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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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龙：也在广州黄埔码头上的船？
　　痖：对。船上没床铺，所有的兵都坐在舱面上，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我们喝水就在船机旁边用茶缸接机器漏下来的滴水喝。坐着坐着，就晕睡过去了，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台湾到了”，一阵骚动，远远看到高雄的山，还有灯，愈来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卖香蕉的小贩，有同学有钱要买，人家给他黄的他不要，他说绿色的比较新鲜。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种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又拿出来，冒烟，叫做棒冰，冒着烟，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这么大热天吃这么烫的东西。
　　龙：北方土包子。这时还没自觉已经当“兵”了？
　　痖：接下来，带我们的那些人，态度就不太对了，“站好站好！”“排队排队！”已经到台湾了，那种笑面的就不太对劲儿了，到了凤山五块厝以后，有一个通信连的连长，也说河南话，说“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说话还清楚，打电话人家听得懂的人，请向前三步走”，他要为通信连选兵，通信连的兵讲电话要说得清楚。而实际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乡到他连上去，他又不能讲“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龙：那你有没有“向前三步走”呢？
　　痖：我和几位河南同学一起向前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被带开，换了军装，每人发一支没子弹的步枪，从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连的“上等兵”了。
　　龙：那“软玻璃”雨衣究竟发了没？
　　痖：发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那鱼市场里杀鱼的也都穿着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是临危授命。接到命令时，涌上心头的是少年时读诸葛亮“出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为难之间”。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的国军以寡敌众，一路惨烈应战，一路溃败后撤，牺牲惨重；十月十一日，黄杰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国军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炼，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在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学生的命运就和国军士兵的命运汇合成一股了。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避免为敌所用。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红河岸要过河时，浮桥被枪炮击断，几万个士兵，身上还背着器械，淹死在怒涛汹涌的红河水里。
　　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这是十万大山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追兵逼近来满山搜索时，难民躲在山凹中，学生看见，有母亲摀住幼儿的嘴，怕他出声。再站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国军士兵，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协议达成以后，黄杰率着国军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国境关卡走去，他一再地回头远望隘店这边的山——十万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沟里，残破的尸体还挂在狰狞的树杈上，指挥官的心情，揉杂着惭愧、不舍，更有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这些士兵已经经历过的，很难跟别人说明白。连续五个月的肉搏前线，一路上的生死交关，抢滩过江、越岭翻山，在身边牺牲的弟兄没法埋葬，在远方思念的家人无能慰藉。断了补给，他们满面风霜、一身烟尘。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是为了国家体面，还是努力挺胸，维持行列的整齐。
　　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我一惊：这位上将，是越南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陆军司令杨天啸）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铁丝网里头的孤军，三年半的屈辱和艰苦，在这样风雨动荡中出生的一个婴儿，六十年后，变成中华民国国军的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本，究竟怎么写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多难兴邦、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六十年后，《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22，魔鬼山上
　　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
　　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