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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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
　　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拳，大者如盆”。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万个台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字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
　　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在太平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譬如南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
　　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