转变，他们有的人完全站到咱们这边来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到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在利西岑家围着大桌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小阿妞和利西岑的妻子早已睡着了，他们三个人还坐在桌子跟前，低头读一本不太厚的书。只有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读书。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里来学习，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学到前面去了，心里挺难过。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了出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厩，以疯狂的速度鞴好马，一跨上去，就用皮鞭左右抽打，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饰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个边防军战士和一个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许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老板当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说儿子死了，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人事不省的老人，可是他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那里，保守着他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卫者，在村子里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遇害感到非常伤心。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保尔走进来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下的毒手？”保尔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低声问她。
　　　　“不会是别人，准是磨坊老板那一伙人，因为是格里沙卡着那帮走私贩的脖子，叫他们出不来气。”
　　　　两个村子的人都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来了他的军训营，全体团员都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前面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了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把它安放在广场上新挖好的墓穴前，旁边是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的坟墓。
　　　　格里沙流的血使他生前努力保护的那些人更团结了。贫苦的青年们和贫苦的村民们表示坚决支持团支部。致悼词的人都满腔悲愤，强烈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抓住他们，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当众审判，让大家都认清敌人的真面目。
　　　　接着，放了三响排枪。烈士墓上铺上了常青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支部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通知保尔，说他们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以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向大会做报告，他表情严肃，神态庄重。
　　　　“同志们，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由于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
　　　　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发展了。最近，富农们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格里沙同志，现在案件已经破获，凶手就是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他们已经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来审判他们。许多村的代表团都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要大会作出决议，坚决要求将杀人凶犯处以极刑……”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震耳的喊声：“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莉达在旁门口出现了。她做了一个手势，叫保尔出去。
　　　　莉达在走廊上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立刻拆开了。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省委拟另派他担任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同他工作了一年的别列兹多夫区告别了。最后一次区党委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区团委书记的职务，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保尔骑着马从院子里出来，走上大道的时候，十几支手枪齐放排枪，向他致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五章
　　　　电车沿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吃力地向上爬行，马达一个劲地呜呜叫着。它开到歌剧院门前，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了车，它又继续向上爬去。
　　　　潘克拉托夫不住地催促落在后面的人：“快走吧，同志们。咱们肯定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到歌剧院门口才赶上他，说：“你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来开会的。
　　　　那时候，柯察金、杜巴瓦和一群‘工人反对派’回到咱们队伍里来了。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今天咱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门口的检查小组出示了证件，走进了会场。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说：“是呀，杜巴瓦的这出戏又要旧地重演了。”
　　　　有人嘘了一声，要他们保持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晚上的会议已经开始。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听听你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奥库涅夫，悄悄地说。
　　　　“……不错，进行这场辩论，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青年们参加辩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我们给了他们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充分说明他们的观点。在这方面，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干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把头向后一甩，继续说：“各区来的许多同志在这儿发了言，他们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这次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相当多嘛。各区特意发给他们代表证，好让大家在这次市党代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发言不多，那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多少学乖了一点，他们很难再跑上这个讲台，把那些老调重弹一遍。”
　　　　突然，会场右角有个人刺耳地喊了一声，打断了塔莉亚的发言：“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身对那个人说：“好吧，杜巴瓦，那就请上来说吧，我们倒要听听。”
　　　　杜巴瓦恼恨地看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到时候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句，立刻想起他昨天在索洛缅卡区的惨败，那个区里的人都知道他。
　　　　会场上发出一阵不满的嗡嗡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喊了起来：“怎么，你们还想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连头也没有回，只是用力咬住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继续说：“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共青团工作，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更了解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在这儿已经呆了三个星期。这时候大学里功课正紧张，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全市没有一个区他们没有去讲演过。
　　　　不错，最近什科连科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到这儿来的？除了他们两个以外，我们这儿还有许多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
　　　　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不知道。”
　　　　台下传来了舒姆斯基的喊声：“我们没办法，都在灌木丛里打小工，我们没有地方办公。”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哄笑，舒姆斯基自己也笑了。
　　　　舒姆斯基的玩笑暂时缓和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大家都在等待托洛茨基分子出来发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管怎么说，这些同志虽然凶恶地反对多数派，他们同出席市党代会的这四百名代表过去毕竟共过患难，只不过由于不肯悬崖勒马，反而猛烈攻击党和共青团的领导，这种共同性才日渐消失，到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压倒的多数派和分裂的少数派已经势不两立了。然而，只要杜巴瓦、舒姆斯基和他们那伙人真心诚意悔过自新，那么，言归于好仍然是可能的。可惜的是，这件事没有发生。
　　　　塔莉亚还在动脑筋，要说服他们承认错误。她说：“同志们，大家该还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同志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当时，柯察金发了言，这个发言同时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托做的，发言中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掉下去。’大家还记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经把党的旗帜抛弃了。他刚才说：‘我们还是要说话的。’这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还要继续顽抗下去。
　　　　“我回过头来讲一讲杜巴瓦在佩乔拉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念念速记记录：“年轻人不得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党委会到处都是由上面指派的，党的机关已经僵化，变成了官僚。一切迹象表明，老干部已经蜕化了。党的领导工作只能由这些职业管理人员来担任成了法规，这种合法的特权必须打破。我们要给党机关的日益衰老的机体注入新鲜的血液，年轻的血液。但是，党机关在疯狂地捍卫自己掌权的权利。为什么管理机关要拼命攻击托洛茨基同志呢？因为正是他勇敢地说出了这样的话：青年是党的晴雨表。”
　　　　会场上的喧闹声更大了。后排有人喊道：“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家。”
　　　　会场上发出激烈的喊声：“别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活动了？”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昂，执行主席不住地摇铃。
　　　　会场上人声嘈杂，淹没了塔莉亚的声音。不过，这场风暴很快就过去了，又可以听到她的讲话：“托洛茨基分子抱怨说，他们受到了无情的斥责。那他们要什么礼遇呢？最近几年，党和共青团思想上已经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党的绝大多数青年积极分子以刺刀来迎接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战，我们只能为此而感到骄傲。当辩论深入到广大党团员群众中去之后，托洛茨基分子输得就更惨了。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夸夸其谈，可基层干部并不上他们的当。杜巴瓦和舒姆斯基同志有很多朋友，可朋友们也不支持他们，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一九二一年舒姆斯基曾和我们一起同杜巴瓦斗争。如今他们同流合污了。茨韦塔耶夫过去就参加过‘工人反对派’，现在他继续同我们作对。斯塔罗韦罗夫摇摆不定，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斗争使我们受到了锻炼。青年们思想上成长起来。
　　　　“我还想说一点。我们经常收到各地同志们的来信，表示支持我们，这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损失哪一个同志对我们来说都是痛心的。现在，请允许我读一段来信给大家听听。信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来的。在座的人很多都认识她。她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的组织部长。”
　　　　塔莉亚从一沓信纸里抽出一张来，很快看了一遍，就读起来：日常工作停顿了，四天来所有的常委都下到各区去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的事引起了全专区党员的极大愤慨。反对派在市里任何一个支部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就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军务部的党支部里大干一场。这个支部包括专区计划部和工人教育部的党员，总共四十二个人，托洛茨基分子全都集中到了这里，参加这个支部的会议，并且发表了前所未闻的恶毒的反党言论。军务部有一个人竟公然宣称：“过去我们追随托洛茨基进行了国内战争。现在如果需要，我们准备接着打下去。为了健全机体，有时就得动外科手术。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毁它。”
　　　　反对派听了这样的话，居然还鼓掌。这时，保尔站了起来，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我没法把他的话全部转述出来。
　　　　他揭露了胆敢在工人阶级政党头顶上挥舞马刀的反对派的真实嘴脸，斥责反对派说：“你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怎么能给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喝彩呢？”
　　　　这帮人马上鼓噪起来，把椅子敲得乒乓乱响，不让保尔说下去，还不断叫骂：“机关老爷！官僚！共青团贵族！”
　　　　支部的有些成员，见到会场上涌进来那么多“外人”，非常生气，他们要求让保尔把话说完，可保尔刚一开口，这帮人又都起哄。
　　　　保尔冲他们喊道：“瞧你们的民主，真是绝妙的写照。不管你们怎么闹，我还是要说下去，哪怕是为了那些中托洛茨基的毒还不太深的人也要说。”
　　　　这时候，上来好几个人，抓住保尔，使劲往台下拽。他们干脆撒起野来了。保尔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往下讲。那些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旁门，扔了出去。有一个坏蛋还把他的脸打出血来。那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都退场了。这件事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退出了反对派……
　　　　塔莉亚放下拿着信纸的手，又激动地说下去：“我们谢加连区的党团员听到保尔站在我们一边，非常高兴。”
　　　　会场上一时间又响起了混杂在一起的喊声，只有几句能听清楚：“他们争取民主靠的是拳头。”
　　　　“让他们说说，他们到底什么目的。”
　　　　塔莉亚的发言时间已到，她走下了讲台。
　　　　下面还有人要发言。台上的主席团有十五个成员，其中有托卡列夫和谢加尔。
　　　　谢加尔到省党委担任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职务已经两个月了。他仔细听着市党代会各位代表的发言，到现在为止，发言的还全是年轻代表。
　　　　“三年前还都是些‘共青娃娃’呢，是又细又瘦的嫩枝条。
　　　　这三年他们成长得多快呀。”谢加尔轻声对身旁几位年纪大的人说。
　　　　“看到反对派竭力破坏新老近卫军的团结，却遇到如此多的困难，心里真是舒坦，而我们的重炮还没有投入战斗呢。”
　　　　托卡列夫听到谢加尔又在诙谐地说。
　　　　这时图夫塔连蹦带跳跑上了主席台，会场上对他发出一阵不满的喧嚷和短暂的哄笑。图夫塔转向主席团，想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会场已经安静下来了。
　　　　“刚才有人管我叫气象学家。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讥笑我的政治观点吗？”他一口气说了出来。
　　　　一阵哄堂大笑盖住了他的声音。图夫塔气愤地指着会场上的情况，要主席团看看。
　　　　“不管你们怎么笑，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青年就是晴雨表。
　　　　列宁有好几次就是这样说的。”
　　　　会场上霎时安静了下来。
　　　　“列宁是怎么说的？”有人问。
　　　　图夫塔马上来了精神。
　　　　“准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曾经下令把最坚定的青年工人召集起来，发给他们武器，把他们和水兵一起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我把这段话读给你们听听怎么样？列宁的原话我通通抄下来了，全在卡片上呢。”说着，他把手伸进了皮包。
　　　　“这个我们知道！”
　　　　“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说的？”
　　　　“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和老一代近卫军对立起来过？”
　　　　图夫塔接不上碴，赶快换个话题：“刚才塔莉亚·拉古京娜在这里读了尤列涅娃的信。辩论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我们可不能负责。至于柯察金被撵出门去这件事，我表示欣赏。一九二一年的时候，他也是反对派，他并没有制止他们的人把党委代表撵到门外去，具体来说，被撵的就是本人。在工厂里，两个小伙子挟着我的胳膊，不管我的反对，把我推到门外。舒姆斯基可以作证，他当时在场。现在让柯察金也尝尝这滋味，看是不是好受。”
　　　　茨韦塔耶夫气得要死，对坐在身旁的什科连科小声说：“真是，你让傻瓜向上帝祈祷，他连头都能磕破，太过分了！”
　　　　什科连科也小声说：“是啊！过个笨蛋准会把咱们彻底拖垮。”
　　　　图夫塔那又尖又细的声音还在往听众耳朵里钻：“你们在这里叱责我们，说我们瓦解党分裂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党的多数派手里有党的机关作为武器，那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对策。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党团，我们也就有权利组织少数派党团。”
　　　　会场上又掀起了一阵风暴。
　　　　愤怒的吼声把图夫塔的耳朵都要震聋了。
　　　　“你说什么？再一次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吗？”
　　　　“俄国共产党不是议会！”
　　　　“他们这是为所有的孟什维克卖力气——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
　　　　图夫塔像要跳水似的扬起两只手，又起劲地讲起来，而且越说越快：“对，就是要有组织集团的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怎么能同这么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多数派斗争，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呢？”
　　　　会场上吵嚷声越来越大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道：“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好处！图夫塔总算把有些人憋在肚子里的话端出来了。”
　　　　会场又安静下来。图夫塔这才发觉他说走了嘴。这些话恐怕现在还不该说。他脑子一转，赶忙收场，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托洛茨基迫使中央全会承认了党内生活不正常。是他作出努力，使中央作出了关于党内民主的决定。你们当然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打入冷宫。这不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嘛。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就给撤了嘛，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是跟托洛茨基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的人。再说我吧，也从省团委给排挤出来了。论关系，究竟谁是谁非，很快就能见分晓。我们不怕你们指责我们破坏党内的和睦。列宁也受到过孟什维克同样的指责。莫斯科有百分之三十的党组织支持我们。我们还要战斗下去。”说完，他匆匆跑下了主席台。
　　　　杜巴瓦接过茨韦塔耶夫写给他的条子：“德米特里，你马上上去发言。当然，咱们的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不过图夫塔的话必须纠正，他是个信口开河的浑蛋。”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允许。
　　　　他走上主席台的时候，全场的人都静悄悄地等待着。这种讲话前的沉寂本来是会场上常有的现象，现在却使杜巴瓦感到，大家都对他冷淡而疏远。他在各支部发言时的那股慷慨激昂的劲头已经没有了。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现在就像一堆被水浇灭的篝火，只能冒出一股呛人的浓烟；这浓烟就是他那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无情的反击刺伤了的病态的自尊心，以及他那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他决心硬着头皮干到底，虽然他明知这样一来，一定会离开大多数同志更远。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是非常清楚：“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也不要中途插话。我想把我们的观点完整地申述一下，虽然我早就料到，这是白费唇舌，因为你们是多数。
　　　　“我尽量简短些。这十天来说的话已经不少。
　　　　“你们都知道《四十六人声明》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同志和党的许多著名领导干部在这个文件里尖锐批评了中央的工业政策。我们要求工业的高度集中——这是第一。我们还认为，财政改革和发行垄断性的切尔沃涅茨［切尔沃涅茨是苏俄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币制改革时发行的纸币，有多种面额，一切尔沃涅茨相当于十卢布。流通到１９４７年。——译者］会把我们引向危机。我们本该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施加压力，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威力逼迫农民交出他们的财产，但是中央没有这样做，反而否决了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建议。当然，也要看到国内农民有某种罢买的情绪——他们拒绝购买工业品。
　　　　“反对派提议以强制推销日用消费品的方式来制止罢买的情况，并且全部日用消费品都从国外进口。中央拒绝向农民施加压力，吓唬我们说，这样会破坏同这个所谓的可靠同盟军的联盟。而我们认为，要把这股自发势力手中所有的一切都压榨出来，不留一个子儿，把钱财全都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中去。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的分歧表现在党内问题上。刚才塔莉亚·拉古京娜读了我发言的部分速记记录。我想重复说一说。
　　　　“为什么党的机关猛烈攻击托洛茨基呢？因为托洛茨基同党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斗争。高等学校的青年全都支持托洛茨基，他说的‘青年是党最重要的晴雨表’是一个真理。
　　　　“是的，同志们，托洛茨基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他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他不同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在起义面前畏缩不前。他也不同于布哈林，没有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破坏党的统一，而布哈林，据说甚至打算因为缔结对德和约而逮捕列宁和其他同志。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红军走向了胜利。他同列宁一样，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革命家。当然，如果不是中央压制托洛茨基，我们早就向国际上的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了。要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所有的集团、派别都应该有权发表意见，而不能只有布尔什维克说话才算数。
　　　　“党的机关成了我们的不幸，领导成员清一色都是老近卫军这一事实使党有蜕化的危险。托洛茨基举出考茨基和保罗·勒维［保罗·勒维（１８８３—１９３０），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共早期领导成员，后因右倾机会主义被开除出党。——译者］作为活生生的例证，他是正确的。”
　　　　会场上的嗡嗡声和愤怒的喊声反倒使杜巴瓦更来劲了。
　　　　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耐心地静听他的发言，只有一排排人头不安的晃动才显示出与会代表紧张激动的心情。
　　　　“叫我说，同志们，权力会毁了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奉劝你们把党的机关干部，特别是那些头头脑脑，重新下放到工厂去开机器，这一劝告也是正确的。”
　　　　茨韦塔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