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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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
　　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
　　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
　　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
　　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孤悬海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
　　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啊，笑什么笑！”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他游回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
　　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呀，笑什么笑！”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照片上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
　　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人。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魂”，讲究薪火传承。
　　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1942…2…10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载着火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1942…08…11
　　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