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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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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件事，我心情也好了许多，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山峰开始褪去雪夹克，斜坡上新长出了草儿和花儿。此情此景，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希望。无论塔利班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坚信，总有一天，它也会像雪一样融化。
在波勒霍姆里，我们投宿哈米德姑妈家。姑妈姑父曾经来我家商谈哈米德跟我的婚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做个他们心目中满意的媳妇不容易。邻居们都知道哈米德家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彩礼，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一定很想见见我，看看我值不值这个价。于我，这是个很高的期望，毕竟，几个月来我承受了不知多少压力，又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生孩子，我不禁觉得很难达到他们的期望。
哈米德的姑妈人很好，她完全理解我的感受，还准备让我好好沐浴。所谓的沐浴，就是将一桶水放到火上烧热，然后拿来洗澡。经历了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你筋疲力尽，汗水灰尘满身，这时，你用搪瓷瓢从一个盛得满满的水桶内舀出一瓢瓢烧得热乎乎的雪水，淋到头上来，那种感觉和在五星级酒店做豪华水疗的享受没差别！一瓢瓢的热水浇下来，冲走了我长期以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压力、焦虑和污秽。几天之前，刚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看得连狗都不如。此刻，每一瓢水下来，我仿佛渐渐恢复了人性，也捡回了自我价值，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邻居怎么看我。细心敏感的我也发现，塔利班的高压统治反而让我内心坚强了许多，而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年轻天真的新娘，而是经受过激进主义暴政的妻子、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孕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女人，终于在脚下发现了成熟的土壤。
然而，当我一出来，看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们觉得哈米德的那两万美元花得真不值。他们甚至懒得掩饰弯起的眉毛和撅起的嘴唇，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后会说怎么我。
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哈米德笑了。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前额，叫我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我们拥有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晚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北方走。到了塔拉坎，我们不得不租一辆吉普车，因为冬雪化水之后形成洪水，冲毁了我们的下一站必经之路——启山的部分道路。从那里开始，我们要改乘货车回到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这不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消息。坐货车在阿富汗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库奇族人（阿富汗的一支游牧民族）的专利。我让哈米德去找轿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看到货车之后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去。再怎么说，我也是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而那辆货车通常是用来载山羊的。那一天，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如果坐这辆车逃离喀布尔，我是一百个愿意，但此刻我已逃离他们的魔掌，自信心也开始恢复了，真的放不下这个面子。哈米德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一辆开往法扎巴德的车子，如果再不走，就要滞留在启山。我没得选择，只能放下自尊，上了车。蒙面长袍我也穿了，为的是保暖，还可以挡灰尘。尽管有了这个做掩护，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还是把头低下来，靠近大腿，生怕遇到熟人认出我。我偶尔抬头看看风景，可是搭乘山羊货车担心被人看到的羞愧心理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又赶紧把头低下来。
路，陡峭崎岖得出奇。就在我们往最危险的一段路卡拉克马爬坡的时候，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由于在下坡路段刹车过于频繁，刹车片发热，失灵了。这时货车开始倒退，往身后的河流倒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观望，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快的，朝湍急的雪水洪流滑去。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冰冷的雪水浸透蒙面长袍，很快将我拽入急流，撞上岩石。
我吓得闭上了双眼，手指深深插入米袋子，以求保护。货车的轮胎向后滑，想往前爬上光滑的石子路面，却怎么也抓不上力，车上的乘客和司机随着车子蹦跳摇晃，发出阵阵尖叫。突然，车子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我转过头去看哈米德，他的手被我攥得快要残废了。我们相视而笑，终于舒了一口气。司机按下喇叭，仿佛是在庆祝，乘客们欢呼“荣耀归给真主”。从货车下来之后，我双膝发软，但高兴的是又可以走路了，经历了生死边缘之后，什么尴尬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刹车出问题，再加上天色也暗了下来，所以车子哪里都不去了。因为快到法扎巴德，我再也不想回到货车上去，而是沿着河边的石头走来走去，尽情地欣赏着风景。我已经逃离了塔利班的统治，不再有遭鞭打的威胁，也不用担心哈米德遭到迫害，如果我愿意，也可以不用穿蒙面长袍。那一晚，我们就在货车上过夜。我也不再担心被熟人看到，明天就可以到达法扎巴德。我在故乡的夜空下安然睡着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还是个农村小姑娘的时候，我渴望能够上学。那时我觉得自己脏兮兮的，不讲卫生。衣服也不多，脚穿的总是惠灵顿长靴，围着的红色大围巾，老是拖在地上，鼻子里还挂着鼻涕。
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穿着时尚衣服，梳着时髦发型，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是在首都喀布尔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女孩。如果你们看到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一定会吓一跳。
我知道，在那段我带你们回到巴达赫尚省住的日子里，你们觉得很难适应，因为村里的孩子们和你们大不相同。
但是，女儿们呀，我不想让你们成为势利小人，或者说看不起别人的人。我们来自穷苦的乡下地方，比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哪天形势不好，你们俩都有可能回到那里过穷苦日子呢。
请记住，如果你们需要回家，你们的家乡将永远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你们回去。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两个女儿诞生
1998~2001年
哈米德和我很快在法扎巴德安顿下来。能和家人亲戚团聚，我无比高兴。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全部嫁给了当地人，都留在了本省，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也都留下来躲避战争。多少年没见面了，如今再次相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姐妹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怀孕了。
法扎巴德再次成了我的避难所，就像童年的时候一样。当时，为躲避游击队员，我也是到这里逃难。我几乎都快忘了这是个漂亮迷人的城市：海拔高，空气清新，一条碧绿的河流从城中贯穿而过。这里还有古老的集市，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
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哈米德可以继续开展金融业务，他还在大学里兼职。我也可以好好休整，等待生产。和许多初为人母的女人一样，我也很紧张，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只知道很痛。法扎巴德的医院卫生条件很差劲，所以我宁愿在家里生，也不愿意躺在肮脏的公共病房里，病床外形怪怪的，铺的垫子薄如纸片。
我的第一个女儿于1998年7月8日出生。那天我应邀到哈米德的一个亲戚家吃午饭，到了那里后，整个人非常不舒服，食物碰都没碰。下午3点钟，我回到家，到了晚上10点，小天使就诞生了。
生产过程短暂而艰难。接生的是一个女性医生朋友，没有给我采取任何止疼措施。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都希望女人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可我并不在意婴儿的性别，只要健康就好。婴儿生下来之后，先被送去洗身子，穿上襁褓。没有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接着，哈米德被允许进入产房。在伊斯兰教社会里，男人通常不能出现在接生现场。他来到床边，抚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前额的汗水，轻声说：“是个女儿，我们有女儿啦。”他一点儿都不介意我没给他生个儿子。婴儿4。5公斤重，完全符合标准，我们两口子乐得合不拢嘴。她跟哈米德一样，长着乌黑浓密的头发。
出生后的几天里，我跟所有其他初为人母的女性一样，拼命学习如何母乳喂养，如何度过一个个疲劳的无眠夜晚。为此，我还真费了不少心思。看着她微小的体型，我恳切地祷告，希望她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阿富汗能够越来越好，不要像其他女人一样遭人歧视和厌恶。将她抱在怀里，贴着乳防，我能感觉到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不重要，唯有她。我自己的穿着，外表，微不足道的自私欲望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要和家人理论，让他们尽快允许我给孩子母乳喂养。在巴达赫尚省，孩子出生后满三天才可以开始母乳喂养，因为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在最初的几天里，母乳中含有一些对婴儿不好的成分。由于我在大学里学过医学，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其实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母乳里所含的初乳是婴儿的免疫系统不可或缺的物质。
刚生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如果没有食物，婴儿就会变得虚弱、畏寒。如果母亲不直接给孩子喂奶，母亲就会增加感染乳腺炎等疾病的风险，甚至导致她将来不能如期产奶。这种不立即喂奶的观念也是导致我们省份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
为了给婴儿喂奶，我要跟姐妹们讲道理。她们想竭力阻止我，大声警告我说，如果这么早喂奶，就是在害婴儿。我则向她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婴儿好，可她们就是听不进去，带着谴责的眼神看我，好像我是个坏母亲。在她们眼里，传统和她们听到的所谓经验远比她们的妹妹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重要。
但是，在其他方面我的姐妹们待我很好，要我保持暖和，裹好毯子（虽然那时正值7月，太阳炙热），还给我煮最好吃的饭菜，好让我尽快恢复体力，还不让我做家务。有了婴儿我当然很高兴，可是一想到死去的母亲，我心里泛起一阵苦楚。多么希望她还健在，看到自己的外孙女出生啊。那样，她就会知道另一个我来到了这个世上，另一个坚强有决心的女人出生了。
生完女儿后的第6天，哈米德和我举办一场大型聚会庆祝。我们邀请了镇上一半的人来，播放起音乐，还拍了录像，婚礼时不被允许做的事我们这会儿全补上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聚会就是我们的婚礼，这纯粹是庆祝我们夫妻俩的恩爱和小家伙的诞生的。
我决定再去教书，于是发出了广告，自称是一名英语老师，然后在镇中心租了间房子做学校。不到一个月，我就招收了300名女学生，有年轻女孩，有医生，有大学生，还有老师。为了弥补自己的教师培训时间不长这一缺点，我特地从国外订购音频视频资料。这些东西在法扎巴德从来没用过，我的学校也因此赢得了现代、专业的美誉。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收入不错，月入600美元，干的还是自己喜欢的事业。我还把婴儿带到课堂上去，学生看了喜欢得不得了，有些还跟我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我依然每天穿着蒙面长袍，奇怪的是现在并不介意穿。巴达赫尚省没有塔利班的硬性规定，也没有法律强迫我一定要穿。然而，这里的大多数女人都穿，而且我的学生也穿。为了学校的名誉考虑，我决定还是穿，因为受人尊敬对我至关重要。我想，现在我不介意穿蒙面长袍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其他人强迫我穿的。
本来这样的幸福生活完美无缺，但丈夫的健康却成了唯一的瑕疵。他喜欢在大学里当老师，然而，吸了太多的粉笔灰，还进入了他的肺部，他如今咳嗽得更加厉害了。
莎哈扎德6个月大的时候，我的生活又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转变。那种似曾相识的恶心感又来了——我再次怀孕了。这真叫我措手不及，因为我并不想这么快再生一个。学校的事业蒸蒸日上，我有朋友有自己想要的生活，真的没想过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生一个孩子。
哈米德允许我把孩子流产掉。流产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阿富汗依然如此），但是，那个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愿意给孕妇流产。于是，我就去找医生，见到了流产用的各种吸气式机器。我害怕机器会造成体内器官的伤害，医生就建议我注射流产。我不知道药物里面包含了什么成分，但还是允许他们用针头注入我的手臂。他们还没注射完我就慌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跳了起来，大声说：“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想把孩子生下来。”我以为注射的药物已经发挥作用了，双手紧紧捂着肚子，对里面的胎儿讲话，希望她能活下来，向她道歉。正如当年的母亲一样，我也不想要孩子，但转眼间却希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都要将她保住。
当时哈米德在家跟我的姐妹们论战。她们一听我要去流产，十分震惊。她们朝我们大声叫嚷，说我们违背了真主的旨意，违背了伊斯兰教义。她们说得对。如今我回过头来看看，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后悔最初的决定，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真的没办法一下子应付两个孩子。而哈米德是理解我的，所以他体谅我的难处，也就支持了我。
从医院回来，姐姐还在我家，跟哈米德讨论。看到我没有把孩子流产掉，她们喜出望外，但同时对我有流产的念头很反感，几乎看都不看我。哈米德把我拥在怀中，轻声安慰我说什么都不要紧。我不知道他的做法对不对，但如今，我也知道，我们走到那一步也不是因为我那未出生的孩子的错。我的责任是做好她的母亲。
舒拉如今早就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的姐姐在她6岁时就把整个经过都跟她说了，有时候她就拿这件事来戏弄我。如果我把她惹生气了，或是叫她打扫自己的房间，她就双手叉腰，大胆地看着我，眼里泛着调皮的目光，说：“妈妈，你曾经想把我流产掉，对吧？”当然，她很清楚，这么一说我就会满心愧疚，而她也就不用去打扫自己的房间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保胎，只是这个过程很辛苦。我给莎哈扎德哺乳，已经让我很累。此外，我还得站着讲课，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下午5点。再则，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强大，正朝我们逼来，他们已经控制了启山这一与巴达赫尚省接壤的边界线，所有人都担心他们很快攻到法扎巴德来。如果他们真的攻进来，哈米德和我就决定逃往山上去，一直退回到父亲的老家库夫区。
塔利班一度打到离我们只有25公里的地方。我站在校外，听到熟悉的重型炮火声，看到城中的男子爬上卡车，志愿与游击队并肩，对抗塔利班。游击队效忠的是拉巴尼政府，我也希望哈米德去，但并没有叫他去。他是个老师，不是名战士——他甚至连枪怎么使用都不知道。再者，他身体很虚弱，杀不了敌人。那天，许多年轻小伙子上了卡车，进入战场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总算把塔利班挡在法扎巴德之外，还成功地将其击退。
就在这个时候，舒拉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生她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我姐姐的一名女医生朋友在场，哈米德在门外等候。这一次他想要个男孩。我已经生了个女儿，所以这次真的应该给他生个男孩才是。他的家人，我的家人，我们的邻居，乃至我们的文化都希望生个男孩。
但是我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我的第二个女儿舒拉蹦蹦跳跳地尖叫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她体型很小，脸色红扑扑的，体重才2。5公斤，轻得有点危险。看到她，我想到了自己刚生下来时人们对我的看法。我被人描述成跟老鼠一样丑，舒拉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皮肤有皱褶，没有头发，脸色红红的，还哭叫个不停。但是，看着她，我的内心充满无限的爱。那种爱是那么强烈，我甚至认为都要撑破胸膛了。她是我的女儿，差点儿就不能出生，差点儿就要被我杀死，然而此时此刻，她却活生生地来了，哭叫着，看上去就跟当年的我一模一样。
我欣喜异常，但哈米德却没有。这是在阿富汗，即便是最开明，思想最前卫的男人也不能不受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按照这个传统，我没有给他生下儿子是作为妻子的最大失败。这一次，各种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传到了他耳朵。我想，应该是某人跟他开玩笑，说那两万美元花得不值。或许这么多年来，他听到这样针对自己的玩笑太多了，已经深深伤到他的心。
整整过了9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来房间看我。我靠在枕头上，抱着舒拉，一直在等他，就是不明白他去哪里了。舒拉那么小，躺在襁褓中几乎看不见，我几乎抱都抱不好。
哈米德最终还是来了，那时舒拉正在我旁边的小摇篮里睡觉，他看都没看我。莎哈扎德生下来的时候，他激动得冲进房间，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脸颊，还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孩子。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也不再讲一些安慰的话。他生气的脸色说明了一切。他朝摇篮看去，最后总算朝熟睡的女儿挤出一丝微笑。舒拉是阿富汗另一个“可怜的女孩”。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很难原谅哈米德在舒拉出生的那天对我们母女俩的态度。我知道他只是装作跟其他阿富汗男人一样，但我内心还是不希望他真的表现出了那副样子。他一直以来总是很支持我，还常常以勇敢直面闲言碎语和家族制为骄傲。或许我对他期望得太多，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失望至极。他的咳嗽吵得我和婴儿整晚都不得入睡，于是我们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而这也标志着我们俩在肉体方面的关系基本上结束了。
生气归生气，但我心里也明白，哈米德仍然是个很了不起的慈祥的父亲。他深爱两个女儿，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她们俩的喜爱之情。如果说他还因为我没有给他生儿子而生气，那么他也从来不会在女儿面前显露出来，至少在这点上我是诚心感激他的。
那时候，他几乎没精力教书了，他把每周的课时缩减到两节，剩下的时间他就待在家里照顾莎哈扎德。他给她唱歌、玩游戏、扮各种角色，还允许她把自己扮成一名新娘，让她在头发上放彩带。这些美好的回忆莎哈扎德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哈米德是我的一切，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阿富汗男人。在许多方面，他都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是深爱之后才结婚的。但是，我猜测，随着多年的朝夕相处，加上监狱生活的磨难，疾病的折磨，我们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不经意的亲密、笑声、共处一室的乐趣、交换眼神时的默契等都渐渐消失了，我相信，这或许是全世界所有夫妻不得不面对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残酷现实，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也无论他们是谁。我们忘记了应该花一点儿时间来倾听配偶的心声。一听到难听的话就不耐烦，就暴跳如雷，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花心思。然后，突然有一天，当我们醒来发现，我们的亲密和爱情已荡然无存。
舒拉这时也有6个月大了，我真担心她活不下来。她那么小巧，那么脆弱，我真害怕给她洗澡都有可能令她发烧。我还担心，当初为了流产而打的药物影响了她的发育，每每想到这里我的良心就受到深深的谴责。如果她活不了，我真的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就像我母亲所经历的那样，从一开始对舒拉的排斥感让我感到亏欠她太多，只想在今后以更多的关怀来弥补。
渐渐地，她越长越强壮，身体也胖了起来，还长得更有趣更聪明了。如今，她是最聪明、最大胆，有时也是最调皮的小女孩。从她身上我看到了父母和自己的影子，她有着我父亲的智慧，我母亲的机智和我的坚强。她也非常喜欢政治，常常说将来长大了要当阿富汗总统。真的很庆幸，她根本没有所谓的“可怜的女孩”的形象。
舒拉出生几个星期之后，我有了个兼职的机会，是去一家小孤儿院做管理。我不打算那么快就去工作，但哈米德在生病，我们需要钱。我把莎哈扎德留给她父亲照顾，把舒拉用围巾绑在身上。她会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吃奶，在蒙面长袍底下藏得好好的。开会时我也这样带着她，人们根本看不出来她在场。她从来不抱怨，也很少发出吵闹声。我猜她一定是觉得能活着就很不错了，能这么紧紧地躺在妈妈的怀里更是舒服。我就这样带着她工作了5个月，直到她的体重开始变得太沉。我想，时至今日她那么有安全感，那么自信，也许跟我那几个月的养育方式有关。
舒拉和莎哈扎德渐渐长大，而哈米德却日渐衰弱。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以往英俊的脸也渐渐变黑，就像涂了一层半透明的黑色，眼里充满血丝，咳嗽个不停，现在还开始咯血了。
舒拉三个月大时，一家援助机构邀请我参加一支省级医疗调查队。这就意味着我要加入一支由护士、医生和后勤人员组成的60人的队伍，穿越十来个偏远地区，调查当地人民的医疗和营养需求。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类社区外展服务是我当年梦想成为医生时梦寐以求的工作。尽管刚生完孩子，还有一个病重的丈夫，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哈米德理解我，支持我去。
我差点儿去不成。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次极具考验的行程，更别说像我这样带着一个那么小的婴儿的母亲。一路上，很难找到干净的水和像样的洗涤设施，我们还要走过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这次行程的目的是调查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这些人都属于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在阿富汗，这些信徒主要居住在塔吉克斯坦边境。我们还会前往瓦罕走廊，在地图上，那是一块手指状的地方，连接着阿富汗和中国。那是19世纪大博弈时期，俄国和大英帝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产物，是英国狮和俄国熊军事竞争的缓冲地带。
尽管我心存犹豫，但其实很明白，如果不去，将会令我抱憾终身。好机会永远不会在最恰当的时刻来临，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而我认为自己能在调查中真正起到作用。
车队起程后，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的年度旅行。每一次，她都要把父亲的奶牛赶到牧场放牧。她骄傲地骑在马背上，穿着蒙面长袍，带上仆人，驴，马，圆满完成例行放牧之旅。我还记得，那时我骑在马背上，在她的前面，面对巨大的群山，觉得自己显得异常渺小，但又觉得自己仿佛举足轻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做调查，当年的感觉不禁涌上我的心头，只不过，这一次马背上是我跟怀里的婴儿。这次行程将改变我的生活。我们拜访了该地区最偏远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也许我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再去，正是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极端贫穷，我的政治觉醒渐渐明晰了起来——我要以此为业，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们的调查是在1月份开始的。天气异常寒冷，当地的人们用动物刚排出的粪便给熟睡的婴儿保暖。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孩子们被活活冻死，殊不知，粪便很容易造成疾病或感染，可见他们根本没有卫生观念。孩子们都是光着脚丫子在雪地里走来走去的，大多数人患有营养不良症。
到了夜间，我们就在村落领袖的家里吃饭过夜。领袖家的房子往往是村里最大的，一般会有自来水和蹲坑。所谓的蹲坑也就是在地上挖个又大又深的洞当厕所，这与我小时候居住的房子没什么差别，虽然调查队里的西方医生看了很诧异，可我却是如此熟悉。但是，除了村落领袖之外，村民们的生活贫穷水平是我从来未曾见的，即使在小时候也没见到过。我们经常看到一整户人挤在一座单间的房子里，一个角落住着牲畜，另一个角落是厕所。我所说的厕所还不是指马桶，而仅仅是个角落，大便堆得老高，孩子们在周围爬来爬去。这样的场景是相当骇人的。我试着向这些家庭的家长解释如此差劲的卫生条件所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安全距离之外挖一个厕所，或许这样的厕所可以挽救孩子们的性命，但不是这帮没受过教育的村民所能接受的，他们觉得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我于是尝试另外一种方式：“难道你不觉得你的穆斯林妻子在方便时应该保持她应有的尊严吗？”悲哀的是，女人在起居室角落里方便或在屋外大庭广众之下方便的不雅远远不如男人的尊严重要，而男人所谓的不体面不过是给妻子建造一个卫生设施，保护她的隐私。看到这类事情终于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巴达赫尚省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达尔瓦兹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妇女告诉我说，凌晨4点钟她们就得冒着大雪出去喂家畜。有时候，积雪有一米多深，没有人给她们帮忙。回家后，她们还要在明火上烤面包，给全家人做饭。这样的生活远远不止是枯燥乏味的家务活，这分明就是繁重的体力活。男人也很辛苦，早上6点就下地，不到天黑不回家，为的就是在夏天多种点粮食，好维持家人和家畜冬天里的口粮。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我想到边缘人穷苦到了怎样的地步。看到他们遭遇的痛苦，我猛然醒悟：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我的职业该如何定位。
我们还去过一个叫喀喇喷赤的地方，是一个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我们被邀请到当地领袖的家中吃饭过夜。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却和我一见如故，让我有点尴尬。等他道出过分热情的原因之后，我的同事们都笑了。原来他认识我父亲。后来，我们坐下来畅聊。他讲起了我父亲的故事，称他工作努力，富有奉献精神，竭尽所能帮助穷人。他微笑着跟我说：“库菲小姐，见到您有如见到了您父亲。”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我跟父亲相提并论，我自豪得红了脸。坐在那里，我被老人、医生，以及其他想来和我说话的村民团团围住。我仿佛乘着时光隧道，回到了过去——那时，母亲掌管着整个厨房，仆人和哥哥们站成一排，将热腾腾的米饭和菜肴传递到父亲会见客人的那个神秘的房间里。童年的我是多么渴望能到那个房间里瞧一瞧啊，想看看里面的情况，听听大家的讨论。
那一刻，我意识到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父亲的那些神秘会议其实就像我刚才与大家的会面一样。那些客人应该也就是援助工人、医生、工程师、当地长老，他们在里面边吃边谈。有多少个夜晚，父亲就这么坐着，跟大家吃饭，讨论造福人民的发展计划和工程？母亲为这些客人做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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