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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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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
个子实在太小、不能当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湾南部的员林,组成了“员林实验中学”。喜欢读书深思的张玉法,后来成为民国史的专家,一九九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为这五千个孩子到处奔波、抗议、陈情的,是一路苦难相携的山东师长们。他们极力地申辩,当初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诺的是给孩子们教育的机会,不是送孩子们去当兵。作为教育者,他们不能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新生报》。
七月十三日操场上的血,滴进了黄沙。五个月以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课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开报纸,就看见醒目的大标题:
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
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头,为山东流亡少年们奔走疾呼的七位师长,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去年此时,徐州的战场上,五十五万国军在“错误”的指挥下被包围、被歼灭、被牺牲。所谓“错误”的指挥,后来才知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烟硝。中原野战军刘邓兵团在五月二十日发动宛东战役,国军空军出动战斗机,在南阳城外从空中俯冲扫射,滚滚黑烟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阳的中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已经变成一片地狱景象:从校门到走廊、教室、礼堂,挤满了“头破血流的伤员,脑浆外露、断腿缺胳臂、肚破肠流、颜面残缺、遍体鳞伤、无不哀嚎痛哭”。南阳城外,国共双方伤亡一万多人,曝尸田野之上。五月天热,尸体很快腐烂,烂在田里,夏季的麦子无法收割。
这时诗人痖弦才十七岁,是南阳的中学生。
十一月,南阳的十六所中学五千多个师生,整装待发,他们将步行千里,撤到还没有开战的湖南。
开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场面壮观:五千个青少年,像大规模的远足一样,每人背着一个小包,准备出发。成千的父母兄弟,从各个角落赶过来找自己的孩子,想在最后一刻,见上一面。还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银元缝进了孩子的裤腰,明明已经在三天内和姑姑嫂嫂合力赶工,用针线纳好了一双布鞋塞进孩子的行囊里,这时仍旧赶过来,为的是再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烧饼。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国,灌木丛的小枝细叶,已经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泽开始结冰,冷一点的地方,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风卷云滚的大江大海上,是人类的大移动:
葫芦岛的码头,停泊着四十四艘运输舰,十四万国军官兵正在登舰,撤出东北。
八千多个山东的中学生,正在不同的火车站里等车、上车,在奔驰的火车里赶向南方,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码头上焦急地等船。
当南阳这五千多个中学的孩子在雪地里跋涉、涉冰水过河的时候,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进攻的部队在急行军、在追赶、在抄包、在冲锋;撤退的部队在急行军、在绕路、在对抗、在奔跑。大战场上,几十万人对几十万人;小战场上,几万人对几万人。战场的外围,城市到城市之间的路上,拥挤的车队和汹涌的难民,壅塞于道。
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
一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穿过了整个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却下定决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脱离大队时,留下一直带在身上的《古文观止》,给赵连发做纪念。
跋涉到了衡阳,十六所中学联合起来,和衡阳的学校合并成立“豫衡联中”,继续读书继续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终于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顿下来。零陵,就是古时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历尽艰辛流亡到这里的四、五千个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顿在柳子庙里头。柳子庙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为了纪念柳宗元而建的。
和山东的孩子们一样,背包一放下,学生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马淑玲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卷九“唐宋文”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学生在有风吹来的长廊下朗读柳司马的“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皆死。
然后老师一句一句解释:永州乡间以捕捉毒蛇为生的人,宁可死于毒蛇而不愿死于国家的错误政策,柳宗元用寓言来演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
十七岁的痖弦也坐在廊下跟着老师念书,柳宗元告诉他,公元八百年时,人民过的日子就是颠沛流离、十室九空的:
……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六十年之后,当痖弦跟我细说这段苍茫少年事的时候,他的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永州,也是个命运转弯的车站。痖弦在这里,脱队了,走上另一条轨道。
19,向前三步走
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
龙:流亡学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痖:其实流亡学生的设计远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计划,几个中学编在一起就叫联中,大学就叫联大,所以联大不只一个西南联大,只是西南联大最有名。在抗战的时候,联大、联中是很成功的,很有韧性的,它让自己的民族在战争中教育不终止照常运作,相当成功。很多联合高中非常优秀,孩子们一边流亡一边念书,培养了很多人。
龙:内战就不同了吧?谁愿意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啊?
痖:对,内战以后,政府还想用抗战这个办法让学生离开,但响应的就不多,因为那时候大家认为贪污腐败的中央政府快完了,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了,小孩子不懂事,你们跑到南方去干什么,太可笑了。所以只有河南豫衡联中跟山东的一个联中出来;我们到湖南的时候,湖南人也说,你们瞎跑什么,往哪里跑?
龙:河南人愿意离开,是因为那时已经知道共产党的土改厉害?
痖: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
龙: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因为国民党腐败,为什么南阳中学的老师们不呢?
痖:豫衡中学很多老师比较老派,北大清华出身的,思想比较成熟,不跟新潮流起舞的那种。共产党在那时代是很时髦的、很新颖的、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南阳教育界有些老先生不相信这个事情。
龙:五千个学生跟着校长老师亡命千里。现在说起来不可思议。到阳明山远足都得要家长签书面同意呢,还要做意外保险。学生跟老师关系特别紧密是吗?
痖:对。老师带着学生母鸡带小鸡一路跑,都没有跑散,因为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跟着老师走,家长很放心。孩子很多本来就是住校,老师晚上拿着灯笼去查铺,一个一个小娃都睡在那里,老师才去睡觉,那真的是像父兄一样。
龙:说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那一天。我猜,你没有悲伤,觉得要去远足了还挺高兴的,对吗?
一九五四年的痖弦。
痖: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孩子什么都不懂,就觉得好玩、高兴,觉得不用做功课了。出南阳城时,我妈妈烙了一些油饼,跟着我们到城墙边上,我们马上就要开拔了嘛,乡下的孩子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妈妈让同学看到。觉得爸爸妈妈好土,同学看到不好意思。
龙:现在也一样啊,我儿子都不愿意我被看到,他觉得丢脸。
痖:我母亲拿个油饼塞我背包上,背包里主要是个棉被,棉被卷啊卷,然后背包的下面放一双鞋子,鞋子挨底,背包也不会太湿掉或是太脏。我妈妈就把油饼放在我的背包上面,然后我们就开拔了。
龙:没有回头看她?
痖:……就走了,没有回头。
龙:你妈到街头找你,街上五千个孩子,还有撤退的部队、伤兵,一团乱,你妈竟然找到你……
痖:对啊,找到了,还拿着油饼。
龙:那时还没学“诀别”二字吧?
痖:我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是什么,不回头、摇摇晃晃一个小蹦豆就跟学校的队伍出城走了,我爹也在,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龙:你是独生子?
痖:对。后来走到了襄樊,爸爸还托人来送了一双袜子给我。你知道那时候北方乡下都不穿线袜的,线袜我们叫洋袜子,都是布缝的袜子。以后我没有再接到他们任何消息,我再回去已经是四十二年以后了。
龙:爸妈什么时候过世?
痖:音讯全无啊。我上月就是到青海去找我父亲的墓,没有找到,他死在青海劳改营。我妈妈是死在家乡,我妈妈在儿子生死不明、丈夫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熬了好几年,连病带饿死在我家乡。
龙:一直都没通过信?
痖:没有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当时我也没有香港关系,就是小兵嘛,军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员会以为你是匪谍。
龙:父亲为什么去了青海?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下落?
痖:我是前两个月才知道真相的。父亲做过副乡长,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劳改营,算反革命,他们告诉我,当时有三十万人被运去青海。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医药,很惨。
龙:那妈妈的处境呢?
痖:我妈妈就在村子里,好像也有个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种。我妈妈死前告诉她一起做针线活的四娘说,“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龙:……别难过,弦,我们回到逃难图吧。你们从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码一千公里。
痖:你看过电影“齐瓦哥医生”没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
龙:有没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痖: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许是老师把他带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
龙:你怎么会离开呢?
痖: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同学中,有一个人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士,说那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他说台湾的渔民不用结网,也不需钓具,只要把船开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盏灯,鱼就自己蹦到船上,渔民就在旁边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载满船鱼回去。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还没有开拔之前,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练三个月少尉任用,其实我们也走投无路了,我们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我们乡下孩子听到他说河南话,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那个人说,“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一个礼拜就走了。
龙:你痖弦就为了一锅肉去当了兵,不是为了爱国啊?报了名,有没有跟老师商量?
痖:老师说的不听了。我还想着吃肉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多好。说台湾那个地方四季如春,腊月天还可以吃到西瓜,每个人到那儿以后发一床美国军毯,美国的喔,到了假日的时候可以把美国军毯铺在草地上野餐,他说还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后里边的衣服还看得见,天晴了还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这些,去台湾的心就更坚决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了广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龙:八月,那几千个河南出来的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你却半途“下车”了。好,到了广州。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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