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心理学: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路历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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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页。勒庞认为，历史的机器隆隆作响，其中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结果。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8）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变的需要经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94。

　　　　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链”中，传统居于这一“链”的源头，它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维度，那些由“历代祖先建立起来的道德架构”成为“人类的真正指导原则”。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56。要理解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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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统：挥之不去

　　　　勒庞认为，大陆国家的革命有其类似性。那些历史悠久，有着漫长封建传统的大陆国家具有一种刚性的文化传统。比如，勒庞认为，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有点类似”。勒庞将中国的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进行对比，认为中国人接受的共和观念“或多或少地有点类似于大多数法国人在大革命期间接受的那种共和观念。”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57。这亦为中国的史学界认同，陈寅恪认同中、法两国人习性的相似。陈寅恪认为，西洋各国“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黄仁宇将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长期革命归为一类，认为这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在大陆性格的国家……”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63页。

　　　　就法国的文化来看，勒庞认为其刚性太重，失之僵化。勒庞指出，在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法兰西文化。然而，在数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这种精神变得过于僵化，为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勒庞将法国刚性的政治文化视为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本的理论在于，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难以通过不断地演进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一旦它必须要适应环境时，它们不得不在猝然之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勒庞指出：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9）
　　　　如果她再多一点柔韧性的话，古代的君主政体或许就会像其他地方那样慢慢地转变过来，而我们也就能够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就不至于如此艰难了。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

　　　　然而，大革命却采取了另一种革命的方式，以革命的暴力激烈地颠覆传统，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为吊诡的是，就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来看，这是一场对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传统的回归。勒庞指出，人们对莱库古斯、梭伦等等这样的古代立法者非常熟识，甚至是如痴如醉，顶礼膜拜。勒庞对比了人们对18世纪哲学和古代哲学的态度，指出：

　　　　18世纪的哲学家似乎并没有得到大革命时代的人们的高度评价，他们很少引用这些哲学家。由于受到希腊和罗马这些古典记忆的蛊惑，新的立法者们重新阅读了柏拉图和普鲁塔克。他们希冀复兴斯巴达的政治及其生活方式、朴素的习惯和法律。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7。

　　　　在勒庞看来，雅各宾人浴血追求的正是那些古老的梦想。勒庞在提到议会的那些议员时，认为这些议员在希望破坏传统方面是革命的，但在主张回到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时，他们又显得“极端反动”。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87。

　　　　在大革命中，中世纪的传统确实已经风雨飘摇，但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整体主义政治自由却借尸还魂。贡斯当将法国大革命的罪恶归因于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认识不清。他指出，“在我们那场旷日持久且充满风暴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些区别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法］邦雅曼·贡斯当（也译作“本杰明·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也就在是说，法国大革命仍然倾向于“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离社会权力”而不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两个目标均可参见［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本处引文并非贡斯当原话，而是根据贡斯当原话的引申。

　　　　事实上，大革命正是追求更高“纯度”的希腊式民主，才与民主的制度化失之交臂。大革命之失反而在于过度而广泛公共参与任由公共生活淹没了个人的权利空间。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8页。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0）
　　　　传统被破坏殆尽，现代又没有来临。那么，是谁在坚守传统？又是谁于狂风暴雨式的革命之后，打扫庭院，擦干污迹，把那些风销血染的陈经旧典拿出来晾晒呢？勒庞认为，正是人民。他指出：

　　　　在革命过程中，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是主要的，但是，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称得上是“人民”的群体，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劳动的权利。有时，他们确实可以从革命中受益，但他们从来就不会发动革命。革命的理论家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亦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身上具有传统和保守的基质。事实上，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是他们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连续性。在恐惧的作用下，他们表现得极为驯服；甚至在领袖们的蛊惑下一时也会做出过火的行为，但是，民族传统的惯性力量不久就会再次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开始厌倦革命的原因。当革命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得过头时，他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激发他们与之对抗。这时候，他们就会寻求一位能够重建秩序的领袖。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74。。tenluo。

　　　　在勒庞看来，不仅拿破仑的帝国是众望所归，而且路易十八也是人民迎回来的。革命者越是否定传统，传统就越是挥之不去，反而那些曾经对未来抱有幻想的人们也开始对那种乌托邦式的改造不以为然。革命者开始谋求暴力，却更加剧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怀念。勒庞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复辟最后也就不可避免了”。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85。

　　　　3。现代文化创新：渐进与均衡

　　　　勒庞认为，民族精神的培养“只有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思想、情感、惯例乃至偏见才能够汇集成一种民族精神，它赋予一个种族以力量。没有这种民族精神，进步就无从谈起，每一代人将不得不从头开始”。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1。人类的文明就是原始本能的克服，民族精神的形成正是文明的动力。勒庞指出：

　　　　社会所做的一切努力——这种努力对于社会的存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依靠传统、习俗以及法律的力量来限制人类的自然本能，这些自然本能是人类原始兽性的遗传。控制这些原始本能是可能的——一个民族越是能够克服这些本能，这个民族就越是文明；但它们却不会彻底根除，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激活。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7。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1）
　　　　解铃还需系铃人。由历史产生的，也需要由历史来解决。传统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其演进亦非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勒庞极端地反对革命，甚至反对任何改革。他指出：

　　　　对改革的狂热，尤其是对通过法令突然地强加改革的狂热，是雅各宾精神中最具危害性的思想之一，也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最可怕的遗产之一。它构成了上一个世纪法国接二连三地发生政治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1。

　　　　勒庞认为，革命、或是那些“不亚于一次小规模的革命”的改革成为法国和其他欧洲民族“没有进步多少”的原因。革命造成的破坏往往是极其严重的，热衷于重大变革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着“致命危险”。［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正因为如此，勒庞推崇渐进的改良，他认为：

　　　　富有成效的改革不是革命性的改革，而是那些点滴积累起来的渐进改良。伟大的社会变革，同巨大的地质变化一样，是通过经年累月的积聚来实现的。德国最近40年的经济发展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规律的正确性。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2。

　　　　勒庞指出，现代文化的养成过程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各种要素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平衡的过程。他指出：

　　　　整体的自我是由难以数计的小我构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积淀物。通过组合，这些要素达成了某种平衡，只要社会环境不发生变化，这一平衡就能持久地保持下去；一旦这种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譬如说突然爆发了动乱，那么平衡就会被打破，那些分崩离析的要素将通过一种崭新的组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格。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77。

　　　　在勒庞看来，只有当一个民族的精神拥有某种程度的刚性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民族才有可能稳定地建立。然而，刚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它还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柔性。就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讲，“没有刚性，先辈的精神就无法继承；而没有柔性，则先辈的精神就不能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1。然而，刚性与柔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过犹不及。勒庞指出：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果过于柔韧，就会导致革命的不断发生；而民族精神如果过于僵化，则会导致这一精神走向没落。同人类一样，普通物种也遵循这一规律，如果固守原来的形态，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就要灭亡，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61…62。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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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勒庞持一种“中庸”的态度，以刚柔相济为最高追求。勒庞认为，只有古代的罗马和当代的英国成为文化创新的完美典型，这两个国家能够在刚性与柔性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间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他盛赞英国革命：

　　　　英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并且还把一位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但仍可称得上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民族精神既稳固得足以守成传统，取其精华；又柔韧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规矩。英国人从来没有像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梦想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

　　　　勒庞推崇平衡的观念；他将平衡视为自然界的一种状态，是自然规律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他指出：

　　　　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需要，它最终会为各种冲突的事物带来平衡。世界平和地按着它自己的道路运行，而不管我们那些振振有词的豪言壮语。或早或晚，我们都得设法使自己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困难是如何能尽量地避免更多的摩擦，尤其重要的是要摆脱那些空想家们的白日梦。他们虽然没有力量重新建设世界，却总是竭力想颠覆世界。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5。

　　　　勒庞追求一种多样的平衡，它所谓的平衡不仅包括了逻辑的平衡、政党间的平衡、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平衡，而且还包括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

　　　　勒庞认为，人们的政治认知受多种逻辑的支配，不但有理性逻辑，而且还有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神秘主义逻辑等逻辑。他认为，这些逻辑之间“或多或少能够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30。但在大变革时期，这些逻辑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理性逻辑被抬上王座，却只是傀儡；情感逻辑虽受到压抑，但却依然是行为的真正动力。

　　　　勒庞还主张乐观与悲观的平衡。他认为，人们应该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主张，“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我们必须避开的……”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5。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法国不可能永远地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他相信，在这些众多的政党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平衡的东西”。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04。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3）
　　　　勒庞反对大众民主和人民主权，主张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大众与精英之间的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绵延不绝。精英从事创造，而平民则倾向破坏；精英一旦失势，平民就开始了破坏性的工作。在勒庞眼里，人民主权的胜利使这种平衡毁于一旦，成为“一种文明行将结束的显著特征”。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6。

　　　　事实上，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像帕雷托、奥尔特加等人都推崇一种平衡。他们认为，在社会中，精英与大众之间应保持一种平衡，而大众革命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平衡。帕雷托以“精英的平衡”为其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奥尔特加则认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但应该是贵族制的，而且应该是平衡的，尤其是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应该有一种“动态的平衡”。JoseOrtegaYGasset，TheRevoltoftheMasses，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85；p。6。

　　　　三、缺失宪政的民主

　　　　诚然，如托克维尔承认的那样，平等、民主等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6页。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民主的革命，但是，它并没有完成民主的制度化，即宪政革命。没有民主的支持，宪政就是“恶法”体系的领头羊，宪政的建立是民主革命的结果；然而，没有宪政的约束，民主亦是脆弱的，常常成为多数一时的冲动，甚至沦落为暴政的工具。

　　　　1。革命的民主

　　　　对民主，勒庞并不是一概地承认。他指出，以独裁形式存在的民主屡见不鲜，它同自然的法则并不协调。勒庞在回顾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后指出：

　　　　民主的暴政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独裁、扩张以及最终独立的丧失，不只是在古希腊才会发生；个人的暴政常常产生于集体的暴政。在伟大的罗马，它完成了第一轮循环，在野蛮人的统治下，它完成了第二轮的循环。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6。

　　　　勒庞用“集体的暴政”称呼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的暴乱和革命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87。勒庞指出的集体的暴政即“多数人的暴政”。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4）
　　　　然而，受到长期等级压迫的法国人甚至认为“个人的专制似乎是难以忍受的，而集体的专制则可以接受，尽管它导致的后果一般来说要严重得多。”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87。早在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柏克就指出，法国这种自称的“纯粹民主制”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一种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4页。

　　　　另一方面，民主的暴政又容易导致个人的暴政。修昔底德曾经指出雅典的真相：“虽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权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古罗马］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5页。法国大革命亦不幸地落入这一命运。当罗伯斯庇尔真诚地呼喊“我就是人民！”时，对权力的自信终于使这位“不可腐蚀者”落入了“朕即国家”的窠臼。当那些因为人民对他们鼓过掌的人，反过来以是否对他们

　　　　鼓掌来判定他人是不是人民时，人民作为一个目的就再也不存在了，人民被当作个人野心的手段，成为掩盖罪行的遮羞布，招摇撞骗的护身符。

　　　　马斯洛凭直觉发现，那些追求权力的人既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但权力一旦到手，“往往使人向坏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往好处变”。A。H。马斯洛：《权力主义的性格结构》，载《洞察未来—A。H。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美］爱德华·霍夫曼编，许金声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勒庞亦持此观点，他指出，“任何一个阶级——不管是贵族、教士、军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旦大权在握，它很快就会奴役其他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5。

　　　　正是因为纯粹的民主制使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大权独揽，因此，纯粹的民主制为西方的保守主义所摒弃。柏克认为，“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因为它是最无耻的，所以它也是最肆无忌惮的”。［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5页。柏克不承认绝对的民主制，认为绝对的民主制像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5页。托克维尔亦对“纯粹民主”的社会不以为然，认为尽管纯粹的民主社会虽然能够繁荣昌盛，但是，“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6页。正是缺少了一场对民主的革命，大革命产生出托克维尔认为的那种更专制的“民主专制制度”。［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7页。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5）
　　　　勒庞并不认为民主制度来源于启蒙哲学家的启示，恰恰相反，这些哲学家“对古希腊历史上的民主暴政印象极深……并没有忽视破坏以及暴力之类民主的必然伴生物……”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4。后来的批评者倾向于认为卢梭是民主暴政的思想根源。贡斯当指出，卢梭“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罗素甚至认为是卢梭造就了希特勒。［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25页。勒庞认为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他认为，“……这些冲动绝不是哲学可以鼓动的”。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6。既然民主革命的冲动并非来自那些深思熟虑的思想家，那么它的根基在哪里呢？

　　　　像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论述的那样，勒庞将民主暴政的冲动归因于那些雅各宾主义者。他指出，“大革命中的种种事件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性之结果，它们与其说是环境的结果，远不如说是雅各宾主义的产物，并且事情本来应该发生的与实际上所发生的有天壤之别。”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31。勒庞借用泰纳的话指出，这些“革命家”们“从不提及事实，除了抽象的事物之外一无所有，一长串的句子都是关于自然、理性、人民、暴君、自由等，如同许多吹得大大的气球，一升到高空就统统破裂。我们如果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在实践中都以可怕的灾难而告终的话，可能还以为他们是在做逻辑游戏、学校作业、学术证明或是思想实验呢”！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194…195。

　　　　勒庞认为，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发起的，但很快转化为一场大众革命。因此革命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大众民主，它不以产生统治者为目标，完全为平等的精神和改变工人命运的渴望所左右。因此，大众民主拒绝博爱的观念，对自由亦不冷不热，却对独裁制度情有独钟。事实上，在勒庞眼里，革命的民主就是大众的民主，而大众的民主正是“暴政”的民主。

　　　　勒庞分析了大众民主的“教义”，认为这一教义虽是革命家们创造出来的，但它杂糅了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对暴君的憎恨以及人民主权等等内容，被用来作为不证自明的“福音书”。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94。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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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教义的枢轴——平等，勒庞更是极力攻击。他竭力反对那种超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和财产的平等”，认为这种渴求“与一切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法则相背离”，不平等是习惯的产物，是符合自然的，而平等则是自然法则的对立物。个人之间差距的拉大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表现，只有法律与制度还在试图讨好那些不合时宜的习惯，倾向于拉近个人之间的差距。

　　　　然而，勒庞认为，这些混乱的理论根本不是革命想要达到的目的，大众真正的目的则是要摆脱纪律的约束：

　　　　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格言确实表达了人们的真实希望和信念；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而这些格言则很快地成了人们为此进行辩护的合法借口，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6。

　　　　2。宪政的缺失

　　　　那么，大革命的前途何在呢？在勒庞那里，大革命的前途并不遥远，英国的宪政体制就是他们的模范。他指出：

　　　　更为理智的人们在寻求楷模和榜样时，并没有追溯得那么远，他们仅仅打算采用英国的宪政体制，这种体制正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所大加赞赏的，事实证明，最终仿效这一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出现暴力危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8。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勒庞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民主，他心目中的理想民主制度正是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里，宽容、平等、个人努力、对能力的肯定等等构成了勒庞的民主图景。他指出：

　　　　在谈到真正的民主国家时，我们实际上仅仅是指英国和美国。在那里，民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它们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尤其是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完全的宽容；在那里，宗教迫害是闻所未闻的；在各种职业中，真正的优越性很容易显示出来，只要具备必要的能力，任何人无需论资排辈就可以得到某个职位。在这两个国家中，没有什么能够对个人的努力构成障碍。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5。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7）
　　　　实际上，民主革命解决了一个权力由谁行使的问题；而宪政革命则解决权力的范围的问题，这两个革命是衔接的。在民主革命之后，还存在一个民主制度化的过程，即以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目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的要素同民主制度化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