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皇帝:布衣刘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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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定是为刘邦所倚重的极具影响的大臣。然而，张良在这里却更像是受众大臣所托，为之做说客。当然，他主要也是为刘家天下着想。张良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
　　至此，太史公才将汉室对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处理的结论托出水面。即雍齿有罪过，但功大于过。可这显然是个充满谜团的结论。
　　大家自然会追问：既如张良所言，刘邦一向爱憎分明，“所封皆平生所爱，所杀皆平生所怨”。从表面看刘邦对“雍齿降魏”也的确是怨得要命，而且此怨涉及汉初叛逆大案，于法于理，雍齿都是当斩之人，而刘邦亦发狠说：“我欲杀之。”何以非但不杀，还说雍齿功高，不忍杀之？
　　再说，对于先封雍齿，众臣也会责问或议论，雍齿之功为何？功高如何抵过？皇室当然也应明示天下，以令臣民心服。然而刘邦亦未如此去做，而是把对雍齿的怨和无奈都写在脸上，挂在口边。这似乎不是刘邦的性格，司马迁也没作任何交代。
　　尤其是雍齿，更像是平地蒸发，既不出来解释，也未见拜谢受封之恩，而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承受众臣民的误解和猜疑，并甘愿承担刘邦长期以来对之怨恨的责任。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雍齿躲避在何处，但可以想见，他内心深处或许有无限的委屈并藏有天大的秘密无法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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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
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学者对《史记》记述的汉初第一案的始末及结局表示过怀疑，鲜见人们留意《史记》中隐约透露出来的疑点。似乎雍齿确实做过“叛刘降魏”的悖逆之事，刘邦对雍齿之怨恨也顺理成章。这对雍齿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欲破解此疑案，探求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的内情和真相，当然要追溯到那烽火连天的秦朝末年。
　　“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在暴戾无道的秦王朝专制统治下，民怨沸腾，哀鸿遍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境内）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其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各地郁积已久，星罗遍布的反秦怒火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见《陈涉世家》）。
　　实际上，早在陈涉起义之几年前，经过充分反秦准备的刘邦，便在丰西泽（今江苏丰县王沟乡）精心策划了“纵徒起义”事件，公开走上了反秦道路。事后他率亲信在丰西、芒砀（今安徽省砀山县等地）山泽之间与秦军周旋，如同遍布全国的反秦志士一样，积极发展势力，等待时机。其影响所及，古沛国地区广大人民子弟纷纷前来投奔。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刘邦那里之后，他没有附从陈胜西攻咸阳，而是立即挥兵北进，……率领义军首先占领了“丰”地。在家乡父老支持下，队伍迅速壮大。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高祖本纪》对上述重大事件只是一语带过，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则记载，随刘邦自丰地起兵后获封侯加爵者，竟有十几人之多，被封为什方侯的雍齿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高祖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述了刘邦自“丰”地率兵进攻沛县等战役的情况：在萧何、曹参内应下，刘邦向驻守沛县的秦军晓以大义，并扬言要“屠城”，如此恩威并施，迅速完美地占领了沛县，势力大增。从此刘邦便号为“沛公”，进而攻陷湖陵、方与两县，军威大震。“回守丰”后，又依据“丰”　之城高池深，反秦基础好的优势，军民同心，同仇敌忾，一举歼灭前来围剿义军的秦朝大将，泗水郡监“平”（　参见“关于刘邦起义”章）。
　　

5。千钧重任托付雍齿
大获全胜后，刘邦命令雍齿率所部据守“丰”。自己则再率主力东征，以迅猛之势渡过微山湖，一举拿下薛城（今山东枣庄市）。并再败前来###义军的秦军大将，泗水郡守“壮”，刘邦部将曹无伤乘胜追击，生擒“壮”并将其斩杀。
　　毋庸置疑，刘邦此时将留守根据地的重任托付于雍齿，应能反映刘邦对雍齿的绝对信任。可以想见，刘邦义军离“丰”东征与父老乡亲告别时的难舍难分的情形。
　　然而，就在刘邦义军在薛城附近与前来围剿的秦军浴血奋战，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丰地，却骤然发生了令刘邦最不愿看到的军事政变。原魏国旧贵族，陈胜的部将周市，受命以复辟魏国收复魏国旧地为名，突然兵临刘邦故里和义军根据地“丰”之城楼之下（以上见《高祖本纪》）。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应该对“丰”与魏国之关系先作一简要介绍：在反秦烈火燃起之后，原六国旧贵族再也按捺不住复辟故国的欲望，如原魏国名士张耳在投奔“张楚”后便多次鼓动陈涉先分封六国的旧贵族为王。由于秦朝占领六国尤其是齐、魏、楚、燕四国时间并不长，所以旧贵族在其故国百姓中还有一定势力和影响。于是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在“应涉”的外衣下，忙着攻占被秦国占领的，自认为曾经属于自己的地盘。
　　周市此时便也借陈胜之名义（或受其指使），带领军队忙着进行恢复魏国的战斗。《高祖本纪》载：“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率兵围丰，即言此事。在这里太史公虽然如此惜字慎言，但也将周市围丰的原因和背景说了个大概。只是陈胜派周市袭击刘邦故里和根据地的隐情和原因为何？倒是值得深思了（参见本书“刘邦起义”章）。
　　

6。“屠城”之严峻威胁
只是周市的进攻并不顺利，于是他也采取诱降及威逼的两手策略，便派人对雍齿传话。据《高祖本纪》载：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
　　意思是说，“丰”从前是魏梁人民为避秦乱，东迁居住之都邑。现在魏军已经攻下数十城，你雍齿如果降魏，便封你为侯，若不投降魏军就要“屠丰”，　即攻陷“丰”后进行“屠城”。
　　眼见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太史公竟未对守城军民的反应作任何说明，便记述道：雍齿本来就不情愿归属沛公，此时周市招降，他便背叛刘邦，归属魏国了（以上见《高祖本纪》及安作璋《汉高帝大传》）。其叛降理由明显不够充分。
　　当然也可能在“丰”之城内，有一些群众本来便为魏国遗民，他们怀念魏国，看不起平民出身的义军首领刘邦，为周市做内应，从而促成了“魏军围丰”事件的发生。
　　不管如何，以雍齿为首的守丰义军当时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是：魏军包围了“丰”，周市已向“丰”　地军民发出了“降魏受封”的引诱，更发出了“不下则屠丰”的威胁。
　　这就是发生在秦末汉初的最著名的“周市围丰”事件，是刘邦义军举事以来，在刚刚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面临的第一次关乎义军生死存亡的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为帮助读者认识当时危机的严重程度，这里先把“屠城”的含义做一解释：
　　在那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战争之惨烈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不管是诸侯争战还是秦并六国，尤其是秦将白起、章邯，还有项羽之虎狼之军，兵锋所指，皆烧杀抢掠、城毁巷空、没有人烟，白骨遍野。被坑埋残杀的俘虏更不计其数。据《高祖本纪》载，即便是被众反秦义军公推为“宽大长者”的刘邦，在举义攻沛之时，亦曾将“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
　　不是也向故乡沛城军民发出过屠城的威胁吗？何谓“屠城”，看来无需解释了。
　　刘邦深知该词的血腥意义，他也不会不知道，雍齿守“丰”所肩负的重如泰山的责任：一则，丰地是义军的根据地；二则也是最重要的，丰地乃刘邦及丰沛将相集团许多重要成员的家乡故里。也就是说，刘邦义军将自己的父母、妻子、亲属、故旧的身家性命全部交予雍齿手中了。雍齿承担了如此信任，怎能用“雍齿本来与高祖有隙，不愿归属刘邦”作解释呢？
　　话说回来，面对周市“屠城”之严峻威胁，我们倒应该考虑雍齿在怎么想，丰沛将相集团的亲属该怎么想，他们恐怕都在焦急地苦思冥想妥善解决这一燃眉之急的办法。
　　毫无疑问，摆在雍齿及其义军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则为战，一则为降。
　　先说战：战事一开，雍齿若似纪信、周苛那样置生死于度外，率军英勇无畏地冲锋拼杀在前，肯定所有挑拨雍齿与刘邦关系之流言便不攻自破，但以驻丰守军的兵力，恐怕很难是有陈胜大军支持和派遣的旧魏国贵族周市的对手。况且城内也一定有人作为内应，其结果必然是城破人亡，玉石俱焚，惨遭屠戮之祸。这种结果肯定是雍齿、刘邦和所有丰沛集团成员及其亲属和拥护沛公的父老乡亲无法接受的。
　　再说降：若果真如《高祖本纪》载：“雍齿雅不欲属沛公”；　或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述，雍齿“与上有隙”，即与刘邦有故怨；或如唐代史家颜师古所谓：“雍齿每以勇力困辱高祖”　等说法属实。此时，的确是雍齿背叛刘邦的大好机会。“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自然顺理成章。那么刘太公和义军众将士及亲属，恐怕也是雍齿降魏的最好见面礼。然而义军将士及刘太公是否会愿意呢？以刘太公后来在荥阳前线大义凛然的表现来看，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在事件中也未见有人员伤亡。当然也有可能是雍齿为顾旧情与周市有约，以保全义军亲属性命作为降魏条件，只是这些看来合乎情理之事，太史公却未作任何交代。
　　

7。诈降的决定是艰难的
我们明白了当时的紧迫形势，便完全能够推测到雍齿和父老乡亲是如何解决这一事件的大体过程。可以想见，忠于刘邦的将领和父老亲属在焦急地与雍齿商讨解决问题时的情景，而雍齿等也肯定会派人与刘邦联系，请示解决问题的指令。
　　刘邦此时却远在薛城、亢父*前线，在无法回兵救丰的紧急情况下，完全可能指使雍齿先诈降于魏。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当时通信落后，雍齿根本联系不上，那就只好与刘邦父母及相关亲属商定救人救城的两全之策，最终便无奈的做出了接受周市条件的决定。
　　然而做出这一决定对雍齿来说是很艰难的，因为在得不到刘邦指令之前做出如此决定，肯定要背负“叛逆”之罪名。以当时情况看，他不一定能得到刘邦的手令。然而为了拯救全城的父老，雍齿也就顾不得这些了，于是便打开城门投降了魏军。如此解释那段历史似乎才合乎情理。
　　接下来《高祖本纪》这样记载道：沛公立即回兵，“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及丰子弟叛之”。而事实是，此时刘邦义军是乘威而来，已是连克数城，并先后歼灭来犯的秦泗水郡“监”和“守”所部的胜利之师，为何在某些史家认为建制不大，仅为“乡邑的丰城”面前却屡攻不下呢？
　　不难想到，此时“丰”之守将并不再是雍齿，已换作有陈胜大军支持的周市了，而雍齿可能只是受制人的降将罢了；另一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义军众多亲属尚控制在周市手中，情况并不明朗。以沛公当时之兵力尚不能对周市形成足够威慑，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刘邦如何攻下“丰城”　解救父老乡亲的问题，暂且存疑（参阅后面“雍齿也是一个例外”节）。
　　实际上，雍齿诈降之决定恐怕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这其中可能包括刘太公。如果是依刘邦指令而为，那当然刘邦也知情，即便是这样，范围亦可能极少，不然周市何以会不知风声。因为周市若知是诈降，那么赤手空拳的义军之危险后果，恐怕更加不堪设想。
　　至于以后的情况，据《高帝纪》载：刘邦攻陷丰县后，雍齿，恐怕还包括部分义军，被周市劫持并随魏军逃亡也就不难想象了。再后来，在汉王刘邦平定魏、赵旧诸侯的战争中，雍齿或为刘邦做内应，进而立下“将功补过”之功，并回归刘邦麾下，也就没有悬念了。
　　如此说来，雍齿以“降魏”之策，为义军保存了众多亲人，确实是为刘邦立下大功，也才应是刘邦后来先封雍齿为侯的最根本原因。
　　

8。同情雍齿的王陵被汉室晚封（1）
那么，雍齿之如此有情有义之事功，为什么太史公却缄口不予记述，众文臣、武将，尤其是雍齿的众多丰沛老乡，也都讳莫如深、避口不言呢？
　　深入探研《史记》、《汉书》及其相关注述，还是找出了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些蛛丝马迹，“丰沛将相集团”中还是有一人敢于公开同情雍齿的。他就是众所周知的与刘邦关系特殊的亲密同乡，伺候刘氏三代天子，官居右丞相、汉惠帝太傅的安国侯王陵。太史公记述道：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厢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以死伏剑。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
　　——见《陈丞相世家》
　　以上《史记》所载“项羽取陵母置军中”，要挟王陵不要投向刘邦。项羽派人告知王陵，王陵不得不派使者前往楚营，王陵母亲面对使者，大义凛然，以死相劝王陵“谨事汉王”　而被项羽残忍烹杀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尤其在刘邦故乡——今江苏徐州地区，更是家喻户晓。王文升主任曾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他在“王陵丧母，刘邦痛哭”一文中渲染了这一发生在荥阳的楚汉争斗时的历史事件：
　　汉王刘邦派大将王陵与楚霸王项羽厮杀，二人战了数十回合，不分胜负，项羽鸣鼓收兵。王陵亦不乘胜追击，趁便收兵。项羽回营后，越想越窝囊：他自起兵以来，从没遇到过一个能这样抵挡他的大将。这大将是谁？项羽叫来心腹一问，知道这位大将名叫王陵；是丰沛人，便叹息道：“若要拿下荥阳，必须打败王陵　。”这时范增献计说：“项王莫愁，对付王陵不难。”项羽问：“有何办法？”范增说：“王陵最孝顺，如今他的老母在丰沛，你可派人将他母亲接到军中，然后派人告诉王陵，请他前来楚营，顺便逼降。”
　　王母明义达理，善良贤惠，对秦始皇的###一向痛恨，常常教育儿子长大后要为国分忧。当她听说项羽派人接她，十分生气，一见项羽便气咻咻地问：“你和我儿子打仗，接我这个老太婆来干什么？”项羽忍着怒火，说：“老太婆，你若写封信让王陵来探望你，劝他归楚，我保你母子荣华富贵！”王母顶他说：“我老婆子天生穷命，……您一次坑杀秦降兵几十万，那些冤死鬼到了阴间也不会饶你！　能保你自己荣华富贵吗？”项羽气急败坏地威逼道：“你写不写？”王母答：“不写！随你处置。”项羽没有办法，便令人替王母给王陵写了封信。
　　王陵接到信后，得知老母在楚营。细看字迹，却不是母亲所写，便生疑问。无奈楚使再三催促说：“将军不去楚营，老母定遭不幸！”王陵心如刀剜，来见汉王。
　　刘邦大惊，他与王陵是同乡老友，深知王母明理达义。想到先时，王母便曾对他说：“……男儿不能报效国家，岂不空长八尺身躯？”于是刘邦对王陵说：“古来忠孝难两全，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先孝后忠，你即去楚营，搭救老母为要！”王陵行礼致谢。张良止住王陵，问道：“将军，楚使所送尊堂信件是否亲笔所书？”王陵答道：“不是！”张良说：“若是假信，母亲并不在楚营，慌张前往岂不受害！为了稳妥，不如派认得老母的人，随楚使前去，若母亲在楚营，你再前往不迟。”王陵、刘邦都说是好主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8。同情雍齿的王陵被汉室晚封（2）
刘邦使者便来到楚营。王母劈头问道：“谁让你来见我？”使者说：“汉王！”王母又问：“我儿知道吗？”汉使者说：“知道呀，是项羽派使者见到王将军，要他前来楚营见你。”王母再问：“汉王和我儿要你来干什么？”使者说：“怕上当，看您老人家是不是真在楚营，再让将军来见你，想法一定保全你的生命。”王母叹了口气，说：“我儿最孝，请你速回汉营，告诉我儿，就说项羽杀人放火、胡作非为、丧尽天良，我儿千万不要来，汉王有德，终能得天下，我儿跟定汉王尽忠，就算孝敬我了！”说着说着王母老泪纵横。汉使者正不知如何安慰，冷丁里只见王母突然拔出匕首，往自己喉管上一抹，血流喷射，顿时倒在血泊之中。项羽却还残酷地烹杀了王母。
　　刘邦得知此事后，想到自己青年时受到王母恩惠的件件往事，不禁泪如雨下，王陵亦嚎啕大哭，昏厥于地，待众人唤醒仍痛哭不已。使者趁机将王母所言传于王陵，说：“老夫人所以自尽，怕你救娘心切，贸然归来楚营，这才断你搭救的念头，让你忠心事汉。你要保重，不可有违老夫人之意，让她白白捐躯。”刘邦、王陵更是相拥大哭不已，只哭得三军将士个个落泪，王陵愤然说　：“请汉王同意我出兵###！”刘邦擦了擦泪，说：“老夫人大义凛然，为了大汉捐躯，……为长远之计，最近不可再战。不过，这笔血债，我们定要讨还！你的母亲就是我们汉军的义母！”王陵点头称是，告归军营。……后王陵终生事汉，成全母意。
　　刘邦正式称帝后，即命人将王陵老母遗骨移葬彭城西南二里的山坡上，即今徐州市云龙公园北门内：众呼“王母冢”；同时将王母冢附近的一条路称为“王陵路”，已沿袭千年，至今游人络绎不绝*。
　　多么感人的故事，多么伟大的母亲！刘邦初起之时能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威信实属不易（若平民刘邦属流氓市侩，恐怕难有此威望）。自此，王陵便率众从汉王，定天下，义无反顾地归顺了刘邦。只是在《陈丞相世家》中，司马迁又曰：
　　王陵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汉书》作“后封”，《补注》引：“周寿昌曰：最后始封。”）
　　以上记述虽极为简略，但还是可以看出：
　　一、王陵与刘邦、雍齿同为“丰沛”老乡，感情不同寻常。
　　王、雍的出身、人品相似。司马氏均言其与刘邦有隔阂，本不愿从高祖。然而，他们参加起义后，却均为刘邦重臣。
　　二、王陵仗义直言，与雍齿亲善，故很迟才封为安国侯。是这样吗？
　　从《陈丞相世家》的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隐隐感觉到，司马迁对于王陵的记述似乎显示出难言的矛盾。像是不能轻易地记传，可又无不记传的理由。因王陵身正功高，且官居右丞相，曾在陈平之先，虽不得吕后重用，但终生伴君的王陵也算得到了善终。为什么正直敢言的太史公却未为其专门记传，而仅是以极少文字，将其事迹放在陈平的《陈丞相世家》之中呢？难道王陵真是因同情、善待雍齿，才被汉室晚封的吗？
　　

9。隐秘的就让它永远隐秘下去吧！
笔者自三十多年前初涉刘邦研究以来，便对上述一连串问题备感迷惑，百思不得其解，直至近年，脑海中才开始有较为清晰的思路。那就是：
　　其一，雍齿事件虽为重情重义之举，但知情者极少，主要考虑防备周市发现诈降计划。
　　其二，因为此事件，毕竟属于用叛降之法解救亲人之下策。在事件平息后，作为义军统帅，自然有维护自身和军纪尊严的考虑，也肯定会以为没有理由和必要，将已被隐蔽起来的内幕，再去扩大知情范围，因为这种叛降行为有违起义之初，众反秦志士商定的军事法制和道德原则，同时也可能对刘邦的权威及义军在天下英雄面前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试想刘邦怎么可能面对三军将士，声称是自己为父母安全而同意部将采取诈降敌军之行动呢？所以对雍齿案便不能不将错就错了。隐秘的就让它永远隐秘下去吧，自然会有人安排雍齿理解圣意，代主担过，委曲求全，保持沉默，再也不要开口说话就是了。
　　当然，此事件可能在义军中有所议论，那也不过是传言而已。而且众将士若知内情，也会以大局为重，说不定还会感谢雍齿，谁还多说闲话找没趣，与统帅唱反调。至于史官如何记载，那就更不用说了。刘邦之御用史官自然会按皇室的要求写文著史，无可奈何地为朝廷脸面帮闲贴金。
　　那么需要承担责任的自然就只剩下雍齿了，王陵自然也会受到牵连。而在那忠臣以愚忠为忠的年代，作为臣子，莫说是承担替主担过的委屈，即便似大将周苛、纪信及重臣郦食其那样为刘邦赴汤蹈火者，也是前赴后继大有人在。
　　此事件作为范例，为后世忠臣报主开了先河，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国时“周瑜打黄盖”故事中描述的忠臣黄盖了，而雍齿却自此蒙上了降臣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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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祖皇帝，你活得好累
按古今常理，汉室也已诏告天下：最终封雍齿为侯。显然等于是为雍齿正了名，也就是为“汉初第一大案”平了反。
　　既然平了反，刘邦却又未说###理由，还继续逢事必谈怨恨雍齿，而且再也见不到“什方侯”雍齿的影子。甚至有时刘邦还因之对家乡故里的一些乡亲耿耿于怀，如他直至晚年征伐英布，得胜返朝途经故乡之时，高祖还对“丰”流露出抱怨和无奈，据《高祖本纪》载：
　　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这种矛盾结局，显然又令太史公无法为其圆说，也是最让读者迷惑之处。或许这也是司马迁干脆对其细节不予记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们则应从此谜局中看到刘邦与雍齿之间存有某种难以诉说的隐情，深入探索并求解其中的疑点，对于正确认识刘邦及汉初政治格局抑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本书“丰沛情”　一节）。
　　话说回来，“汉初丰沛集团”在隐瞒了“魏人周市围丰”事件真相后，刘邦做出不杀雍齿的选择也是十分为难的。这等于在众将士面前给自己套上一副难解的枷锁。
　　欲知底里，不妨看看在开国创业中，沛公是如何又一次受到无法回避的危急对自己心灵的摧残的。或许世上真有“因果报应”，事隔不久，刘邦自己在战场上，竟阴差阳错地也遇到了一次可比同“魏人围丰”　恐怖的严重事件。
　　那是汉四年初（公元前203　年）发生在荥阳前线，楚汉双方激烈争斗时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由于楚军对汉军久攻不下，穷凶极恶的楚军在阵前摆出一口盛满开水的大锅，下面燃着熊熊烈火，他们将虏来的刘邦老父绑缚在阵前高高的瞭望台上。只见项羽高声威胁刘邦说：“今不急下（投降），吾烹乃翁。”
　　面对如此突发的恐怖危机，刘邦没有失去理智，拔剑而起，去与项羽去拼个你死我活，更没有屈服接受项羽罢兵的条件。而是以异乎寻常的镇静，坚定巧妙地与气急败坏的项羽周旋。情急之下，他仍能据理针对项羽的弱点，以带有嘲弄的口气回复楚军道：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意思是说﹕我父亲就是你父亲，若你愿意烹杀你父亲的话，请也分我点汤喝。对于刘邦坚不可摧的意志和让人哭笑不得的回话，项王气急败坏，欲杀太公。项伯亦劝项羽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
　　于是，项羽气愤之余顿时冷静下来，便未杀太公。就这样，刘邦压倒了霸王的气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以上见《项羽本纪》）。
　　在此次严重危机中，刘太公及刘邦妻子也毫不屈服，可见沛公一家为汉家大业已完全舍弃了小我。他们也以坚贞不屈的态度示威于三军，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在这里，沛公冷静成功处理恐怖事件的思路和方法，无疑为后世做出了典范（参见本书第一章：“谈不上忠、孝二字”　一节）。
　　可以相信，当刘邦突遇这一事变后，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发生在“丰邑”的“周市围丰事件”。　自然，举义之初义军的背景与荥阳大战时的汉军已是无法同日而语。当年驻丰军民势单力薄，面对强敌又必须立即决断。所以，雍齿和刘太公等才做出了别无二法的诈降选择。
　　只是事后刘邦对这种行为若不能容忍，即便似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又如何面对老父及家乡亲朋的求情呢？作为统帅，沛公真是难啊！即便贵为天子，也有本难念的经。
　　荥阳战役发生的一切对刘邦身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应该是促成刘邦下定决心，于最终又封雍齿为侯的重要原因。当然，此决定肯定也是在他与包括刘太公在内的极少数亲人、亲信知情者如张良、王陵、萧何等多次密商后才下定的决心。而司马迁采取不同方法，记述刘邦遭遇发生在“丰地”和“荥阳”的两次事件磨难的良苦用心之目的也算达到了。
　　像“荥阳恐怖事件”一样，“雍齿案”也一定给刘邦内心埋下了深深的创伤。以刘邦之重情重义，从心里应该是感谢雍齿的，他甚至会对以诈降而有功于义军的雍齿一直被蒙上降臣罪名一事时时感到内疚和不安。所以他才会在朝堂之上，嘉奖功臣时不由自主地说出雍齿“功高不忍杀之”的话来。
　　应该说“周市围丰”事件的结局是令“丰沛布衣将相集团”满意的。雍齿之成功诈降，避免了“屠城”的可怕后果，保全了义军有生力量，避免了家乡人民的牺牲和分裂。的确为汉家王朝的崛起立下了不世之功。“汉初布衣将相集团”　的成员们应该是心领神会的。这可能也是汉初文臣武将，自始至终不愿意对“雍齿降魏”的重大事件做更多评说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受伤害最严重的主要还是当事人雍齿，而刘邦不过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在汉皇室诏令封赏功臣、皆大欢喜之后，或许刘邦作为帝王，可能会在暗地里庆幸自己略施计谋便可一石二鸟，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和大汉的体统，又安抚了雍齿和众多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