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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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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间，那一晚我们俩都没睡。我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想起哥哥，想着那天见到的可怕经历。看着我的祖国发生内乱，这是多么痛心！出租车司机往车上装尸体，这是那一天看到最有人性的一幕了；一位母亲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去哀悼死去的儿子，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为什么手拿枪械的阿富汗士兵在过去能勇敢地抵抗苏联人，解放阿富汗，如今却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而糟蹋这个国家？母亲蜷缩着，膝盖弯曲，触及胸口，整晚都在哭，为失去儿子痛心不已。那一晚似乎特别漫长，天迟迟不肯亮，在某种意义上我倒希望它真的不亮。黎明时分，房间亮了，从卡拉什尼科夫枪里射出的几环子弹（也就是杀死穆基姆的子弹）留下的弹孔依稀可辨。此情此景似乎更加坚定了母亲的决心，她的决心和实用主义回来了。那天早上，她给我泡了暖暖的绿茶，然后坚定地宣布我们要从马克洛里安公寓搬到这里来，这样就能离穆基姆的坟墓更近。母亲的逻辑一如既往的完美——如果你非穿过战区不可，那就尽量缩短路程。
但真正的原因是她想住在这里，这里让她对穆基姆有更加真切的回忆。房间里有小单人床，被子上布满弹孔；他的套装和其他衣服依然挂在衣橱里面；小书架上有他的藏书和柔道比赛奖杯，书架上方的墙上依次钉着黄色、棕色和黑色柔道绶带。这些遗物给母亲带来悲痛的同时也带给她安慰，似乎拉近了她与穆基姆的距离。
这座房子本来是欣赏城市风景的一个好位置，但是，从城中一直到山脚没有一丝好风光。相反，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底下的城市在疯狂地激战，就像在看一部恐怖片。机枪嗒嗒嗒嗒地吐着子弹，火箭弹嗖嗖地飞过，一碰到建筑物就轰然爆炸。从我们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双方交火的场面，曳光弹把黑魆魆的天空照得通红。我还看到战士们排兵布阵向敌方阵地发起新的进攻的场景。
城里的一些房子外墙涂有彩色泥浆，一天，我正在观看战斗，突然一个火箭弹直接落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粉红色房子上。爆炸引起大地剧烈震动，房屋上的几块巨石也被炸飞了，起码飞出一百多米。刚才还是房屋挺立的地方顷刻之间变成了粉红色云团，纷纷落到周围的建筑物上去。我看到有一座蓝色房子也是如此下场，就像烟花爆炸后一样，房子顷刻间化为乌有，唯有一团蓝色烟雾纷纷落到街上，可怜的屋内居民也被炸得粉碎。
对我来说，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理工大学遭到战火的袭击。这是苏联人创立的优秀高等学校，是当时他们创办的众多类似的教育机构中的一所。所有阿富汗人都希望苏联侵略者滚回去，但同时也感谢他们改善了基础设施，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许多高中毕业生在这所理工大学学习过，苏联人撤回去之后，该大学依旧对外开放，培养了许多计算机科学、建筑、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就连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也是这里的毕业生。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到这所学校学习，可是，这个梦想在理工大学被炸毁的那一天破灭了。那天晚些时候，战斗渐渐平息了下来。我不知道谁会故意朝理工大学发射火箭弹，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轰炸理工大学和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人将大学作为基地，或许这不过是个意外，可是无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当火箭弹在图书馆边爆炸时，我震惊得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就像是在看一部惊悚片，不想看恐怖场面，但没办法转移视线，我只能继续看着。只见浓烟慢慢退去，火势越来越旺，沿着刚炸开的口子不断蔓延。图书馆内是成千上万的书籍，它们曾经教育过多少阿富汗的年轻人啊！这些书此刻成了燃料，把火越烧越旺。当然，消防队是肯定没有的了，也没有谁冲进去拯救可以改善国家、教育人民的知识。除了我，似乎也没有谁关注过这场灭顶之灾，我一直看到上床睡觉的时间。我是木然上床睡的，心里始终在牵挂着：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文献以及学识，竟然就这么付之一炬！但我也有深深的愧疚，毕竟也有人被烧死，而我却只关心书。
母亲很快在这间屋子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她醒来后吃点简单的早餐——圆盘面包和绿茶，然后冒险去给穆基姆上坟。她会抄近路下山，穿过胡同，经过岩石突兀的小径，最后悄悄穿过平地，来到坟前。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眼睛总是哭得肿肿的。
这样的生活让她闷闷不乐，尽管危险重重，但似乎也让她更坚强。回家之后，她通常又忙这忙那的，尽管亲戚们住在那里守护财产，但并没有将屋子打理得像个家。母亲便着手这项事务，整理、装饰，清洗家具、晾晒衣物、拍打地毯、清洁餐具，直到黑的泛黑，铜黄色的泛着铜黄色。院子里也清扫过了，不留半点垃圾。
有时她会到穆基姆的房间坐着痛哭，但她从来不去打扫这个房间，所以还保持着我们来时的模样：破旧，弹痕累累。我们都认为，不管住多久，穆基姆的房间都应该始终保持不变，除非母亲有另外的打算。哥哥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仿佛依旧活在我们中间：阳光、英俊，正如他坟上的丝绸鲜花——我们尽量不去想他临终时的暴力场面。
我的哥哥米尔沙卡伊打算每天都来看我们，说得委婉点儿，他并不喜欢母亲住到这里来，但他理解母亲的用心，准备让我们暂时住下。有时他会带上我姐姐和嫂子，每每这些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一顿和平时期常吃的饭。我们聊聊天，说说笑，可是，说笑归说笑，大家对未来的担心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
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内战似乎就是一个转折点。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袖手旁观、静观其变。选择永久离开就意味着留下房子任人洗劫，眼看内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纷纷逃往巴基斯坦，他们往车上装生活必需品——主要是衣服、证件、珠宝，趁着战斗平息的间隙，开始踏上新生活的征程，前往国外安新家，至于前途，则是个未知数。由于大多数阿富汗人生活在大家庭里，所以通常是父亲和妻子（或者妻子们）携着孩子，开车前往巴基斯坦。年迈的或者远房亲戚留下来看家，勉强维持生计。
没有人谴责这些远走他乡的人们，许多留下来的人只要有机会也迟早会走。随着战事升级，离开似乎是个正确的选择。一天早上，米尔沙卡伊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很明显受到过惊吓。他刚从战斗最激烈的区域开车过来，坚持要我们马上跟他走，原来是我哥哥派他来接我们回马克洛里安的公寓。母亲拒绝回去，我哥哥的朋友再三请求她听从哥哥的意思，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可我母亲心意已决，她不能丢下儿子的坟墓，无人看顾，无论这个信使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定。母亲就是这么倔，无论这里有多危险，她都要坚持住下来。
她当时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听到的一个消息立马让她改变了主意。母亲外出买菜时听到了一件事：前一天晚上，一群游击队员砸碎附近一所房子的房门，冲进去弓虽。女干了所有的妇女和女孩，那所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墙之隔。母亲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最为关心的是我的贞洁和尊严。
在阿富汗文化里，弓虽。女干很受人鄙视，而在战争时期，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罪行。尽管弓虽。女干犯可能会被处死，但受害的妇女则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惩罚。她成了贱民，即使在家里也是遭到遗弃的。这些受害者常常像妓女一样被人唾弃，就好像她们做了什么事引起男人的攻击或者激起男人的欲望，在兽性的驱使下，这样的男人才失去了控制。没有哪个阿富汗男人会娶一个遭到弓虽。女干的女人为妻，每个求婚男子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娘纯洁无瑕，他们才不管她遭到蹂躏时有多么凄惨、多么不公平。
母亲听了这件事之后态度马上从坚决住下来改为坚决离开。她没有跟我细说，只是命令我立刻收拾行李，她自己也赶忙收拾去了。这次我真的害怕了，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跟她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走，一刻也没有再耽搁。
哥哥派来的信使已经开着车子回去了，所以我们回去的唯一方式是走路，第一次穿越城市的记忆至今还像幽灵般萦绕在脑海。我们跑着经过好几条大道，边上到处都是狙击手，还要经过无数个关卡，很有可能看到前一天晚上被炮火夺去性命的人们的尸体。
在匆匆出门上街之前，母亲交代亲戚看好门，维护好房屋。一出门我们就跑，我们都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我们心里都只想马上结束它。我们从一间房屋跑到另一间房屋，尽量缩短在外面的时间，留心观察门厅和黑魆魆的窗户有无任何动静，谛听枪声，以便确定前方是否有机枪手或者狙击手。
没走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妇女，正朝我们跑来。她站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歇斯底里地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听她的口音应该是哈扎拉人①。
我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妇女难掩激动情绪，不住地摇头，蒙面长袍上的蓝色兜帽随着抽搐不停地抖动。泪水落到网眼上，形成一颗颗的小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几天前，她的房子在战争中被毁，她和女儿别无选择，只有逃亡。她们在一个什叶派清真寺避难，寺里还有大约150名死了丈夫或者遇上战斗的妇女，跟她们一样也是出来逃难的。
她向我们讲述了清真寺被火箭弹击中、着火的全过程。我这才想起，自己曾经在父亲的房子里从远处目睹这幢建筑物被烧毁的过程。清真寺烧得很快，幸存者朝出口狂奔，但是，在浓烟、灰尘和尖叫声中，几十个人要么被踩踏，要么受不了浓烟和烈火而倒下。这个妇女还说，炸弹就落在她和女儿身边，混凝土和屋顶都被炸碎，母女俩被震得双脚离地，其他妇女和孩子吓得惊叫大哭，慌忙四处逃散。火焰上方发出的光芒一下子蹿得老高，一些妇女赶忙拉着自己的孩子往安全地带跑，不料踩在了别的孩子身上。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妇女发出的尖叫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妇女的女儿在墙上发现了一个炸开的洞，于是两人就从洞里爬出来，来到了安全的场所，并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她们来到一个游击队的哨卡时，已经是又累又饥渴，于是向游击队员乞求安全放行。妇女说，游击队员指挥官同意给她放行，但她很小心：先是让女儿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一个人走到哨卡。等士兵告诉她可以走了，她才让女儿出来。于是，她女儿就出来跟她一起走了。
游击队员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抓住她女儿，接着，一个指挥官把她拖进一个钢铁集装箱，那是他在野外的办公室。接着就把她按倒在桌子上，当着她母亲的面施暴。在蹂躏的过程中，女孩尖叫着求母亲帮忙，可是她被其他几个士兵拦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受欺负。
有些游击队员弓虽。女干了女子之后不用承担任何罪责，这才是女性最担心的。在这起弓虽。暴事件中，士兵们或许找到了某些借口——那就是被害人是哈扎拉族人。曾经发生过好几个案子，受害的都是哈扎拉女子，要么被弓虽。女干，要么被割去乳防。逊尼派伊斯兰教是世界上15亿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教派，说到逊尼派伊斯兰教与其他伊斯兰教派的主要区别，就不得不提一个历史性大争议，那就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真正继承人之争。逊尼派认为，最早的4个伊斯兰教主，也就是精神领袖，才是真正的继承人，而什叶派认为先知的堂弟及女婿阿里 · 本 · 阿比 · 塔利卜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一分歧自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个争议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争议中最激烈、最容易引发血腥暴力的一个。内战时期，哈扎拉人经常遭到屠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他们也成了塔利班屠杀的对象。塔利班把他们视作异教徒，直到今日，许多哈扎拉人依然认为其他民族轻视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等折磨完女孩之后，指挥官掏出枪，活活将她射杀，就像处置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然后放走了可怜的母亲。
等这位妇女讲完经过，母亲愤怒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抓起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握紧我的手，开始狂奔。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穿过弹痕累累的街道，越过死尸，绕过被烧毁的汽车，进入一间破碎的屋子。
我们一直跑啊跑，担心会遇到危险，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却是我们正试图努力要摆脱的。在拐弯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最大的救星——出租车。
母亲坚持要求哈扎拉妇人来跟我们一起住，但是她婉言拒绝了，说要到城外找亲戚。母亲劝了她一会儿，可那妇人很坚决。后来，出租车司机让我们抓紧走，我们上了车径直往马克洛里安的公寓开去。看到我们回来，哥哥都不知道是高兴得大叫还是大笑。母亲没有跟他的信使回去，他很生气。等他得知我们在路上走，还听说了哈扎拉母女的经历之后，他朝母亲狠狠地瞪了一眼，说怎么可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万一那样的不幸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但他也不去追究那么多，毕竟我们已经安然无恙地到家了。
母亲开始有些异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她一生饱受过敏之苦，这时越发严重，只要有一点点气味——劣质香水、炒货的气味、风中夹着灰尘；都会引发过敏，影响呼吸，她却试图证明自己很好，还不让我们担心，可我们看得出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如此，她依旧为我操心，我学习的时候她给我做饭菜，坚持让我去学习英语，回家的时候她还在楼下等候。
这一年夏尽冬来，我仿佛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开始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苏联被击退，西方国家似乎很高兴，再没有比得知这个消息更令他们激动了。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邻国对接壤的阿富汗发生的一切饶有兴致，好多游击队首领都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互相残杀。就在游击队员为争权夺利、清算旧账、与邻国做肮脏交易的同时，一股新的力量在阿富汗各地蓬勃崛起，一场运动在阿富汗南部地区的教会学校里兴起，这股新力量被取名为塔利班。这股势力后来不仅震动了阿富汗，也震惊了全世界。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生活是真主赐给我们的一个奇迹。有时，生活既是祝福也是魔咒，有时生活让我们无法应对，但我们仍然要面对，因为人类的承受能力无限。
可是，我们人类并不伟大，唯有真主才配得上“伟大”这个字眼。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就像小小的昆虫。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大，难以克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即使我们的生命很长，但和地球漫长的岁月相比也不过只是一瞬。最重要的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我们死后能够给那些依旧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留下怎样的遗产。你们的姥姥留给我们一笔巨大的遗产，比她生前所能知道的、所理解的还要多得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痛失母亲1993年11月我第一次见到未来的老公，是母亲正处于弥留之际。
此前三个月，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这时，她几乎不能呼吸，体弱得动都不能动。她住进了医院，但大家都知道她活不了多久。
我听说，离巴达赫尚省我老家所在村庄不远的豪汗区有一个名叫哈米德的男子想向我提亲。我从没见过这个人，也对他一无所知，只听说他是个知识分子，是一名老师。
一天，我正坐在母亲的床边，有几个巴达赫尚人来探望母亲，哈米德就是其中一个。我很尴尬，因为在伊斯兰文化里，除非婚约已经得到同意，不然女的是不允许见那个提亲的男人的。我当时才17岁，甚至都还没有结婚的念头。
来的人总共有10个，虽然我跟哈米德未曾谋面，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来。他年轻，身材瘦削，长着一张英俊、智慧的脸。没有书生气，但表情充满好奇和同情，他是那种一见面就让人倍感亲切的人。
我心里窃喜，因为结婚对象外表迷人。我尽量不直接看他，不然很不好。但是，病房里空间局促，我想不瞥他几眼也难。
母亲正坐在轮椅上，身体虚弱得几乎不能说话，但她仍然坚持要接待来访的客人，这个角色对她而言再自然不过了。看到她病痛缠身的模样我的心都碎了，有一会儿，她让我把她膝盖上的毯子拿掉，推着轮椅带她去晒太阳。哈米德立马站了起来，俯过身，帮着把毯子拿走。他动作很温柔，给母亲重新整理了垫在头下的枕头。他那么细心，动作那么温柔，真叫我吃惊。那一刻，我心想，这个阿富汗男人能做到这么体贴，我将来嫁给他，很可能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温柔。
母亲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等探访的人回去了，她抓住我的手，盯着我说：“法齐娅，我的宝贝，我希望你的婚姻幸福。我喜欢这个男人，他对我们来说条件够了。等我病好了，我们就去跟他一起住。”她的眼睛在期待我的反应。我微笑了，点了点头，于是笑容也爬上了她的脸，她苍白湿润的双眼依然透露出刚强和坚毅。我转过身去，竭力不让眼泪掉下来。我是多么希望她能过来跟我和这个和蔼的男人一起住啊！多么希望能够照顾她，就像她曾经照顾过我那样。但时间每过去一秒，她就虚弱一分。
我坚持不离开母亲半步，所以就睡在医院里，第二天我就听说哈米德提出了求婚。按照传统的仪式，他家的一个男性成员要来我们家向我哥哥提亲，但我哥哥当晚恰好也跟我们住在医院。求婚一定要亲自见到本人，所以那一晚的不算。
第二天上午，医院里一名热情的医生说有话要跟我私下里说。她头发灰白，双眼碧绿，想要把前一晚跟我哥哥说的话向我重复一遍。她轻声对我说：“法齐娅，花开花谢，没有哪棵树能例外，这是自然规律，是时候把你母亲送回家了。”我懂她的意思，母亲就快不行了，真的没有希望了。我又是大叫，又是乞求，央求让母亲继续留在医院。他们可以尝试新药，一定还是有希望的，他们总会有办法的……医生抱着我，摇了摇头说，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把母亲接回家，尽量让她过得舒适。她还是像平常一样不肯休息，一刻也坐不住，依旧在家里忙忙碌碌。有一回，我哥哥故意对她说，如果再不休息，就要捆住她手脚，不让她动。有一次，我躺在她床上，抚摸着她的头发，一如往日，跟她聊我的学校生活。她说自己是多么为我骄傲，还说像她这样的文盲居然有一个受过这么好教育的女儿，她还开玩笑似的提醒我说将来有一天或许我还能成为总统呢。
换成过去，我很喜欢她这么说，尤其是听她说对我的期望和信任，我总会高兴得飘飘然。但是，那一天，这一切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只觉得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一个命运的空洞正向我们逼近，想躲也躲不了。后来我睡着了，凌晨两点钟，听到母亲在喊我。我跑过去一看，她摔倒在卫生间门口。因为不想吵醒别人，她独自一人上卫生间。我半抱半拖地把她弄到客厅的床上去。她在我怀里就像一只小鸟。那一幕深深烙在我脑海里，如今一回想起还刺痛我的神经。曾经是多么坚强与高贵的一个女人，一生中忍受过多少苦难——毒打、死亡、悲剧、丧父丧子之痛，然而，此时此刻她竟然孱弱到连去卫生间的力气都没有。接着我带母亲回卧室，把她放到地铺上。结婚后，她曾经要么跟丈夫共睡一床，要么就睡在厨房的地铺上，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床。因为身子虚弱的关系，她不方便上上下下，所以将就着睡垫子。我想她心底里还是喜欢睡垫子的，毕竟睡了那么多年，习惯了。
通常睡在垫子上的时候，她喜欢有孙子孙女（也就是我哥哥的孩子）作伴。那一晚，睡在她身旁的是我6个月大的侄女卡塔杨。看到婴儿的小手指抓着母亲的头发，我笑了，我还小的时候也常常这么干。
等母亲完全睡着了，我才爬上她那张床，开始睡觉。后来，我做了个非常奇怪的梦。在梦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恐惧和黑暗，我试图跑开，然后就惊醒了。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睡在垫子上的母亲，发现她一动不动。我掀起毯子，只见她呼吸微弱得几乎看不出有生命的迹象。我惊叫着，唤醒了家里的所有人。哥哥本来正准备开始晨祷，听到之后马上跑过来，手里拿着《古兰经》，他本想读几章向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我大声呵斥他停下，因为我不敢相信母亲就要断气了。
我朝其他人大声喊，让他们快叫医生过来。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一名医生，几分钟后，不知是谁把他叫了过来。医生看了之后说的跟大家见到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母亲已经走完了人生的路程。我听到了他说的话，但就是没听进去。“对不起，”他不停地重复说，“对不起。她差不多了。”终于，我明白了医生的意思，顿时感觉自己就像被扔出5层楼高的窗外。灯熄了，星星也不见了，我真想随着它们一同熄灭，我不知道没有了母亲自己该怎么活。
母亲走后40天，我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意识的，这个打击和创伤几乎让我的身体完全罢工。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也不想去任何地方，谁都没办法跟我讲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想不想活。没有谁强迫我早点走出阴影，我的家人放任我，让我由着自己的节奏在悲伤中度日。失去母亲，他们当然也悲伤，但他们明白我和母亲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
母亲在世时，我一直跟她睡一张床，没有她躺在身边我就睡不着，我弯曲着的手指会放在她的头发中。如今，每到夜里我都会醒来，想象着她就在我身边。我哭了又哭，像个婴儿似的哭着要妈妈。
家人见我连续这样哭了6个月，担心我永远不会好转，于是召开家庭会议，发现唯一能助我走出阴影的就是让我重新投入到学习中来。母亲是在秋天走的，如今已经是春天了，新的学期就要开始，哥哥建议我回学校学习英语和计算机课程，曾经坚决反对我上学的哥哥也都认为只有让我重返学校才能帮我摆脱丧母之痛。
母亲生前生病时，我本来要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当时因为难过至极，没参加考试，现在一回去，老师就安排我考试。如果不考，就会被默认为不及格，我不得不去备考。学习果然有用，我渐渐地重新融入生活。
马上我就要过19岁生日了，我报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复习课程。我立志学医，将来准备做一名医生。哈米德知道我参加了这门课程，就经常开车过来，停在街头，尽管他没必要这么做。他以为我没看到，其实我认识他的车，也认识车里面的他。我从来没朝他走近，也没有朝他挥手，因为那么做在阿富汗的文化里是不合适的。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下课后会走过来和我打个招呼。我们打招呼很正式，从来不讨论涉及个人的事，更不会提彼此的好感。他会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则很礼貌地一一回答，仅此而已。在阿富汗文化里，没有追求、约会一类的习俗，我们连通电话都是不被允许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陆上通信线路也不通，电线在战斗中遭到损坏。因为我们俩都尊重传统文化，所以都是规规矩矩地遵守文化规则的。但是，有这么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已经知足了。即使他只对我说了三个字，也够我回想一个星期，在脑子里反复玩味。哈米德的微笑减轻了我的丧母之痛，我想起了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个男人对我们来说条件可以了，法齐娅宝贝。”这个时候，战争渐渐平息了下来。游击队的不同派系开始互签协议，喀布尔仍旧四分五裂，由不同的派系控制不同的地区，但他们开始谈判，并且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战争快结束的标志。街上不再有士兵巡逻，不穿蒙面长袍也安全了。当然，通常我还是用一条围巾裹住头，但我也会穿牛仔裤和一些色彩鲜艳的时尚束腰刺绣长外衣。
街上的气氛明显地缓和了许多。因战争而关门的电影院重新开门迎客，上映最新的印度电影；之前被狙击手占据的公园现在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喀布尔市中心的街道再次繁荣起来，小贩和顾客们因为觉得安全了，也都回来了，街上又能闻到喷香的烤肉味。喀布尔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我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常，只是，创伤太深，悲痛依旧还在。我有个漂亮的布娃娃，布娃娃手里拿着个填充狗，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放在小车里。我已经长大了，再玩布娃娃就显得太幼稚，但我需要安全感和安慰，布娃娃刚好能满足我的这两项需要。我能花好几个小时给她梳头，穿漂亮的衣服，痴迷地在她的小车旁摆上一个插得满满的花瓶。
那个时候，哈米德不是唯一一个向我求婚的人，许多游击队军官也来我家向哥哥提出要娶我。幸运的是，我的哥哥们从来不会强迫我嫁给谁。该同意哈米德的求婚了，将其他男人与哈米德比较得越多，我就越想嫁给他。我不想成为士兵的妻子，只想成为有着善良的眼神的知识分子的配偶。
哈米德是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经营着一家小金融公司，做着类似于货币兑换的业务，还在大学里兼职讲授化学。嫁给一名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的大学讲师远比嫁给一名靠枪吃饭的士兵浪漫。
哈米德的家人好几次来跟我哥哥谈话，提出娶我，但每次都被我哥哥拒绝了。哥哥担心哈米德的家境不如我们家富有，由此我们俩的生活方式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哈米德依靠薪水维持收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兄长们则希望我能延续家族传统，通过与某个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家庭联姻，来扩大我们家的政治圈子。哈米德的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米尔沙卡伊坦诚地跟我讨论了这个话题。他说知道我喜欢这个男人，但是，他反对这桩婚事也是为我好。“法齐娅宝贝，如果他丢了工作你怎么办？你是在一个不用靠月薪维持生计的家庭里长大的。想象一下吧，每月都要付房租、要买柴米油盐酱醋茶，还不知道该从哪里筹到这笔钱，这样的生活压力该有多大？”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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