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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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
　　没有红药水
　　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
　　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日军从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70，十九岁的决定
　　我对十九岁的你实在好奇，飞力普。
　　征兵令下来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服兵役，即使是只有九个月。
　　“这是什么时代了，”那天越洋的电话，有点波声，好像海浪，但我听得清楚，你说，“德国还有义务征兵制，好落后！”
　　“德国的兵制容许你拒绝服役吗？”我问。
　　“当然，我把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传给你看。”
　　我收到了，还是第一次看德国的宪法呢。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基本权利”，第四条规范的是个人价值观和信念的抉择问题：
　　一、信仰与良心之自由及宗教与价值观表达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实践应保障其不受妨碍。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从事战争勤务，其细则由联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觉得你可以援用这一条，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国家，包括德国，不是都已经把公民“拒服兵役”这种选项，纳入法律规范了？不愿意服兵役的年轻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种医疗或慈善机构做义务的奉献。非常多的德国青年选择到非洲和南亚的开发中地区去做国际志工来取代兵役。
　　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里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